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文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　最初的文明

　　“文明”（civilisation），一如其字面上的确切意思，是指人们居住在“城市”（city）里，而这则不过是五千年前才发生的事情。文明崛起的最初迹象，就是涌现出巨大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在世界上不同地区都有所发现，如埃及和中美洲的金字塔，伊拉克地区巨大的金字形神塔（古巴比伦的阶梯塔台状神庙），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宫，希腊大陆迈锡尼的堡垒，印度河流域地区拥有四千年历史、如同蛛网般盘根错节的老城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出于这一原因，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将这一变革命名为“城市革命”。^[1]单是遗存本身就足以让人赞叹不已。但更让人惊奇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建造此种奇观的人们，在数个世代之前，还是纯粹地过着相当简陋初级乡村生活的无知农人。然而，此时的他们却掌握了精细的建造技巧，能够采石、运输、竖立并雕琢巨大的石块，还能以精美的艺术手法对其进行装饰——在某些情况下，（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中国人和中美洲人）甚至能在石块上刻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中所感。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此时的人们还学会了从富含氧化物的岩石中提取铜和锡，没过多久还学会了将铜和锡与更加坚硬的金属一起熔炼成青铜，用于装饰或制成作战的武器，正因如此人们常用“青铜”来指代这段时期。这一时期通常也被称为“青铜时代”。
　　如果人类谋生的方式在此之前并未发生改变（最初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发生的变化上），上述这一切也就无从发生。最初的农业，利用相当基本的技术，栽培和驯养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的动植物，随着数个世代的流逝，极其缓慢地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使某些人类得以在获得心满意足生活的同时，还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闲睱时光。^[2]但是，生存条件绝不会一直就像对某些“高贵的野蛮人”（指未开化原始人的善良天真不受文明罪恶的玷污）的浪漫描述那样轻松惬意，一片田园牧歌风情。很多情况下，粮食产出的增长，几乎与人口的增长持平。如果发生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或洪水、风暴或霜冻、作物枯萎或冰雹”，人类就会被无情地置于突如其来的饥荒之中。^[3]例如，前西班牙文明时期中美洲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替经历轻松填饱肚子和遭受无法预计的毁灭性灾荒的历史。^[4]
　　想要维持既定的生活，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想方设法袭击其他农业部落，以搜罗食物，因此，战争逐渐成为这一社会日益显著的特征。例如，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石制的战斧和燧石匕首变得越来越普及。另一个选择则是，发展更加集中化和高产化的农业模式，而这势必要求进行技术创新。进行农业革命的群落可以在饥荒的威胁下生存下来，无法进行农业革命的群落最终则只能走向灭绝或分崩离析。
　　创新既可以是简单地改善现有种植的作物品种，或者是学会更加高效地喂养家畜，也可以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型畜养哺乳类动物（最初是牛，后来则多为马）被用来牵拉制成某种形状的木器（犁）走过耕地，翻起土壤，这样播种无疑要比任何个人手持锄头劳作更加高效。另一项创新则是挖掘水道，筑起堤坝，保护庄稼免受洪水之灾，并将水流引至贫瘠干旱的土地上。人们还会搜集动物粪便作为肥料施于田地，避免因土壤肥力耗尽而不得不每隔几年就要清理开垦全新的耕地。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人们还开发出各种新型农业技术，包括排干沼泽里的水、掘井、在山坡上耕种梯田、对庄稼精工细作，以及插秧种稻（中国南方）等。
　　与所有的人类劳作一样，这些新技术也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新技术的使用，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方式。之前仅能维持糊口水平的群落，如今已能开始囤积粮食。但在另一方面，新的生产技术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
　　新技术依靠人们彼此间不同形式的合作。例如，犁的使用加速了劳动上的性别分工，由于犁地成为一项繁重的体力活，对怀孕或喂养幼儿的女性来说显然太过困难。灌溉水渠的建造及定期维护，需要数十户甚至数百户家庭齐心合力。这项工作也需要分工，监督工程进展和实际进行建造这两种职能必须分开。囤积粮食的举动则导致负责维护和监管食物储备的群体的出现。第一次出现食物有盈余的情况，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从农业劳作中解脱出来，他们可以集中心力去制造手工艺品，准备战事，或者是与他人交换本地所产。
　　戈登·柴尔德描述了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定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类社会的转变。这里的人们发现土地极为肥沃，但是庄稼种植只能通过“排水系统和灌溉工程”进行，这就需要依靠人们彼此“合作努力”。^[5]近来查尔斯·梅塞尔斯的研究表明，当时的人们发现，在河堤上凿出一些小口便可灌溉大片田地，从而可以极大地提升作物产量。但因他们无法立刻消费掉所有额外的收获，所以必须将丰收的部分储藏起来，以备灾年或歉收之需。^[6]
　　谷物被储藏在巨大的建筑中，耸立在四周的田地间，显得格外醒目，成为社会生活保持连续性的象征。监管谷仓的人群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群，他们在搜集、贮藏和分配盈余食物的同时，也监管着其他人的生活。谷仓及其监管者开始爱上凌驾于社会中其他人之上的权力，而对他们来说，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大众的服从和赞美。于是他们便呈现出几近超自然的神奇面貌。谷仓就是最初的神庙，它们的顶级监管官就是最初的祭司。^[7]社会上的其他群体聚集在神庙周围，从事建造工程、专业化的手工制造、为神庙人员做饭制衣、向神庙输送食物，以及组织远距离的产品交换等。数个世纪过去了，农业村落成长为村镇，村镇则又发展为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如乌鲁克城、拉伽什、尼普尔、基什和乌尔（据说圣经中的先知亚伯拉罕就来自乌尔）。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中美洲。只不过灌溉系统似乎并未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因为中美洲的玉米是一种极为高产的作物，无须灌溉就能获得丰收。^[8]但对庄稼歉收的担心，仍然敦促人们储存富余的粮食，从而使得不同气候下的不同聚居点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对该地群落整体而言，安排设置一定的人群专门协调生产十分有益，可以记录不同季节的存粮和照料谷仓。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这里的谷仓变成神庙，监管官变成祭司，从而相继崛起了奥尔梅克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萨巴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繁盛的文明体现在巨大的雕像、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壮观的典礼厅堂，以及精心规划的城市上（步入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特奥蒂瓦坎的人口可能高达十万之多）。
　　在中东地区和中美洲，此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极具历史意义的转变。负责搜集和分配属于神庙粮食储备的神职监管者，开始在石头或陶土上作出记号，以记录收入和支出。随着时间推移，用来描述特定物品的图画性记号日益规范化，经常用来代表它所描绘物体的发音；直到后来发明了一种方法，赋予人们的话语和思想以永久的视觉表达——人们就是这样发明了文字。神庙的守卫者既有时间也有兴趣仔细探察夜空，他们留意月球、行星、恒星的运动与太阳运动之间的关联。他们能够预测星体未来的运动轨迹和天文现象，例如日食和月食等，这使他们在众人眼中成为拥有魔力的人，几近神圣。但是，他们也学会了根据月亮和太阳的运动创造出日历，使人们在一年中的最佳时节耕种庄稼。这些努力使得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在神庙中扎下根来，甚至还有披着魔力面纱的占星术。正如戈登·柴尔德所说：“在神庙的宝库中——或者说谷仓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盈余，实际上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因，我们将其认定为文明的标准。”^[9]
　　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的早期文明发展出文字后，许多与这些文明有过接触的人们便都学会了书写文字的方式，并以某种形式的变体来书写自己族群的语言。大约五千年前，文字在中东地区的传播速度十分迅猛，继而蔓延到中亚、东亚、南亚，以及东北非和欧洲地中海地区。从奥尔梅克文明开始，所有的中美洲文明都使用文字。不过，也存在着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却依然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文明位于南美洲，人们用标记来帮助记忆，只是这些标记从未发展为记录言语的文字。
　　这里我仅提供了几个向密集农业和城市生活社会转型的例证。随着人们采取新的谋生方式，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种转型。此外还有许多至少正部分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农业社会例证，它们的文明可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数百乃至数千民众，建造巨大宏伟的石制建筑的程度——比如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马耳他石头神庙、西欧的巨石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史前巨石阵）、复活节岛的巨石雕像，以及塔希提岛的阶梯神庙等。^[10]某种程度上，一地迈向“文明”的步伐，常会受到其他地区发展的影响。^[11]但这些影响并不会改变如下事实：通向村镇和城市的发展进程（其间通常都会伴随着书写文字的发明），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积攒的社会内在动力推动下，已经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独立开启了。一些人宣称某些人类群体由于率先发展到“文明”阶段故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其他人类群体更加“优越”，上述事实使得类似这样的无稽之谈无处遁形。

^[1] 戈登·柴尔德之前，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也曾谈及人类如何从“野蛮”社会（意指纯粹的农业生活方式）转变为“文明”社会（意指围绕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恩格斯也曾使用这一术语，但是很快人们就不再称原始的农业社会为“野蛮”，因为日益清楚的是，摩尔根所说的“文明”社会要比早期农业社会野蛮得多。

^[2] 参加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给出的例证。

^[3]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1948），第59-62页。[《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4] 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79、81、102、113、128页。

^[5]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80-81页。

^[6] 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出现：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297页。

^[7] 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出现：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297页。

^[8] 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29页。

^[9] 戈登·柴尔德，《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 London, 1963），第155-156页。

^[10] 关于原始社会前城市文明阶段的大型石制建筑的讨论，参见科林·伦弗鲁，《文明之前》（before Civilisation, Harmondsworth, 1976）。

^[11] 因此可以确认的是，爱琴海地区文明的发展，无疑受到了亚洲大陆东南部及非洲大陆南部文明发展的激励。埃及社会的某些发展（各种播种的谷物及埃及的部分手工艺品），很有可能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受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接触的影响；因此，拉丁美洲文明也很有可能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文明有过些许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