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 从迷信到科学
欧洲不同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形势，与各个地区不同的智识探寻相匹配。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破了一个在各个层面上充斥着迷信的世界——相信宗教显圣，相信“狡诡之人”提供的魔药和护身符，相信魔鬼附体和驱魔除妖，相信“巫婆”有能力施加致命死咒，相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疗疾病。[1]这些迷信并非仅存在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开化民众中。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广大农民中，这种迷信思想都非常普遍。国王也会搜集神圣遗物。从哥伦布、克伦威尔到牛顿，都会非常严肃地从《启示录》中汲取预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会将战斗的胜利归因于神明的干预，甚至就连一位国王（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很快就会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都能就魔法巫术写出厚厚的研究专著来。
与这些迷信思想相伴而来的是，对令民众痛苦的疾病的真正根源却是熟视无睹。对大多数人而言，生命非常短暂。突然的死亡十分常见，由于当时知识水平所限，这种猝死现象常常无法解释。医生的无知导致其治疗方案经常令病状加剧，而非快速治愈。一场瘟疫或天花袭来，通常都会带走一座城镇四分之一人口甚至更多人的性命。人们对庄稼颗粒无收及突如其来的饥荒，通常都是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十年间总是要发生至少一两次。一场火灾就能烧毁整条街道，或者情况更糟，就像1666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整座城市。
面对这些问题，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就是去理解隐藏在看似非自然事件背后的自然原因。但此时的科学还无法与迷信完全分割开。如何分离和融合自然物质的知识（化学），与将基本的金属变成金子的信念（炼金术）混杂在一起。有关行星和恒星运动的知识（天文学）——对计算日期和绘制海洋航行的海图非常重要——仍与据说能够预测未来的信仰紧密相连（占星学）。对数学的极感兴趣，依然与相信数字序列具有魔力的信仰密不可分。尽管如此，抛弃大多数这样的混乱而相信科学知识可以简单地通过学习古希腊、拉丁和阿拉伯文献而获得，也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科学的进步，魔力信仰就无法摒除。但是，科学又被魔力信仰体系紧紧束缚，无法施展。事实上，那时科学信仰体系与非科学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也不像今天这样明显。
相信行星、太阳和其他恒星绕着地球旋转，这一认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死后又由托勒密进一步发展修订。[2]然而，长期以来还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赫拉克利特、中世纪时期的尼克尔·奥里斯姆（1320—1382）和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都发展了这一学说。但让今人困惑不解的是，一千五百年来，最有学识最开明的头脑却是一直拒绝承认“地动说”，只因它与亚里士多德其他不容置疑的运动物体原则相抵触。1543年，波兰僧侣哥白尼提出了地球与行星都绕着太阳转的新观点，但却依旧无法解决与亚里士多德运动定律的冲突。“日心说”远未被世人接受，就连那些为了某种实际目的而接受“日心说”的人，也只不过是承认它的功用性。例如，就连弗朗西斯·培根（他强调在经验中观察检视的必要性，在从迷信中解放科学的过程中被公认为功不可没）也拒不承认哥白尼学说，因为“作为提倡现代经验主义方法的教师，他并没有看到这种颠覆性想象的需求所在”[3]。当人们在哥白尼对行星运动的计算中发现了失误时，这种怀疑主义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强。一百五十年后，开普勒解决了数学计算上的问题：如果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计算结果就会完美无瑕。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开普勒的信仰显得颇有魔力色彩。他认为行星彼此间的距离及其与太阳的距离，是数值序列本身内在特质的表达，而非物理力量作用的结果。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回溯到更加古老也更加神秘的柏拉图主义甚或是毕达哥拉斯的世界图景，不同的现实世界存在着统一的形式。这样的信念既为占星学的预测做了辩护，也为天文学的计算做了合理解释，因为在一部分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被认为遵循着其他地区所发生之事的同一种形式。开普勒对进行占星术式的预测做好了充分准备。1618年，他在布拉格预测：“5月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一预测后来被证实准确无误，因为“三十年战争”恰于5月爆发——只不过这一事件恐怕很难归因于行星的运行。
绝非仅有开普勒一人相信这种神秘的魔力。直至17世纪下半叶，“新柏拉图主义”在剑桥大学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们相信对一把伤过人的刀施加治疗，可以帮助患者伤口痊愈——就像一块磁铁可以在隔着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吸引一块铁石。[4]
在争取世人接受哥白尼宇宙观的过程中，要数伽利略作出的贡献最大。1609年，他使用新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月球上的火山口和山脉。这表明月球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所认定的那样，由与地球迥然不同的物质所组成。伽利略还发展出新物理学的元素，描述了物体运动的新理论，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旧观念。但是，伽利略的发现和理论依然不是全面突破。[5]例如，伽利略认为宇宙是有限的，他也不同意开普勒关于行星沿着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伽利略还是旧思想观念的囚徒。很快，伽利略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囚徒：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被迫当众贬斥哥白尼的理论，并终其余生被软禁家中。
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争论，与这一历史时期总体上的思想争论交缠在一起。1543年，哥白尼不惧其所属天主教会的迫害，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事实上，他的观点受到了路德教信徒梅兰希顿最猛烈的攻击，不过，天主教会的教历改革最后依靠的还是哥白尼理论缔造的模型去进行计算。
但在反宗教革命运动上，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它的支持者聚集在亚里士多德主义模式的旗帜下，就像二百五十年前神学家阿奎那凭借亚里士多德主义模式解决了13世纪的哲学争端——这也是当时新生的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怀疑者的一个模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认为，每一样东西和每一个人都在万物设计中占有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宇宙星体的等级是固定的、相对应的，地球上的人类等级也是固定的、相对应的。对国王及那些试图摧毁宗教改革、试图强迫叛乱的中低社会阶层向旧有封建秩序屈服的阶层而言，这种世界观几近完美。从这一角度出发，哥白尼的世界观与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世界观一样具有颠覆性。1600年，布鲁诺由于坚持世界是无限的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天主教国家的思想氛围更加仇视科学调查和研究。听闻伽利略受到审判，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放弃了公开自己的发现，这一发现引导了牛顿后来的研究成果。[6]科学发展的中心转移到荷兰共和国和“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这一中心转移到了波义耳、胡克、惠更斯，以及最重要的牛顿身上，牛顿提出的物理学新定律，解决了那些令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宇宙描述痛苦不堪的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新教领袖就比天主教领袖开明到哪里去。就像基思·托马斯指出的那样，“所有教派的神学家们”都支持巫术/魔法这一现实。[7]但是，新教主义的民众基础落于社会团体之上——工匠和不那么富裕的商人——他们想要学习更加先进的知识，哪怕只是读写的知识，以便能够看懂圣经。新教主义的传播伴随着鼓励人们接受教化的努力，一旦人们能够读写，新思想的世界就向他们敞开了。而且单是挑战旧有正统思想这一事实，就足以开启人们的思维，鼓励他们发起更多挑战。这种情况在英国革命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若不是审查制度日益式微，挑战主教和国王的长老会成员也无法有所作为。但这种做法反过来也为许多拥有其他信仰观点的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环境。在各种宗教预言和圣经解释的声音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似乎可以公开对所有一切表示怀疑。如今，喝醉了的“新模范军”士兵或许可以问：“为什么桌子上的锡罐不是上帝？”保守派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一本带有十足唯物主义色彩的著作《利维坦》，其中就包含有抨击宗教奇迹的内容。“新模范军”从保皇党人手中夺回牛津后，一群思想一致的科学家聚集在牛津，在那里自由的氛围下，建立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学会。
在复辟时期，霍布斯曾经非常害怕自己会被视为异端而命丧火刑柱。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收到了皇室赐予的年金；学会也发展成为“皇家学会”。科学逐渐开始成为控制自然世界的同义词，对提升农业、工业、贸易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在与迷信的较量中就大获全胜。在今天发达的工业国家，依然有大量民众坚信占星师和魔力，不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所谓“魔法”。而且这部分人也并非都是假想中“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像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法国前总理克瑞松夫人等“世界领袖”都曾向占星师占卜吉凶。不消说，在18世纪，魔法的影响力就更加巨大了。
但是，变化的确发生了。在164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东部郡县，在悬而未决的内战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专业猎巫者马修·霍普金斯将二百名女巫送上了法庭。这一数字比此前任何时期的数字都要高出许多。[8]相比之下，“新模范军”占领苏格兰后，暂时遏止了迫害女巫的行为[9]；到了1668年，当时的社会评论家已经可以写下：“大部分散漫的贵族和一小部分假装精通哲学和智慧的仿冒者，通常都是巫术信仰愚弄的对象。”[10]1685年，英格兰最后一次处死女巫，不过，施行巫术被视为一种犯罪，依然在法律条款中持续存留了五十年。“思想”的整体变化，来自之前百年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
[1] 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对这些信仰作出了详尽易懂的描述，并清晰地论述了这些信仰如何契合了人们实际的物质生活。参见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1978）和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sburg）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altimore, 1983）。[《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关于本段各学说简短易懂的概述，参见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新物理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New Physics, London, 1961）。[《新物理学的诞生》，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 德·桑提拉那（de Santillana），《冒险时代》（The Age of Adventure, New York, 1956），第158页。
[4] 参见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
[5] 关于伽利略的局限性及其某些令人起疑的实验，参见伯纳德·科恩的《新物理学的诞生》第91-129页。
[6] 伯纳德·科恩，《新物理学的诞生》，第158页。罗贝尔·穆尚布莱（Robert Munchenbled）认为广泛蔓延的处决实施巫术者，是国家掌权者试图控制农村人口的举措；参见他所著的Sorcèries, Justice et Société（Paris, 1987），第9-10页。
[7] 基思·托马斯，《宗教与巫术的衰落》，第598页。
[8] 同上书，第533、537页。
[9] 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第250页。
[10] 基思·托马斯，《宗教与巫术的衰落》，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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