第八章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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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美国内战

　　1861年4月12日，南卡罗莱纳州的志愿军在正对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堡向美国联邦军队开火，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南方蓄奴州拒绝接受林肯当选美国联邦总统和新近成立的共和党。
　　截至那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意见争端竟会引发一场战争。林肯在一个月前才就任总统，而且反复重申他唯一关注的问题就是保护新近开发的西北部领土向“自由劳工”开放。林肯对奴隶制的个人厌恶，并不意味着他就支持在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在1858年的一次辩论中，林肯坚称，“我无意干涉已经存在奴隶制的各州”^[1]。他在1861年的竞选运动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2]在南方各州组织起来试图脱离美国联邦时，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都致力于寻求一种妥协的方式，保留南部奴隶制。不论在国会中还是在北部各州的民众中，废奴主义者都只占很小的比例。充满恶意的民众驱散废奴主义集会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就是在废奴主义的要塞波士顿也是如此。
　　就在炮轰萨姆特堡三天前，废奴主义领袖还认为内战不会爆发，政府将会对蓄奴州的要求作出让步。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所有通过武力剿灭叛乱的话语，都是喝醉了的娘们掉到沟里时的疯言疯语。触动奴隶制，就触动了我们的政府。”^[3]然而，萨姆特堡的枪声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没有之一，因为就美国人的死亡率而言，这场内战的死亡人数比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加起来还要多。

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可不仅仅是误解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是社会基本组织层面上的矛盾冲突。^[4]
　　从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开始，美国兴起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每种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成长的世界市场。在北方，小农、手工业者、在小工场里劳作的雇工等“自由劳工”的存在十分普遍。南部则主要是奴隶主拥有的种植园，尽管南方白人人口中的大多数仍为并不拥有奴隶的小农、手工业者或雇工。
　　“奴隶”地区与“自由”地区之间的对照，对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领袖来说，并非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这条分界线是地理上的，甚至是像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并于1800年就任美国总统）那样的南方奴隶主也为奴隶制感到羞愧，认为奴隶制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毕竟亚当·斯密早已证明，“自由”劳动力总是要比奴隶劳动力更加高效，更加有利可图。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了满足兰开夏郡胃口巨大的工厂而兴起的大规模棉花种植风潮到来之前的事情。1790年代，美国南方的棉花年产量只有一千吨。186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一百万吨。成群结队的奴隶在成群结队的主人的皮鞭下劳作，成为大范围种植和采摘棉花的高效方式。截止1860年，奴隶人数达到四百万人。
　　然而，种植园主想要的可不仅仅是奴隶。他们还想要更多的土地，来喂饱外国市场巨大的棉花需求。当美国政府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佛罗里达、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人得到了些许土地。他们从某些印第安部落（后者在极为凄苦的环境下被向西部驱赶了一千英里）手中强取豪夺土地，还通过美墨战争夺取了大量土地。即便如此，这些土地仍然不够。如今，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密西西比河与太平洋之间的未开发土地：一片面积远远大于现有各州全部加起来的土地。
　　19世纪中叶，北方各州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改变。欧洲贫穷土地上来的移民一波又一波，导致北方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希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成为小农或收入不错的雇工。反过来，不断增长的人口则为制造商和贸易商创造了不断增长的市场。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产量从1817年的四百万码猛增到1837年的三亿八千万码。1860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位居全球第二，紧跟英国，但同时正在以迅猛的发展势头大步赶超。北部各州的自由人口都将西部领土视为实现他们拥有土地梦想的乐土，北部的资本家也将其视为利润巨大的潜在市场。
　　“交通革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运河将纽约与大湖区及中西部连接起来；通过定时往返俄亥俄、密西西比和密苏里的蒸汽轮船，中西部与墨西哥湾也连到了一起。1860年，美国拥有三万英里铁路，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铁路建设的总和。在美国的每个角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与市场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过去各州之间的隔离、南北方的各司其政，很快就成为过去。
　　毫无疑问，到底谁才能主宰密西西比以西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北方重要的工业资本家希望设立关税来保护市场和产品免受英国资本家的侵袭。然而，南部因其棉花经济与英国的棉纺业联系十分密切，故对任何自由贸易的威胁都深恶痛绝。既然如此，在联邦政府未来的政策中，到底应当保护哪一方的利益昵？
　　种植园主在近五十年中的最好时间里，按照自己的方法获利匪浅。1820年的密苏里和1840年代的德克萨斯，都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联邦。1850年代，联邦士兵以武力实施一项打击逃跑奴隶的新法律，在波士顿等北方城市抓捕逃亡奴隶，并将他们押送回南方的奴隶主人处。因而，1854年，民主党总统和国会决定在堪萨斯和其他西部土地上（如果大多数白人定居者投票支持的话）实施奴隶制；换句话说，如果南方来的奴隶制支持者能够赶在东北部的自由人口到来之前，利用财富在这些新的土地上建起基地的话，新土地就可以成为奴隶制的乐园。
　　这一决定引发的震怒，并不仅仅局限在白人人道主义者和自由黑人推动的废奴运动中：此前他们已经在新英格兰得到了实质性且为数不少的支持，新英格兰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奴隶制。这一决定令所有北方人都怒发冲冠（无论他们是否被种族主义思想浸染过），因为无主的西部代表着“自由土地”，承载着将土地划分为小农场、分发给新来自由移民的美好设想。不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其他北方人都惧怕，控制了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种植园主，会将西部沃土收入腰包。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所有希望成为小农的定居者的梦想，将工业资本主义局限在少数几个北部州内，从而令种植园主完全掌控美国政府，带来一种可以想见的可怕未来。
　　堪萨斯问题成为一场小型内战的背景，“自由劳工”移民与奴隶制的倡导者越过密苏里边境，展开了对抗。整个美国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在北方，到底是推行自由劳动力还是奴隶制的辩论，催生出了一个新政党：共和党，该党派的代表林肯于1860年参选美国总统。
　　对共和党的支持，跨越了阶级壁垒。由于拥有保卫西部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天堂的共同坚定梦想，部分大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普遍反对种族主义。废奴主义者在北方拥有坚定的追随者，包括约翰·布朗的许多公开崇拜者——约翰·布朗于1859年被处死，他领导了一场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参与的起义（意在解放当地奴隶），夺取了弗吉尼亚哈珀渡口的一座联邦军械库大楼。但与此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人们依旧持有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些“自由劳动力州”否认黑人拥有选举权，还有些州甚至不许黑人在州内生活。在1860年的纽约，大多数人都把票投给了林肯，但却在公投中以2：1的比例否决了黑人与白人拥有同样的选举权。
　　共和党在北方的成功，来自于他们一直把自由劳工而非种族主义甚至是奴隶制列为中心问题。林肯本人制定了这一策略，并借此在北方各州赢取了54%的选票，在全国则赢得40%的选票。在堪萨斯问题上，北方民主党人与南方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很大，给了林肯可趁之机，最终使其得以入主白宫。
　　不论林肯的态度如何中立，种植园主都将林肯当选总统视为一个不得不予以还击的重大威胁。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危机。林肯当选总统，令这种绝望情绪命中注定般地迅速扩散开来。考虑到南方三分之二的白人并不拥有奴隶，他们或许会被在北方赢得了胜利的自由思想所俘获，奴隶主们对此更加惶恐，感到除非掀起一场暴风骤雨，否则便难以维系南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和发展。
　　七个从事棉花生产的最南端的州（这些地方的奴隶人口几乎占到这些州人口的半数）宣布脱离美国联邦，并开始组建独立武装。1860年4月，他们发动了战争，攻击了萨姆特堡。他们相信（事后也被证明正确无误），战争的爆发会令其他蓄奴州加入他们的行列（七个蓄奴州中的确有四个加入了战争）。但他们还以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只有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可以调配的林肯政府，将会向他们的需求低头。

长期僵局

　　内战总是从非常规力量的小规模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美国内战也不例外。
　　萨姆特堡受到攻击后，“北方人立刻被这一事件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所激荡……每一座北部的小村落都召开了战争动员会”^[5]。各州都争相向联邦政府允诺派出民兵军团，并征召志愿者组成新的军队。废奴主义者突然发现，他们的集会被热情洋溢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北部成为一个整体”，一位波士顿的废奴主义者这样报道当时的状况。“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被这种神圣的爱国激情所鼓动着……自由主义的军队向邦联各州开拔的时机已经成熟。”^[6]此时的国民情绪，犹如美国革命时期，对新思想突然萌发了兴趣。刊登废奴运动领袖兼宣传家温德尔·菲利普斯声明的报纸，售出了二十万份。^[7]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演说家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无数热情洋溢的听众。^[8]数量众多的听众，其中许多人此前一直认为女性参与政治讨论是一件令人愤慨的荒谬之举，如今却在入迷地聆听着只有19岁的废奴主义者安娜·迪金森激情澎湃的演讲。^[9]
　　然而，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北方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却与民众的革命热情截然相反。林肯相信，不论是错是对，面对战争，让北方人团结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后撤，与中庸意见达成和解。他在北方民主党人（这些北方民主党人并不反对奴隶制，但他们想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与马里兰、特拉华和肯塔基这三个边境州（这三个州奴隶主的人数相对较少，选择依然留在联邦中）进行调停。林肯在政府中任命中间温和派担任主要职务。在夏天的牛奔河战役北方军队遭遇惨败之后，林肯将统领北方军队的大权给予民主党人、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麦克莱伦。林肯废除了西部前线司令官弗莱蒙特曾经下达的解放密苏里所有奴隶的命令。林肯甚至还曾表示，逃到联邦军队的奴隶（被称为战时“违禁品”）应当被遣返回邦联主人处——只要他们的主人并未参与任何与南方军队相关的劳作和行动。
　　推行温和中立的措施并无法赢得战争，这一点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麦克莱伦的策略过分谨慎，他集中力量在华盛顿地区建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试图直接攻破邻近的南部邦联都城里士满。这种策略只适合那种希望迫使脱离联邦的各州重回联邦怀抱，而不对南部的社会体制进行任何更改的政治图景。而就军事策略而言，这一做法却是彻底失败。战争爆发十八个月后，战线依然与战争初期几乎一样维持原地：北方军队除了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取得些许胜利，几乎毫无进展；南方军队依然控制着如同法国那么大的大片领土。北方军队的风纪日下，绝望情绪蔓延，就连最热情的支持者也出现了胜利恐怕无望的绝望想法。^[10]
　　但是，战争陷入僵局却为废奴主义者创造了新的听众。他们指出，南方拥有四百万奴隶为其辛苦劳作，因此才能动员更多的自由男性公民投入战争。相比之下，北方征召人员入伍却是越来越困难。他们强烈建议林肯应当通过宣布解放南方奴隶来打击南方的经济，通过招募黑人士兵来加强北方军队的力量。
　　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在一场著名的讲演中抨击了林肯的政策：

　　我并不是说麦克莱伦是一个叛徒；我想说的是，如果他是一个叛徒的话，他的表现就会像现在这样。里士满不用害怕，麦克莱伦不会夺取它。如果这场战争依然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没有一个理性的目标，那它就将沦为一场鲜血与金钱的无用挥霍……林肯……是一个一流的二流货色。^[11]

不情愿的革命

　　这番演讲引致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激烈攻击菲利普斯。不过，这篇演讲清晰地展现出一种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情感，那就是只有采取革命手段才能在战争中奏效。虽然麦克莱伦采用的是保守主义方法，但是激进的军队司令官已经开始诉诸以下部分方法：在军营中欢迎逃亡奴隶，没收北方军队占领地区“叛逆”的财产（包括奴隶在内）。因而，在关键的决定性时刻，林肯实施了一系列激进措施：组建了第一个黑人军团，宣布解放所有叛乱州的奴隶为自由人，以及解除了麦克莱伦的司令职务。
　　将会带来胜利的新方法清理了前进的道路，虽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暂时仍未看到胜利的曙光。1863年夏天，南方邦联军队在葛底斯堡遭遇惨败，但是南部依然掌控着广袤的领土。格兰特和谢尔曼等联邦军队将军预见到，只有通过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不仅要从军事上狠狠打击邦联军队，还要对维持南方军队的社会结构予以重击。直到谢尔曼的军队穿越佐治亚，抢劫、焚烧了种植园，解放了奴隶，在这次著名的远征之后，邦联才最后确定了败局。
　　内战的第一年，采取了麦克莱伦的方法；到了战争中段，转向了格兰特的方法；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得到首肯的是谢尔曼的方法——这些转变犹如法国从吉伦特派的方针转为雅各宾派的方针一样伟大。林肯本人的性格和方法都与罗伯斯庇尔大为不同，而格兰特和谢尔曼也都是思想保守的职业军人。然而，他们日益感到，北部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若要扩张发展，就必须在南部进行一场革命。
　　马克思指出了林肯如何在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敦促着釆取了革命的举措：

　　林肯在历史上是一位独一无二的角色。他并非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但也不会落入历史的陷阱。他以最普通的形式传递最重要的言辞。有些人声称“为理想而战”，实则却只着眼于他们足下的土地。而林肯，即便在理想的驱动下，却也只谈论着脚下的寸土……林肯并非民众革命的产物。那些并未意识到伟大问题的普选力量的交互作用，令这位心存善意者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新世界从未达成如此伟大的胜利，考虑到其社会和政治组织，心怀理想的普通民众能够取得在旧世界只有英雄才能取得的成功。^[12]

重建与背叛

　　然而，北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深刻的阶级仇恨和矛盾，给南方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在1865年春天北方取得胜利以及林肯遇刺后便立刻显现出来。政府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林肯的副总统和继位者安德鲁·约翰逊采取了与战败各州和解的政策。约翰逊力图争取南方各州重新回到联邦（并允诺在国会中给予它们重要位置），承诺除了正式废除奴隶制外，并不改变南方的社会结构。由于种植园主拥有巨额财富，而大多数前奴隶根本没有土地，结果便是内战后的南方社会注定要重新回到战前的状况。
　　约翰逊的做法立刻遭到北方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激烈反对，遭到受到战争激发出的革命民主情感影响的激进共和党议员的激烈反对，遭到占领南方的部分军队军官的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很快便也得到共和党主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不想几近百分之百的民主党议员回归国会，工业资本家依然决心雄霸西部土地，而“想发横财”的商人（所谓“投机客”）则跟着北方军队也来到了南方。这种联盟强大得足以击溃约翰逊的计划（国会发起的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只差一票就可通过），共和党人格兰特在1868年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南方展开了几近十年的“重建”。
　　在重建岁月中，北方军队禁止曾经的种植园主控制州政府或当地政府。南方共和党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这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奴隶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选举权，他们当然也积极地行使了这项权利。不少黑人担任了法官的职务，并在州政府任职。共有二十名黑人联邦国会众议员和两名黑人参议员。南方立法机构第一次严肃考虑教育事宜，既向贫苦的白人儿童也向贫苦的黑人儿童开放学校。大庄园主对不利形势予以回击，鼓励三K党向那些积极利用新近获得权力的黑人和帮助他们的白人发起恐怖袭击。屠杀事件不断发生，例如，1866年5月，单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就有四十六名黑人和两名同情黑人的白人被杀。但是，只要北方军队占领了南方，恐怖活动就无法摧毁黑人决意获取的胜利果实。毕竟有二十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而他们心里则很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作战。
　　然而，正因这是一支资产阶级占领军，他们才无法做到一件事：没收土地，由此向得到自由的奴隶提供一条独立于旧日主人的生路。谢尔曼曾坚持提出这样的重建方案，向四万名前奴隶提供土地，但这一提议却被约翰逊推翻。从此以后，唯一可以提供给前奴隶的土地就是政府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往往都是土质贫瘠。因而，大多数刚刚获取自由的奴隶，不得不依靠从前的奴隶主，充当他们的佃农或雇工。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阶层，如今大都变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和劳工阶层。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到了1870年代中叶，北方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已经在南方完成了既定目标。激进的重建阻止了种植园主势力的复兴，避免了向工业力量提出挑战。北方工业高速扩张壮大，很快就会超越英国。北方的铁路如今向各个角落蔓延，直抵太平洋海岸。南部统治西部土地的希望破灭了，北方感到占领军已经不必继续留守南方。
　　北方军队的撤离为三 K 党和其他种族暴力团体留下了自由空间。大地主一方面采取种族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则又利用经济力量，在当地重新建立起政治控制。在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先是限制继而则是废除了黑人（常常也包括贫穷白人）的选举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设立了正式的种族隔离壁垒，营造出一种种族对抗仇视的氛围，以防贫穷白人（占白人人口的大多数）与黑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中联合起来。有时命运的苦楚也会激发一些贫穷白人打破种族主义思想的限制：1880、1890年代的“民粹运动”和1930、1940年代工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例证。但是，每一次白人寡头统治者都知道如何释放种族仇恨，屡屡成功离间白人与黑人阵营。1863年1月《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九十年后，黑人行使民权依然受到无数阻碍——而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也依然对此毫无兴趣，无动于衷。
　　北方资本主义从这场内战中获益匪浅。获得自由的奴隶似乎也一度从中得利。但在协助摧毁了一种形式的压迫之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却展现出建立另一种压迫的极大兴趣。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融入了种族主义，前奴隶主的种族主义显然也都保存完好，未受打击，而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政党共和党，很快就忘记了它在1860年代曾经高呼的口号。

^[1] 参见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为平等而奋争》（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New Jersey, 1992），第11页。

^[2] 例参林肯于1861年7月4日进行的演讲，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Battle Cry of Freedom, London, 1988），第312页。

^[3] 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6页。

^[4] 马克思当时作出这样的论断。参见马克思于1861年11月7日在《新闻报》（Die Presse）上发表的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19卷（London, 1984）第50页。

^[5] 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7页。

^[6] 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7页。

^[7] 同上书，第51页。

^[8] 同上书，第82页。

^[9] 同上书，第128-129页。

^[10] 就连恩格斯也于1862年7月30日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感到北方会遭受“重击”，对北方“镇压叛乱”的能力表示怀疑（1862年9月9日）。然而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准备好以生命做赌注……这些家伙（南方人）将被击败……你过多受到军事方面因事的影响了”（1862年9月10日）。参见《马恩全集》第41卷（Moscow，1985）第414-416页。

^[11] 马克思在1862年8月22日《新闻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这篇演讲，参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234-235页。部分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奋争》，第113页。

^[12] 马克思1862年10月12日文章“论新闻出版”（Die Presse），译自《马恩全集》第19卷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