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出现阶级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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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出现阶级之前

　　踏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的世界依然贪婪无度，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偏见泛滥，野蛮暴行和恐怖战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很容易令人相信，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如此，因此，未来的世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不可计数的作家、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记者和心理学家们，极力迫使我们接受这种想法。他们将等级、差异、贪婪和残忍，描绘为人类行为的“自然”特征。事实上，有些人把这些看作贯穿动物王国的特征，一种所谓遗传学“法则”下的“社会生物学”需求。^[1]无数流行于世、据信“科学”的平装本著作都在传播这样的观点，例如：德斯蒙德·莫里斯将人类视为“裸猿”^[2]，罗伯特·阿特里提出“杀戮的必要”^[3]，以及理查德·道金斯口中由“自私的基因”^[4]来安排的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
　　然而，凭借我们今天对史前无数世代祖先生活的了解，这种犹如1960年代系列电视剧《摩登原始人》中刻画的“摩登原始人”式的人类行为，完全无法得到证实。不断累积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绝非以竞争、不平等和压迫为特征。不如说，这些不美好的词汇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几乎都是近代历史的产物。证据来自对五千年前世界范围内人类行为方式的考古发现，以及对直至19世纪及20世纪初依然在世界上不同地域按照类似古老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对这些发现有如下总结：

　　在国家兴起和社会不平等确立之前，人们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以亲缘为基础的小范围社会群体中，其中经济生活的核心制度包括：土地和资源由集体所有，互利互惠的食物分配，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5]

　　换句话说，人们彼此分享，相互帮助；既没有统治者，也没有被统治者；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李借用了恩格斯于1880年代描述这种状态时使用的词汇：“原始共产主义”。这一观点意义重大。我们这一物种（现代人类）已经拥有超过十万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历史95%的时间里，人类的许多举动都不曾被冠以今天所称的“人类自然本性”的帽子。并没有什么被铸入我们的生物体，使我们今天的社会呈现如今的样貌。我们迈入新千年时面临的困境，更是不能归咎于“人类自然本性”。
　　人类的起源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远超过十万年。我们最遥远的祖先由猿类进化而来，生活在四百万到五百万年前的非洲各地。出于某些我们仍不知晓的原因，就像距离我们最近的动物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这一物种中的某些成员放弃树上生活，选择了直立行走。他们比任何其他哺乳类动物都要更懂得合作，借此在新的地势环境下生存下来。他们协同劳作，制造出初级工具（就像黑猩猩有时会做的那样）来挖出树根，够到高处的莓果，搜集幼虫和昆虫，猎杀小动物，吓走食肉动物等。成功的保证来自彼此间的合作，而非彼此间的竞争。那些无法学会协同作业方式者、无法适应随之而来的新的思想行为方式者，都逐渐灭绝。那些能够协同劳动并适应这一新思想的人，则得以生存下来并繁衍延续。
　　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导致这种基因遗传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的进化。他缺少其他哺乳类动物那样高度专业的物理特征，比如能够保护自己的（巨大的牙齿或下颚）、能够保暖的（厚厚皮毛），或者是能够及时逃走的（长腿）。相反，早期人类在应对周边世界的过程中，遗传发展出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用手握住东西和塑造物体，能够用声音彼此交流，能够调查、研究并总结身边的世界，能够在经历了漫长的育儿探索之后，明白如何将他们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所有这些都要求大脑容量有较大增长，以及具有社会化的能力和欲望。这一过程还促进了彼此间相互交流方式的发展（语言），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任何动物都存在质的不同，由此还衍生出概念化的能力：既能意识到身边环绕的世界，又能意识到自己是身处这个世界中的一员。^[6]现代人类出现在约十五万年前的非洲，正是这一过程发展到顶峰的结果。^[7]
　　在接下来的九万年中，我们的祖先慢慢地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散布开去，在此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类物种。^[8]至少在六万年前，他们就已抵达中东。四万年前，他们来到了西欧，并在某种程度上尝试跨越分离亚洲东南海岛与澳洲的海域。最迟在一万两千年前，他们就穿越了冰冻的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由此散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每一个大陆上。数千年来，在各地生存繁衍的人们，彼此之间几乎完全隔绝（融化的冰块使得白令海峡再也无法逾越，升起的海平面则使得从东南亚前往澳洲的道路变得困难重重）。他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不同，每个种族都逐渐积累起自己的一套知识，各自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某些遗传特征，如眼睛的颜色、毛发茂密与否、皮肤的颜色等，在一些种族中要比在另一些种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但不同种族间的基因遗传仍然十分类似。每个种族内部的变化总是大于种族之间的变化。所有种族都同样具有学习彼此语言的能力，所有种族都拥有同样的智能发展潜力。人类虽被分为广泛分布的不同族群，但却依然是同一个物种。每个族群的发展，并非依靠任何特殊的遗传组成，而是依靠他们的动手技能和协作形式在特定环境下适应生存需求的程度。不同的适应程度，支撑起了不同的社会，出现了各自独特的习俗、态度、神话和仪式。
　　大约一万年前，不同的社会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他们大多采用同样的方法：“觅食”，来获取食物、庇护所和蔽体衣物，所谓“觅食”，就是通过获取自然产品（水果和坚果、植物根茎、野生动物、鱼类和贝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为己所用。这些社会都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狩猎采集”社会，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更好一些的词汇：“觅食”社会。^[9]
　　就在几百年前，许多这样的社会还广泛分布于世界上各个地域，些许遗存甚至在我写作本书时依然存在。正是通过研究这样的原始遗存，像理查德·李等人类学家才能得出结论，了解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至少90%的时间内，人类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原始人类是未开化的“野人”^[10]，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过着艰辛而悲惨的生活，不得不通过痛苦血腥的争斗，在“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中角逐活下来的机会，这使生活变得“肮脏、残忍而短暂”^[11]；然而，现实与这一印象大为不同。
　　人们生活在由三四十人组成的组织松散的群体中，这些群体可能会短暂地与其他群体联合起来，形成最多二百人的较大族群。但毫无疑问，这种“纽带社会”（游群社会）中的生活，并不比更加“文明”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几百万人的生活艰辛。一位卓越的人类学家甚至称它们为“原始富裕社会”^[12]。
　　在这些社会里，没有统治者、老板或等级分野。就像特恩布尔在谈及刚果的姆布蒂俾格米人时所写道的：“这里没有首领，没有正式的议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或许会有一两位男性或女性比其他人更加出色，但他们的脱颖而出，通常都是来自良好的实用原因……维持秩序是一项合作事务。”^[13]人们彼此合作以求生，既不用在大人物面前卑躬屈膝，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彼此争吵中。人类学家欧内斯廷·弗里德尔从她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男人与女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度过每一天：是去打猎还是去采摘野果，以及与谁同往。”^[14]埃莉诺·里柯克这样谈及她的发现：“这里没有私人土地，也没有依据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人们就活动本身作出决定并对其负责。无论何种规模的集体，在进行集体活动前，内部必须先达成一致意见。”^[15]人们的行为显得慷慨大方，而不是自私自利，个体彼此帮助，人们在获取食物后，首先会拿给群落中的其他成员，而不是自己独享。理查德·李评价道：“一个家庭的食物从来都不是独自享受，而总是与共同生活的一个群落或者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分享……研究表明，在每个大洲的每一种生存环境下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们中，都存在这种广泛互惠互利的原则。”^[16]理查德·李继续报告说，他所研究的卡拉哈里沙漠的亢人^[17]（也称“布须曼人”）“非常重视平均主义，他们发展出一套重要的文化实践来维持这种平等，首先挫掉骄傲自负和炫耀浮夸者的锐气，然后帮助那些不走运的同伴重新回到‘赛场’。”^[18]—位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记下了另一群狩猎采集群落：加拿大的蒙塔格奈人，“给我们许多欧洲人带来毁灭与折磨的两位暴君——我是指野心和贪婪——却无法在他们的伟大森林中称王……这里从未有任何人将自己交给魔鬼，以换取财富。”^[19]
　　根据弗里德尔的记载，狩猎采集群落对战争方面也关注不多：

　　彼此邻近的群落在寻找食物时争夺领土的情况也曾发生……但就总体而言，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们，在为了作战而进行的训练上投入的精力，以及为了战争冒险而投入的时间都不多……两个群落之间的冲突，通常都会通过一方的离开而得到解决。^[20]

　　这些证据完全驳斥了阿特里等人的谬论。阿特里等人认为，从南方古猿（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时代直至文字出现，整个人类的史前史都建立在“杀戮的必要”上，“狩猎采集群落为了争夺水坑而彼此争斗，因为在非洲炙热的烈日烘烤下，这些水坑通常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他声称，我们都是“该隐之子”，“出于基因上的必要性……人类的历史激发了超级武器的发展”，因而所谓人类的“文明”，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虚饰，掩盖了人类“在屠杀、奴役、毁灭和残忍中得到快感”^[21]这一本能。
　　就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讨论而言，弄清楚这一点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就算真的存在这样一种“人类本性”，它也是在人类漫长的狩猎采集社会发展过程中，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理查德·李的以下观点无疑相当正确：

　　漫长的平均分享经历，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过去。尽管我们看起来已经适应了阶级社会中的生活，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曾上演过侵犯人类权利的凄惨悲剧，但却仍有迹象表明，人类对平均主义思想、对互利互惠信条的认同、对集体感的坚持，依然根深蒂固。^[22]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为推崇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则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抱怨人类就“对小部分人利益有益”拥有一种“长期隐藏的先天本能”和“原始情感”，导致他们想要“讨好大人物”。^[23]
　　事实上，“人类本性”非常多变。在当今社会，它至少使有些人沉溺在哈耶克所阐述的贪婪和竞争中。在阶级社会，它还允许最恐怖的暴行发生：严刑拷打，集体强奸，活活烧死和肆意屠杀。这些行为与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可谓迥然不同，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若要获取生计，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必要条件。
　　狩猎釆集社会中的人们必须亲密无间地依靠彼此。通常，采集者会为群落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狩猎者则会提供较为珍贵的食物。因此，负责狩猎的人们日常果腹的食物全都仰仗采集者的慷慨，而负责采集的人们——以及那些暂时无法从事狩猎活动的人们——则要依靠狩猎者设法猎杀的动物来补充日常饮食，而这无疑非常珍贵。狩猎活动本身通常并非一名男性英雄独自前去杀死野兽的冒险，而是一群男人（有时还会有女人和孩子们的帮助）团结合作，追捕猎物并设下陷阱，最终捕获猎物。无论从哪一点来说，所有的所得都必须依靠合作和集体价值观。离开了合作和集体观，任何狩猎采集社会的群体都活不过几天。
　　与此相关的是，男性并没有凌驾于女性之上。通常，人们都是根据性别来进行劳动分工：男性负责大部分狩猎工作，女性则更多会去进行采集活动。这往往是因为怀孕的妇女，以及正处于哺乳期、需要照料孩子的妇女，都无法参与狩猎活动，因为那样会使其暴露在危险中，会危及整个群落的后代繁衍。但就我们所知，这样的分工并未导致男性确立对女性的统治地位。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例如，何时移动营地，或者是否离开一个群落而加入另一个。婚姻结构非常松散。在没有突然将他们自己或后代的生活置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可以分开。此时完全看不到常被认定为“人类本性”的男性至上主义。^[24]
　　最后，他们也无法产生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对私人财产的迷恋。狩借采集社会的群落规模，通常由每天能在营地附近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决定。在营地四周，群落所有成员持续不断地寻找可以采集的植物，从一个品种换到另一个品种，或者是追捕动物，然而，群落整体却不得不持续迁移，因为当地可以入口的食物终会被搜刮干净。这样不断的迁徙，使得任何群落成员都无法积累财富，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必须便于携带。通常，群落里的个体会拥有一根矛或弓和箭、一个背包，此外也许还会有一些小玩意儿。这里根本没有积累个人财富的概念。人类生存的恶劣物质条件，协助催生了不同的社会，以及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思想迥然不同的想法。
　　总而言之，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各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及其思想的发展历史。这段历史将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编织其中，人人都想为自己、为同伴、为所爱的人争取体面的生活，他们有时会黯然接受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实，有时也会绝望地试图改变它，但结果却是常常失败、偶尔成功。然而，在这段冗长交织的故事中，有两件事却是显露无遗。第一，人类在自然界中谋生的能力不断增长，克服原始匮乏的物质条件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第二，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它们为了小部分特权人群的利益，压迫并剥削大多数人民。
　　如果我们循着这些并行的一系列改变一路回溯，就会明白：我们在21世纪之初看到的世界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会呈现今天的面貌。今天的世界，财富的缔造以超乎我们祖辈想象的规模进行着；今天的世界，阶级统治、压迫和暴力，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加根深蒂固，不可撼动。十亿人民生活在绝望的贫困中，更有数十亿人民毫无安全感，地区战争和内战普遍存在，人类生活的根基正在受到无法控制的科技变革的威胁。对现今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都应该是：通过去除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用财富来满足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使其服从于一个以塑造了我们数百代原始共产主义祖先生活的价值观为根基的社会，是否可能？
　　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回溯一下阶级统治和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1]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当然并非出自严肃的基因科学研究。参见如下论著：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生命线：生物学、自由与决定论》（Lifelines: Biology, Freedom, Determinism, London, 1997）；露丝·哈伯德（Ruth Hubbard），《女性生物学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New Jersey, 1990）；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生物学之为意识形态：基因的教条》（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London,1993）。

^[2] 戴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裸猿》（The Naked Ape, London, 1967）。[《裸猿》，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罗伯特·阿特里（Robert Ardrey），《非洲起源》（African Genesis, London, 1969）；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Oxford, 1976）。[《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5] 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Reflections on Primitive Communism），收入蒂姆·英戈尔德、戴维·里奇斯、詹姆斯·伍德伯恩（Tim Ingold, David Riches & James Woodburn）合编的《狩猎者与采集者》（Hunters and Gatherers）第一卷（Oxford, 1988）。

^[6]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理论被普遍接受，他指出，对所有现代人类而言，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质。19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在其著作中详细说明了语言，抽象能力和人类意识之间的关联；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他的《本体论》（Ontology）一书第二部分“劳动”中同样阐述了相关理论。

^[7] 我在这里写下的简短结论来自一场冗长的论战。读者可以阅读我如下文章的起始部分，获知这场论战的详细情况。“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的起源”（Engel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Society），刊于《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65（1994年冬季卷）。

^[8] 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准确关系的科学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例如，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是否曾经杂交繁衍。请恕我在这里无法详尽展开相关探讨。不过，十分明确的是，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并不意味着就对其进行了野蛮屠杀——罗伯特·阿特里等人试图使我们相信的人类“生于血腥”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

^[9] 某种程度上，“狩猎和采集”社会是一个会引起误解的术语，因为为了在原始社会维持生计，采集野菜和果实通常要比狩猎占据更重要的比重。

^[10] 因此，“野蛮”（savagery）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原始社会——就连刘易斯Dina摩尔根、恩格斯和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de）在试图提供原始社会发展的科学陈述时，也无法避免使用这一词汇。

^[11] 上述引文来自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但却表达出直至1960年代社会上普遍流行和广为接受的“共识”。我们在罗伯特·阿特里的畅销书《非洲起源》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观点。

^[12]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1974）。[《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13] 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森林人》（The Forest People, New York, 1962），第107、110、124-125页。[《森林人》，冉凡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4] 欧内斯廷·弗里德尔（Ernestlin Friedl），《人类学家眼中的女性和男性》（Women and Men: the Anthropologist’s View, New York,1 975），第28页。

^[15] 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男性支配迷思》（Myths of Male Dominance, New York,1981），第139-140页。

^[16] 理查德·李（Richard Lee），《昆桑人》（The ！Kung San, Cambridge, 1979），第118页。

^[17] 亢人（！Kung）词首的惊叹号表示一种“咔哒”的声音，印欧语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发音。

^[18] 理查德·李，《昆桑人》，第244页。

^[19] 参见Le P.P. LeJeune（1635），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4页。

^[20] 欧内斯廷·弗里德尔，《人类学家眼中的女性和男性》，第15、28页。

^[21] 这里的所有引文都出自阿特里的著作《非洲起源》第300、399页。

^[22] 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

^[23]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犁、剑与书：人类历史的结构》（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1991）。

^[24] 恩格斯坚持认为，女性在原始社会同样也不具备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恩格斯在一个重要细节上理解有误——他大大高估了在大部分狩猎和采集社会中血统和世系的重要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探讨，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