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哈里·杰罗姆为国家经济调查局所做的关于工业机械化问题的一项研究中，曾经做出结论说：“至于将来进一步机械化对技能的影响……人们有理由相信，进一步变化的影响将提高所需要的平均技能。”（1）四十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不同意这一论断。工业劳动和办公室劳动的不断变化的条件，需要一支日益“受过良好训练”、“受过良好教育”、因而是日益“升级”的劳动人口，这一想法在日常谈话和学术性讨论中，几乎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因为本书所做的论证看来与这种流行想法互相抵触，所以现在有必要与这一传统看法作一番比较研究。“技能”、“训练”和“教育”等概念本身就是很不明确的；而且要仔细研究用来支持“不断升级”这一命题的种种论证，又由于这些论证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有条有理的论述的主题，因而更加困难重重了。我们只有试图使各种实质上是印象主义的理论（即被认为不言而喻，因而无须加以说明的理论）具有连贯性，才能把握这一问题。
按照杰罗姆在上引句子里的说法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平均技能”一语。由于随着工艺的发展以及基本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社会的各种劳动过程都体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所以这些劳动过程的“平均”科学技术内容以及在这种意义上的“技能”内容在现在要比在过去多得多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说法。问题恰恰在于：劳动的这种科学和“教育”内容是倾向于平均化呢，还是相反地倾向于两极分化呢。如果是后者，那么要说“平均”技能已经提高，那就是采用这样一位统计学家的逻辑，他一只脚站在火里，另一只脚站在冰水里，却告诉你说，“平均说来”他是十分舒服的。经理和技师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加，不足以补偿广大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的下降；广大工人并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恰恰相反，他们的技能不仅在绝对意义上降低了（因为他们失去了手艺和传统能力，而没有得到足以补偿这种损失的新能力），而且在相对意义上更加降低了。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种机器。换句话说，工人越是需要多懂些事情，以便继续做一个起作用的人，他或她懂得的东西就越少。这是一种脱节，“平均技能”这一概念把它给掩蔽起来了。
关于“不断升级”这一命题的另一种普通说法中，也有同样含混不清之处；这种说法指出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专业激剧增多了。例如，奥马尔·潘科斯特说，“需要特殊技能的职位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历史事实。J.K.诺顿概括地证明了这一情况，并评论说：‘凡是对职业趋势做广泛研究的人，都不会做出相反的结论。’”（2）用这种方式来说，这一说法或许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不能像通常那样，认为这意味着，占有需要特殊技能的职位的那部分劳动人口越来越多，如果“技能”一词具有实质性解释的话。这种说法往往是完全以专门化技术工作的数目增多为根据，而不承认技术专业的增多乃是把大批工人逐出科学、知识和技能领域之外的条件。
对于持这种看法的大多数人来说，“不断升级”这一命题似乎是以两种显著趋势为根据。第一，工人从某些主要职业类别转移到另一些职业类别；第二，受教育的平均期限延长了。相当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两个问题，将是有好处的；这不仅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对于如实描绘技能的历史趋势是必要的，而且也因为，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很好的例证，说明传统的社会科学是怎样把一些经过仔细修饰的表面现象当作现实情况的代替品。
※ ※ ※
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各种职业类别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些类别是统计学家用来区别“体力”劳动阶级中各个部分的。在本世纪初，我们今日称为技工、工头等，机械操作工等和非农业劳工的三大类别共占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弱。七十年后，这三大类别刚刚超过百分之三十六（虽然在这几十年中，它们的总数，据1920－1950年的历次普查，曾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三十六）。但是，在这七十年间，这类人在其三项统计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布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来说，变化情况如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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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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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工头等 |
10.5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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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操作工等 |
12.8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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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劳工 |
12.5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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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
35.8 |
36.5 |
本表中最显著的特征是非农业劳工数字下降了。这个类别中很大一部分人，已成为机械操作工（我们仍就百分比来说，因为按绝对数字来说，这三大类别的总和在1970年约为本世纪初的二又三分之二倍，因而每一个百分比现在代表着二又三分之二倍的人数），其余的人则已成为技工和工头。这种变化，就其表面现象来说，可以认为是代表工人大大“升级”，进入较高的技能类别。*
但是，工人的分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需说明的，而且技能的等级也不是能从给予这些不同类别的称号上看得出来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在美国使用的最早的社会经济职业分类法是威廉·C.亨特的分类法，亨特是人口普查局的雇员，在1897年把所有有收益的劳动者分为四大类：业主、办公室职员、熟练工人和普通劳工。我们现在称为“机械操作工”的这一类别，在亨特的分类法中还没有出现；而体力劳动者分成两类则是一个明显而毫不含糊的分类法：这里有各行各业的技工和机工，他们被列入熟练工人这一类别，是以符合精通技艺的传统要求为根据的。其余都是普通劳工，因此他们构成一个剩下来的类别。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阿尔巴·爱德华兹博士对这一分类法做了修订，他担任人口普查局官员多年，从根本上重建了职业统计的概念基础。他所做的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更改是，把以前的普通劳工这一类别分为两部分。看管或操作机器，或照料机器运转过程的那些人，他称为机械操作工。普通劳工仍然是一个剩下来的类别，现在包括那些既非技工也非机械操作工的非农业劳工。这些分类最初被应用于1930年的人口普查。但是，爱德华兹早在本世纪初，甚至更早，就已经根据他的新分类法，作了大量重新整理人口普查资料的工作。因此，被称为“机械操作工”的这类工人，就我们在1930年以前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中所看到的来说，乃是对那些早期普查中还不存在的一个类别的回溯的估计。爱德华兹的工作一直是此后别人所作的所有类似的重新整理工作的主要基础。（5）
在官方术语和一般惯用说法两方面，爱德华兹的三个分类被认为是与技能等级相一致的。技工仍然被称为有技能工人；普通劳工被称为“无技能”工人；机械操作工现在被称为“半技能”工人。但是应当指出，后两个类别的技能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使用者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以对有关的工作任务的研究为基础，而是以一种简单的机械（对这个词的十足意义上）标准为基础。爱德华兹创造的“半技能”一词，回溯应用到本世纪之初；只是这样信笔一挥，就造成了劳动人口各种技能的大规模“升级”。由于把一种技能标准和机器联系在一起——如看管机器，给机器进料，操作机器——这就保证了随着工业的日益机械化，“无技能”这一类别将会急剧下降，而“半技能”这一类别就会有相等的显著增长。这种统计方法从此以后，不管“技能”的实际应用或分布情况如何，就一直是机械地进行的。
让我们以联畜运输车的驾驭人员为一方，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诸如卡车司机、汽车司机和出租汽车司机、运货员和送货员，等等）为另一方，举例说明。这些类别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联畜运输车驾驭人员这一类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最大的职业集团之一，而各种各样的司机总计起来则是今天的最大职业集团之一。回溯以往，前者要列在“无技能”工人类别里，而后者由于与机器有关系则要列为机械操作工，因而是在“半技能”这一类别里。如果这样应用爱德华兹的标准，那么，由于机动车辆运输取代了马车运输，就出现了技能的升级。然而，不能把这看作是对人类劳动技能的一种确切的比较方法。在早期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村人口都把学习驾驭马匹的本领作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而很少有人懂得如何驾驶机动车辆；在那时，把前者看成是一般世袭的一部分，因而根本不算是技能，而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一种学来的本领被认为是一种“技能”，这是可以讲得通的。可是在今天，较为正确的是把那些能驾驶机动车辆的人看作是没有技能的（至少就驾驶车辆来说是如此），而那些能够照料马匹、给马匹上挽具和驾驭马匹的人确实具有一种显著的非常本领。实际上，这种比较职业技能的方法，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因为它是以一些相对论性的或现代的概念为依据的。不过，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认为，驾驶一辆摩托车的本领，和驾驭一队马匹的本领相比，需要更长的训练或熟习的时间，因而是一种更高的或天然应得较高报酬的技能。
认为装配线工人的技能比渔人或采牡蛎者高，铲车司机的技能比园丁或庭院管理人高，机器进料人的技能比码头装卸工高，停车场管理人的技能比伐木工或操筏人高，这只是人口普查统计范围内的事情，并不是以直接评价为根据的。而且随着机器操作的成为常规活动，就越来越没有理由认为机械操作工高于诸如技术助手等等许多别种普通劳工。“半技能”这一整个概念，在用于机械操作工的身上时，是一个越来越含混的概念。前缀semi的意思是“一半”或“一部分”。当把这个前缀加在名词技能的前面时，由此而来的这个复合词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在有技能和全无技能之间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在大约一半的地方——存在一种训练和能力水平。但是，对机械操作工这个类别来说，训练需要和工作对于工人能力的要求现已极低，以至人们很难想象就任何技能尺度来说还有什么大大低于他们的工作。例如，如果我们查阅一下美国劳工部的《就业展望手册》（这本书实质上是说明职业技能和训练的仅有的有系统的官方尝试），就会看到关于机械操作工这一类别的以下描述：
半技能工人通常只接受简单的在职训练。他们通常明确地被告知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受到严密监督的。他们经常在整个工作日内重复同样的动作或同样的工作。
半技能工人在学习他们的工作上，不需要多年的时间。最简单的重复性和经常性的半技能工作，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学会，在几周之内就可以精通。甚至像卡车司机之类需要较高技能的那些工作，在几个月之内也能学会。然而，适应能力——迅速学会新工作（包括操作新机器）的能力——对于半技能工人来说，乃是一项重要的资格。
刚刚从事半技能工作的新雇员，并没有被指望十分熟练。但是，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之后，他们必须按标准的、迅速的和恒长的速度进行工作。通常，良好的视力和良好的动作协调能力是需要的
这些工作只要求正常健康状况下的人的一般体力；工作任务少则一天最多几个月就能学会；工人“明确地被告知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工作是“受到严密监督的”，“在整个工作日内重复同样的动作和同样的工作”，而且劳工部分析家们所能说的最动听的话只不过是他们需要“适应能力”——难道这不是关于无技能劳动的定义吗？在这里，再引述一位英国权威的另一种说明：
在英国工业中，计时工资工人之间最古老的和最有传统的差别，是以技能为基础的；有技能、半技能和无技能，这三个类别在大部分工业的工资结构中和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得到承认的。虽然不可能给这些类别划出任何精确的界限，然而这些术语在整个工业部门中是通用的，也是为人们理解的。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有技能的工人是其训练用了几年时间，而且在某个个别公司之外也得到正式承认的技工；半技能工人是经过一定训练时期（一般是二至十二个星期），已经具备了为当前工作所需要的熟练程度或操作机器的知识的工人；而无技能工人的工作则不需要任何正式训练。（7）
如果我们接受琼·伍德沃德的说法，那么有技能工人和半技能工人之间的差距，只是一个训练“年限”的问题，而“无技能”工人在“二至十二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成为“半技能”工人。十分清楚，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实在的区别，而只是分类工作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这种区别，至少在美国的工业中，并没有被反映在工资结构或阶级结构方面）。木工的助手（或者那些因为既不属于手艺人也不属于机械操作工类别而被列于“无技能劳动”的其他手艺人的助手），在他懂得各种各样工具和不同尺寸的材料之前，在他熟悉技工的种种操作之前，他对于木工是用处不大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中这一大部分较之大多数机械操作工需要有更长的训练期。甚至用镐用锹的工作，在能按要求的标准从事工作之前，比起许多装配线上的工作或机器进料工作，都要经过更多的学习。“耶鲁大学工艺设计部在对一家大汽车公司的总装配线工作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工作的平均时间周期是三分钟。至于学习时间，从几小时到一个星期就已足够了。对劳动力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来说，学习时间用不了一个月。”（8）而且，装配线上的工作是机械操作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类型，在本世纪前七十五年中，这一工作类别中已涌入十分众多的人口，而按照一种奇怪的定义，这类工作已使得劳动人口的技能显著提高了。*
根据命名学凭想象制造较高技能类别的做法，并不止于把大部分城市劳动变成“半技能”劳动。我们还要考虑农业工人衰减的现象。在这方面，有关的统计类别特别大，而且变化也特别能使人产生错觉。在本世纪初，百分之十七点七的劳动人口被列为“农业普通工和工头”（其中几乎全是“普通工”，工头很少）。但是，在这里，在人口普查分类中，甚至没有任何要把工人按技能加以分类的迹象。对于农业方面的就业人口，人口普查完全没有列出不同的类别，既没有“有技能的农人”，也没有“农业技工”。所有为农场主雇佣的农业劳动，都被列入“农业普通工和工头”一类。人口普查划分的唯一区别是纯粹的所有权上的区别，即以业主为一方（包括为数很少的经理人）和“普通工和工头”为一方。在1900年人口普查时，受农场主雇佣的美国劳动人口的这百分之十七点七当中，很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人——是有充分资格的农民，他们自己曾经拥有和经营农场，但后来失去了这些农场，有的人就是在农户中成长起来的，懂得全套的农业技能。农业雇工能成为农场主的助手，是因为他是多年农场生活的产物，精通许多技能，包括诸如土地、肥料、牲畜、工具、农业机器、建筑技能等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处理各种农活的传统能力和灵巧性。只有这样，农场主才能让他去作耕作、挤奶、看管牲畜、修理篱笆、收割等等工作。诚然，这里无疑也存在着技能的分类问题。许多农业工人，譬如在棉花或水果采摘和其他这类“种植”工作中被雇佣的那些人，并没有掌握农民的全面技能。但是，如果像现在已成为习惯的那样，并被“普通工”这一笼统的名称的用法所迷惑，那就不是按社会科学而是用推行贴标签的方法来研究问题了。在所有劳动类别当中，农业工人这一类别的技工被划出去了整整十分之九，到1970年技工数急剧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七。对社会学家来说，这种情况表示大量工人向较高水平猛增，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劳动类别的“技能”都比农业劳动高。
另一方面，其名称掩盖了少得可怜的技能和训练的一些劳动类别，也像“半技能”这一类别一样，已经迅速地发展了。例如，从1950年的人口普查开始，在分类表中就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那一次人口普查和随后的人口普查中，由于使用了非家务的“服务”工作人员这一类别，阿尔巴·爱德华兹的体系被修改了，而且这个类别还被用来重新解释以前的人口普查数字。这种重新分类的方法，一下子就把先前一般列入所谓蓝领类别的主要职业集团大大地缩小了。这个新的服务类别包括先前被列为“半技能”工人的近四分之一和先前被列为“无技能”工人的四分之三。由于据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看法，“服务人员”至少要比“普通工”高出几等，又由于有些人甚至认为，服务人员是提供“服务”而不是在工厂中劳动，也不是穿着“蓝领”衣服生产商品，他们应当被列在机械操作工之上，于是这就造成了另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升级”。至于这一类别职业表中所表明的大量服务人员的工作情况（见第16章1970年服务性职业），或这类人员与机械操作工乃至与普通工相比较的相对报酬（见第15章表1），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加以叙述了。
最后，我们必须谈一谈这种虚幻的技能升级从那些表明办公室职业和销售职业迅速发展的统计数字中所吸取的力量。一种反射性反应使得政府和学术界的社会学家机械地认为，任何形式的办公室工作，在技能等级、训练、声望和阶级地位方面，都高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这种反射性反应是美国社会学的长期传统，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卡普洛指出，“毫无疑问，白领工作地位优越”不仅是人口普查分级的、而且也是美国社会学所使用的许多其他社会经济职业分级的一种“最重要的”基本假设。（10）（那些不符合这一传统的分级，至多也不过把有技能的技工放在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大致相等的水平上！）把所有“白领”工作看作高于所有“蓝领”工作的这种偏见，其影响已如此之大，以致以后者为牺牲的前者的发展，又被看成是一种证据，说明技能和训练的提高无需有什么实际的事实根据，这一结论乃是不言而喻的传统常识。*
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在校求学的平均时间延长了，这是认为现代工业和贸易需要一支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另一个普通理由；这种平均时期的延长也必须加以分析，并且把它的各组成部分区别开来。在校求学的时间一直在增加：被雇佣的平民劳动人口在校求学的平均年数，已从1948年的十点六年，增为六十年代末的十二点四年，（12）这是一个世纪当中一直在向前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的顶点。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社会都要求人们有阅读写作的能力，并熟悉数学。在城市环境中需要有阅读写作和作简单演算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消费，为了遵守社会法则和服从法律。阅读和演算——抛开其他意义不谈——乃是一支易于管理的人口的基本属性，缺乏这些属性，这支人口就像一些符号如果没有本体和位置这些基本特征就不能由计算机来处理一样，也不能被出卖、引诱和控制了。除了基本阅读写作能力这一需要外，学校也有试图使城市生活社会化的职责，这种社会化现在取代了在占优势地位的农村环境中曾经是由农场、家庭、社团和教会来进行的社会化。因此，城市人口在校求学的平均期限一般是较长的；而且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也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教育期限的延长。
此外，在过去一百年中，科学专长和技术专长在生产、研究、管理、行政、医学和教育本身中的应用大大增加了，这使得负责向这一切领域供应专门人材的高等教育机构大规模地膨胀起来了。这种情况，当然对于在校求学时间的平均长度也有显著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有助于从职业观点来说明教育的需要，它们显然解释了群众教育增长情况的某些方面，但是也同样显然没有解释这种情况的一切方面。关于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职责和教育活动的整个状况，需要对现代各种标准如何产生，以及这些标准在其形成的每一阶段，怎样与整个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的情况，作详尽的历史研究。但是，即便是对于最近时期作一番概要叙述，也足以表明正在发生作用的许多原因，而这些原因之中，有很大部分是与工作结构的教育要求没有直接关系的。
三十年代后期，限制青年加入劳动力队伍的立法的颁布，与大萧条是有关系的，这一立法的目的，是要通过消除职业市场上的一部分人口来减少失业。这一措施的预期结果是延长离校的年龄。由于大量动员人口从事军事生产和在军队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战争趋于结束，人们又产生了种种忧虑，担心复员的海陆军士兵的归来，以及军事订货的削减，将使大萧条再次出现。退伍军人教育津贴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情况而制定的措施之一；这种津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使学校的注册人数增加了，补助了教育机构，并且使平均在校求学时间更加延长。在整个战后时期，高速度的资本积累刺激了对专业管理人员和半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的需求。这种需求，在政府补贴教育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如此之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以致到六十年代末，这些人员已开始显得供过于求了。对这一代人的至少四分之三所能提供的工作，只是要求具备最低教育程度、并挣取工人阶级工资的工人阶级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整整一代人为谋求“发展”而训练自己的作法，已开始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同时，作为中等教育普及的结果，雇主们往往提高他们对于求职者的审查条件，这不是因为有教育方面的需要，而只是因为能够雇到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劳工统计局纽约地区的负责人赫伯特·宾斯托克，以这样的话来说明这种趋势：“完成中学教育，已成为进入今天的劳动市场的一项重要条件。在不断提高教育程度的时期里，雇主们发现持有中学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就开始用验文凭作为一种审查的手段。他们常常物色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员，即使工作的内容并不一定显得更为复杂，也并不一定要求较高的技能。在办公室、售货和服务等领域中许多迅速发展的工作类别的情况就是如此。”（13）由于把“文凭”变成几乎每一种工作的入门券，这种广泛流行的办法，就加强了促使离校年龄延长的其他压力。工厂和办公室都使用这种办法：孟山都化学公司无机化学部人事处长告诉我们说：“大部分工厂中的工作在数学、拼写、阅读、书写和说话方面只要求具备六年级的程度。”他继续说道，“可是企业部门常常是把要求中学文凭或证书作为遴选求职人员的方便手段。”（14）
因此，群众教育的继续扩大，对于非专业性的劳动类别来说，已日益失去它与职业要求的联系。然而，这种教育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却由于与职业训练或其他任何严格的教育需要没有什么关系的功能而得到更坚实可靠的保证。离校年龄延长到平均为十八岁，这对于把失业维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为了从事工作的父母（在此期间，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已是越来越多），为了社会安定和对日益流动的城市人口进行有条理的管理，学校已发展成为安置青少年的巨大单位，这些单位的功能与向青少年传授社会上认为他们应当学习的那些东西越来越缺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内容随着教育时间的延长而更差了。在初级教育期间传授的知识，或多或少被扩大到足以占满普遍采用的十二年的在校受教育的时间，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学制很难在十二年之内使学生学会在几代之前只用八年就能学会的阅读和演算的基本技能。这种情况就更促使雇主要求求职者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凭，来作为得到有阅读能力的工作人员的保证——可是这种保证并非总是有效的。
我们不能忽视延长学制所产生的直接的经济影响。离校年龄的延长不仅限制了官方承认的失业的增长，同时也使可观数量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建筑工人和服务人员等等得以就业。此外，教育已成为建筑业、各种供应商和许多附属性企业资本积累的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领域。由于这一切理由——无论与教育，还是与职业训练都没有关系——美国的社会，如果没有它的庞大的“教育”结构，是很难想象的，而且，事实上，如人们近年来已看到的，即使某一部分学校关闭几个星期，就足以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城市里造成一场社会危机。学校，作为儿童和青年的照管人，对于执行家庭功能、社会安定和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连这些职能也完成得很不好）。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里，除了学校，就再没有青年人呆的地方。为了填补真空，学校本身也变成了那样的真空，内容越来越空洞，变得徒具形式。在劳动过程中，要了解的东西越多，工人需要了解的东西就越少，和这完全一样，在未来的大量劳动者就读的各种学校里，要学的东西越多，教师要教的和学生要学的理由就越少。比起其他任何因素——诸如教育制度无目的性、无效性和空洞形式——，我们在这方面更能找到青年人和他们的学校之间日益增长的对抗的根源，这种对抗预示有要把学校拆散的危险。
结果是，虽然公司经理和教育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普通所说的教育和工作内容的联系，对于大量工作来说，是一种虚假的联系，但是，这种认识未必能扭转教育的趋势，也未必能导致较早的离校年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保持这种教育机构作为一种卓越的社会设施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可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小学求学时期在为职业作准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渺小；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些职业所需要的教育准备工作是多么微乎其微。
例如，伊瓦尔·伯格在近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比较详细的考察中，得出结论说，教育的“成就”已经“超过大多数工作类别的需要”，并说，因此，对“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力的需求，是不能用“大多数工作发生了工艺上和有关的变革”这样的话来解释的。（15）他的最惊人的发现是：调查研究表明，对于雇主来说，教育事实上可能已成为一种负担。他对于许多纺织工人的生产率、调动率和旷工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教育程度高低与所想象的工作成绩好坏成反比。”（16）对于办公室工作的一项抽样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纽约一家大银行的一百二十五个分支机构中的工作成绩，按人员调动情况和每一名行员记错账目的次数来衡量，与五百名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成反比。成绩最差的分支机构，乃是那些有极多雇员正在参加业余进修计划的分支机构！还有证据表明，成绩最差的分支机构，正是除了行员教育程度较高外，经理们在与行员谈论他们在银行里的前途时，还强调教育程度的那些分支机构。”（17）伯格能够举出一些实例，说明一些经理总是机械地认为他们的最能干的工作人员都受过较多的教育，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如在一家公司中，经理们就说他们雇用的受过较好教育的技术人员乃是‘最好的’技术人员。”这家公司的实际资料表明，“受教育较少的技术人员，和作同样工作的受过较多教育的技术人员相比，前者得到主管人员的更好的评价，而且任职的时间也更长；然而，经理们却认为这些‘较好的’雇员都受过更多的学校教育！”（18）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也是由伯格发现的情况：“教育多半是在许多职业类别中引起工人不满情绪的一项重要因素。……”（19）
由于经理们认识到这些事实，重视较长教育年限的做法开始从许多公司的雇用政策中消失了。在中学教育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的时期里，在受正规教育较少的人们当中，失业情况往往比较严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这当然是要加以大力宣传的事情，既用它来证明现代科学工业有教育方面的需要，也用它来证明使每人都受中学教育可以消除失业的这种天真想法。当然，后一结论的根据是这样一种假设：在需要有较高教育造诣的一种经济中，失业乃是失业者供职能力不足的结果。正如斯坦利·列别果特指出的，这种想法“至少是误解了失业者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特征是，他们“乃是劳动市场中目前供求情况下处于边际的人。即使劳动队伍中所有人员都提高了教育程度，有些人仍然会是处于边际的人”，不过“他们的边际地位此时似乎和某一其他简单特征联结在一起了。”（20）
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虽然它没有像以前在职者和失业者的教育水平不同那样，得到大力宣传。1971年劳工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研究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在过去，在职者比求职者受到更多的教育——例如，在1959年，在职者的平均受教育时期是十二年，而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时期只是九点九年。此后，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时期已有所增加，到1971年，在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时期分别为十二点四年和十二点二年，这种差别在统计上已无关紧要了。”（21）在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在校求学时间逐渐趋于一致，妇女比男性更为迅速，所以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职妇女和失业妇女的平均教育程度之间，已没有任何重要差别了。就男性来说，在五十年代末期，这一差别要比妇女大得多，但是到七十年代初，这一差距也消失了。这样，按性别和就业情况绘制的教育程度图表，在1957年像一副宽广的扇面，男性失业者平均在校求学时期不到九年，女性失业者是十年半，就业男性是十一年以上，就业妇女刚刚超过十二年。到了上述调查研究时期，即1971年3月，这幅扇面完全合拢了，不论男女，不论失业和就业，全都处在十二年至十二年半这一窄小范围之内。
※ ※ ※
对工人来说，技能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是和精通一种工艺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既要懂得进行某一种生产工作时所需用的材料和过程，在实际操作时又要作得纯熟灵巧。工艺技能的分解，以及生产之改组成为一种集体的或社会的过程，已经破坏了传统的技能概念，并开辟了唯一一条掌握劳动过程发展的途径，即通过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但是，由于这种知识完全集中在管理部门以及与管理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参谋机构之手，这套途径对于劳动人口来说是此路不通的。留给工人的只是一种经过重新解释的非常不完全的技能概念：特别纯熟灵巧，有限而重复的动作，“速度即技能”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种技能概念也跟着劳动的退化而退化。而且用以衡量技能的尺度也缩短到这种程度，因而只要男女工人的工作需要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训练，他或她就被认为掌握了一种“技能”；几个月的训练期被认为是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学习半年或一年的工作——如使用计算机——就会引起人们畏敬之感。（我们可以把这和传统的学徒年限作一比较，学徒年限很少少于四年，而且往往长达七年之久。）
在二十年代初期，乔治·索雷尔写道：“现代工场是一个经常让工人参加科学研究的试验场所。”艾伯特·梯也里也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全部文明是一种物理学体系，最普通的工人都是一个物理学家。”（23）乔治·弗里德曼以他惯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引用了这两种说法，不知道他是赞扬它们的乐观主义，还是说它们是虚妄而无事实根据的愿望。对于这两种说法的虚伪性如果有过什么怀疑的话，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种怀疑也完全消除了。
只有通过取得现代工程技术的科学、设计和操作的特权，工人才能重新掌握集体的和社会化的生产。除此之外，是不可能掌握劳动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原因而延长了教育期限，这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在校求学的年数，一般说来，以足以对大多数工业的工人提供一种广泛的工艺教育。但是，这样一种教育，只有在求学时期能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只有在工人从正式学校毕业以后还终生受教育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果。这种教育，只有当工人真正成为工业的主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劳动过程中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思想与执行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完全消失，劳动过程被统一在进行这一过程的集体之中的时候，才能引起工人的兴趣和注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延长一种越来越空洞的“教育”，又把劳动变成为简单的无需知识的工作，这实际是浪费受教育者的岁月，也是浪费他此后若干年的人生。这种制度却被它的辩护士说成是把效率提高到顶点的范例；他们论证说，既然一个工程师能够指挥五十个工人，那就没有必要“浪费”社会资源来把所有的人都教育成为工程师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宁可让工人在受到多年学校教育之后仍然无识无知，宁可剥夺人们生来就有的自觉劳动和熟练劳动的权利，而不肯使那把财富积聚在社会的主人手中的等级社会关系受到威胁。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技能概念的完整表述，可以在早年泰罗主义者的毫无隐讳的名言中找到。他们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情实况，即工人必须成为资本家手中的劳动工具；可是他们还没有学会像现代管理部门和社会学那样来粉饰、掩盖和弄混这一无可讳言的必然性。吉尔布雷思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初阶》中写道，“在科学管理下，无技能的劳动怎么样呢？在科学管理下，就没有无技能的劳动；或者说，劳动至少不再是无技能的了。无技能的劳动都被教给可以学到的最好的方法。……经过这种教育之后，任何劳动都不是无技能的。”（25）依照资本的简单要求来训练工人：在经理们的心目中，现代工业社会学年鉴中大肆宣扬的技能升级，其秘密就在于此。工人可能仍然是一个既无知识也无能力的动物，只不过是资本用以作它的工作的一个“人手”，可是，只要他或她能够适应资本的需要，这个工人就不再被看作或被称为无技能的。处在那种庸俗的徒有其名的社会学后面的，正是这种观念；而社会学家却从中在统计学家给予各种职业类别的新名称里找到“升级”这个词。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写道，“训练一名工人，只意味着使他能够执行工作进度表上的指示。只要他能做到这点，他的训练便完成了，不管他年龄大小。”难道这不是关于现代工业、商业和办公室里工作的极好的描述吗？
1．哈里·杰罗姆（Harry Jerome）：《工业机械化》（Mechanization in Industry, New York, 1934），第402页。
2．奥马尔·潘科斯特（Omar Pancoast, Jr.）：《职业的流动性》（Occupational Mobility, New York, 1941），第14页。
3．关于1900年的情况，参阅戴维·L.卡普兰和M.克莱尔·凯西（David L. Kaplan and M. Claire Casey）：《1900至1950年美国的职业趋势》（Occupation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50），人口普查局工作报告第5号，表2。关于1970年的情况，参阅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总结报告PC(2)-7A》，表1。
4．S. R.帕克（S. R. Parker）：《工业和教育》，载S. R.帕克、R. K. 布朗、J. 蔡尔德和M. A.史密斯合著《工业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ndustry, rev. ed., London, 1972），第36页。
5．西奥多·卡普洛（Theodore Caplow）：《劳动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Works, Minneapolis, 1954），第2章，特别是第31－36页；约瑟夫·A.卡尔（Joseph A. Kahl）：《美国的阶级结构》（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w York, 1957），第64－65页；J. E.莫顿（J. E. Morton）：《论人力统计学的演变》（On the Evolution of Manpower Statistics, Kalamazoo, Mich., 1969），第46页。
6．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就业展望手册》，公告第1550号，1968－1969年版，第316页。
7．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工业组织：理论和实践》（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65），第28－29页。
8．查尔斯·R.沃克（Charles R. Walker）：《在工艺改革的影响下人类劳动性质的不断变化》，载全国工业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工艺改革对就业的影响》（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附录第二卷，《工艺和美国经济》（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66），第299页。
9．查尔斯·西尔伯曼（Charles Silberman）：《自动化的神话》（The Myth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1966），第52页。
10．卡普洛：《劳动社会学》，第42－43页。
11．杰罗姆·戴维斯（Jerome Davis）：《俄国公立学校中儿童的社会态度》，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27年5月）；引自上书第40页。
12．《总统关于人力问题的报告》（华盛顿，1972），第207页。
13．《今日的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讨论会记录（1969），第334页。
14．K. B.伯恩哈特在司法部社会关系局关于少数民族就业机会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芝加哥，1967年6月）；引自R. A.尼克松（R. A. Nixon）：《职业发展的劳动市场结构：问题和前景》（The Labor Market framework of Job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67），第41页。
15．伊瓦尔·伯格（Ivar Berg）：《教育和职业：重大的训练掠夺》（Education and Jobs: The Great Training Robbery, Boston, 1971），第14－15页。
16．同上书，第87页。
17．同上书，第93－94页。
18．同上书，第16－17页。
19．同上书，第17页。
20．斯坦利·列别果特（Stanley Lebergott）：《没有工作的人：失业经济学》（Men Without Work: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1964），第11页。
21．威廉·V.多伊特曼（William V. Deutermann）：《1971年3月工人的教育程度》，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1月），第31页。
22．M. C.肯尼迪（M.C. Kennedy）：《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文化：评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 Ann Arbor, Mich., 1968），第172页注。
23．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进步的错觉》（Les illusions du progres, Paris, 1921），第282页；艾伯特·梯也里（Albert Thierry）：《教育问题上的一些考虑》（Reflexions sur l'education, Paris, 1923）第99－100页；弗里德曼在《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55）第240页曾加以引用。
24．保罗·布卢姆伯格（Paul Blumberg）：《工业民主：工人参加管理的社会学》（Industrial Democracy: The Sociology of Participation, New York, 1969），第109页。
25．威廉·R.斯普里格尔和克拉克·E.迈尔（William R. Spriegel and Clark E. Myers）编：《吉尔布雷思著作集》（The Writings of the Gilbreths, Homewood, Ill., 1953），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