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人类生活和思想上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革，发生在距今只有一万年前。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人们开始采用新的谋生方法，例如在中东地区著名的“新月沃土”地带。[1]那里的人们学会了种植庄稼，生活不再仅仅依靠大自然供应的蔬菜食物；他们开始驯养动物，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捕猎动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就此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这一变革并不一定就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比他们的祖先更加容易。但气候改变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别无选择。[2]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充作食物的野生植物茂盛丰裕、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足够丰盛的地方停留生活；例如，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一个“家庭群落无须太过劳累”，就能在三周时间内采集到足够他们吃上一年的野生谷物。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不停地迁徙。[3]他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将之前简陋的帐篷改造成永久的定居乡村，这样的村落可以容纳数百人，而不是数十人；他们可以在石罐或烧制的陶罐里存放食物，还能积攒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石器工具。经过了一段比从古罗马建立到今天还要长的时间，他们终于能够将狩猎采集社会中典型的较少工作量，与乡村定居生活的优势结合起来。
但是，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使人们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计。随着“新月沃土”变得越来越干旱和寒冷，搜集野生谷物变得越来越困难，羚羊群和野鹿群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定居乡村开始面临重大危机。然而，此时的他们已经无法按照旧有方式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不想挨饿，他们要么分成规模更小的群落，回归已被长久遗忘的游牧生活，要么就得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更多食物，以弥补大自然提供食物的匮乏。
这条道路通往农业。在以野生植物维生的数百个世代里，人们积累了大量关于植物的知识。此时有些群落便开始利用这些掌握的知识，通过播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来确保食物供应无虞。长期观察教会人们，有些植物的种子会比其他植物结出更多的果实；他们选择更加高产的种子种下去，开始培育新的作物品种，发现这样做要比釆集野生植物得到的果实多得多。而且从中得到的收获，足以令他们拴住并驯养各种野生绵羊、山羊、牛、驴，进而则可繁殖驯养后性情变得温顺的牲畜。
最初的农业形式，经常是通过用斧子砍倒森林和灌木丛，放火烧净地面上剩余的残存来实现，以此清理出庄稼地，然后用锄头或挖掘棒来播种和收获。不过，通常要不了几年，这块地的地力就会被耗尽。人们就会放弃这块田地，令其归于荒野，然后重新寻找适于种植的新田地。
用这种方法来维生，导致人类的劳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扎根于生活的村落定居处。从播种到收获，人们不得不毫不间断地照料庄稼，因而也就无法一次长达数月地在外游荡。人们还不得不想出办法来彼此协作，包括清理耕地，以保证日常照料耕地的活动（除草和浇水等）能够顺利进行；贮藏收获的粮食；分享储存的食物；以及养育儿女等。这些活动发展出了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蕴藏着看待世界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表现在众多神话、礼仪和宗教仪式中。
这一转变常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4]，它的动力源自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逐渐精细化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新石器时代革命”包含人类劳作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重组，虽然整个过程持续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新月沃土”的考古成果显示，居住在小村落中的人们是分开定居的，拥有各自的居所，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分开定居的依据和基础是什么（例如，各自独立的定居点是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还是由母亲与女儿及其丈夫们组成，抑或是由父亲与儿子及其妻子们组成）。[5]至此，人类社会还是没有任何与阶级和国家权力类似的概念出现，这要等到农业出现数千年之后。在欧贝德文化（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得名于20世纪初在乌尔附近发现的欧贝德遗址）晚期，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彼此间财富的重大区别几乎完全不存在”，即使在濮文时期（“原始文字时期”，指苏美尔历史时期初期）（直至公元前3000年），也没有“社会分层进程快速推进”[6]的迹象。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男性权力至上的社会风尚。有些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陶土或石制的象征多产女性的小雕像，认为这暗示着女性拥有更高地位，进而认定当时的男性认为向女性祈祷是非常“自然的”。[7]不过，用于战争和狩猎的武器都变得更加普遍，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进展。
看起来，这种原始社会的运作方式，与在世界上各个角落一直存活到近代、以栽培为基础的社会的运转方式十分类似——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原始的社会形态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些社会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的确也拥有某些共同特征。[8]
家庭住所一般都与耕地紧密相连。但据我们所知，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并不存在，而且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个体或家庭囤积私人拥有的食物和货物的情况也不曾发生。相反，个体家庭通常都会被融入范围更大的社会群落中——即回溯“血统世系”，拥有（或者至少传说拥有）同样祖先的一群人。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样的关系明确界定了他们与其直接相关、或者通过婚姻结成、或者与之同辈的人的权利和责任。这样的社会规则期待每个人都能与他人分享食物，这样就没有家庭会因庄稼歉收，或者比其他家庭需要养育更多儿女而挨饿受苦。权威并非来自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是来自帮助他人弥补不足的能力。
与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应当的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相比，此时的原始社会保留了更多狩猎采集社会的核心观念。因此，18世纪早期一位易洛魁文明的观察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如果一群饥饿的易洛魁人遇到了另一群食物还没有完全耗尽的易洛魁人，不等前者开口请求，后者一定会与其分享仅存的食物，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也陷入与得到帮助者同样的灭顶之灾中。”[9]对努尔人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总之，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努尔人的村子中，没有一个人会挨饿，除非所有人一起挨饿。”[10]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这种“利他主义”的解释，一定是出于求生的需求。例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的原始社会，拥有很多劳动力却无需喂养几张嘴的家庭，一定会帮助那些劳动力稀少人丁却很多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拥有许多年幼儿童的家庭。[11]孩子意味着村落未来整体的劳动力补给能力。从保证整体群落免于灭绝的角度来说，这种针对困难大家庭的“重新分配”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女性必须带着孩子从事日常采集活动，而且不得不带着孩子定期跟随营地迁徙，这些活动导致人类的出生率相当低。母亲只能随身照料一个孩子，无法负担更多，因此，每隔三四年她才会生育一次（如有必要还会通过禁欲、流产乃至杀死婴儿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而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村落，孩子一旦长到几个月大，就不必由母亲随身照顾；而且孩子越多，未来就可以照料更多的耕地，种植更多的庄稼。因此，规模越大的家庭也就越有优势。生产方法的改变对人类的繁衍产生了深远影响。人口开始增长。虽然依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不值一提（年均增长0.1%）[12]，但是经过两千年的漫长发展，世界人口总数一路攀升，从新石器时代的一千万人，一路增长到资本主义发轫时的两亿人。
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还存在其他一些重大变化。在狩猎采集社会，重大争议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解决，例如群落分离或者某些个体自行离开。然而，人们清理并耕种土地之后，这种方法在农业群体中几乎无法实行。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村落的规模更大，依靠人们之间更加复杂、更有组织的互动来进行维持。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狩猎釆集社会群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它拥有多余的储藏食物和人工制品，令村庄外的武装突袭者垂涎三尺。地方性的战争（事实上，这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几乎不存在）在许多农耕文明群落中爆发。这为设置正规决策机制进而实现社会控制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例如，由每个世系中的老人组成议事会。
在一万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独立地从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了农耕文明：在中美洲（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在非洲至少三个不同的地方、在印度支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的高地山谷，以及在中国都是如此。[13]每个地方都发生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变化，然而，驯养的动植物不同，对变革的内容和程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证据还驳斥了任何声称某些“种族”或“文明”拥有独有天赋，能够引领其他人类前行的谬论。面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类群落发现，必须运用新的技术才能维持凭借旧有生活方式可以得到的一切——他们发现自身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且是以一种他们从未期待过的方式。此时的世界各处，定居的村落生活取代了松散的群落组织，人们通过坚固的血缘亲族群落纽带、严苛的社会行为准则，以及复杂完备的宗教仪式和神话传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14]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山谷文明，是农业独立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这里的人们大约于公元前7000年开始驯养动物，耕种作物，其中包括甘蔗、某些香蕉品种、坚果果树、巨大的沼泽芋头，以及可以食用的草茎、草根和绿色蔬菜等。随着生活日益转向以农耕为重心，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文明也从游牧或半游牧、狩猎采集生活转向村落定居生活。社会组织以平等的亲族群落为中心，并没有私有土地。在从海岸无法穿越的遥远山谷里，人们就这样一直生活着，不被外来人侵所打扰，直到他们于1930年代早期被西方人“发现”
不过，许多早期社会并没有转向农业。在有些人眼中，依靠驯养动物和耕种过活是一种不必要的苦差事，在能够凭借狩猎和采摘舒适生活的情况下，他们拒绝改变。还有些人的生活环境，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和南非，无法提供易于驯养的动物和耕种的作物。[15]千年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类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通过采摘和打猎来维持生活，直到他们通过与外界接触得到易于驯养和栽培的品种。[16]
不过，一旦农业在世界各地开始确立下来，它很快就传播开来。有时，采取农业维生的社会所取得的成功，会鼓励其他人跟随效仿。因此，“新月沃土”的农作物品种传播到尼罗河谷地、印度河流域和西欧，看起来对这三地农业文明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人口增长，有些人离开村落，在未开垦的新土地上建起新的村落；人口向外扩散，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农业的传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讲班图语的西非人才来到了中非，并最终抵达非洲南部；东南亚的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大洋来到了非洲海岸的马达加斯加，跟着抵达了复活节岛（距离南美海岸只有一千五百英里)，最后则到达了新西兰。
农业社会的存在，常会改变与之接触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的生活。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与附近的农业定居人群进行交换——用鱼、猎物或兽皮来交换谷物、织物或发酵的饮料，他们可以迅速改善其生活条件。这鼓励了部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接纳农业社会的一面，即只驯养野生动物，却不种植庄稼。很快，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安第斯南部山脉地区，都出现了这类“田园牧歌群落”，他们在各个农业定居点之间的土地上游走（有时与其进行交易，有时也会对其发动突袭），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活方式。
随着种植庄稼和驯养畜群的不断普及，最终导致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等级的区分。人类学家所称的“首领”“酋长”或“大人物”出现了，同时有些个人或家族比其他个人和家族享有更高的威望。这种趋势的巅峰表现就是建立起世袭的首领体制，确认其传承的血统家系。但即便是这种世袭制，也与我们今天熟知的社会阶层分野（社会中的部分人可以享受他人辛苦劳作得来的成果）大相径庭。
平等主义和分享依然是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价值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必须为群落中的其他人服务，而不是依靠他人生活。就像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指出的那样，这一社会与狩猎釆集社会拥有同样的“共有财产”概念：“部落首领所得的大部分都会重新分配给部落民，首领的权力也受到民意和体制的制约和平衡。”[17]因此，在南美的南比克瓦拉部落，“慷慨……是权力的重要属性”，“首领”必须时刻准备着用他管辖下的“多余食物、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来满足“个人、家庭或整个群落的任何需求”。[18]这甚至会导致部落首领在物质上陷入比其他部落民众更加困难的境地。在新几内亚的布萨玛（Busama），首领“不得不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地劳作，以积攒足够的食物……大家都知道，他必须得起早贪黑——他的双手从未离开过土地，他的额头总是在不断滴下汗水’。”[19]
“新石器时代”转向农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村落定居变得更加普及，战争也随之蔓延开来。某种程度上，这的确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当时社会仍然缺乏我们今天熟知的大部分元素：社会等级分野、建立在全职官僚和武装军队基础上的永久国家机制，以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几种情况依然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直至人类历史出现第二波谋生方式的剧烈变化：在“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基础上叠加上戈登·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才会发生。
[1] “新月沃土”地带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
[2] 关于这一地带的具体情况，参见：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从采集到农业》（From Foraging to Agriculture, Philadelphia，1989）；梅高（J. V. S. Megaw）主编的《狩猎者、采集者与欧洲外最早的农民》（Hunters, Gatherers and the First Farmers Beyond Europe, Leicester, 1977）；P. M. Dolukhanov和 G. W. W. Barker所写的文章，收入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主编的《阐释文化变迁》（Explaining Cultural Change, London, 1973）；查尔斯·梅塞尔斯（Charles Maisels），《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London, 1993）第3、4章。
[3] J. Harlan, ‘A Wild Wheat Harvest in Turkey’, Archaeology20 (1967), pp.197-201，引自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 城市和近东国家》第68-69页。
[4] 这一术语来自戈登·柴尔德。
[5] 关于村落中各种定居方式的猜测和计算方法，参见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 城市和近东国家》第125页。
[6] 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城市社会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London, 1966），第96页。
[7] 然而，还有些人认为这些女性小雕像实际上用于丰产生殖祭祀的仪式，并不能证明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拥有较高地位，就如同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雕像。
[8] 1920年代和193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了这些残存的原始社会形态，得出了这一观点。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1935）。[《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9] 参见J.-F. Lafitan，引自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52页。
[10] 参见爱德华·伊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引自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52页。
[11] 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这是该书的主要论点。
[12] 罗伯特·亚当斯，《城市社会的演变》，第96页。
[13] 梅高主编的《狩猎者、采集者与欧洲外最早的农民》；P. M. Dolukhanov和 G. W. W. Barker所写的文章，收入科林·伦弗鲁主编的《阐释文化变迁》。
[14] 弗里德里希·卡茨（Friedrich Katz），《古代美洲文明》（Ancient American Civilisations, London, 1989）；沃里克·布雷、厄尔·斯万森、伊恩·法林顿合著（Warwick Bray, Earl Swanson & Ian Farrington），《古代美洲人》（The Ancient Americas, Oxford, 1989），第14页。
[15] 正如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的那样，这些地区从未成功地驯养家畜或者自主农耕。参加贾里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London, 1997），第163-175页。[《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6] 贾里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39页。关于这一观点，戴蒙德在这里论述得非常清晰。
[17] 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62页。
[18] 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32页。
[19] 参见H. I. Hogbin, 引自马歇尔·萨林斯所著《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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