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 社会和平的时光
与1650年之前的一百二十五年相比，1650年之后的一百二十五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宗教战争、农民起义、内战和革命似乎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欧洲强权国家间依然爆发了残酷激烈的战争，例如，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在丹麦、瑞典、波兰和葡萄牙等国家，居于社会顶层阶级的国王与贵族之间也就权力的分配展开激烈争夺。1690、1715、1745年，甚至有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试图武力推翻大不列颠的宪政秩序。但是，曾经激烈撼动欧洲的热情，如今只在欧洲边缘地带残存。对生活在1750年代中期的人来说，环顾四周，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革命年代早已逝去，尽管留下了荒谬和野蛮——伏尔泰在讽刺小说《老实人》中对此有过出色的刻画和描绘。
然而，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心特征，恰是此前动荡革命的后果。曾经的反革命堡垒哈布斯堡王朝已成落日余晖，遗失的西班牙王冠如今戴到了波旁皇族一支的头上。相比之下，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这两个革命力量攻克的国家则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荷兰接收了原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英格兰则继而对荷兰提出了挑战。
17世纪后五十年常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围海造田和采用新方法种植新作物品种，为荷兰带来了繁盛的农业。[1]工业更是达到“繁荣的巅峰”，“阿姆斯特丹北部平坦而多水域的赞斯塔德地区”，可能是“整个欧洲……工业现代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一百二十八座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风车，使得“从纸张制造到稻米去壳的各种生产机械化”成为可能。[2]内战结束后，英国开启了一场“农业革命”。农业越来越商业化，萝卜、马铃薯、玉米等新作物被广泛引入。资本主义化农场广泛传播，掀起了一股“圈地运动”的热潮：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将原有的共有牧地圈起来，大量穷苦农民沦为赚取薪水的雇佣劳工。
工业产量也得到提升：据估算，1710—176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0.7%；1760—178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1.3%；1780—180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2%。城镇居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650年的9%上升到1800年的20%。[3]最初，苏格兰人普遍激烈反对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但这一合并却带来了工业和贸易巨大而稳定的增长。1722年，小说家丹尼尔·笛福造访格拉斯哥，将其描绘为一座“商业之城；这是一座国外与本土的贸易之城……国外与本土的贸易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和改善”[4]。
在如今的联合王国，工业创新的势头开始崛起，从而为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的“工业革命”打下坚实基础。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工作的蒸汽发动机出现于1705年（不过，要再过六十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才能在除了矿山外的其他地方有效地发挥功用）。1709年，人们开始用焦炭而不是木炭来熔炼铁（不过，要到四十年后，经过改良的冶炼方法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高效高质，从而得到普遍应用）。1730—1769年间，层出不穷的发明家不断努力突破纺织机的机械化难关：哈格瑞福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6），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69），康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1779）。[5]伴随着大型工业技术的巨大变化，许多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古老行业的变化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零碎：织袜机的普及、纺织价格相对低廉的“新布料”、飞梭的引入使手摇纺织机的产量提升了一倍、距离地表更深的煤矿采用更加先进的设备（1650年的煤产量是五十万吨，1750年增长到五百万吨，1800年更是达到一千五百万吨）。[6]
面对国外贸易激烈竞争的新环境，技术创新不再是一种偶然，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被广泛接受，而是一种追求成功的必要条件。
荷兰和英格兰都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两国的主要人口依然居住在乡间地带，恶劣的道路交通条件意味着，从地方城镇到首府城市，依然需要经历数天极不舒适的旅途劳顿。两国也绝非现代民主国家。拥有大地产的贵族掌控英国政府，通常能够决定众议员们如何投票，而荷兰的大商人在国内也拥有类似的地位。
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都与一两个世纪之前大为不同，也与它们的欧洲邻居迥然相异。农民对个体领主在法律上臣服的时代早已消逝远去。这里存在着真正的国家市场，既不像德国和意大利非常普遍的小国林立，也不似纵横交错的法国那样内部关税壁垒重重。大部分民众都已在某种程度上过上了城市生活：17世纪末，英格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都曾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乡村工业甚至吸收了许多来自农业地区的劳动力，港口和航队雇用大量仰仗贸易而非农业维生的下层阶层。伦敦取代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虽然大部分生产依然依靠个体手工业者在家中或自营小作坊里的劳动，但他们的工作却是越来越与商人或其他更加富裕的工匠密切互动，协调合作。在英格兰西部，此时出现了雇用十万零四百名工人（甚至包括一千名织工和精整工）的“服装制造”企业家，他们的收入比许多上流社会的绅士贵族都要高得多。[7]
控制政府的大家族非常谨慎，在满足大商人利益的同时，也注意采用同时能让“中等”贸易商、生产商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满意的政策。1760年代及1770年代早期，伦敦市民掀起了一场反对控制议会和政府的贵族及上层阶层的激进运动，虽然他们的代言人约翰·威尔克斯被投进监狱，但是这场运动却得到了一些大家族的支持，并最终设法在无须经历武力革命的基础上达成了政治愿望。事实上，发生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斗争，意味着他们早已在最重要的战役中获胜。
在欧洲其他国家，高涨的革命势头一直受到遏制，形势大为不同。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7世纪是经济衰退的百年：由于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导致人口数量减少；城市手工业规模缩水；由于贵族领主和国家夺取了所有生产盈余，导致对农业的投入持续降低，农民在看不到出路的穷困潦倒中挣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二次农奴制”）。在18世纪的波兰、西西里岛或卡斯提尔，农业总产量可能还没有两个世纪之前高。在波西米亚，十分之一的人口在1770—1772年的大饥荒中死去：这就是反革命胜利的代价。
相比之下，法国、德国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情况则较为适中。它们并未遭受卡斯提尔、意大利南部及东欧那样的经济衰退。但与英格兰和荷兰相比，它们的农业和工业平均水平都要较为落后。创新的农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仅存在于某些大城镇周边地区。手工业产量有所增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建起了更大规模的矿场或工业企业。有些向大西洋航海贸易开放的港口生意还相当兴盛，尤其是在法国西海岸。到了1780年代，20%的法国人口主要受雇于小型工业——英格兰的这一比例达到40%。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朝着工业资本主义这同一个方向发展，只是在具体速度快慢上有所不同。
[1] 乔治·吕德（George Rudé），《18世纪欧洲》（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vard, 1985），第23页；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74页。
[2] 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23页；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74页。
[3]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242、248页。
[4]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大不列颠岛周游记》（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12），引自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58页。
[5] 关于这些发明的记述，参见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第187-191页。
[6]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88、242页。
[7] 曼（de L. Mann），《英格兰西部的制衣业》（The Cloth Industry in the West of England, Oxford, 1971），第23、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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