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狱中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关在市监狱的二十多名托派仍然集中在一个楼面，两人同住一室，不参加劳动，不布置任何学习课目，每天除了读报纸（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就是自学，似有目的又无计划地自学，消度狱中漫长岁月。我和温州人陈莽同住一监室，我仍旧自学俄语，背记俄文单词，陈莽天天有腔有韵地低声背诵古诗词，显示他在这方面很有功底。陈莽被判刑十五年，他性情善良，沉默寡言，旧知识分子气息重，他的女朋友是个山东姑娘，他们尚未结婚，我早就认识她，对她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知道她有个男朋友，但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就是陈莽，这么一说起来，我和陈莽拉近了距离。一九六四年，陈莽被编队去青海劳改农场，后来病死在青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获得释放回上海后，在一位老工人朋友家中得知这位山东姑娘一直在等着陈莽，不知陈莽病死，她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教小学直到退休，孤独一生。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不平常的，报上宣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宣讲知识分子问题，宣讲共产党整风问题，报纸上报导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请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周恩来为了号召争鸣，跑到杭州说：“我是来拆城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股不正之风，使人民同共产党隔了一道城墙，共产党决心要拆掉这墙。
五月一日开始整风运动，报上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我关押在监狱里，好在天天有报纸看。
报纸上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文章，并且是在党报上，这是解放后头三年我在社会上时不曾见闻的事。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知识分子都是带着挨整的心情去学习，学着说共产党好不说共产党坏的话，所以有了“歌德派”这一名词（不是德国名人歌德，而是歌功颂德的“歌德派”）。
一九五七年正相反，五月报纸上出现了都是批评和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这类文章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大。有些党外人士，在解放前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他们大多数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和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希望破灭，他们不容于国民党的统治而遭受迫害，他们逃避到香港。共产党取得内战赢局，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投奔共产党。
一九五五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一九五六年进入社会主义，在共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希望又幻灭，储安平的“党天下”进言是句大实话，逆耳难听，却击中了斯大林模式、政治制度的要害。
一九五七年六月，风向大变。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一下子变成了反对右派斗争，在五月整风运动中鸣放了几声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大右派。
我们蹲在监狱里，没有牵扯到这场戏剧性的运动和斗争中，而一些早已获得宽大处理的托派，在这场戏剧性的运动和斗争中一却遭到了厄运，托派加右派，双料反革命。
在反击右派斗争中，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内部矛盾，说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说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马克思、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中是阶级消亡了，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一九五七年的参观学习
政府突然宣布再一次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
参观从八月十七日开始，十月中旬结束。
宣布这次参观学习的目的要求是：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还要认识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
这些目的要求，很明显地是针对我们被认定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人。
参加参观的托派：何资琛、曾猛、何子铮、谢公墨、李培、籍云龙、王国龙、周仁生、蒋振东、叶春华、黄鉴桐、喻守一、李永爵、陆绩、姜君羊、杨博、林华、沈文铃、俞一民、郑良、杜畏之、熊安东等二十余人。
先后在上海、北京、沈阳、抚顺、本溪、鞍山、武汉等七个地区，参观了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农业、水利、交通和科教等方面的建设成就。
上海一个星期的参观项目与一九五六年相似，只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并成了高级社。
北京一个星期参观的项目，工业不多，重点参观了官厅水库，张各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南郊国营农场，观看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顺便游了天坛公园，张各庄高级社是由十多个初级社会合并成近万人的高级生产合作社。
北京的南郊国营农场，是个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农场，场长是位残疾退休军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办公，是接待室又是办公室，他介绍了农场的情况：这里本是供皇帝打猎的地方，现在改为畜牧兼生产蔬菜的农场，生产的奶、蛋、鱼、肉和蔬菜等专门供应中央党政各部门，基本满足需要。
在东北两个星期的参观项目是：煤矿、铁矿、钢铁厂、重型机械厂，还有一个满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抚顺的一所养老院。
东北的工矿企业规模都很大，无论是沈阳重型机械厂还是鞍钢公司的轧钢厂、钢管厂等，各单位的领导都介绍他们的厂在日本投降时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后，都是在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私援助下进行了扩建或改建后恢复生产的。
这些单位的领导人，都没有讲到在日本投降后，苏联拆走机器的事，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好问，因为这也可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苏宣传。
在武汉主要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钢，肉类加工厂，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武汉医学院等。
武汉参观的重头戏是武汉长江大桥，这座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大桥，完全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由苏联援助建造的。我们参观时，双层桥体已建成，尚未通车，我们从铁路桥面的这头走到另一头，乘电梯升到公路桥面，又从那头走回这头。站在公路桥上四望，武汉三镇近在眼底，天堑变通途，滚滚万里江水从桥下东流去，子在川上臼：“逝者如斯夫！”情景壮观，难以忘却羁绊身。
武钢是新建的一座大型钢铁厂，建厂时，解放军开进了一个师，脱下军装换上工装，充当工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建厂的效率又快又好。
肉类加工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通过陆路和水路，猪们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被赶运到这里，经过消毒洗澡后，它们就川流不息地经一条特别的通道走向不归之路，被电击昏、挂架、放血、去毛、开膛、摘除内脏、砍头，然后劈成两片。沿着流水线观看了生产全过程，劈成两片的猪身，落在输送带上进入冷冻车间，然后冷冻火车就一列一列地驶向苏联，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扩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帮助建造长江大桥、建造大规模水库等等，我们支援老大哥有肉吃，也是应尽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
那么多猪头，那么多内脏怎么办哪？”我们好奇地问。“人多力量大，咱们中国人口多吃量也大，还不够吃呢！”厂领导答。还告诉我们，猪脑和猪内脏器官里还能提练〔注：此处应为提炼——录入者注〕出贵重药品。
在这次参观中，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工业、农业或科教企业，任何单位的领导讲话时都特别提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总之一句话，共产党领导人民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就是要对着干！右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上海、北京、沈阳参观分别都是刚刚由若干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的领导都细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说找到了“控穷根”的道路。农村里也有右派分子，他们是富农，吵闹着要退社，说社的领导不会管理或管不了这么大摊子，说高级社成了“高草社”等等。我们到地头上走走看看，看到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田里没有看到高草，路边有青草，牛羊在那里啃食。
在北京参观时，领队的曹科长问我们有什么要求，何资琛提出：要求中央同志接见，曹科长看了何资琛两眼，没做回答。何资琛曾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中共的五大和六大，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毛泽东共事。“成则王，败则寇”，客舟忘却身是囚，往事还如一梦中！
参观结束后，在武汉，曹科长在讲话中，对何资琛提的要求作了答复：“还要求中央首长接见？我看还是需要继续劳动改造！”
十月中旬，乘“江新”轮从武汉回上海。
十一年前，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大学从重庆复员回南京，乘的就是这“江新”轮，在轮船上我用托洛茨基的观点同金万林谈论国共两党的内战问题，金万林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十一年后，我做为托派囚犯，接受共产党的参观教育举措后，乘“江新”轮回上海监狱继续服刑。
滚滚东流的江水依旧，两岸的景色依旧，物是人非，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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