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腊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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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希腊城邦国家

　　两千五百年前进入繁盛期的第三个伟大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大帝以武力凿刻出古希腊帝国的轮廓，大致范围包括从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尼罗河直抵印度河的辽阔地域，此时摩揭陀国王开始统治整个印度次大陆，秦始皇则已在中国大陆开创了新的帝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在雅典和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城兴起的思想观念对地中海和欧洲思想产生的深远冲击，就好比摩揭陀思想对印度的影响，或者是孔孟之道对中国的影响。
　　然而，在公元前9世纪居住在希腊沿地中海区域村落和岛屿上的人们，与欧亚大陆或非洲其他任何地方的农业居民一样，并没有太大区别。迈锡尼文明过往的荣光几乎被人们遗忘，或许只徒留几则模糊不明的神话传说，那雄壮的宫殿堡垒也土崩瓦解，堕入了历史的尘埃。各个村落彼此隔绝，也与亚洲大陆和埃及的文明断绝往来。这里的人们并不开化，制造手工艺品的技艺非常初级，具象艺术基本不存在，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经常发生饥荒。^[1]
　　将这些居民融入一个新文明的力量，与在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发生作用的伟大力量十分相似：冶铁知识和技艺缓慢而稳定地传播、农业新技术的发明、贸易规模的壮大和范围的扩张、古老手工技艺的再度发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以及制定字母表。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所有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改善”^[2]。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些改变带来了城邦国家的兴起，它们能够创造雅典卫城这般恢弘巍峨的伟大建筑群落，能够在各个城邦国家的联合努力下，击退波斯帝国规模惊人的军队铁蹄的入侵。不过，希腊城邦国家此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处的环境，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在两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与印度的情况相比，也有一点迥然不同。
　　与中国和印度的居民相比，定居希腊沿海的人们，很快就与其他文明建立起更加直接的联系。数个世纪以来，腓尼基水手一直沿着地中海海岸线进行贸易活动，获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帝国境内流传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因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城邦与中东地区承前继后的帝国之间，通过贸易达成了直接而持久的深入交流，包括中东帝国军队雇用希腊雇佣兵，允许被驱逐的流亡希腊人居住在帝国城市中等。这样的深入接触，极大地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发展。例如，希腊字母表就直接源于腓尼基人的“闪族字迹”。
　　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兴起于土地肥沃的河谷和平原地带，一旦茂密的林地得到有效清理，极佳的自然条件就会带来农业的繁荣发展。相比而言，希腊农业的发展则不得不受到周边群山环绕地形的极大限制。从公元前8世纪早期起，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希腊的农业生产才开始有了盈余。但是，一旦超过某种限度，如果没有如同印度或中国那样及时调整生产方式，这种农业发展很快就会干涸枯竭。
　　土地匮乏迫使种植者将目光移向大海，并沿着地中海沿岸向土地更加肥沃的海岸地带深入：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岛屿、环绕黑海和小亚细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甚至到了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海岸线。移民的广泛蔓延，带来了贸易规模的扩张，反过来也鼓励了家乡手工技艺的发展，例如，雅典的陶器很快就出现在地中海各个地区。到了公元前6世纪，与世隔绝的农业和渔业群落开始发展成为新型的城邦国家联盟，彼此交战，同时也因贸易而彼此紧密联合，通过共同的字母表、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的方言、相似的宗教实践活动和联合举行的节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建立起新型联盟。
　　土地生产力相对低下，还产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在喂饱一户农夫家庭及其子女之后，所剩的粮食盈余微乎其微。但是，通过利用没有后代的成年人在田间劳作（后来他们还被广泛应用在开发矿产和需要施展手工艺的大型建筑上），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生产盈余。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正好可以提供这种珍贵的劳动力。^[3]与剥削其他人群相比，奴役战俘是一种廉价办法：在公充前5世纪末的雅典，一名奴隶的价格还不到一名自由手艺人一年工作酬劳的一半。^[4]
　　在此前那些更加古老的文明中，奴隶制早已存在相当长时间。但是，奴隶制原本对生产盈余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大多数奴隶都被集中用来为统治者提供私人服务，与此同时，农业和手工业则被留给半自由的城市居民。此时在希腊，奴隶制成为获得生产盈余的主要手段（其规模在罗马很快将会发展得更大）。
　　重要的是，最主要的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它的确依靠剥削农奴般的农民而立国），坐落于土地相对肥沃的内陆地区。^[5]这里的统治阶级是不参与农业或手工业劳动的全权公民，他们依靠“赫洛特”（斯巴达的奴隶）奉献的贡品维生。但这里的统治阶级也推崇朴素甚至艰苦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暗示斯巴达人也意识到了获取盈余方式的局限性。^[6]这种例外情况似乎证明了其他希腊城邦国家的规则。
　　有时人们认为，奴隶制不可能是这些城邦国家的中心制度，因为奴隶的人口数量根本无法占据总人口的大多数。^[7]但是，克罗克斯在其卓越的研究著作《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指出，奴隶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甚至是他们的劳动贡献占社会总产量的比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奴隶劳动对于产生盈余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奴隶的劳动，统治阶级就无法享受游手好闲的闲逸生活，就没有作家和诗人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也就更无法建造雅典卫城那样的建筑奇迹。统治阶级主要依靠奴隶来维持对耕地的控制权，这种依赖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希腊的古典作家和哲学家将对奴隶的所有权视为文明生活的核心部分。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主人与奴隶归并到一起，视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而神话中科林斯国王波吕波斯则宣称，奴隶和家畜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8]
　　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迥然不同，希腊历史并未浸泡在奴隶暴动的鲜血中。这是因为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采纳的奴隶制，使身处其中的奴隶很难组织起来反抗他们的剥削者。大部分奴隶都是在席卷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甚至俄罗斯南部广阔地域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9]这些战俘被驱赶至奴隶市场，有意被混杂在一起，因此共同居住和劳作的奴隶通常来自不同的文化，说着不同的语言，只能非常困难地通过主人所讲的希腊语进行交流。主人通常也依靠其他希腊人来惩戒叛乱的奴隶，追捕逃走的奴隶。因此，即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麦西尼亚的斯巴达“赫洛特”农奴能够组织起来，高举起义大旗并最终得到自由，但是身处希腊的奴隶却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奴隶对其所受剥削的反抗，通常只是以消极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心中的愤懑和怨恨，是影响希腊历史及随后罗马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意味着，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对改善生产技术或者提高产量和品质毫无兴趣，因此也就抑制了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和改善。而且，将奴隶禁锢在其所处位置上这一需求，也是政治家或统治者作出其他决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奴隶能够真正代表自己来干预历史进程的情况，的确十分罕见。
　　无论如何，在古希腊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另一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的确占据了主要舞台。那就是富裕地主与小农场主和工匠之间的斗争，也即，以数量相对庞大的奴隶来耕种土地、自己完全脱离任何手工劳作的富裕地主，与有时会拥有一两名奴隶但是也会亲自在田地间及工场里与奴隶一同劳作的农场主和手工匠之间的斗争。
　　希腊城邦国家刚刚兴起的时候，依然带有过往浓重的痕迹。国王来自传统的族长家族，血亲纽带在决定人们彼此之间的义务和责任、规范彼此之间的行为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依然依靠权力和责任的传统观念来维系，而非凭借正式法律。通过贸易扩张和奴隶制增长而致富的地主，越来越有力地挑战着原有的社会行为方式。他们一方面憎恨旧有统治阶级家庭拥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也厌恶他们对穷人承担的传统责任。这是“一个精英之间激烈冲突的世界……他们穷极每一个机会，为了边境互相厮杀，为了遗产你争我夺，在葬礼上上演你死我活的斗争”^[10]。
　　在许多城邦国家，最后的结果便是废黜国王，建立起寡头政治——富人阶层统治的共和国。通过这种全新的方式，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富裕阶层，借助他们的地位，不仅解除了旧日统治阶层的权力，还向低于自己的阶层压榨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生产盈余）。
　　他们向小地主征税，用以支付城邦的开销（如维持海军等），不过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收成欠佳的情况发生颇为频繁，这就意味着许多农民在支付了赋税后，只能通过向富人举债度日，而这些富人最终则会以此为借口侵吞农民的土地，有时甚至连他们的人也会夺取过来，成为所谓的“契约奴隶”。寡头掌控的法庭，只会乐于作出不利于穷人的判决。
　　不过，寡头共和国的根基很快就被撼动，因为范围广泛的普通公民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满怀野心之辈，懂得利用人民的疾苦攫取政治权力，最终成为“僭主”。僭主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来动摇和推翻富人阶层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大多数公民渡过难关。但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终结阶级分野。
　　在一些城邦国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雅典，来自下层阶级的压力，甚至导致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变革：以“民主”来取代寡头政体和僭主。“民主”一词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是指由“人民实施统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中的主体从不包括所有人民，因为它排除了奴隶、女性和非公民居民：“外邦人”，很多外邦人都是贸易者和手工匠。民主也并未挑战财产和奴隶集中在富裕阶层手中的现实。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民主”力量的领袖通常都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富裕地主，通过诉诸大众的些许要求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的确给予了比较贫困的公民力量，用以保护自己、抵抗富人的强取豪夺。
　　因此，自梭伦时代（公元前594年）开始，雅典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制定法律的权力隶属向所有公民敞开大门的集会，法官和低级别官员都通过抽签来决定人选。
　　这样的权力限制令上层阶级大为光火——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发现这种厌恶且恼火态度的反映。这些作品声称，民主就是暴徒统治，有闲阶级的成员向下级阶层交出权力体现了不道德的个人野心家的主张（因此有了“蛊惑民心的政客”/ “煽动家”一词），而未来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打碎民众控制的枷锁。这就是雅典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戏剧和柏拉图的政治作品的基调，或许也是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的信念^[11]。
　　上层阶级可不会仅在言辞上表达愤怒这么简单。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分阶段武装攫取权力，来上一场彻底的反革命；如有必要，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杀掉那些阻挡他们前行的绊脚石。他们之所以敢于进行这样的尝试，原因在于其所拥有的财富给予了他们军事力量，而普通公民则并无这方面的优势。希腊军队中的核心军事单元是“重装步兵”，他们都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因此拥有足够的财富支付必备的重装盔甲和武器。所以，许多希腊城邦的历史都是连绵不断的斗争史，通常的结局都是更加富裕的地主成功地推翻了民主统治。某种程度上，雅典是一个例外，那里的民主竟然持续存活了近二百年。这是由于雅典城邦极度依赖贸易，使得雅典海军在社会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海军则一直由较为贫穷的公民统帅。就连憎恨民主制度的富人，也常常感到不得不对比较穷困的公民进行安抚才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后，先后两次建立起寡头统治，不过两者都非常短命。
　　公元前5世纪末期发生的这场历时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许多城邦国家内部基于民主制度之上的阶级斗争交织缠绕。这场战争因斯巴达与雅典争夺对其他城邦国家的统领权而引起。斯巴达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城邦联盟（位于希腊大陆南部）以保卫边境，保证所属“赫洛特”的服从。雅典则依赖海上贸易路线，与沿海城镇和岛屿建立联盟，定期向联盟成员索取贡奉，以此协助支持国家财政开支，尤其是维持海军开销。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远远超越了哪个联盟最后能够主宰希腊。这场战争同时也为应当如何组织社会的各种理念提供了激烈竞争的舞台。在雅典及其同盟国内，上层阶级中有许多人至少部分地欢迎将斯巴达赢得这场战争视为颠覆民主的一个借口。对一些人来说，斯巴达成为他们反革命热望的聚焦目标，成为得到特权的少数人如何剥夺其他所有人的所有权利的一个范例^[12]，与193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及其后纳粹德国对统治阶层的切分非常相似。
　　社会动荡和阶级间的紧张情绪，是这两三百年希腊文明的典型特征，在此期间，希腊文学、科学和哲学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一阶段，人们发现不得不质疑旧有的一切确定事物。诗歌的力量归功于荷马（事实上，约在公元前700年，口口相授的传奇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来自于那些在动荡社会中极力挣扎的人们，写下了他们与命运抗争并妥协的故事。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张力，来自角色无法应对和解决互相冲突碰撞的道德准则，反映了新旧社会不同的思想方式。互相竞争的古典希腊哲学学派崛起，思想家们试图找到抵达真理的客观基础、人类生活的目标，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智者派”和“怀疑派”得出结论，“所有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将会依次击倒每个论点。柏拉图认为，由于每个论点都会被相继击倒（这一过程被称为辩证法），真理必须依靠人类直接经验之外的领域才能达成，而且只有哲学精英才能进入真理领域，他们将会以全权主义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了柏拉图的思想后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重视人类对存在的物质和世界的实证主义知识，也认为世界由水、火、气、土四种基本物质组成。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5世纪、伊壁鸠鲁于公元前4世纪末则发展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
　　希腊城邦国家并不受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或波斯帝国那样庞大混乱的官僚体制的桎梏，社会发展活力充沛，故在投入战争时能比其他古老帝国争取更多活跃且忠诚的民众参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城邦国家能够联合起来，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抵挡住外来入侵的大军。一百五十年后，同样的情况令北部希腊化的马其顿帝国军队横扫天下，凯旋的战果中不仅包含诸多希腊城邦国家，而且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统帅下，还征服了埃及和中东两个古老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分崩离析，但是讲希腊语的王朝依然屹立不倒，统治着暗潮涌动的埃及和中东帝国。希腊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来自这些地区古老文明的长久累积），如今更加繁荣起来。在希腊化的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城，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希腊学派又一次达到兴盛的巅峰。约在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系统地阐述了几何学的基本定理。不久之后，厄拉多塞就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2.4万英里。约在公元前150年，希帕克斯发明了计算距离的三角学，并凭此计算出了相对准确的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三百年后，托勒密在希帕克斯的思想上，发展出了恒星与行星的运动模式。虽然行星和恒星围绕着地球运行，但是托勒密研究出的模式却能合理准确地计算出它们的运行轨迹。总而言之，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和数学发展，为其后印度、中国及7-12世纪阿拉伯世界中科学和数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亚历山大城卓越的成绩，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不为欧洲所知。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遗存，很快就被吸收到新帝国中：一个由罗马统治者掌控的新帝国。

^[1] 对生存条件的整体考察，参见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希腊的形成，前1200-前479年》（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BC, London, 1996），第17-37页。

^[2] 德·斯蒂·克洛克斯（De Ste Croix），《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1983），第293页。

^[3] 罗宾·奥斯本，《希腊的形成，前1200-前479年》，第67页。奥斯本在这里解释了此时希腊奴隶制的缘起和发展，虽然他并没有使用“盈余”（surplus）一词。德·斯蒂·克洛克斯认为，在希腊文明中，对统治阶级来说，奴隶可以比农奴或获得自由的劳动力带来更多“利润”；参见其所著《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26-231页。相比之下，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甚至根本没有讨论希腊文明的物质环境，因此也未提及希腊文明中奴隶制扎根的物质条件；参见其所著《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1988）。这种典型的唯物主义缺乏，是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及其他学者倡导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性特征。

^[4]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27页。

^[5] 克洛克斯认为，塞萨利（又译色萨利）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农奴，而非奴隶；克里特岛似乎也存在农奴制。参见克洛克斯所著《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150页。

^[6] 普鲁塔克《名人传》中关于莱库古（Lycurgus）的一章记载了斯巴达人亲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简单朴素的生活很可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而非现实，尤其是在后期的斯巴达社会生活中。参见阿诺德·琼斯（Arnold Hugh Martin Jones）所著《斯巴达》（Sparta, Oxford, 1967）。

^[7] 阿诺德·琼斯，《雅典民主》（The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1957）。

^[8] 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140-141页。

^[9] 克洛克斯指出，根据前201年至前153年的记载，只有13%的奴隶出自家庭豢养。

^[10] 罗宾·奥斯本，《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第233页。

^[11] 参见克洛克斯在其所著的《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1972）两书中的相关评论。关于详细论述苏格拉底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参见伊西多·斯通（Isidor Stone）所著《苏格拉底的审判》（The Trial of Socrates, London, 1997）。[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 这一观点在克洛克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一书中有详尽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