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相关链接：郑超麟
论彭述之的认错
郑超麟
彭述之死了。双山写了一篇悼文，于指出死者一些优点之外也指出死者的一个缺点，即是说：彭述之自命为永远正确，想方设法制造这样一种正确，藉以造成个人崇拜，因之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双山还举出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这二个大革命家勇于认错的品格，而以为彭述之远不及他们。双山这个评论是很委婉的，很克制的。
有些人不以双山为然，一篇以“秋君”署名的文章，反驳双山这个评论，并且从彭述之的著作中列举多条文句，证明彭述之也曾承认自己的错误，以此否定彭述之有制造永远正确的事实，有培养个人崇拜的企图。
这篇驳文所列举的彭述之文句，共四条。第一条，他表示分担机会主义领导的责任，并承认“我的思想观念上也是会有机会主义的成分的”。第二条，他承认他以上海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对于中央没有经验，太过信赖共产国际，执行了国共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也要负责。第三条，他表示他和陈独秀二人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也应当负一部分执行的责任。第四条，他引八十一人宣言的文句，说每个签署者都要负国际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
驳文所引彭述之文句只限于上面四条，没有第五条了。
这四条引文怎么能够证明彭述之勇于认错，因之没有制造永远正确，没有培养个人崇拜呢？
斯大林有时也曾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例如，他承认，一九一七年列宁回国以前，他办《真理报》时犯了错误，“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的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难道我们可以根据斯大林著作中偶然认错的文句便做出结论说斯大林勇于认错，不搞个人崇拜吗？
何况驳文所引四条彭述之文句，其所谓承认错误，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廉价的。其认错还远逊于斯大林。
执行机会主义政策，导致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一人负责——这话，连瞿秋白也会说。瞿秋白在六大上发言，谈起革命失败问题时说了如下的话：“是否责任由他（按指陈独秀）一人负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见《六大记录》）
不错，瞿秋白只把革命失败责任归咎于政治局而不提国际和斯大林的责任。彭述之则提到国际和斯大林应负主要的责任。但彭述之这里是抱着陈独秀大腿，借陈独秀做保护伞的。要追究彭述之执行机会主义的责任么？那必须先追究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是总书记。
可是，彭述之怎么能够同陈独秀相比呢？陈独秀执行了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但陈独秀自始就反对所谓国共合作。他一面执行，一面反对。他的《告全党同志书》说得很明白。《告全党同志书》是从西湖会议说起这个机会主义政策的。我找到了新的资料，说明在西湖会议以前，甚至在二大以前，陈独秀就明白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陈独秀知道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是写信给伍廷康表示反对，并提出六条理由来反对。信和六条理由均见《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篇文章所引。信的内容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我就不去引了。
与彭述之同时参加政治局的，蔡和森和张国焘，也曾在西湖会议上和三大上反对过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
彭述之本人怎么样呢？他自始就热烈拥护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当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传达到莫斯科以后，彭述之以旅莫支部中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身份，布置学习，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压制反对的意见。最近我发现了尹宽在监狱内一九六二年写的一份回忆材料，说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其中就说到一九二三年秋的学习。尹宽说：
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先做一个“正报告”，然后再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的。其详细内容，我已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革命性，甚至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的统一战线”……我则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养成了一些阶级的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相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秉至诚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什维克方面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见《芜湖党史资料》第四期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尹宽说的那次讨论会，我完全忘记了。我想，大概是我们对于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的学习已经统一了思想之后，尹宽等十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他们的思想尚未统一，尹宽可能流露一些不合时宜的论调，罗觉，彭述之特别布置这样一个讨论会来“整”尹宽的。讨论的其实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所谓“民族统一战线”不过是此问题的理论基础。尹宽可能年老记错了（例如，他把旅莫支部错记为俄共的中国支部），也可能在监狱中写回忆不敢明白反对加入国民党，而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也说得很委婉的。又尹宽把罗觉，彭述之并提，但因罗觉是旅莫支部书记，故置于彭述之名前，而这种“整”人的布置则是彭述之主持的。
彭述之真有诚意认错，那就要首先承认他在旅莫支部内积极拥护三大通过的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错误。他不肯承认这个根本错误，他在《回忆录》中抹煞这个事实，一字不提那次讨论，反而自夸他当时是内心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在此情形之下，他抱着陈独秀大腿，承认执行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责任，还有什么价值呢？
双山的悼文还引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几句对于彭述之的评价，其中说：“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那篇驳文对于双山这几句话也要反驳。首先认为双山没有举出“具体事例”来支持这些断语，也未引证原文，注明页数，“难在此加以评论”；其次，认为彭述之是否接受了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可以从他的著作和行动中去研究。
我不知道双山本人将如何回答这个反驳。但我认为彭述之接受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其具体事例俯拾即是，无待于研究他的著作和行事。何须远求呢，这篇驳文本身就留下了彭述之的斯大林主义的遗迹。
驳文引了双山指责彭述之制造永远正确，藉以造成个人崇拜之后，说了如下的话：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责。我在此指出：这种指责不但影响彭述之个人的声誉，尤其必然严重影响整个托派运动的声誉，但作为托派一分子的双山，却在严重指责一个公认的托派领袖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如何去保卫他所属运动的声誉，——不受他的指责的影响。
我抄了驳文中这一段话以后，又加倍注意校对一遍，生怕抄错。这是真的么？不是排错了字么？想不到一本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刊物竟有这样的议论！一个运动，它的“公认的领袖”有什么缺点，是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指责的，你批评了，指责了，“严重指责”了那个“公认的领袖”，就是批评了，指责了，“严重指责”了运动本身。你影响了“公认的领袖”的声誉，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声誉！“公认的领袖”就是整个运动！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
这种议论，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是习以为常的，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教皇，就是反对整个天主教；今天听来，这个议论颇觉刺耳。并非说今天已经没有斯大林主义了，没有领袖崇拜了，只能说今天的斯大林主义，领袖崇拜，隐晦起来，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想不到今天，一九八四年，在发表双山文章的一个刊物上，竟出现了这个议论！明目张胆宣传领袖个人崇拜！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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