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附 录
评价人物应该根据事实
秋君
读了双山君《悼念彭述之》一文（以下简称“悼文”）后，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只就彭述之这“一个革命家的品格”是否有如“悼文”所指责的劣点，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悼文”对彭述之的主要批评，是说“他要求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的‘永远正确’”。认为“‘永远正确’原是中世纪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样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言下之意，明显是指责彭述之“想方设法来制造”“永远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责。我在此指出：这种指责，不但影响彭述之个人的声誉，尤其必然严重影响整个托派运动的声誉；但作为托派一分子的双山，却在严重指责一个公认的托派领袖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如何去保卫他所属运动的声誉——不受他的指责的影响。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双山在提出如此严重指责的同时，宣称“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之间的对立上，我们（即属于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人）从来与彭述之们站在同一战线”，即竟然可以同被他指责为搞“个人崇拜”的人“站在同一战线”上，去反对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从此可见，双山君的立论，是很不严肃的，是不负责任而只求以表达己见为快的！
现在我们再看双山能否拿出真凭实据，来支持他对彭述之的指责。
悼文举出“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彭述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上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他“须分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若干责任”（言外之意是他没有表示过“须分担”）。
事实是否这样？要确定这点，不能靠想象、推论，而必须靠当事人的“白纸黑字”来作证的。尽管由于一时只有几本中文书在手可供查核，但以下的部分资料，仍然可供说明的。
第一，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彭述之在中共的支部干事会和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针对机会主义派问题，发言答复批评者道：“……在过去的机会主义时期中（特别在五次大会至与国民党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的时期中）是否只独秀一人指导党的工作，在党内专政呢？……我们应该以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即我自己虽然当时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指五次大会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引者），没有直接负政治指导责任，但我在当时党的整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底下，我的思想观念上也是含有机会主义的成分的。对于当时我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应当坦白地承认每个人的责任。”（《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五和二六七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这表明，彭氏当时连自己的机会主义思想观念也作过自我批评了。
第二，彭述之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其中写道：“我正是‘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者之一”。“如果说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缺乏经验’，那是没有疑问的。……正因此，中共对共产国际太过信赖，……执行了国际所强加于它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国共合作’政策。”
“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过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假如我参加南京市和二、六两军干部会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引者）后，立刻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往后局势的发展，一定大不相同，而利于革命的。但是，我们那时还远没有决心和勇气，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第三，他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共一部分领导者（陈独秀和彭述之）（前面括号和两个名字为原文所有——引者）在革命的进程中……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他们应负一部分执行的责任。”（彭述之著：《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第五八页）这里的“他们”，只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法，而不是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来说的。
第四，彭述之和陈独秀、尹宽所共同起草、并且自己也联署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指出：“……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转引自《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四页）。这里说的“领导机关”的责任，自然也包括它的领导成员，即同时所称的“我们”中的每一签署者；当然各人职责不同，应付责任也是不同的。
从以上的引文，应该可以证明：彭述之事实上并没有“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没有表示不“该分担”“若干责任”吧！这样，说彭制造自己“永远正确”的“最明显例子”，岂非恰恰与事实相反？
（至于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自承在内战时期所犯的政治错误——见《彭述之选集》第三卷第六四页——也可证明彭述之并不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相反，而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悼文指彭述之“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指他“为要体现这个（“永远正确”的）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由于悼文没有同时举出具体事例来支持这些断语，或者只笼统地说他的“回忆录”及“一篇文章中所说”，而不引证原文及注明出处和该书页数，那是极难查对核实的，因此也难在此加以评论。而任何严肃的人，也不应依循双山的笼统说法，去研究问题或接受双山的见解。不过，对于彭述之是否接受了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等问题，可以从他的著作（例如他的选集）和长期斗争行动中去研究，和得出答案的。
而且，悼文一方面声言“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是”“从来与彭述之们站于同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指责自己的“战”友“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那不是很矛盾和没有原则（与这样的人“同一战线”）吗？
彭述之毕生的政治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官僚层。既然是同彭站于同一战线的战友，请不要因为“失去了一个长期与之争论的对手”而感到“寂寞”吧！“战线”外面的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敌人的斗争，都正在等着战友们去奋力斗争哩！
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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