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 基督教的兴起
公元400年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有一位伟大的生还者，那就是基督教。这种宗教在此前数百年间从萌芽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到了“蛮族”入侵时期，罗马帝国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教堂和牧师，每个地区都有主教，都以罗马和拜占庭为中心组织起严密的等级结构，教会的权力和帝国的权力交织在一起，皇帝在教会教义的细节方面降低了标准，达成了一致。
基督教最初并不是帝国认可的意识形态。人们猜测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的耶稣，实际上我们对耶稣所知甚少。我们甚至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非虚构的神话人物。当然，我们同样无法在基督教的《新约》中找到明确的证据。据《新约》记载，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犹大行省的伯利恒，他的家庭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接受过人口调查。但实际情况是，所记载的时代并没有人口普查体制，而且犹大当时也并非罗马行省。公元7世纪实行的人口调查，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离开所居住的地方。与此相似的矛盾之处还在于，《新约》记载耶稣之死发生于希律王统治时期，而希律王其实早在公元前4年就已离世。同时代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里都没有提及耶稣，只有犹太罗马历史作家约瑟夫斯曾在书中对耶稣作出了描述，这无疑引发了中世纪僧侣们的集体想象。[1]塔西佗于公元100年曾经记载过当时的基督徒，这是历史上关于基督教有据可查的首次记载，但里面并未提及耶稣的名字，而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希腊词汇“基督”，这一词原本用来指代任何可能的“弥赛亚”。
我们对早期基督徒的信仰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假定的基督教创建者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一样。《新约》福音中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记载。尤其是在《路加福音》中，有些描述完全是阶级仇恨的强有力表达。例如，富人直接下了地狱，而穷人拉撒路则上了“天堂”。[2]耶稣布道道：“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3]《路加福音》中的“登山宝训”说道：“穷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但是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安慰；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必将饥饿。”[4]相比之下，其他福音中的讯息则以调停富人与穷人之间关系的口吻来表达。例如，《马太福音》中的耶稣这样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5]《马太福音》中有一则关于“塔兰特币”的寓言，讲述了一位富人奖励了一位得到一个塔兰特币并进行有效投资、获得回报的仆人，而惩罚了另一位只有一个塔兰特币却没有交给放贷人收取利息的仆人。《马太福音》这样警告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6]
与此类似，圣经中似乎还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段落：有的布道鼓励反抗现有的统治者，有的布道则劝说人们服从统治，就像耶稣在谈及人们向罗马人支付税负时所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7]有些段落号召人们归顺犹太信仰的规则（法律），但也有一些段落则鼓励人们破坏这些规则。
大约九十多年前，卡尔·考茨基在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写道，圣经中相互矛盾的段落，是后世的基督教作家为了贬低“无产者”群体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刻意为之。考茨基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的确值得怀疑。[8]不过，圣经早期福音书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论调，绝对是反叛现有帝国秩序的语气，而后来的帝国则最终接纳了这一宗教。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很有必要回溯一下基督教产生和传播的客观历史条件。
1世纪前半期的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老普林尼将其描绘为“至今为止东方最卓越辉煌的城市”。但这里同时也是帝国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重要的贸易路线，耶路撒冷获得了最初的兴盛；后来更是作为宗教中心吸引了帝国各处的财富汇聚于此。但是，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则十分贫困。它们就像罗马的其他行省地区一样饱受折磨，除了必须向罗马支付极高的赋税和贡奉，还得为罗马的总督官员们提供符合他们期待的财富。“到处遍布着……贫穷的迹象。”[9]
这里的民众因此普遍对罗马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对与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上层阶级也是怒气冲天。毕竟是犹太国王最先（公元前139年）邀请罗马人前来助阵，而且从此以后，在犹太人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完全依靠罗马人的帮助。[10]
耶路撒冷爆发了层出不穷的暴乱，乡间还反复出现“匪患”，尤其是在加利利地区。有些时候，这些暴乱会披上宗教的外衣。在希律王濒死之际，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激烈暴动，希律王的儿子亚基劳斯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据说有三千名犹太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其后更有两千人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位自称“犹太人国王”的犹大在加利利的乡间地区领导着游击战。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当时的罗马于公元7年曾判处两人有罪，罪名是“煽动人民叛乱……继而制造了大规模屠杀”。[11]四十年后，又有一位预言家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即希腊语中的基督，身边聚集了不少支持者，最终也被砍掉了脑袋。罗马统治者对待这些人的方法基本一样，都是将他们视为“一群邪恶之人，毫无敬神之意，使城市陷入残暴与不安全中”，因为他们“煽动民众暴乱……以神启为借口”。后来，“来自埃及的谣言迅速传开……他凭借着妖术成功地成为预言的先知者。他领导着……三万民众……从沙漠中走来，前往所谓的橄榄山，以穿过耶路撒冷，试图推翻罗马守兵的统治”。[12]“当几名巫师和杀人犯加入队伍并赢得众多支持者后……这场暴乱几乎无法平息……他们踏遍了整个犹太人的土地，劫掠富人的房屋，残杀后者后住了进去，放火焚毁村庄，劫掠土地。”[13]在所有的暴乱冲突中，犹太穷人与犹太上层阶级之间的阶级仇恨，与他们对罗马军事占领的仇恨融为一体。
在对犹太人宗教的不同解释中，阶级分野找到了表达方式。富裕的犹太人说着希腊语，与罗马人合作，偏爱采用等级严格牧师制度的撒都该教派，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他们否认灵魂会永恒不朽，否认人死后就会受到任何奖罚”，而且“无论对待自己的信徒还是对待陌生人，都非常残酷严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分等级的宗教学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背景[14]，他们比较支持法利赛教派。该教派严格遵守犹太法（《旧约》中的礼拜仪式和饮食规定等），反对上层犹太人与罗马人合作，认为“灵魂……永恒不朽……善意之魂将会进入新的身体，邪恶之魂将会受到永恒的折磨”[15]。艾赛尼教派则是第三个教派，试图通过在乡间建立僧侣式的社会群落来逃避他们眼中的邪恶，他们在乡间的生活没有私人财产。这一教派将奴隶制视为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而加以摒弃——在这方面，艾赛尼教徒比基督徒更加激进。最后一个教派是公元60—70年间反抗罗马帝国迫害、富有战斗性的犹太教奋锐党人，他们将宗教信仰与反抗罗马统治、改善社会现状的煽动性政治诉求结合了起来。
当时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熔炉，相互竞争的宗教信条承载了各个不同阶层对这一时期（正是据说耶稣打破了统治秩序这段时期）罗马统治秩序的感情和态度表达。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基督教及其支持者遍布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因此关于教义原则的争辩在各处都引发了强烈的回响。因为犹太人早已不在一小片土地上居住，而是散落各处。此前五百年前，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们，就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犹太人统治阶层驱逐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当波斯王薛西斯为他们重建耶路撒冷时，很多当年离开故土的人并未回来，而是高兴地在新家享受繁荣。还有大量犹太人离开了巴勒斯坦，在地中海地区四处为家，与许多希腊人跨越重洋安家立户的原因一样——他们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他们曾经的家乡则无法为他们提供肥沃的土地。离开故土的犹太人中还有许多是不由自主的移民；由于在故土陷入繁复战争的重重奴役，他们宁愿在任何主人愿意接纳的地方讨生活。
到了1世纪初，实际上，每一座罗马城市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犹太人口，其比例“达到城市总人口数的10%—15%”[16]。亚历山大城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这座位于埃及的希腊化城市，某种程度上其实更是一座犹太人的城市。他们曾在罗马历史上发挥过可圈可点的作用——恺撒曾经寻求过他们的帮助。
在这场历史大流散中，犹太人依然保持了独特的民族意识，通过坚持对不可见的唯一上帝的非偶像崇拜、严格的饮食限制，以及每日每夜的特殊礼拜仪式及安息日的规定，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保存了独立的民族身份。这些风俗习惯和礼拜方式，阻止了他们融入新定居地的人群中。他们还被期待为了耶路撒冷的运转和维持支付一定费用（耶路撒冷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此），也被欢迎在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逾越节时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关于饮食和安息日的教规颇有些繁复，某种程度上令犹太人的社交活动变得更为困难，并且很难与广大非犹太人群合作。但是，他们这个民族幸存了下来，主要集中在犹太教堂的集会地，而这或许与历史上广泛的移民群体总是聚集在教堂或清真寺的原因如出一辙。将犹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纽带，并不仅限于祈祷会，在饮食和行为方面也能给那些漂浮在城市碎裂化世界中的犹太人带来些许安全感——在远离故土的城市中，就连富裕的商人和工匠都感到生活十分艰难和危险，生活条件远不如他们的人们更是感到绝望。
不过，犹太人群落可不仅仅是残存下来而已，他们还吸收了新鲜血液。这一时期改宗（从异教皈依犹太教）现象非常普遍。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斐洛写道：“所有人都被犹太教所征服……野蛮人、希腊人……东方和西方的民族、欧洲人和亚洲人。”[17]犹太教在希腊和罗马的城市中如此流行，以至于出现了一群特殊的信仰者：“敬畏神者”。他们是一群非犹太人，他们参加犹太人的集会，但却并未做好准备接受割礼并严格遵守所有犹太教教规。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统一的社群感吸引了教众。犹太教宗教思想的核心是一神教（对不可见、无所不在的唯一上帝的信仰），它非常契合定居城市犹太人的现实。异教中存在着众多神明，每种神明都与一种特定的地区或自然力紧密相连，居住在乡间的人们比较易于接受，因为本地的小村庄或部落就是他们社会活动的中心所在。但对城市商人、工匠、甚至是乞讨者而言，他们需要不断地与大量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打交道，全能的、无所不包的神祗似乎可以在这样遭遇繁复的世界中为人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就是所有古代伟大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神教倾向的原因，例如，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波斯对唯一“善神”（涉及善与恶的永恒斗争）的崇拜等。[18]就连罗马的异教信仰，也是对太阳神的崇拜远远超过对其他神祇的崇拜。而且，犹太教在其法利赛的形式下，结合了一神教对信徒的承诺，即无论他们在这一世的现实世界中遭受了多少磨难，他们都可以期待来生过得更好。
这就是犹太教得以在罗马帝国所有的贸易中心城市聚起数百万教众的原因，犹太教为教众提供了蔓延数千公里的接触和交流网络。[19]所有由于耶路撒冷的形势而引发的宗教争端和弥赛亚思想，都沿着这一网络快速传播。对生活在每座罗马城市中的人们而言，他们无法看到远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问题，而巴勒斯坦的痛苦则只不过是整个帝国底层阶级，以及被征服地区人民痛苦的一个例证而已。
因此，犹太教日益成为罗马帝国城市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但是，犹太教的发展遇到了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它关于饮食和割礼的教规。“敬畏神者”的盛行表明众多受到犹太教吸引的人们并未准备好全盘接受犹太教的所有教规。第二个障碍就是犹太教承诺信徒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显然与罗马帝国的统治相矛盾和冲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许可以策划规模巨大的起义运动，尝试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但在这场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无论身处何方，却都是少数人群体，没有反叛的能力，当公元7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能做的事情几乎很少，甚至无能为力。对那些事实上相信犹太教预言其信众终将掌控整个世界的人们而言，这次起义的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犹太教的繁荣发展只能局限在如下范围：以下一世将会发生之事的承诺来取代这一世的承诺。
基督教最初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出现。福音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表明，最初的基督教与当时许多其他预言教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福音书中有些部分体现了法利赛派号召教众遵守“法律”的内容，也有回应奋锐党号召众人“拿起武器”的段落，更包含了艾赛尼教派号召放弃家庭、独自走上一条超群的修行人生之路的思想。在一段今天的基督教家庭倡导者罕有引用的段落中，《路加福音》记载着耶稣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20]关于耶稣骑着马进入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之王”的欢呼和拥护，或者是耶稣将放债人从神庙中赶出去等段落，都与约瑟夫斯描述的其他先知故事有很大相似性。[21]
但是，基督教只是犹太人众多教派中的一支，并没有什么能够兴盛和发展下去的特殊原因。大数人扫罗（一位讲希腊语、从法利赛派转而皈依基督教的教徒）住在巴勒斯坦城外，是一位到处游荡的工匠和织帐篷者，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明白，在帝国的城市中，新的宗教思想拥有数量巨大的听众。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那些已被犹太教吸引但却对苛刻严厉的教规望而却步的人们。在皈依基督教时，他将自己的希伯来名字“扫罗”改为罗马名字“保罗”。面对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的抵触，保罗坚持宣扬新的宗教无须遵守古老的割礼和饮食限制，同时大力强调世界末日所有亡灵即将复活，这意味着得救不再依靠耶路撒冷屡败的犹太人最终取得的胜利。
最后，基督教从当时盛行的其他宗教教派中吸取融合了更富情感的因素。世界的救赎要通过一位神的死亡和复活来实现，这样的思想在许多流行的宗教中都存在过，例如在阿多尼斯、奥西里斯及其他各种关于繁衍的教派神话中（死去并被埋葬的神明的复生代表春天降临，就像基督徒理解复活节的意义一般）。《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记载了处女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的故事——马太声称通过耶稣的父亲约瑟追踪家族的血统，可以一路回溯到犹太王大卫；这一点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悖——这一说法为基督教带来了埃及地区普遍崇拜的神明奥西里斯的宗教元素，这位埃及神话中的死亡判官、冥界之神，据说是由一头未受精的母牛所生。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也与埃及宗教中的伊西斯女神类似，扮演着非常相似的角色，被称为“人类最神圣也最永恒的救赎者……我们的苦难之母”[22]。甚至无需太多改编，就能将伊西斯女神的形象变成基督徒口中的“圣母”。
于是，早期的基督徒就这样吸取了犹太教收获众多皈依信徒的流行元素，摒弃了令人心生疑虑的严格饮食和仪式教规，并从神秘宗教那里添加了更受欢迎的民众特色。历史证明，这种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基督徒就是一群冷血且工于心计的操纵家，对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的情感象征佯做动情。实情远非如此。对罗马帝国城市生活中的频受压迫与朝不保夕，他们的敏感更胜以往，并被其驱动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能感受到其他宗教中的元素，并将其与原有的犹太教相结合，对终日经受的痛苦生活作出有意义的解释。《新约》称赞使徒们能够“讲方言”，即在令人迷醉、欣喜若狂的布道中使用方言，更能充分表达他们内在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期基督徒才能从原有的宗教元素中提炼出新的宗教视野。
那么，谁是这种新宗教的听众呢？基督教的主体受众并非帝国最穷困的人们和规模巨大的农业奴隶，因为原则上早期基督教并不反对奴隶制，这一点与艾赛尼教派并不相同。圣保罗在《彼得前书》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奴隶“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即便他们“在基督面前是兄弟”。最初的基督徒也并非由农民组成，因为这种新宗教流行于巴勒斯坦外围城镇——叙述基督教早期历史的《使徒行传》中就是这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的。
早期基督教的受众似乎是广大城镇里中等阶层的居民。这一阶层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远远低于统治阶层的富裕家族，后者只占总人口的2%。[23]古代城市与我们当今世界中第三国家的城市类似，包含着数量巨大的小商人、小手艺人、小办事员和小官僚——他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等级，有时甚至会与社会底层的乞丐、妓女和小偷等流氓无产者融合起来，而高高在上的则是人数极为稀少的富有商人和高官。这些中等阶层的市民或多或少都会感到受到帝国的压迫，但是通常由于其自身力量过于薄弱，无法与帝国权威公开对抗。基督教带来了救赎的消息：一个从天而降的全新世界，并不涉及他们担忧的公开挑战。与此同时，新宗教宣讲道，即便这些消息还是会给个人带来苦难（如殉道者），但它同时也会加速个体得救的进程。
比较贫穷的工匠和小商人，当然会被这样的信息和福音所吸引，尤其是犹太教堂等机构的存在，能够引领他们进入一种社会氛围，帮助他们应对这一世不确定的物质条件，而无须等到下一世。甚至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略好的人们也对基督教情有独钟。一份研究表明，曾有“四十个人”资助了“圣保罗的活动”，“他们都是开化的社会精英，拥有重要的社会地位”。[24]这些人有财力资助使徒们的布道和演讲，为早期基督教团体提供聚会场所：他们的家。[25]圣保罗用尽浑身解数来赞美他们：“重要的是，保罗虽然知道大部分皈依者都是穷人，但是他会亲自为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们施行洗礼。”[26]基督教可能是主要吸引穷人皈依的宗教，但最初的基督教的确试图争取富有人群的关注和加入。随着时间推移，它甚至吸引了真正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大人物的皈依——那些感到备受贵族精英歧视的人们，包括富有的商人、拥有财富的独立女性、已经发达的自由民（前奴隶或奴隶的子女们），以及拥有皇族血统但却缺乏身后背景、从较低层级爬上来的官员等。[27]
《新约》编纂于2世纪和3世纪，内容来自基督教早期文献；随着各支教派的发展壮大，《新约》表述了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变化历程。实际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在《新约》的每一页上都存在着语意矛盾的段落。不过，这样的矛盾解释却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群。此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革命的紧迫性，人人都知道转变迫在眉睫，这一切都来自耶路撒冷陷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起义经验。最强烈的憎恨可以在世界末日理论中找到出口，将会亲眼见证“巴比伦娼妇”（显然是指代罗马）的毁灭，继而便是“圣人”统治的来临，今天的高官权贵将被拉下神坛，将由穷苦百姓和无名小卒统治世界。然而，通过将这种巨变投向未来、投向与现实迥异的永恒领域，革命的信息被稀释了很多，足以吸引那些既深受社会压迫之苦同时又极端惧怕革命的人们。对拥有几个奴隶的小商人或小工场主而言，基督面前犹如兄弟般友爱的自由，而非在实际世界中物质上的自由，着实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富裕的商人也能安下心来，这一次犹太教的“针眼”似乎成为一座大门，骆驼或许恰好能够穿过。[28]虽然富裕阶层的寡妇或者有钱且独立的罗马贵妇也会被圣经中的段落所吸引，因为圣保罗在其中坚称，在上帝眼中，男人与女人都是一样的，不过信奉基督教的丈夫可能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现世中他的妻子必须要为他服务。[29]
基督教的教旨为穷苦的人们提供了慰藉。那些由于出身卑微而被鄙视和厌恶、如今颇有财富的人们，通过基督教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基督教还为少数富人提供了一条道路，帮助他们在洗清罪恶的同时，又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最初只是一支小教派的宗教得到了大力发展。与犹太教一样，基督教为任何造访城市的工匠或商人都提供了广泛的联系人网络。在每个星期一次的集会中，穷人能与比他们富有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使他们有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而较为富有的人们也得到了与其他人交换商业信息的机会。贸易路线和城市行政中心本是罗马帝国的立国框架，但随着时间推移，却成为笼罩帝国的阴云；基督教在这一框架内不断发展，而且通过贸易路线还延展到了罗马帝国几乎不曾、甚至从未涉足的地区（即亚美尼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塞俄比亚、南阿拉伯，甚至是印度南部）。
基督教的发展也伴随着其组织的官僚化。首批使徒布道时，没有任何人监管他们的言辞，当他们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到处宣讲时，赖以为生的是当地信徒自愿供奉的食物和栖身之所。但是，随着布道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每座城市的布道活动中，搜集资财并管理教士群体开始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滥用信徒好客善意的“假先知”，也对基督教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危险，急需整饬。
对地方群体而言，解决方案就是执事在地方教会监察者和主教的监管下，将资金集中起来，对当地教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查德威克在其关于基督教教会历史的书中写道：“在两个世代之内”，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就稳固地建立起来，“主教、地方教会监察者和教会执事位于结构的最顶层”，而非使徒和先知。[30]最初，选举主教的权利还掌握在普通基督徒手中。但不久之后，牧师阶层就拥有了绝对话语权。与此同时，主教开始聚在一起，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基督教信条，以及谁才有权进行宣讲。
这一进程由于基督教信条彼此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得以加速，例如，关于“诺斯替教派”的问题。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对“恶从何而来”这一信条的阐述，一定看起来非常模糊不清，隐晦费解。但它却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实际后果。基督教神学认定只有一位神明，是它创造了世间万物。这就意味着它必定在创造善的同时也创造了恶——对那些始终相信并将“上帝”与“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徒来说，这恐怕是一个令人疑惑不安的结论。正统基督教对此的回应通常是试图稀释这一问题，在上帝与恶行之间放置众多中间媒介，例如，堕落的天使、恶魔，以及忤逆的人性等。当上述这些中间媒介无法令人信服时，教会就会宣称，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我们显然无法理解上帝的无所不知和伟大。
不过，还有一个更符合逻辑性的答案。在善恶两种原则之间，存在着普遍而持久的争斗。这种答案至少部分由诺斯替教提出。在诺斯替教徒看来，精神世界是善的，物质世界和人类身体则是恶的。只有将灵魂从身体的焦虑和束缚中解脱出来，基督徒才能达到纯洁。这一结论并非全是原创思想，同样的思想在《新约》的许多段落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一思想隐含着对教会权威的威胁。如果灵魂思想是纯净的，那么唯一的好基督徒就是那些对物质世界不屑一顾的人，像苦修者就总是将自己饿得半死，衣衫褴褛。不过凭借这样的思想，恐怕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基督教的福音布道，也根本无法为当地教会而从富人那里筹得资金。更糟的是，有些诺斯替教徒甚至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结论。如果思想灵魂是纯净的，那么身体如何也就无足轻重，因为身体所做的所有举动都是不纯净的。诺斯替教的信条是，“对善而言，一切都是善的”。因此，这样的理解允许他们过着极尽奢侈的生活，掠夺他人（尤其是富人）财物，而且最令早期基督教会长老们感到恐惧的是，诺斯替教还倡导自由恋爱。
针对这一问题的争斗在基督教会肆虐数十年，最后只能通过主教坚称只有自己才是使徒的继承者，只有他们才能评判信条的正确与否，才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31]但到3世纪，当一位叙利亚人摩尼开始以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佛教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的思想打造新的“摩尼教”时，这一争论再次显现出来。摩尼教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一度还赢得了希波的奥古斯丁（日后奠定基督教主流思想的主导性人物）的支持。
在对抗这些“异端”思想的斗争中，基督教会的官僚机构从控制行政机构，发展到控制有组织教会被许可接受的信条这一层面。在这一过程中，圣经中互相矛盾的说辞很难激起集中的反叛情绪，而这一情绪很可能会令与基督教结盟的富人阶层忐忑不安。
如果说作为不同政见者的基督教是盘旋在罗马帝国头顶的一小块阴云，那么教会的圣统制则正在变成帝国的影子官僚体制——第二个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管理结构，与帝国的政治管理结构并存。但是，这个影子官僚体制能够向众多城市人口提供服务，其范围远远超过帝国政治范畴。在3世纪晚期的危机中，“宗教团体的强烈感觉”，保证了各个城镇依然与基督教有紧密联系。[32]“在面临瘟疫或暴动等公共危机时，基督教教士成为城中唯一能够团结起来的团体，他们为死去的人们举办葬礼，组织食物供给……在公元250年，作为一名基督徒从同伴那里得到的保护和帮助，远比作为一名罗马公民要多得多。”[33]
到此时为止，只有两种力量能够扰乱基督教会的发展和影响：来自国家的镇压和来自基督教内部的不同声音。
历史上，基督教的辩护者总是面临迫害和镇压，不得不在极为危险的困境中谋求一线生机。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被尊为圣人，与那些显圣的圣人一样。但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中，对教会的镇压时断时续。少数被认定的罗马基督徒，在暴君尼禄手中惨遭迫害，成为火烧罗马的替罪羔羊。但这一波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没有持续到尼禄完成早期执政阶段。在充满仇视的地方官员的驱使下，其他基督徒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以极刑，通常都是由于他们拒绝加入国教。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权力机构对基督教这种实际上在国家政治框架下平行发展的宗教组织还是比较宽容的，例如3世纪的罗马皇帝塞维鲁和阿拉伯人菲利普（即尤利乌斯·菲利普），他们甚至十分喜爱基督教会。
无论如何，到了3世纪末期，基督教会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再被忽略。罗马皇帝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摧毁这一与政治统治平行的宗教组织，要么与之合作。罗马帝国皇帝还兼任多神崇拜的大祭司，感到是时候拔除这股深入帝国官僚机构的影响力。284年后执掌帝国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有人向他进言，声称基督教威胁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团结，戴克里先因此采取行动，拆掉了位于尼哥底米亚其皇宫对面的天主教堂，签署了摧毁所有基督教堂的法律，下令逮捕所有教职人员，威胁处死任何不愿向众神献祭的人，从而在罗马帝国的东部掀起了一阵迫害的血雨腥风。
不过，指望这样的举措能够行之有效，为时已晚。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康士坦提乌斯掌权期，这位皇帝只是采取象征性的手段来实施戴克里先的反基督教法律；到了312年，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在争夺西罗马帝国霸权的战斗中，选择了争取基督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开始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他曾是太阳神的信徒），而基督徒显然也开始将其视为基督教群体的一员。基督徒们似乎并没有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行为感到不安，尽管他淹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处决了自己的妻子，并且推迟接受洗礼直至重病卧床，在临死之前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才接受了洗礼。随着被迫害历史的终结，基督徒如今也开始迫害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以及在基督教中持有不同意见者。
基督教最终赢得了罗马帝国的岁月，同时也是新的异端影响着基督教各个教派的岁月。但自从帝国政治将赌注压在教会官僚体制上，任何对教会官僚体制的威胁也就变成对罗马帝国政治的威胁。接受基督教后，君士坦丁大帝很快就废黜并放逐了不愿顺从其统治的主教。[34]他的继承者遵循他的脚步，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从而制造了巨大的浩劫，埃及主教达修就曾先后五次被罢免后又官复原职。只有罗马皇帝尤里安戒除了这种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态。他对所有形式的基督教崇拜都予以宽容的尊重，只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期待竞争的各个教派会因内耗而摧毁彼此，这样他就可以复兴异教崇拜。
在基督教赢得整个罗马帝国的最后阶段中，诞生了重要的隐修主义运动。基督教会的成功发展引发了持续的异议，有些人认为当下的基督教已经抛弃了最初的纯净和贫苦特质。主教已经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生活在宫殿中，整日混迹于驱使帝国的权要人物之间，而非与挤满教堂的底层人民为伍。于是一场基督教的革新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最初始于埃及：一群修士感到，只有通过走上一条与现世成功的主教截然不同的道路，才能得到救赎。他们愿意离开城镇前往沙漠，隔绝孤立，只靠同情他们的人送来的面包和水维生，衣衫槛褛，同时拒绝任何性行为；他们被称为隐修者。这些隐居的修士相信，通过有意承受苦修生活，他们的罪恶会被洗清，他们终将得救，这种方式与耶稣拯救世界的方式颇为类似。隐修者的行为赢得了其他教徒的尊重，信徒们感到，与住在富丽堂皇宫殿中的主教们相比，这些隐居苦修的修士们似乎更加接近福音传递的信息。
隐修主义运动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诱发异端思想，催生出愤世嫉俗的先知，运用福音书中的字句来释放对罗马帝国和富人阶层的愤恨。然而，没过多久，隐修主义运动就与现有的体制融为一体。为了方便起见，有些隐修士很快就与周边的其他隐修士汇聚在一起，而且很快就接受了牺牲和苦修中应当包括在严格纪律的管理下进行集体劳作的方法。该撒里亚的巴西尔（329-379）将隐修主义发展成为思想与劳作双方面的修行行为，将个人的自我牺牲附属于更高的权威。不久之后，他的继承者便开始引导隐修者的热情，使之发展为一股实际的力量，与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奉者相对抗。[35]
不过，隐修主义还产生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长期后果。由于不乏规模巨大且充满宗教狂热的劳动力，修道院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免于遭受帝国西部被摧毁时的无序与混乱。当帝国在学者们的周边崩塌时，各地的修道院成为庇护所，为学者们提供了可以栖身的安全之地。世间的图书馆被焚毁，有些修道院的图书馆却幸存下来，掌管者带着庄严的宗教责任，一页页手抄下神圣的（有时也包含世俗的）文本。与此同时，修道院也成为缺乏宗教热情者度过一段避世时光的良地，由于普通农民越发承担下耕作的苦工，修士们就能自由祈祷并钻研教义学问，或者只是赋闲无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初宗教献身的孤岛、试图抵制腐败社会的清高所在，在后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几个世纪间，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接下来一千年的西欧历史上，基督教宗教机构的网络（要靠剥削宗教劳动力的生产盈余来维持，并要得到各等级主教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教皇的协调）在争夺财富与特权的战场上，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
[1] 在现存最早的约瑟夫斯著作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相关的翻译版本，参见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London, 1981）。在一份遗失的中世纪文本的斯拉夫语版本中，的确曾经提及耶稣，但是有理由怀疑，这可能是教士们发觉在他们誊写的历史手稿中竟然没有关于耶稣的记载而自行“补入”的内容。因此，这当然无法成为某些基督教作家引用约瑟夫斯的著作来佐证基督教的历史的有力论据。
[2] 《路加福音》18：19-26。
[3] 《马太福音》16：24。
[4] 《路加福音》6：20-25。
[5] 《马太福音》5：1；5：6。
[6] 《马太福音》25：14-30。
[7] 《马太福音》21：20。
[8] 卡尔·考茨基用“无产者”一词来描述公元1世纪犹大省的民众，本身就令人十分迷惑。公元1世纪的民众与现代工人阶级显然十分不同，当然同样都十分贫穷这一点除外。他们许多人都是自谋生计的手艺人（工匠）和小店主，还有许多乞丐和数量极少的雇佣工人。而且，福音书中还记载着耶稣曾向“收税官”布道并与他们有所联系——那是一个令人厌恶但通常并不穷困的群体。考茨基在书中援引《哥林多前书》（1：26）中圣保罗的布道：“蒙召的，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考茨基认为这意味着早期教堂并无“财产”“奉献”。事实上，圣保罗这段话说的是，前来聆听布道者能者不多，尊者也不多，大部分信徒都不属于非富即贵的群体。这暗示着基督教本来就具有跨越阶级、谋求上层信徒的诉求，即使在基督教最初的创立阶段也不是纯粹针对“无产者”而已。
[9] 《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68页。
[10]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细节，参见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前面的章节。
[11] 约瑟夫斯，《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引自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出版年份不详），第300页。
[12] 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这里的翻译段落参见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与企鹅版《犹太战争史》第126、147页文字略有不同。
[13] 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第148页。
[14] 《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71页。
[15] 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
[16] 维恩·米克斯（Wayne Meeks），《最早的城市基督徒》（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New Haven, 1983），第34页。
[17]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261页。关于皈依程度的研究，参见《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79页。
[18] 严格来说，佛教并非一神教，因为在其最初形成时期，并未涉及任何形式下的个体神明信仰。但佛教的确强调所有现实下潜在的单一原则，故也可与其他有一神教倾向的宗教同归一类。
[19] 韦恩·米克斯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认为在公元1世纪的“这场犹太人的大流散中……涉及人口为500万—600万犹太人”。参见其所著《最早的城市基督徒》第34页。这一数字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因为当时帝国的总人口只有5000万人，其中更是只有很小一部分生活在城镇中。
[20] 《路加福音》14：26。
[21] 事实上，很多人都怀疑福音书大多是经年后将道听途说的消息汇总而成的产物，书中内容是很多不同事件的汇集，其中包括约瑟夫斯提及的那些故事。如果的确如此，耶稣（Jesus）这一人物[是约书亚（Joshua）的希腊语名字，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犹太名字]或许作为参与者之一卷入了这些事件——后来的记载完全可以轻易地夸大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即便就在十年前，只要听过参与者血泪回忆的人，例如1990年3月英国的“人头税暴动”或者在此六年前的矿工大罢工，就会知道不同的亲历者在“谁做了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叙述有多么大相径庭。
[22] 这一版本的祈祷词参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
[23] 亚伯拉罕·马尔赫毕（Abraham Malherbe），《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层面》（Social Aspects of Early Christianity, Baton Rouge, 1977），第86页。
[24] 同上书，第46页。
[25] 同上书，第61页。
[26] 同上书，第77页。
[27] 该观点参见米克斯所著《最早的城市基督徒》第70-71、191页，尽管米克斯采用了一个社会学术语“地位不一致性”（status inconsistency）。
[28] 这俨然就是我在主日学校听到的解释！
[29] 《哥林多前书》11：2。
[30] 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早期教会》（The Early Church, London, 1993），第46页。
[31] 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歌罗西书》中都对诺斯替教派引发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32] 彼得·布朗（Peter Brown），《古代晚期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71），第66页。
[33] 同上书，第67页。
[34] 亨利·查德威克，《早期教会》，第135-136页。就这一问题，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了罗马帝国在这个阶段骇人听闻的打压手段及镇压规模。
[35] 亨利·查德威克，《早期教会》，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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