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　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 罗马共和国与阶级斗争
↘ 帝国的停滞与崩塌


　　“光荣属于罗马”这一旋律，在大多数西方世界的历史中一再回响。罗马的崛起被描画为古代文明的巅峰，而其最终衰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因此，欧洲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爱德华·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开篇处这样写道：“在基督纪元2世纪，罗马帝国拥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土地……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1]
　　罗马帝国文明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意大利的一座小城镇崛起后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包括阿斯旺的北部埃及、多瑙河和莱茵河以南的整个欧洲、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等。帝国的西部地区持续统治了六百余年，而东部帝国则在长达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长治久安。帝国各地的统治者们，监督着公共建筑和神庙、露天广场和高架渠、公共浴场和大道等的施工建造，为后世留下了宏阔的遗产，令数代后人仰为观止，赞叹不已。
　　然而，如此规模的帝国文明却丝毫没能提升人类的谋生能力，在人类科学知识和文化尝试的累积方面也是毫无建树。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早期埃及文明、古典希腊文明或公元前500年的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极富开创性，而罗马帝国文明与上述文明在创新方式上并不相同。克罗克斯甚至坚持认为，除了“在技术领域作出了两到三项贡献”，罗马人只在两个领域超越了他们的希腊前辈：首先是在统治实践方面，罗马人缔造了一种足以维系整个帝国的统治结构；其次，罗马人在财产权和继承权方面的“民法”理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与罗马刑法不同，希腊刑法依然专横而残暴）。[2]当然，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因为罗马人的工程技术和建筑水平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建起的高架桥、圆形剧场、神庙和大道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罗马帝国的主要影响和作用还是在于，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早期文明的长处和优势传播到中西欧地区。实际上，罗马人在这一过程中很少添加自己的独创。而且可以说，罗马帝国的根基（也是最终导致帝国崩塌的原因）并未给西方人留下太多真材实料，只有它从其他文明那里借来的功绩留下的回忆而已。
　　罗马帝国的早期阶段在很多方面都与希腊城邦时期类似，他们采用了希腊的字母体系。最初，它可能就是一个农耕者社会，这个社会通过血族世系而非城邦组织起来（在远古时期，这里的人口就是依照“族缘”和“部落”等血亲形式组织起来），而世系统治阶级（贵族统治）便由此产生。罗马坐落于台伯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河湾，占据着战略性地理位置，由南向北、从东往西的贸易路线都要经过这里。由贸易而来的收入（或许是对过往商人收取过路费）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之外的盈余，使一座最初遍布泥浆涂抹而成小木屋的鄙陋村庄，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发展成为一座繁荣的城镇，“城中到处是木制和砖砌房屋、宏伟的神庙、工程技术高超的排污系统，以及最精美的进口希腊阿提卡花瓶”。[3]曾有一段时期，罗马处于北部伊特鲁里亚人治下，伊特鲁里亚文明较为开化，使用的非印欧语系语言可能源于黑海北部某地。公元前6世纪末（据罗马传统记载为公元前509年），罗马人驱逐了伊特鲁里亚人，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就此拉开了长期军事征讨和扩张的序幕。接下来的四百年间，记录并见证着罗马人走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其他拉丁语系城邦结盟；将这些拉丁语系城邦并入罗马共和国；征服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所有城邦；与迦太基进行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伟大战争，争夺意大利南部和原属腓尼基人的北非殖民地；征服意大利北部及希腊；最后则是占领了北部直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整个欧洲，吞并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原属希腊帝国的附属地。
　　在上述每个阶段的领土扩张中，充当先锋的步兵都在拥有独立土地的自由农民中征得——最初来自罗马城内的农民，继而征兵规模扩展至其他意大利城邦中拥有自由土地的农民，他们也被授予了罗马市民的身份。虽然这些浴血奋战的农民承担了扩张战争的残酷冲击，但是掌握军队及分享胜利果实的阶层却不是他们。与雅典人的国体不同，罗马可绝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罗马共和国与阶级斗争


　　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由“贵族”家族世袭的精英阶层，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每年选举出来的执政官组成元老院来执行政令，负责制定法律和政令的检察官和民政官同样来自贵族阶层。广大民众拥有名义上选举地方行政官的权利，并在对外作战还是保持和平的问题上拥有决定权。但是，一百九十三票中的九十八票都给予了最高统治阶层，如果他们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来自由小农所组成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对任何决定都毫无发言权，而没有财产的罗马人（他们被称为“无产者”）在其中则只占据一票。
　　占据统治地位的家族，运用其政治控制力，以牺牲农民阶级利益为代价来增加他们已然丰厚的土地，依照有利于贵族阶级的判决，迫使农民负债累累，夺走农民的土地。而且，作为军队的司令官，每次军事胜利之后，贵族阶级都会拿走绝大部分丰硕战果。这一行为导致其余社会阶层怨声载道，并激发出两次阶级斗争的巨大浪潮。
　　在罗马共和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就掀起了第一次阶级斗争的高潮。
　　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对阶级分野如何导致底层民众反叛，作出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贵族阶层对待民众犹如奴隶，拥有对他们施加处决和鞭笞刑罚的权力，将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在这些残酷行为的驱使下、更重要的是在沉重的债务负担压迫下（民众必须上缴税赋并为连年战争服兵役），普通民众奋起反抗，他们武装起来夺取了圣山和阿文廷，设立了维护民众利益的护民官，为自己争取到部分法律权利。[4]

　　萨卢斯特是在这次冲突发生四百年后才写下了上述关字，有些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其描述的准确度。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众对抗贵族官员残暴统治的阶级斗争，无疑曾经反复出现。“脱离退出”（集体坐下、拒服兵役的方式）似乎是他们频繁采取的斗争策略，并以此赢得了选举自己的代表担任护民官的权利——护民官的责任就是保护平民免受地方行政官的压迫。[5]护民官之所以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站在地方行政官及其意欲迫害的受害人之间[6]，原因在于他知道平民已经集体起誓，将会私刑杀死任何胆敢威胁护民官的人。[7]他们“面对国家的地方行政官，就像工会代表面对公司董事”，克罗克斯写道[8]，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拥有逮捕并监禁国家官员的权力。公元前287年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沉重的税负和兵役令占总人口一半的民众深受其苦，最终终结了贵族的正式统治权，官员的选拔从此开始向平民开放。[9]
　　狄俄尼索斯和哈利卡纳苏斯等后来的罗马作家曾经褒奖罗马各阶层“在阶级斗争中显现出来的温和和节制，与希腊城邦革命性的嗜血屠杀迥然不同”[10]。不过，罗马平民阶层在胜利中的收获，并不比希腊底层阶级在同样境遇中的所得多，罗马也没有建成一座雅典式的民主共和国花园。就像布伦特指出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平民在这次斗争中获取了实质上的好处，提升了官阶。[11]本应施行的由平民大众进行“民主控制的伟大方式”“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

　　官员集团终于接受了平民阶层。但是通过放弃垄断权，贵族阶层永久地获取了部分权力。由此一个新的贵族阶级诞生了，能够得到其承认的只有极少数平民，而且将会如同过往的贵族阶层一样一直占据社会上的统治地位……旧有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将会再次出现，但是，一旦富有平民的政治热望得到满足，对穷苦平民来说，想要找到能够代表自己说话的人就更加困难了。[12]

　　领导斗争的领袖与其所领导的民众实际上大为不同，这种状况决非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发生。
　　即便如此，穷苦大众依然能够接受这一安排的重要原因在于，罗马共和国征服了广袤的新土地。有些最贫困的农民可以在新获取的领土上安家立业，从而暂时缓解了生活困境。但是，持续的征服战争很快就使大部分农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战争中获取的战利品，大多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国外的巨大财富流向了意大利私人的腰包……其中的主要部分都落入了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之手。”[13]富人将这笔财富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奢侈消费，另有一部分则用于进一步扩张其手里掌握的土地，从而抬高了土地价格；不仅如此，富人还鼓励放债人驱逐负债累累的农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扩张战争的缘故而不得不长期在军中服役，导致他们无法耕种庄稼，为了支付地租和税负，被迫背上沉重的债务。
　　萨卢斯特对公元前1世纪初期的罗马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少数人手握和平与战争的控制权；他们可以处置财富和土地，拥有行政管理权，享受荣耀和胜利；民众则为服兵役和生存需求所迫；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落入将军和其他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士兵们的父母或年幼的孩子，却被拥有强权的邻居赶出了家门。[14]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战争同时还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新劳动力群体供富人驱使剥削，作为战俘受到奴役。例如，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就有十五万名战俘被当成奴隶卖掉。[15]大地主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奴隶，让他们耕种大庄园，而且这样消耗的成本很低——“加图的奴隶每年只能得到一件及膝长袍和一条毯子，而且还不让他们吃肉”[16]。相比之下，雇用一个需要供养一家子的无地罗马农民，可要比这贵得多，因此，这些无地的罗马农民悲惨地发现，除了一些季节性的暂时工作，他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营生。
　　到了公元前1世纪，奴隶人口已经增至一个庞大的数字：二百万，而罗马的自由人则不过三百二十五万人。实际上，这一数据还低估了奴隶对经济的重大作用，因为奴隶群体基本上都是成年人，而自由人中还包括许多未成年的孩童。除此之外，每八名成年男性罗马市民中，就有一位在军中服役。[17]
　　即便说奴隶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主要劳动力（或许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力），这也并不意味着大部分罗马市民就能从中受益。奴隶劳动力的出现，导致自由劳动力的衰落和贫困，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在日益走向强盛帝国的同时，自由人口的数字却僵持不动甚至开始下滑中得到证明。布伦特写道：“穷人没有钱结婚，即便结了婚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除了避孕节育之外，由于普遍存在的流产和杀婴行为，家庭规模一直受到限制。”[18]很多被穷苦父母拋弃的孩子，最后都出现在奴隶市场中：“令如此众多的意大利人陷入悲苦贫困，这就是大量输入奴隶带来的恶果。”[19]琼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量输入奴隶加快了意大利农民陷入赤贫的速度。”[20]这样的阶级分化孕育了新一波罗马社会内部冲突；与先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相比，这一轮阶级冲突显得更加激烈和血腥。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他是一位贵族，对大部分农民日益陷入贫困的社会现状十分担忧，同时也因共和国军事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而坐立难安。提比略·格拉古清晰地看到，作为罗马军队骨干力量的农民阶层，正在缓慢地被大量涌入的奴隶摧毁，与此同时，在西西里岛发生的可怕的奴隶暴乱，更是凸显出以奴隶为主体组织农业耕作这一方式带来的巨大危险：“对于为国作战的穷苦农民的痛苦，虽然他看起来满怀激情并十分真诚地感同身受，但是国家利益或许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顾虑；正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才牺牲了本阶级的利益。”[21]
　　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虽然让贫苦农民为之兴奋激动，但却惹怒了富裕的元老院阶层中的主要群体。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将大地主耕作的大片公共土地分配给穷人。于是乡间的穷人犹如潮水般涌入罗马，支持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提议，在城墙上贴满了关于改革的宣传告示，更一路保驾护航，确保共和国民众大会通过了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方案。面对这样的形势，元老院开始感到恐惧。他们一直等到农民们在收获季节不得不离开罗马回到家乡后才采取了行动。许多元老院成员坚称提比略·格拉古“背叛了宪法”，用棍棒将其击毙。他的追随者也被处决。[22]
　　然而，镇压根本无法平息穷苦农民心中蔓延的愤懑和不满，十年后，提比略改革的历史再次重演。提比略的弟弟盖尤斯当选护民官，在接下来的三年间控制了罗马政治，得到了农民和一些新贵富有人群（骑士阶层）的支持。元老院的贵族派向支持者分发武器，并从克里特岛征用了三千名雇佣军刺杀盖尤斯，最终杀死了盖尤斯及其三千名追随者。[23]釆用这样的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是罗马元老院一项“光荣”而“文明”的传统。
　　罗马的穷苦民众敬重格拉古兄弟，将他们视为殉道者，每日到他们的墓前吊唁纪念；而激励两兄弟推进种种改革举措的动力，也的确来自他们能够情真意切地对劳苦大众遭受的困难感同身受。[24]不过，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核心目标依然是增强罗马国力，提升罗马剥削帝国其他地区的能力。他们似乎隐隐地明白，奴隶制在喂饱了大地主钱袋的同时，也削弱了罗马的经济基础。无论如何，格拉古兄弟解决奴隶问题的方案，绝不是还给他们自由，而且与此同时，他们也决无意在现有宪政体系中将穷苦农民提升到可以压榨他人的上层阶层。实际上，对罗马的城市贫民而言，他们甚至从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中一无收获。因此，元老院只需等待时机，就能以最血腥的方式结果掉格拉古两兄弟。
　　谋杀了盖尤斯，暂时压制住了穷苦阶层的民众。但是，他们之间水深火热的阶级矛盾却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在塑造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中，以及在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段时期内，统治阶层内部的各个派系展开了血腥残酷的斗争，争夺被征服土地上的政治和财富控制权。贫苦民众的憎恨和元老院精英的穷奢极欲，常常是他们相互攻击的武器。萨卢斯特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充满了频繁暴乱、党派斗争，甚至最终发展为内战的混乱时期……在此期间，几位有权势者……企图伪装成元老院或人民的统领来统治罗马。”[25]
　　公元前108年，马略在骑士〖指参加骑兵军团的贵族子弟〗阶层的支持下当选执政官。他“得到工匠和农夫等所有通过双手创造财富的人们的喜爱”[26]。马略推行的进一步重新分配土地的法案，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斗争：“暴力升级到新的水平……所有有地位、受尊敬的人们都有全副武装的随从保护”[27]，与此同时，被马略抛弃的同盟萨图尼努斯也被私刑杀死。二十年后，厄运降临到马略的另一个同盟索普斯头上，他曾短暂地统治过罗马，但在苏拉以伟大的元老院贵族家族的名义武装占领罗马后就被杀死；苏拉撤军后，马略的另一个同盟西拿重新控制了罗马，统治意大利达两年时间。西拿迫使元老院按照他的意愿颁行政令，导致罗马的“公共集会广场血流成河”。但他所有的政治承诺都表明“他根本不关心民众的权益”，对民众日益恶化的贫困死境无动于衷。[28]苏拉在贵族的支持下再次杀回罗马，西拿最终死在了自己士兵的刀刃下，苏拉继而对所有反抗者都施以无情的恐怖统治。就连富人阶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都深受其苦，因为苏拉公然张贴出了公敌名单——杀死他们就可霸占他们留下的巨额财富——其中包括四十名贵族和一千六百名骑士。[29]最后，公元前64年，苏拉的前心腹喀提林，由于即将破产，于是试图通过刺激并提升民众暴乱的程度来借机重新攫取财富。他与一群苏拉的老兵和支持苏拉的农民上街游行，而这一次则是执政官（和作家）西塞罗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他血腥地镇压了暴乱，维持了现有社会秩序，组织了一群富裕阶层的年轻人，逮捕并处决了喀提林阴谋中的主使者。
　　虽然喀提林叛乱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后一次在号召穷苦农民拿起武器的基础上发动的暴动，但是贫苦阶层反抗富人的斗争依然在继续。实际上，阶级斗争的范围已经扩张到城市贫民。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已然十分艰辛，生存环境也不安全，充满危险。他们住在一米八到二米一高的集体房屋里，其拥挤程度为现代西方城市居住密度的七八倍，他们的家时常面临崩塌或失火的危险，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等排污系统。很多贫民只能在夏天找到一些在甲板上的季节性临时工作，到了冬天就面临着几近饿死的境地。[30]过去，他们的悲惨生活处境令他们无法加入心怀不满的农民行列，他们常要依靠那些富裕的元老院长老们施舍的小恩小惠过活，因此在发生暴乱时也站在元老院一边。不过，如今这些城市贫民已经开始支持向他们提供赖以为生的谷物的政治家和极富野心的将军们。喀提林叛乱之后的十年间，到处充满了暴力冲突。公元前52年，当曾向穷人免费发送谷物的政治家克洛迪乌斯被杀害后，暴怒的人们焚毁了元老院，当街杀死了富裕的长老。
　　这就是公元前49年儒略·恺撒带领军队跨越意大利国境线执掌权力时的社会背景。元老院的贵族已经失去了统治帝国的能力，他们不仅对穷人毫无办法，而且对出自贵族家庭野心勃勃的将军们也束手无策，这些将军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杀死并奴役了上百万人民。
　　在罗马公民之间发生剧烈社会冲突的岁月里，也爆发了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暴动：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
　　罗马比希腊见证了更多的奴隶暴乱，这或许是由于罗马奴隶的集中程度更高。例如，前138—前132年，西西里岛就被奴隶暴乱所扫荡。这场暴乱涉及几万名奴隶（其中一部分从事畜牧业，一部分从事农业），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本地部分自由民的支持，这些自由民乐于见到富人受罪”。[31]事实上，当奴隶们在田间辛苦耕作时（他们多希望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这些自由民却在进行劫掠战争。这样的故事在前104—前101年间不断重复上演。
　　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规模远远超过过去普通的奴隶起义，极大地危及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基础。公元前73年，起义最初始于七十四名角斗士逃走。随着时间推移，最后有七万名在罗马军队的不断征战中被俘的奴隶加入起义队伍，起义浪潮从意大利半岛的一端一直蔓延到另一端。一方面，他们威胁着罗马的安全，击败了罗马执政官带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却没有试图占领城市，而是领军长途奔袭到意大利的最南端，试图跨越西西里岛。然而，原本答应提供船只的海盗背叛了斯巴达克斯及其起义军，与此同时，起义军还受到一支罗马军队的阻击和围困，从而阻止了他们的再次北上。部分奴隶军在冲出陷阱和重围的过程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斯巴达克斯壮烈牺牲，不过人们从未找到他的尸体[32]，六千名他的部众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而死。[33]据罗马作家记载，十万名奴隶在这场残酷的暴乱中丧生。[34]
　　古罗马的暴乱精神，激励了两千年来被压迫阶层的不断反抗。1789—1794年法国革命期间，格拉古兄弟就被尊为极左派的偶像人物。马克思则承认，斯巴达克斯是他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领导德国革命时，德国共产党人自称“斯巴达克同盟”。
　　但不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奴隶暴动，都没能打破大地主阶层对罗马帝国的掌控权，究其因，则在于反叛阶层本身。
　　面对富人阶层的剥削和压榨，农民阶层会奋起反抗，甚至揭竿而起。他们能够聚集在一些富裕的领袖身边，这些人似乎对国家改革酝酿着某些计划。但是，农民阶层却无法达成自己的政治方案，一种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务之外重新组织整体社会的政治方案。因为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实在太少，无法维持像罗马帝国这样规模的文明。罗马的剩余价值，要么来自奴隶制，要么来自帝国的外部扩张和劫掠。做着回归以农为主社会的美梦，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已无法实现。
　　城市民众同样没有能力在重组社会的革命中承担起领袖的角色。与小农相比，他们的生产集中度甚至更低。最穷困的城市贫民只能依靠临时的劳作机会赖以为生。其他人则是奢侈品行业中的工匠，只能依靠满足富人的奢侈需求换得口粮。罗马城内拥有许多奴隶，但城市奴隶的生存条件比农业奴隶要优越得多，而且如果他们殷勤侍奉主人，还有望获得自由身份，从而成为城市中所占人口比例极高的自由民。
　　最后，虽说乡间奴隶生产集中程度较高，但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超越史诗般英武的叛乱，形成另一种不同社会的理念。这些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奴隶来自地中海各个地区，彼此讲着听不懂的方言。由于被剥夺了组成家庭的权利，他们也无法将反抗的精神和传统传给下一代。他们在生产中结成联盟的方式（在奴隶主的皮鞭下拖着锁链工作），完全无法为他们提供以不同基础重新组织社会的模式和思想动力。相反，他们梦想着建起新的王国，或者像斯巴达克斯那样从罗马帝国逃往自由的土地。为什么斯巴达克斯抛弃了夺取罗马的良机，依然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谜题之一。有种解释认为，或许是他无法为重组罗马社会构建一个新的蓝图，同时又不想延续原有的统治秩序。

帝国的停滞与崩塌


　　暴动、起义、反叛和内战，都没有带来革命性的社会重组，但确实剧烈地改变了社会上层的政治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富有地主阶层统治社会的局面。元老院的贵族们不得不依赖将军及其军队威慑穷人安于贫困不得反抗。但最强有力的将军也因此具有了左右元老院的能力。这样一来，罗马的局面就从因社会问题引起的内战，逐渐变为将军们之间的内战：马略和西拿对战苏拉；庞培对战恺撒；恺撒死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对战安东尼和恺撒的侄子屋大维；最终则是屋大维对抗安东尼。
　　最后，无论是原来掌权的富人阶层还是新涌现的富人阶层都感到，允许屋大维（今称奥古斯都）建立起事实上的君主统治，恐怕是重拾稳定政局的唯一选择。奥古斯都能够利用数十年来社会冲突的记忆达成自己的目标。他向富人阶层提供安全保护，同时则向罗马的城市贫民提供廉价乃至免费谷物（这些不过是从被征服的土地上流入帝国的海量战利品和供奉中的极小一部分），作出城市贫民之友的姿态。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关心的是避免在地方上激起公开叛乱，他们的确对贵族精英牟取暴利的个人行径进行了大力打击。他们还诉诸不时颁布的恐怖镇压法令，打击旧有地主家庭中具有独立思想的富人，继而将财富与名望赐予自己衷心的随从。
　　旧贵族家庭将这种行径视为对传统价值的一种野蛮践踏。随着恐怖和非理性暴力的不断升级，暴君尼禄和卡利古拉的名字就与军人君主统治紧密相连；而在反抗武断独裁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涌现出许多反对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元老贵族，他们被视为维护人类自由、反抗暴政的伟大斗士。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袖们就特意穿着古罗马元老院的宽大长袍，将自己视为布鲁图传统的继承人。然而，实际上，此时帝国权力阶层的改变，最多不过是贵族阶层中的几位放弃了过去对待被征服人群、奴隶和罗马底层人民的野蛮传统。就像赛姆指出的那样，罗马贵族口中谈论的自由，不过是“保护现有由享受权力和财富的……个人维持的统治秩序”。[35]
　　穷苦人民当然不会将元老院的贵族视为自由的化身。约瑟夫斯在1世纪中期写道，罗马的富人憎恨“暴君”，厌恶自己的“臣民”地位；而穷人则认为皇帝限制了元老院贵族的“贪婪”。[36]穷人们或许会被恺撒及其追随者发放的廉价谷物和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误导和迷惑，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憎恨贵族阶层。不管怎样，贵族阶层对那些胆敢站出来争取自己权利的人们（无论这过程有多么犹豫不决）一律屠戮对待。就连一向被视为贵族阶层美德典范的西塞罗，也曾实施过这样的谋杀，并将罗马的穷人称为“尘土和污垢”“挨饿且卑劣的贱民”和“城市的渣滓”；当穷人们流露出暴动倾向时，西塞罗还将他们称为“邪恶的下等人”。[37]
　　为了实现富人口中所谈的一切“自由”，他们需要一位皇帝的震慑，否则将无法维持帝国的完整，无法将底层穷人禁锢在其原有位置上。在奧古斯都之后，富人阶层时常推翻个人君主。但在推翻君主的个人统治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建立新的共和国，而是再选一位皇帝。[38]事实上，在罗马君主统治的前二百年间，富人阶层的繁荣和发展更胜先前。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常称其为“古罗马早期帝政时期”，区别于后来的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传来的丝绸、香料和宝石等奢侈品数量极为丰富，大型庄园遍布整个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贵族阶层从中获取了巨额地租。[39]
　　攫取了丰厚财富的可不仅仅是罗马的富人。地方富人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日益融入帝国统治阶层：“地方人民比起共和时期要繁荣富裕得多”[40]，虽然“地方农民能否分享帝国不断增长的财富这一点非常令人怀疑”，因为他们上缴税款的比例与富裕的地主一样。[41]伴随着地方富裕阶层新建起安全的环境和其自身财富的不断增长，全帝国范围内的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其基础为共有的宗教信仰（包括皇帝崇拜）、崇拜仪式、语言（西罗马为拉丁语，东罗马为希腊语）和文学等。这一时期的罗马城市处于大规模重建时期，恢弘壮阔的大兴土木从帝国的一边蔓延到另一边，到处建起“献给神明的神庙、剧院、大型露天体育场、圆形剧场、体橾场、浴场、市场、引水渠、喷泉，还有为国家司法部门建造的长方形大会堂和会议厅，以及地方官的办公场所等。城市以它们的建筑为傲，恢弘壮美的建筑彼此交映争辉，铺就了宽阔的大道，随处可见蜿蜒的柱廊，装饰以凯旋门”。[42]
　　后世的人们将会把这一时期视为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吉本这样写道：

　　如果要求一个人选出世界历史上人类生活得最幸福、发展得最繁荣的时期，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从图密善王之死至康茂德即位这段历史时期：98—180年。[43]

　　然而，这段借由上层统治阶级采取压制手段才能维持社会稳定的黄金时期，就像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一样，建立在对农民和奴隶的劫掠及其臣服之上。这样的剥削或许早已合法化。2世纪阿普列乌斯所著的社会讽刺小说《金驴记》中所描画的罗马帝国生活图景，则与吉本笔下大为不同。书中描述了为面包房工作的奴隶的生活状况：

　　他们周身的皮肤布满了鞭打后的伤痕；覆盖后背的与其说是几块破布补丁，不如说是鞭痕结痂后的硬壳；有些奴隶甚至除了一小片围裙之外身无他物覆盖，而他们身上的每一件衣衫都如此褴褛，以至于从破裂处很容易就能看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前额上有烙印，头发剃掉一半，脚上的镣铐叮当成响，他们面色灰黄，面容丑陋。[44]

　　阿普列乌斯讲述道，法律从不曾对“有权有势的地主”迫害他那可怜的穷苦邻居追究责任，这些迫害包括屠宰他的牲畜，偷走他的公牛，踏平他的庄稼，雇用一群暴徒将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45]
　　阿普列乌斯讽刺的世界并非一个繁荣而愉悦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危险、不公、折磨、劫掠和谋杀的世界。除了所有文明的虚饰之外，皇帝的伟大权威在古罗马斗兽场的斗兽“竞技”中得到了最具代表性的展现，角斗士在那里互相残杀，囚徒们在那里被野兽撕成碎片。
　　此时的罗马帝国看上去显得很稳定，但是社会基层的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绝大部分国家经济依然仰仗乡间，然而，统治阶级及其创造的文明却都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和贸易在罗马帝国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基本行业依然是农业，帝国居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而且地租也是上层阶级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产品收益是贸易和制造业收益的二十倍之多。[46]
　　不过，罗马帝国中确有几座城市的贸易或制造业占据主要角色。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其中之一。埃及的谷物通过这里运往意大利，还有海上运来的阿拉伯世界和印度的奢侈品。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些行业（玻璃制造业、纺织业及纸莎草制造业）的发展相当迅猛，有些商人因此获取了巨额财富。[47]但大多数城市都是行政机构和统治阶级消费的中心，而非贸易和制造业的中心。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道路并不适宜运输较重的货物（这与同时代中国建造的运河和大路不同），因此，通过陆路运输货物极为缓慢，而且耗资不菲。例如，一段四百八十公里的旅途，就将所运小麦的成本翻了倍。因此，长途跋涉的贸易仅限于价格最昂贵的奢侈品；内陆城市的主要供给，只能依靠周边土地及城中小工场的手艺人。
　　城市寄生于农村经济之上，而非提升生产力的创新来源。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更多是通过对为其耕种的农民加大压迫力度来获取更多地租，而非投资新的生产工具，以及实施促进改善土地生产力的措施等。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意大利，负责大部分土地生产的奴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机会去尝试更富生产力和效率的生产方法，虽然他们偶尔也能将帝国其他地方的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从一地带到另一地。自耕农提升土地生产力的积极性也不强烈，因为任何提升的产量都可能会以地租形式被地主收走，或者充做赋税上交给国家。所以，尽管生产方式上有时也会有一些改进，但其力度和规模都十分有限。节省人力或劳力的创新发明的推广使用十分缓慢。水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年，但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却很少使用，因为对奴隶劳力而言，用驴子甚至人力拉磨要更为容易[48]；这与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水车的广泛传播形成鲜明对照。
　　如今，罗马帝国的经济力量一直被规模巨大的奴隶制所损毁，而同样的奴隶制则曾在帝国发展初期起到重要作用。打造了罗马帝国的征服战争已近尾声，因此新奴隶的来源渐渐枯竭，奴隶的价格也日渐昂贵。地主们不得不更加担忧他们的“财产”的生活状况。有些地主转向孕育新一代奴隶。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为“失去生产能力的”奴隶母亲和孩子提供必备的供给，因此也就削弱了奴隶生产与自由劳动力相比生产成本极低的优势。另一些地主发现，将地产分为小块以高地租租给佃农的方式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操作，佃农的生产无须地主监管，而且他们还能承担维持自己家庭的成本。因此，这种方式导致奴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开始大大下滑。
　　结果就是，富人的奢侈品消费和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依然与从前一样巨大，但在罗马共和国体制下原本由奴隶创造出来的社会盈余却不复存在。统治阶层只能通过加大对农民的压迫来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整个帝国都在重复这种已经摧毁意大利农民阶层的过度剥削。罗马共和国时期，农民家庭需将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家，而到6世纪，税负竟然上涨到三分之一[49]；而且除此之外，农民还不得不向地主缴纳地租。
　　克罗克斯指出，自2世纪晚期以来，罗马帝国各个行省关于“暴乱”（有时包括大规模爆发的农民起义，有时仅限于军队逃兵日益增多的劫掠行径）的历史文献和数据证明，它们使得农民和逃亡奴隶的生活逐渐陷入绝境。从284年直至5世纪中期，高卢和西班牙都爆发了“巴考底帮”（塔拉戈纳、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地区的农民团伙）农民起义。
　　关于这些叛乱的重要性，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确知的是，这些叛乱是逐日累积的穷困不满、愤懑不安的象征，这种情绪在帝国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农民，在上缴了赋税和地租之后，所剩根本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因此抛弃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不断颁布法律，将农民与土地、或者与特定的地主紧紧地捆绑起来——这种被称为“隶农”的新佃农，其实就是一种农奴。但是，这种压迫性的法律却使这些农民更加不愿支持帝国，不愿卖命反抗“野蛮人”的入侵。
　　蛮族的入侵越发频繁，规模日渐壮大，迫使罗马帝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应对。罗马皇帝越来越依赖大规模且收费昂贵的雇佣军团：到了4世纪，雇佣军的人数达到了六十五万人。[50]但是，雇佣军的开销使罗马农民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带来了更加深刻的不满，逃离土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夺取军事胜利的司令官们利用军权攫取王位的诱惑也越来越强烈。内战削弱了帝国，可以说，是反叛的军队劫掠了罗马帝国本身。
　　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衰落的轮回。武力攫取权力的现象日益频繁地发生，蛮族入侵的狼子野心也越来越大胆。330年，罗马帝国的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讲希腊语的城市拜占庭，统治者发现，坐落于拜占庭的权力中心很难控制西罗马帝国，很快彼此竞争的皇帝们就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治一方。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如大不列颠）则完全脱离了罗马的控制。罗马皇帝试图通过贿赂那些已在帝国边境内定居的“野蛮人”（通常是日耳曼人），来维系对其余地区的统治。但随着蛮族首领的罗马化，他们越发渴望得到统治罗马帝国的权力，而且越来越多地诉诸传统的罗马方式：征服。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率军洗劫了罗马。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夺取了高卢地区。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成为罗马皇帝，西哥特人则在西班牙建起了罗马化的王国。
　　衰落的恶性循环影响到了每一种生计。战争和内战给农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浩劫。与此同时，贸易也出现了衰退，因为商人们不敢冒险离开城市太远。税负和地租日益以实物而非货币的形式上缴，因为国家不得不通过向生产者直接征税来满足自身及其为数众多政府人员的生存需求。结果造成更进一步的贸易衰退，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的地位日渐衰落。城市开始遭遇供给困境，城镇和乡村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过活。农民面对强大的地主毫无还手之力，这些地主对他们施以直接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向地方霸主进贡以换取“保护”，通常是躲避贪婪的外来入侵者侵袭的唯一方法。来自北部和东部的部落民族，如今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简而言之，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西罗马帝国的全国性整合经济，现在已经让位于一种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本地化、几乎独立自足的乡村性地方经济。然而，奴隶制并未完全灭绝。有些大型土地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约10世纪[51]，那里的地主在城镇衰落的压力下，找到了一种十分高效的收益方法，那就是从耕种者身上尽可能地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这种方法却不足以继续维持一个文明或一个帝国的根基。无论是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一世试图重新统一东罗马和西罗马，还是几近二百五十年之后查理曼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些维持帝国往日荣光的尝试都失败了，帝国的架子很快就分崩离析。归根结底，此时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再强韧，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上层结构。



[1]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20），第1页。[《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28页。

[3] P.A.布伦特（P.A. Blunt），《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71），第28页。

[4] 萨卢斯特（Sallust），《历史》（The Histories, Oxford, 1992），第一卷，第24页

[5]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1页。

[6]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1页。

[7]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34页。

[8]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35页。

[9]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87页。

[10]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1]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2]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3] 阿诺德·琼斯，《罗马共和时期》（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74），第116页。

[14]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5页。

[15] 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The Roman Economy），第122页。

[16]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33页。

[17] P.A.布伦特，《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4年意大利的人力资源》（Italian Man-power. 225BC-AD 14, Oxford, 1971）。

[18] 同上书，第9页。

[19] 同上书，第9页。

[20] 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23页。

[21] 同上书，第78页。

[22] 具体细节参见P.A.布伦特所著《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所写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收入他与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 Rawson）主编的《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1986），第九卷，第69页。

[23] 关于刺杀事件的具体细节参见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83-92页；安德鲁·林托特，“政治史”，第77-84页。

[24] 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92页

[25] 萨卢斯特，《历史》，第一卷，第25页。

[26] 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96页

[27] 同上书，第98页。

[28] 同上书，第104页。

[29] 同上书，第197页。

[30] 关于城市贫民恶劣生活条件的论述，参见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28页

[31] 安德鲁·林托特，“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收入他与约翰·克鲁克、伊丽莎白·罗森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25-26页。

[32] 在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主演的电影《斯巴达克斯》中，对斯巴达克斯的归宿进行了诗意的处理，将其最后的命运定格在悲壮的十字架上。

[33] 安德鲁·林托特，“政治史”，第221-223页。

[34]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30页。

[35] 同上书，第368页。

[36] 同上书，第368页。

[37] 同上书，第355页。

[38] 在克劳狄一世登上皇位之前，他们没用几个小时就放弃了重建共和国的尝试。

[39] 阿德诺·琼斯，《罗马经济》，第124页。

[40] 同上书，第127页。

[41] 同上书，第127页。

[42] 同上书，第24页。

[43]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89页。

[44] 阿普列乌斯（Apuleius），《金驴记》（The Golden Ass, London, 1960），第192页。[《金驴记》，刘黎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5] 同上书，第206-208页。

[46] 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第36页。

[47] 同上书，第39页。

[48] 路德维希·莫里茨（Ludwig Moritz），《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机和面粉》（Grain Mills and Flour in Classical Antiquity, Oxford, 1958）；关于运用水车等提升生产力工具的具体情况，参见该书第131、136、138、143页。

[49] 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第83页。

[50] 同上书，第129页。

[51] 居伊·布瓦（Guy Bois），《公元1000年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1000, Manchest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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