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 启蒙运动
在人类阶级社会崛起之后，向普遍接受的思想提出最激烈的挑战，发生在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之后。欧洲其他地区的中层阶级、甚至是上层阶级也都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缺陷，因此寻求通过改变思想带来变化。这种思路带来了比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时期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对偏见和迷信的攻击。结果便是我们如今所知的启蒙运动思潮。
在这场涉及范围广泛的运动中，活跃着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讽刺作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散文家、小说家、政治理论家，甚至还有莫扎特等音乐家。他们并非持有同样的一套观点。有些人甚至在主要问题上还针锋相对。[1]
他们共有的是在经验主义知识的基础上信仰理性理解的巨大力量。这种理性理解必须应用于这个世界，哪怕为此需要挑战现有的神话，创造新的信仰。这就意味着要对欧洲社会现存的许多机构和大部分既有思想提出挑战。
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西南部的莱布尼兹等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坚信，对世界的彻底理解，可由几条无可辩驳的理性原则推演而出；这一18世纪的信念，以牛顿成功建立起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2]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必非得是政治上的激进派。莱布尼兹就曾公开宣称，宇宙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和谐来运行，“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绝妙地讽刺了这一备受关注的观点。但是，理性主义方法在其他人的手中却能成为革命武器，因为它暗示着，所有机构或实践如果并非来自第一原则，就应该被抛弃。
除此之外，约翰·洛克在英格兰缔造了完全不同的启蒙运动传统。他坚称，知识并非来自理性主义者“内在的思想”，而是来自对现存一切的经验主义观察。洛克与莱布尼玆一样，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是英国地主乡绅和商人的立场代言人。一旦英王同意通过由上层阶层组成的议会来统治国家，他们的目标就达成了。然而，随着18世纪的推进，英格兰经验主义方法在法国和德国得出了越来越激进的结论。因此，法国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洛克推崇备至，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得出结论，欧陆国家应当沿袭英国改革的路线。在英格兰显得保守的信条，跨过海峡后就可能变成具有颠覆性的思想。
启蒙运动思想家并非革命者。他们是持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向上层社会寻求赞助。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在彻底推翻社会上，而是致力于推行社会改革，方法则是通过赢得思想阵线上战役的胜利。狄德罗在造访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并未感到与女皇的目标有任何矛盾之处；伏尔泰在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合作时，也并未感到有何不妥。他们定期参加两周一次、由霍尔巴赫的妻子组织的“沙龙”，在活跃的氛围中畅所欲言——在那里，狄德罗、休谟、卢梭、美国未来的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激进的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与那不勒斯大使、谢尔本勋爵、法国未来的公使内克尔及布伦瑞克王公打成一片。[3]伏尔泰坚称：“应该受教育的不是劳工，而是优秀的资产阶级和贸易商。”还有新思想最热情的宣传者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将精力完全投注于书籍上——不过那些书籍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大众的购买力（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出版的《百科全书》的最初版本分为十七卷，一共只售出了四千册）——通过友好贵族开办的沙龙或者参加共济会（其半宗教性质的秘密仪式将中上层阶级的“启蒙主义”精英聚到了一起）的机会宣传新思想。
至于启蒙运动在抨击现有制度和思想上的力度有多大，大部分启蒙运动思想家都存在局限性，至少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并不激进。因此，伏尔泰可以对宗教迷信大发雷霆（“消灭耻辱【指天主教会】”是他的口号），猛烈抨击圣经的奇迹解读，但当霍尔巴赫（以化名）出版了一部真正的伦理著作《自然的体系》时，伏尔泰就感到非常不安。伏尔泰写道：“这本书令哲学在国王和整个宫廷的眼中变得厌恶可憎。”[4]英格兰的爱德华·吉本写出了极具先锋精神的历史作品《罗马帝国衰亡史》，书中对基督教会影响的攻击非常有杀伤力，但这本书却并无意去撼动民众的信仰。苏格兰人大卫·休谟猛烈抨击宗教的作品，直到他去世后才出版。伏尔泰十分反对卢梭在其著名作品《社会契约论》中对现有社会制度的负面态度；卢梭对伏尔泰对待宗教的“消极”态度同样多有不满。
不过，不管他们有多么不情愿站到激进的立场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还是挑战了他们所在社会中的一些基本支撑理念。强大的利益集团对于温和改革还没那么开明，任何质疑在他们眼里都是极具威胁的颠覆行径。许多思想家最终都受到了迫害。伏尔泰被一位贵族雇用的歹徒狠揍了一顿，后来被关进巴士底狱，释放后不得不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多年。狄德罗也在巴黎附近的万塞讷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卢梭的后半生都在法瑞边界地带度过，法国政府的黑手在那里鞭长莫及。博马舍的戏剧【他的作品《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著名歌剧的蓝本】在几个国家被禁，只因戏中表达出仆人可以忤逆主人的意愿。
教会尤其仇视任何对既有思想的质疑。直至18世纪下半叶，南欧的反宗教革命一直在无情地打击所有反对力量。有记载显示，1700—1746年间，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将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案例达到七百宗。[5]在法国，新教徒依然会被宣判遣至大型帆船上沦为奴隶；在1761年的图卢兹和1766年的阿布维尔，两个新教徒在被吊死之前，承受了惨无人道的轮斩之刑。[6]
为了挑战这种极端不公的情况，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就应当如何组织社会提出了基本的疑问，虽然他们对给出完整的答案抱持逃避态度。伏尔泰的《老实人》暗示，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以革命性的思想作为开篇，“人生来自由，但却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尽管如此，卢梭似乎对民众并不抱太大希望。哲学家霍尔巴赫和赫尔维修试图对自然界和社会作出彻底的唯物主义分析，抛弃所有神学观点。[7]自然主义者布冯提出了一个非常接近动物物种进化论的观点（他坚持宣扬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统一性，将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归结于气候条件上的差异）。[8]苏格兰人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通过不同阶段不断进行着演进发展，包括猎取、放牧和农耕等各个阶段，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启蒙运动思想家比前辈走得更远，他们想要使人类本身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好。
他们的思想慢慢变成“霸权”，统治了整个欧洲思想界的讨论主题，有力地冲击着持有其他观点的辩护者。启蒙思想家的支持者范围甚广，甚至还包括一些处于社会最上层的阶层，后者渴求某种“现代的”、在英格兰出现的经济发达社会，反对“古老的”、经济发展停滞的欧陆国家社会。
奥地利、俄罗斯、葡萄牙和波兰都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推行与启蒙思想相关的社会改革（这些国家的君主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启蒙暴君”）。1759—1765年间，葡萄牙、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帕尔马的统治者驱逐了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继而，在天主教国王的压力下，教皇在欧洲取消了这道命令。[9]最杰出的重农主义启蒙经济学家杜尔哥，于1774年出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但是，上述各国的改革最终都归于失败。面对统治阶层（其财富完全依靠残余的封建制剥削形式）的强烈抵制，就连“开明”君主也无法推行启蒙思想的改革措施。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出版《百科全书》的目的是“改变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 [10]。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确非常成功地挑战了知识分子（包括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这一点而言，它比两个世纪之前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范围和力度都要大得多。到了1780年代，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的确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1]，廉价的（通常都是盗版的）《百科全书》售出的数量，比狄德罗当初设想的数字多出许多。“通过旧体制下的资产阶级传播”，“进步的思想……渗入社会结构中最为老旧腐朽的部分。”[12]然而，启蒙思想家们在实质性地达到社会改革目标方面却做得并非那么高效。1778年，离世前夕的伏尔泰显然已是心灰意冷。[13]六年后，康德写下，虽然他“生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但这个时代本身却并不那么开明”[14]。
改变思想与改变社会是两回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尚需另一轮革命和内战才能实现。
[1]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会引出对启蒙运动组成的各种不同观点。例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也算作启蒙运动中的一部分；而乔治·吕德则认为启蒙运动源自受到约翰·洛克等人激发的、反对上述哲学家的应对运动。
[2] 莱布尼兹接受牛顿的数学公式，但并不认同牛顿的整个宇宙模型。
[3] 关于这些沙龙的详细描述，参见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D’Holbach et 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7），第46-48页。
[4] 皮埃尔·纳维尔，《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第118-119页。
[5] 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31页。
[6] 同上书，第132页。
[7] 皮埃尔·纳维尔，《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第73页。
[8] 多琳达·乌特勒姆（Dorinda Outram），《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1995），第75页。相比之下，瑞典自然主义者林奈则根据肤色严格界定区分四个种族。
[9] 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35-136页。君主此举的动机在于保证他们对全国教会的控制，然而实际上却削弱了反动思想传播的主要机构。
[10] 彼得·盖伊（Peter Gay），《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1977），第71页。[《启蒙运动》，刘北成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1979），第528页。[《启蒙运动的生意》，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12]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第526页。
[13] 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70页。
[14] 伊曼努尔·康德，引自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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