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

　　一九三五年年底成立的临时中委会，在整个中国反对派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因为这一机构存续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也可说较多。它恢复和发展了上海和全国的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了一些国际反对派的文献，而更重要的，它创刊了政治机关报《斗争》（每月一期）与理论机关报《火花》。这两种刊物，以－九三六年春天开始，中间差不多没有间歇，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年终。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任何一种期刊有过这样长的寿命，起过如此持续的与逐渐扩大的影响。

　　新领导机关的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场。易洛生本来留下一架小印刷机给组织的，但在斯朝生等当权时出卖了，换来的一笔钱，也当作工作经费花去了。我们那时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了几个印刷工人同志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单单从外面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够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致使当时的鲁迅读了会诬蔑我们是拿“肮脏的钱”来办报的！这个印刷工场最初由两个印刷工人管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霸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我们于是来了一次突击；李福仁化装成巡捕房里的“三道头”，再有两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机器抢出。以后，印刷工作长时期地由林焕华及毛鸿鉴二同志负责。

　　临委会的第二件事情是整理组织。上海的关系是现成的，组织一经恢复，生活便可开始。我们开始注意到了香港那里原是中国反对派最早的根据地之一，有很多工人同志，可惜几年来大多断了联络。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组织就决定我到香港去一趟。在香港住了一个月，以由“无产者社”留下来的老同志罗新及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中壮烈牺牲的陈仲禧为中心，终于重新团结了十几个人，建立了组织，并且仿上海的例子，也制成了一架原始印刷机，出版华南机关报：《火星》。几年来，因为与上海实际失去了联系，某些同志竟和章伯钧们的第三党混在一起了。因此我们那时的首要工作，就在划清我们和第三党之间的政治界限，并终止了组织上的跨党现象。同志们恢复了区芳、陈亦谋二同志所定下来的传统，又积极面向了工厂。李福仁那次与我偕行，他利用了洋人身份，给华南朋友带来了大批多年来未见的反对派文件。所有这一切，对此后华南工作的开展，确实起了不小帮助作用。

　　同时，中国反对派意外地获得了不少广西年轻同志的增援。我说意外地，因为事实上并非历来中央机关有意耕耘的结果。反对派有个张特，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派统一之后，就背弃了所信，脱离了组织，回原籍广西做官去了。那时的李白手下有个红人名黄公度，曾留学莫斯科，却从不曾与反对派有丝毫渊源，甚至恐怕根本不曾进过共产党，他引张特作了自己的心腹。当时桂系反蒋、伪装左倾，吸引了不少过去的共产党或隐蔽的共党。黄公度们为了争权，乃大量招集过去的托派分子到广西去，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与托派组织断了关系，大多数被安插在广西的大中学校里教书。其中有史唐。这个人，虽然脱离了托派，而思想却仍是藕断丝连，因之在和学生接触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散播着旧有的思想，结果倒产生了不少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我们那次临委会成立前后，他们已经和上海有了直接联系，不久又派了人来。上面提起的林毛二同志就是那一批里来的，另人我记得就是麦俊奇。

　　华北当时无组织。一九三一年四派统一后。原属于“十月社”和“无产者社”的人合并起来，华北（主要是北京）的组织相当强大。详细情形，因我已入狱，不得而知。只听说一九三二年十月独秀等在沪被捕后，北京学生界曾发动了有声有色的援陈运动。在几个大学举行的讲演会上，拥陈与反陈的二派学生旗鼓相当。但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斯朝生等南下，刘仁静等被捕，北京却已无组织活动可言了。只有在山东有一些同志的工作，此时已在好几个县中有了点基础。当临委会成立之后不久，大概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吧，山东朋友们也派了几个人，与上海的中央恢复关系。来人中有梁四同志，他是坚持到今天的少数托洛茨基主义者之一。

　　温州的托派活动那时还只在酝酿状态，与我们发生关系仿佛还在较后时期。那个位于浙江东南部的古老城市，和广西情形相似，也几乎是“自发地”产生了一批年轻托派种子，是一个行为上和史唐差不多的人带去的，他名叫曾猛，是莫斯科回来的老托派。与陈独秀等一同被捕，后由家属设法，利用他过去的黄埔军校关系，有条件地提早释放了。出狱后也当然不再找组织，回到温州去当隐士。其间和一些年轻人接触，就传播了托派思想。无心栽柳柳成荫，后来温州有不少中学生走向我们，并且他们与中山、广西及山东一起成为中国托派后半期干部分子的四大供应地之一。

　　革命党的历史上不乏此种例子：有些人．为了主观和客观原因，自己离开了组织，变成了“全躯保妻子者”；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甘心的，在内心或下意识中，他们甚至还看不起自己的从革命中脱逃。尤其是当得胜的反革命者彻底腐败，竟不能将当前的历史问题解决半个，以致绝对不得民心的时候，则此类过去的革命者所犯的“人格分裂症”会愈加厉害。不管他们所从事的新职业是否成功，但想根本不摆脱他们害过的“幼稚病”却是很难的。当然，这只是指那些尚有良心的人而言，至于“贩卖人肉”的叛徒们，自不足以语此。我们以前尝称前一类为“反而不动者”，后一类则是彻底的反动者，是叛徒。那些“反而不动者”常能继续成为同情者、成为朋友，而在某些“机缘凑合”的情形中，他们的赎罪式的说教，还可能产生积极结果，有如史唐曾猛之所为。

　　当革命重起，而那个革命党又有力量的话，这些“反而不动者”多数会回来归队。这当然是投机，是“人性的弱点”，同时这也是过去多次胜利革命迅趋堕落的诸原因之一，但是这现象植根于社会及人性的深处，因而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你不想胜利。

　　中国反对派统一后迅速遭受打击，原来不稳定的分子各自飞散了。这些分子巾自有不少败类，但像我上面所说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却也不少。我们时常会遇见某些年轻托派辗转找来，可是一问来源，那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来的人，有时连他的名字都已忘记，甚至根本不曾听说过呢。这些遭遇我自然无法一一记得了。

　　在整理及扩展组织的同时，新的临时中委集中全力来发行政治机关报《斗争》。不过在谈到这件事以前，我先得将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形势约略描写一下。为了眉目清楚与说明方便起见，我把几件最重要的大事分列如下：

　　德国法西斯党执政已一年余，大踏步向军国主义迈进，以此大大加速了第二次大战的到来；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踏进了东北和华北，且正以剑头指向着华中；

　　斯大林用罪恶而愚蠢的“第三时期”路线，帮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权，如今在德日的军事威胁前面发抖，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一九三五年）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他现在不但要和昨天被他当作法西斯来打击的社会党联合，而且要和一切“民主派”，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在内，缔结一条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同时在国内却加紧迫害革命者，开始用枪弹来对付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

　　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断对日帝让步，集中全力向江西的共军进攻，在一九三四年底获得决定的胜利，逼便共军突围和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代替了陈绍禹为党的最高领袖，这意味着中国的“土共”对斯大林直系的胜利；同年八月一日中共依照莫斯科的新路线，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放弃阶级斗争，拟定抗日纲领；同年十月，共军在陕北巩固了新的根据地。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大气中，我们的《斗争》诞生了。手头没有资料，我已记不清第一期究竟是何时出的；但一定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由我起草，记得比较清楚，内容正是批评了共产党的新路线。

　　《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当时对我们托派说来，还有个特殊意义，那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关于中国前途所作的分析和预断，竟在事实上一一应验了。四五年来，斯大林们一直称呼我们为“托陈取消派”。理由是：我们认为自从一九二七年秋天以后，中国便不再有革命形势，更没有直接革命形势；有之，将是民主与民族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想回到政治斗争的舞台上，就应该针对这个前途，提出自己的，亦即彻底革命的民主政纲〔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及其他〕借以推进和领导这些斗争，并因而走上新的社会主义性的革命。斯大林主义者根本排斥这种看法，在不变的一个错误前提，即“高潮很快就要到来”的前提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所谓“左”的斗争。结果则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城市组织与工作被全部消灭，乡村的武装力量也濒于被消灭的险境，乃不得不突围长征，企图寻求一个较近于苏联边境的新根据地。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侵，国民党的步步投降，城市里，特别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浪潮。它们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因之运动完全处于资产阶级政客（救国会等）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势充分证实了托派多年来的估计，而为了正确地应付它，也只有采取我们一贯主张的革命民主政纲。可是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名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它不但叫普通党员吃惊，甚至中共的领导层，连毛泽东在内，都颇感意外。据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说：“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对日本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纠正在党内浓重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这个工作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才满足了这个要求。”从这段掩掩饰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对国民党的“取消主义”政策，并非中共自制而是由共产国际（读如斯大林）代订的。对于它，我们事后知道，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曾经表示若干抵触与惶惑。（由后来的事实说，在不小程度内，他们始终是阳奉阴违的。）

　　当时只有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一向留意苏联与共产国际十多年来种种转变与堕落的历史，能够清楚地理解此一新政策的前因后果，能够正确地解释此一转变的来龙去脉。《斗争》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版，可谓投合了客观的需求。就我个人的接触说，上海一带的中共同情者，有不少人是以同情态度来接受《斗争》的。这种同情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没有过，所可惜的我们的力量太小，远赶不上这个时代要求。因为机器太原始，“生产力”低，每个月只能出得一张四页半开的报纸，而且每期只印得二百份。不过靠了它的经常与持久，这份报纸的影响总是不断在扩大，在中国反对派全部存在时期的所有刊物中，它到底是最大影响的一种。

　　如上所述，《斗争》初期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共的新转变，提出我们的抗日主张，为全权国民会议及其他革命的民主政纲作号召。到了是年八月以后，内容却侧重于反对斯大林的恐怖了，因为发生于这一月中的关于齐诺维也夫等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的审判，激动了国际与中国的舆论。不过在故事向这方面讲下去之前，让我先提到一件与“新转变”有关的插话，那便是陈其昌与鲁迅之间的通信。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与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人“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文学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鲁迅当时已病得很重，不能执笔，乃由O.V.（据说即是雪峰）笔录他的口授，给了答复，公开登载在一本名叫《现实文学》杂志上。书信俱在，内容不必赘述，总之，他说，他看到了我们这些印刷得“很整齐”的书报吃惊，怀疑这是从日本人方面拿钱来办的，又说我们“有背于一个中国人的做人道德”云云。

　　其昌做这件事时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没有和其他同志商星，故事后颇受同志们的指责，尤其是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其昌从北大时候起就热烈崇拜鲁迅，很敬重他的骨气，幻想发生即由于此。看到鲁迅那封满纸诬陷的复信后，很觉得痛苦。他痛心的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与冷箭。他又写了封长信给鲁迅，当然没有答复，不多久，鲁迅也就死了。当时我对其昌此事也嫌他过于鲁莽；但事后证明，鲁陈二信被收在那大量流通的《全集》中，也未始不是好事。阅读之下，明眼人自能看出，究竟谁是谁非。

　　在这里，我还得让野马再多跑几步，谈谈我们那些“很整齐的”书刊的经费问题。因为中国斯大林派对我们进行斗争，从来不曾应用过理论武器，他们应用的只有两种：1，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监狱与枪弹；2，在他们的统治圈外，流言与诬蔑；而诬蔑中之最大一项便是说我们向“敌人拿钱”。武汉时期（一九三八年）由陈绍禹发动的所谓唐有壬拿钱给陈独秀的大诬蔑运动，我将在后面谈到，这里且谈谈我们那时办《斗争》的经费来源。为了印刷，我们租了一幢独立的小屋，月租十三元，维持两位印刷同志的生活每月共三十元。买纸张油墨及添购铅字之类月需十余元。合计每月支出，共约五十余元。此外再无支出了，因为所有干部，都得自谋生活，而且所有收人，还得缴纳十分之一的党费。我们几个负责的均靠卖文为活，收入不多，所缴不敷组织所出，不足之数，悉由李福仁付足。那末李福仁的钱从那里来？是否“不干净”呢？请看他的收入吧。他最初是上海某英文报的编辑，月薪约四百元，后来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笔，月薪三百余元，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托派成员，他的出钱是以此一资格缴纳的！

　　现在鲁迅故世已有二十年，被他直接指为拿“不干净钱”的陈其昌也在十四年前被日帝宪兵杀害了。可是我仍应在此用账目和数字来答复这个诬蔑的，因为这个武器仍在斯大林的中国弟子们手中使弄，在继续进行着对我们的迫害。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莫斯科排演了一出最骇人听闻的审判剧：“反苏托洛茨基派中心案”二十六位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以列宁最亲密的战友齐诺维也夫及联共中最有地位的理论家加明尼夫为首被控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联合，“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借以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罪名是荒唐的；可是更荒唐的，却是这些老革命家竟在公审法庭上，一一承认了控罪。结果，全体被判处极刑。这样的审判，除了中世纪最野蛮的宗教法庭外，人类历史上未曾前见。关于人的一些起码民权，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二百年来总算先后争得了。苏联是号称最进步的国家，对于先烈们用头颅争来的权利，应予以更大保障，尤其对于共产党员，更尤其对于立有殊勋的革命元老们，应如何加以珍惜！这些人不幸犯了真正的罪，纵使不能赐以“铁券”，保证他们不受惩罚，但至少得以更大的谨慎来处理，并给他们以更多的申辩或悔改的机会。列宁当权时候，便是这样来对付犯错误或“犯罪”的同志们的。可是现在，斯大林却用那比宗教法庭更荒唐的罗织来对待全体十月革命的元勋们，并且加以杀戮了。这到底是什么回事？究竞是怎样发生的，如上的疑问，与无比的震惊同时产生在全世界关心苏联的人们的心中。无论是苏联的敌或友，都迫切需要明白这个问题。《斗争》的内容就很自然地移转到这上面来了。我们尽可能就自己的所知，对正在上演的莫斯科悲剧作了种种解释。同时，将托洛茨基关于此事所发表的言论与文字，充分译载出来。

　　讲到这里，我必须把故事扯到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先生的身上去。汪孟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自称“书贾”，实则其正确名称应该是文化战士。从戊戌到辛亥，从五四到五卅，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从共产党到托派，他始终跟着历史前进，而且还常常跑在时代前头。他的书店存在了五十余年（约自一八九几年到一九五二年）[1]，永远不曾发达过，就因为它永远不曾落后过。一种新思想尚在被迫害时代，其作品并无一个书贾愿意承印，他担任了；但等那一思想“当令时兴”，他自己却跑到更前面了，因之那些昨日无人问，今日抢来买的书籍便由大书店去发财了。孟邹先生却承印着另一批尚在倒霉的作品，为了种更新的思想服务。人事如是翻新，孟邹先生的作风则一成不变，结果是他永远和倒霉人搞在一起，以倒霉终其一生。孟邹先生是陈独秀的生死不渝的朋友我和他的相识也是独秀介绍的。当我从苏州监狱出来后，生活潦倒不堪。此时汪先生正想请狱中的老友给他编辑一部“民族革命家的小丛书”，独秀于是要我去担任，和当时在沪的陶行知先生合编。丛书计划不曾实现，可是汪先生和我之间却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由他老人家维持的。每月支薪二十元，作为他书店的一个“编辑”。受薪以来，事实上不曾给他编过一部书，因为限于资本，根本不能出版新书。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发生了那件震撼世界人心的莫斯科审判之后，老人的心却大大激动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为这件冤狱的洗雪尽几分力。磋商之下，我们决定先出两本小书：1，《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2《莫斯科审判的真相》。由我来着手翻译和编写。不久，前一书出版了，接着准备第二部书，可是仅仅写了一点点，我却又被国民党的特务捕去了。遗下未了的工作幸有其昌同志接手完成，得以出版。其昌后来又翻译了托洛茨基那篇有名的演说：《我赌我的生命》，又曾摘译了“杜威委员会”的判决书，宣布莫斯科审判为罗织，托洛茨基父子无罪。这些书均由孟邹先生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的读书界，多少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那里主要登载了第四国际筹备时期的一些有关文献，托洛茨基批评“人民阵线”与苏联新宪法的文章。其他内容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以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因之，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不过陈独秀的这样意见，那时也还只是感情的、直觉的、未尝深思的，他不曾为此作历史的与社会学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自己意见，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写下来。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以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主的那条线总在向上延伸。因此他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

　　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我信服列宁关于民主的见解，至今仍然相信列宁是对的。所以在当时，附在独秀那篇文章后面，我写了一些反对意见，一起在《火花》上登载。那时我正在读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其中用非常好的论据驳斥了考茨基的民主观。我就摘译了有关几段，寄给独秀，让他参考。这些对他当然不曾发生影响。他始终坚持着那个意见。等到德苏协定以后，他的意见就更加彻底了，公然主张拥护民主国家反对德苏。这时他和托派的思想上的联系已告断绝。那一时期的所有见解，都包括于《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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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九二七年间，国民党用以镇压革命者的机构是大大改进了。即是说，它已进入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所谓“第四个时期”——“科学化特务的时期”，我们的新临委会成立不久，尹宽突然失了踪。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已被关在特务监狱中。寒君同志适于此时被放出来，由他递补了尹宽的位置。据他说，国民党特务很厉害，对我们又非常注意，我们应该加倍小心。但如何厉害，如何注意，他也说不清，因而所谓小心，也无从化为具体措施。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有一个与尹宽同时失踪的工人同志在路上遇见了其昌，遂在路边一个隐僻去处作了一次谈话。这个人告诉了他如何被捕，如何悔过，如何获释之后，凭他一点“不泯的良心”向其昌建议：依照原来方式的活动是绝对绝对地不能继续下去的了，因为，他说，他知道我们的活动已全部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他们要在哪一天干完我们，便可以干完我们，所以他自己是从此“洗手”了。只以过去的同志之谊，对其昌作此临别赠言。其昌听了这番话，相当激动，立即跑来找我。我们觉得事态是严重的，但又怀疑那人做了特务，故作危言。应该格外小心，但要根本放弃“原来的活动方式”当然谈不到。又过了一些时，一天下午，其昌去找寒君，进门时发见了可疑人物，立即转身，两个穿蓝布工装的特殊人物紧跟着他。其昌和他们捉了几小时迷藏，一脱身，便奔回去通知寒君。后者尽弃所有，得以身免；同时一切可能受影响的工作者都搬了家。这样才算又渡过了惊险的一关。

　　情势确实非常严重。中共的秘密组织几年来早已尽被扑灭，或自行撤退了。现在，国民党显然要把我们根绝。反帝的群众运动随着日帝的不断进犯而日趋蓬勃，国民党就更加迫切地要把我们这点火种熄灭。危险是清楚的，我们心里非常明白可是怎么办呢？停止吗？根本不能想像！学中共的榜样撤退吗？可是我们没有“苏区”，同时我们的立场也不允许去做此种尝试。结果，只有硬着头皮照旧拼下去，让要来的事情来吧。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件事情发生了，我被国民党的特务逮住了。那时离我第二次结婚才一年，一个女孩子生下来还只一个多月。

　　凭了那次灾难，我总算尝到了新的特务滋味，见识了国民党从斯大林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科学警察”。如今斯希二氏均已作古，但他们的“科学”却仍旧活着，在更多的国家中被采用着，而且我有不少朋友正在蒙受它的祸害。为此，我必须用多出于应有分量的文字，来记述我那次被作“实验”的经过。这里，痛苦的追忆只占很小意义，重要的是要对此灭绝人性的野蛮制度，提出我一己的控诉。

　　我是在法租界被逮住的，捉我的是两个便衣。他们根本不依什么“法律手续”，简单用手枪指着我，拖上预停好的汽车，上车就向华界的特务机关疾驰。到了特务机关，连喘息的时间都不给你，立即向你进行了亦文亦武的全套攻击，持续到四十余小时之久。开始时，一个操陕西口音的青年人“欢迎”我。他说和我是“老朋友”，我还认不认识他。这自然是鬼话，但听他的言语，“过来人”是不会错的，一阵“寒暄”之后，他拿出纸笔来，叫我“自首”，他说他那个地方不是拘捕人的监狱，只是一个自首机关罢了。我说我根本不需要自首，既然你们并不拘捕我，就让我出去。他便说，要出去非常方便，甚至自己不自首也可以，只要我能告诉他们几个同志的地址，请他们来“自首”。我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干政治的，也不需要“自首”。这时候，两个大汉突然从隔壁房里冲进来，咆哮着，说不要和我“客气”。一个家伙抓住了我的肩膊，另一个就从后面用一支木棍在我的后脑壳上猛击一下，木棍断了，上半橛直飞出去，我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只听到嗡嗡声，痛反而不觉得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头上剧痛，只见前面几个大汉，叉手而立，一脸横肉，怒目而视，像要吃人的样子。他们想再动手，此时两个非常“和悦”的家伙却踏过来拦开了他们。有一人向我“敬茶”，另一个“很关心”我后脑上的创痛。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还“埋怨”了打手几句，叫他们出去，同时面对着我坐了下来，向我“衷心地表示歉意”。

　　我感觉到阵阵的恶心；把戏实在演得太粗劣了。然而他们却不管你爱不爱看，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他们对我的要求最后归结得很简单：用三个同志的地址来换取我的“自由”。等到情形清楚，无法用推诿、沉默或欺骗来自卫之后，我的答复也很简单了：我决不会说出一个地址，无论他们怎样对付我。于是在当天下午，大约车轮战已经延长到七八小时之后，“戏肉”上演了，数名大汉将我拖入一个特殊房间，一人用长巾蒙住了我的嘴和鼻，按在地上，左右二人拉住了我双手，腿子用绳子绑住了，然后由两个家伙用木棍打我的大腿和脚踝骨。究竟打了多少我不知，因为打不到二三十下我已经失去知觉，等到回复知觉的时候，却发现被放在另一间房的长沙发上了。

　　全武行之后，接着当然又是文戏。“老朋友”问我想吃什么。（从一早到那时根本不曾吃过东西）我不作声。他却给我去要了一客蛋炒饭来。我不吃，事实上也不会有食欲的。人家就劝我“以身体为重”，而且还说应该“为了妻儿的缘故，保重身体”，同时，“地址”的老要求又提了出来，我不理睬。“客气”的局面弄得很僵；“武行”的人又进来了，可是白面的角色们示意他们出去，人们跟着都出去了，房间里只留下一个人看守我。空气很紧张，隔壁房里的纷纷讨论声，大概是故意地隐隐传过来，让我听见。留着的人便一脸同情地劝我说：“何必再讨生活吃？到了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得低头的。还是聪明些吧，少吃眼前亏。”我这时心里很平静，滋味反正已经领教过了，大不了一个死。人们又回进房，我准备尝尝更毒辣的滋味。两个大汉叫我走，我根本站不起，他们便一边一个地扶持了我，走出房。我原以为是第二次“做”，谁知不然，我被扶到一个简陋的木笼子里，让我休息。倒卧在地上，全身的痛楚开始觉得了，脑壳和脚踝上都流着血，不过我并不觉得难受，太疲倦了，极想休息，我合上眼，昏昏欲睡，可是不到五分钟，一批打手又来了，把我再度带出去。此时我已经完全不能步履，是让他们“提”着走的。

　　这一回是更别致了。一群“学者”型的人在等着我。房间里数张沙发，中置小圆桌，茶烟俱备，任客自用。当我被搀进房的时候，“学者”们一齐起立，将我安置在一张沙发里，照例“慰问”，照例“同情”，然后由一位“大学者”开始发言，他说，他们要和我“交换点思想”，谈谈问题。据说他们是“没有成见的”，关心的只是“真理”，所以他说，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他们很愿意跟我走；反之，如果讨论结果，我觉得他们对，那就希望我也能有他们同样的“磊落态度”，跟他们走。宗旨宣布过后，一位“学者”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在这样情况中，不知怎么，我心里竟发生了“幽默感”，情不自禁地想笑出来。当然，事实上我没有笑，也不会笑：愤怒立即克制了那笑的冲动。“讨论会”持续下去，“学者们”接二连三地发表着为“真理”服务的伟论，逐渐地，我连愤怒和憎恨都将消失了，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我竟想痛哭，为了人中间居然有如此厚颜和卑劣的渣滓而痛哭。他们的“真理”仿佛是录了音的。事实上也只是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内周而复始地开着同一张唱片，借在座的几个“学者”的嘴巴发出声来。调子是这样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点，从列宁起，一直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承认。他们也承认这看法是真理，因此他们觉得由“委员长”来领导中国革命是天经地义。我们，和毛泽东一样，犯了一个最不可饶恕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同意这真理，另一方面却不认“委员长”、国民党以及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结果是作乱犯上，捣乱破坏使“委员长”不能安心完成“革命”。这就是反对革命，甚至也就是违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训。所以说到最后，据他们说，我即使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必须信服“委员长”云云。

　　我用沉默来应付“讨论”，被迫再三，我说我根本不懂理论。最后忍无可忍，我就说：要真正讨论，你们首先得恢复我的自由，在狱卒和囚徒之间根本不能进行任何讨论。到这时候，“学者们”又得让位给另一类型的“专家”了。他们要我站起来，但是我根本站不起，那末扶着桌子也得站；倒下来还得站。一个“专家”用仅有的一个问题向我追迫：“陈其昌住在哪里？”他说，只要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立即可以回到笼子里去睡觉，再若根据我的回答，他们真能捉到陈其昌我可以“立即自由”。我当然不说，人们就像疯狗似的向我直吠：“陈其昌在哪里住？”“陈其昌在哪里住？”“说！”“说！”“说不说？！”……这样的问句，单调地，不变地，厉声地可时而又和悦地重复着。几个大汉在我前后左右来回，詈骂着，怒视着，时时捋袖握拳作欲“做”状，而每次真到动手的边沿时，总有一个装成“朋友”的人出来干涉，搁开“粗人”，同时劝我“合作”。此计又穷，人们跟着就再玩一个花样：忽然间，一个家伙从隔壁房里进来，用大声的“耳语”问那个领袖模样的人：“要不要把陈其昌带进来？”那人闻言，故作思索状，摇摇头，然后对我说：“陈其昌早已请进来了，我们问你地址，不过想给你一个试验，看你是否有悔过的诚意。”可是花样玩得太笨拙，连孩子都骗不倒的……这样，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去，文武场面间歇地排演着，一直延续了两个白天和一个半的黑夜！中间除了带去小便数次之外，放回笼子里躺下的时间一共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第二个夜间，我早已成了个半死人，昏昏地躺在木笼的地板上，打手又来“弄”我出去。那个操陕西口音的“老朋友”在等着我。他说，他们很失望，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却终于不能把我从“陷坑”里救出来。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没有办法了，只好送我到南京去。临走，他还以“老友”资格赠了几句话：他们对付政治犯的新办法是：不是政治的毁灭，便是肉体的毁灭。判几年徒刑，让人在监狱里坐吃“皇粮”，研究学问，期满出狱，再接再厉：这办法早已过时了，他叫我别再幻想有这样的优待！

　　这几句“赠言”并不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已“过时”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发明，由蒋介石抄袭的这套“科学的特务办法”，是愈来愈得势了。作为一个政治犯，确应十分清醒地懂得这一点，在那仅有的两者之中作一选择。入狱前我正接触到这个问题，老布尔什维克们在莫斯科审判中的奇怪表现问题。不料研究尚在开始，自身的经验却让我很快解透了这个思考上的谜。当时，偶尔想到托洛茨基那句非常沉痛的话：“纵使是布尔什维克也仍是血肉之躯”，竟让我不寒而栗起来。

　　两名大汉押我上了京沪夜车，上了车就蒙蒙睡去，惊醒来已经是南京下关了。

　　南京的第一个拘押机关是一所花园住宅。我被安置在一间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里，太困了，浑身是创痛，倒在一张沙发中闷睡。卫兵不打扰我，让我好好地休急了半天。午后一个穿黄呢军服的人进来看我，我等待着新的熬煎，可是并没有，他只问问我姓名、籍贯之类，走了。再过一会儿，我的一个真正“老朋友”来了，也穿着军装。我打起精神准备应付他的游说，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只是送我抽支烟，关照卫兵对我不得“怠慢”，又说我有什么要求可带口信给他之类，走了。最后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跑来，手里拿了一些卷宗，说，他看过了上海机关送来的报告，认为我封建道德观念太深。“其实”，他说，“说出朋友的地址，让他们一起重新做人，乃是最最道德的。”他希望我好好考虑。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机关地址，他便冷笑笑，叹口气，一再地说：“可惜，可惜！”走了。

　　接着是两个卫兵一个特务将我押上了汽车。驰过南京市区，出了城门，车子在乡间的公路上走。我被一兵一特务挟持着坐在后座，特务手里擎着手枪，我上了手铐。没有人说话，各人的脸色很严肃，两边是少见人烟的田野。车子疾驰着。我忽然想到，一会儿车子停下来，我被推下车，一粒子弹从我后脑壳上射入，生命就此完结了。好，这么着也痛快，少受多少折磨，心里倒是很平静的。

　　但是事情并不照我想像发生，大约坐了点把钟的汽车，我被锁在与首都反省院毗连的秘密拘留所里了。

　　这是一个幽静的小庭院。围着天井，新盖的十间独人监房。房间小得出奇，仅容一床一便桶。宽不能伸展两臂，长不及五步。墙壁与天花板洁白如雪，几个钟头住下来，两只眼睛仿佛给照耀得很不舒服了。床上空无所有，跟一般的监狱不同；这里的“公家”完全不发什么东西。你穿什么衣裳进来，就应用这些衣裳吧。寒暖不分，昼夜一律。我入狱时是春末夏初，中经盛暑与清秋，在初冬时候出来，而白天穿的与晚上盖的始终不变是件单西装，这种待遇，当为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也许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特殊监狱有此前例。）这里绝对不许与外界通消息，因此谈不上让家人来供应这些东西。所以一切是让你“自生自灭”。我曾经向狱卒要求发一件棉军衣。回答是：“你要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肯答应上面对你的要求。”这个所谓要求，当指变节而言。他们的科学方法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连大自然的气候变化都被利用来当作迫害的武器。这儿不同普通监房，房门外并无看守的不断监视。狱卒只在换班时跑进“庭院”来，核对无误后，他们便立即退出，让班长锁上外铁闸，看守只在铁闸外遥望。这并非优待，却也是“科学方法”之一。因为如此做法，被囚者与狱卒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亲密关系。自来发生于普通监狱中的私信传递，这样就永远不能在此地发生了。

　　这儿根本见不到人，连狰狞的狱卒都看不见。各个小房间原本客满了的，但相互间无法接触。（也不敢接触，谁知道隔壁住的是谁？）非但看不见人影，而且听不到声音。院子里是太静了，太寂寞了。人们是多么的渴望看见一点生命！听到一点声音呀！孤独和寂寞确实是能够咬嚼灵魂的，这味儿如果不是长年累月地在那里经历过的决然想像不出来。你不可能日日夜夜地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醒着；你也不可能老闭上眼，睁了眼就不能不看见东西；可是你看见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耀眼的、单调的，带着威胁的。这惨白的空虚会教你在生理上色盲，在心理上疯狂。醒着，你得思想，但是没有书籍，没有纸笔，没有人与事为之联接的遐想，犹之乎是一只失去了桨和舵、帆和篷，随着水势在中流回旋的小舟，终于会无助、痛苦而沉没的。何况，处在那个境地中，无尽的孤寂的时刻，事实上孕藏着最险恶的风暴，可怖的锻炼随时可以来临，结束你这连时间迈步的声音都能听见的“清静”。死不难，难忍的是经常笼罩着的欲来不来的待审的气氛；苦刑的痛楚也有极限，可是行将以苦刑来中断的无休止的“静寂”，却会使人的神经痛苦得炸裂。

　　我曾经要求过发本书看看，不论什么书都好。看守的客气而带笑地回答道：“你不应该看书，应该多想想，想通了，可以要求上面来谈话。”

　　专家们的“科学”真是厉害，我逐渐明白了，这是他们对待不屈的革命者的第二个方法：神经战，或可名之曰“冷战”，虽然在那时，邱吉尔先生（或许是李普曼先生吧？）还不曾发明这个名词。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当一个革命者被这个“科学机关”（它的正式名字为“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统计局”）捉到后，先由“行动组织”，给你三斧头（不分昼夜的疲劳拷问），如果你给砍倒了，那末“自首”手续就算办理完成，此时，再看你转变的真实程度，决定你的处分。如果你供了机关，因此又捉到了你的同党，你可能立即“自由”了，这即是说，继续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放你出狱（有的就此做了特务）。如果你是“转变”了，但专家们认为你尚有问题，那就送你到反省院去，去受六个月一期的“洗脑”工作。倘若你不曾在三斧头热战下面倒下来，那末他们便把你移交到南京的最高机关，放进秘密监房内，充作第二步试炼神经忍受力的对象。这个冷战时期是没有一定的，而结果则不外乎二种：1，送入反省院（不一定在你“转变”之后）;2，自己死亡或被专家们秘密消灭。直接由这地方释放出去的，在平常时期，那是根本没有的事。

　　我被放进实验室大约一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把我叫出去。气氛是布置得很严重的，两个武装的家伙押了我走过了走廊，进了一间讯问室，这儿有几个穿中山装的特工先在着，他们或立或坐，对我装出各种不同的表情：怒目的、微笑的、不理不睬的、或假意关切的。押解的叫我坐了，等着，说主问的人还不曾来。我紧张地等着，等待着可能发生的种种迫害。大约等了将近半小时吧，一个大员到了。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特工们诸多作状，仿佛要从事一项庄严的祭献似的。大员坐定，我被“请”到他的面前。他装模作样地翻了一下卷宗，接着就按照了上海送来的报告，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再问我有没有“新的话”想说。我说没有，他竟宣布“退堂”，就叫看守的押我回去，再去想想这种虎头蛇尾的儿戏审问，我猜不透是由于特务工作的腐化呢，还是神经战中应有的节目之一。多半是二者兼有的吧。

　　一搁又是二月，有一天，一个高级人员来查监房，我乘机向他提出要求，要求把我移送到法院或宪兵司令部去受正式审判。这个家伙非常客气，问了姓名，还特别叫随员记下来，说很快就会答复。同日下午，我被提出去了，提到一间空无所有的房间里。两个特工除去了我的外衣，拉住了我的手，另外一个用扎实的一束藤条抽我的背，抽到我衬衫破烂，皮开血出。这样，他们算是答复了我愿受审判的要求。我一直仆卧在床上好几天。

　　冷战中另一个小变化是我被“优待”了，忽然被调进了一个三人合住的监房。这儿原来住的两个人，一个是东北义勇军领袖王德邻的参谋长，记得是姓孔的。据他说，他被派到南京来向中央请示，因为不清楚这里的派系关系，和军统的人有了接触，中统吃了醋，一怒便把这个军人抓了来，不问不闻地关在暗牢里已有好几个月了。另一个是河南拳师，后来才知道他本是中统一个大头子的保镖，为了点小错误而受惩戒的。

　　我自然不明白突然被“优待”的原因，但不管怎样，生活在真空中几个月之后，忽而又跟有血有肉的人住在一起，也不管这些人是牛鬼蛇神，精神上总是愉快了些。那个姓孔的军人是基督徒，相当虔诚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是非常感性的，老是怀念着东北长白山森林中的家小。他痛苦异常，悲愤难诉，终日只好向上帝祈祷。晚上，临睡前在幽黑中他的祷告就最长，最恳切，也最动人。在祈祷终了时，他总要用几句话给同室的二位难友代祷下：“天上的父，愿你饶恕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罪，愿你早日替我们作见证，证明我们的清白，让我们早早自由，跟我们的亲人团圆，父呀！……”这个军人每次说到这里，总是涕泪交流，硬咽不能成声。“亚门”之后，谁也不再说话，默默地躺下了，我是无神论者，平素更厌恶这类感情泛滥的，矫揉造作的哀鸣；但处在那种情形下，我不讳言，情绪也会被他搅动，弄得我不安静。

　　最初，我怀疑那个军人是伪装的，晚祷也属于神经战的“科学方法”之一。不过不久之后，我知道他确实是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首领，他的祷告是由衷的；因为那个拳教师，每天都要被提出去一次（时间平均是一两小时），忽然有一晚良心发现，向老孔和我坦白了。他说，他们命令他做工作，要探取孔和我的真实底细，最主要是要探出我上海的有关地址。上面答应他，如果他的工作有了成绩，可以早日恢复自由的。“但是”，拳师说，“我不愿意给他们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给人家卖过命，可是犯了点点小错（他没说是什么错误），今天人家就这样待我。我不给他们干了，得给孩子们积积德！”

　　“优待”没有结果，我又给调回了独人监。这儿依旧是大沙漠中似的惨白和空虚，无休无止的寂静咬嚼着人的灵魂。此一情形，一直要到八一三沪战发生，而且战事日益趋于逆转的时候，才有了一些改变。在中间时期，这庭院里只有过两次声音打破了那特有的空寂。一次是半夜，听见有不少厚重的皮鞋脚从远远的走廊过来，愈来愈近，终于打开了庭院的铁闸，进来了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平时狱卒的换岗无此严重：皮鞋声中，还间杂了铁器的碰击声。我坐了起来，准备着。可是那群人过了我的房门，在最后一间小号子前停下来，开锁，拔铁门，跟着传来了一句严厉而低沉的命令：“出来！”然后是可怕的静寂，我想像得出那双方紧张的对峙。一会儿，有人用激动的声音问：“干什么？”“出来！”再度命令。“我不，我不出去，要出去也得明天！”这是东北口音，语音中听得出恐惧，激动和愤恨。“出来吧，没有事，给你换一个地方。”命令者这回改变点口气，哄着。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寂静。然后是混杂的纠缠声，沉重的敲击声，拉扯声，杂沓的皮鞋声，经过我门口，出了铁闸，消失于长廊中；这儿又回复了无休无止的黑暗的空寂。

　　另一次也在深夜里，声音发生于我住房的左隔壁。那是突然起来的，有人拼命地打门，大声哭喊着。看守们立即从外面进来了。人们对他始而吆喝，继而恐吓，最后殴打，可是怎么也制止不了这个人的哭喊与吵嚷。原来他是疯了。特工们用尽了种种方法终于拿大绳子将他捆绑了，随他闹去。疯子尽哭尽嚷，一刻不停地叫喊着一个女性的名字。声音从宏亮喊到嘎哑，从嘎哑变成裂塞。如此继续到次日午后，这个不幸者才像只死猪似的被抬了出去。这儿又恢复了无休无止的惨白的空寂。

　　“七七”事变我毫不知道。等到八月十几号，有三架飞机在我们头上飞过，跟着响起了高射炮，我们这才知道大局已经变了。自然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业已发动了战争却是无疑的。那天我感觉到兴奋、激动。不管战事将怎样发展，而我亲受的那种紧张而孤寂的神经战争，多半会告个结束了吧。或者会成为国民党战败时泄愤的无数祭品之一；或者可以安然出狱了。自从南京上空空战以后，我们小庭院里的气氛也多少不同，首先，看守的不再那么严肃而冰冷了。有时也会跟我们谈上两句话。在开饭或拿便桶的时候偶尔也会两房同开，让那些相隔一墙而老死不相往来的难友见见面，甚至谈谈天。看守出去时，难友们站在门洞上，居然也敢于高声叫应了。

　　此时我才知道我的邻居是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袖。解放后的人民政府中曾经担任了财政部次长的。这位老人精神颇好，在号子里经常用太极拳来消磨时间，在“电话”中我们谈得相当投机。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他就被开释了，出去后他替我捎了个信给我的妻子，以后我们还保持了友谊。在所谓民主派的诸领袖中，我多少认识一些人，其中多数是投机的政客型人物，做官很是内行，革命却非所宜。王绍鏊这老头子倒是不同的，他骨头硬，不随声附和；虽然他的思想并不清楚，例如主张什么“教育权”与“劳动权”为革命二大纲领之类。

　　有一件奇事发生了。某日下午，从反省院的长廊里传来了震动屋宇的口号呼喊声，喊声很齐整，是由一人领喊，众人随呼的，所以听得很分明：“蒋委员长（或者是主席？我记不很清楚了）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党万岁！”……我猜想不出是什么回事。同时，又听见一个尖锐激越的声音在演说。这个演说声音也就是领喊口号的。演说和叫喊延续了几小时。乘看守进来换班之机，我打听了一下底细。据告：那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来演说，对反省人（亦即周恩来的同志们）宣布共产党的新路线，我此时仔细再听，辨出来了，那个尖锐激越的声音确是属于我的老朋友的。我原知道共产党的新路线；而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也知道有所谓“策略上的权变”，但是此情此景的表演，对我这个“教条气味”较重的革命者说来，总觉得是离奇而难信的，我实在不能相信我自己的听觉了。

　　此事过后不久，反省院的人全体开释了。就是拘押在我们这个小庭院中的人，也陆续放出去了。我期待着自己命运的转变。约莫在八月底，“上面”终于记起了我，派了两个穿黄呢中山装的人来同我谈话，要我发一个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声明便可出狱。我拒绝这样做，却声明坚决拥护抗日战争甚至拥护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不能放弃自己对其他种种问题的看法。谈话继续了几个钟头，情形有点像小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可终于没有成交。我被押回监房。临走时，那两个穿中山装的对我说：“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去，不是我们不放你，以后可别怪我们啦。”

　　这样度过了九月，度过了十月，又度过了十一月的大半个月，我仍被单独拘禁着。小庭院里的犯人，进来了又出去，成分从抗日分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汉奸。我这个“自己不愿意出去”的人仍旧被拘禁着。战争显然很不利于中国方面的，从侵入南京上空的敌机的越来越猖狂上看得出来。燕子矶（我们住的地方）仿佛是日机空袭南京的必经之道，每次总好像飞过我们头顶才听见爆炸声的。最初，国民党尚有飞机起来拦截，在我们的上空进行了几次空战，可是后来便不见有中国方面的飞机了，日本飞机自由地进出于首都天空，一来总是整日不去，老在我们头顶盘旋。炮弹的碎片曾经落在我们的小庭院里，重量炸弹也不时在我们这所大建筑的周围爆发；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避难。空袭警报一响，看守在铁闸上加了锁，逃入防空壕，将我们这些囚徒交给敌机安排。我起初有点恐俱，不久也就惯了，反正是这么回事，索性从铁窗上欣赏敌机的表演与高射炮火在天空中绘成的花朵。

　　将近十一月底，南京政府的解体已能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看出来。监房中一切日常的规矩全没有了。有时，看守上了班，到应该接班时竟会没有人来替代：不少看守兵都开了小差，逃难去了。当我出狱的前二天，庭院中的客人只剩了我和一个姓金的汉奸嫌疑犯。我们吃着从附近乡下人家包来的伙食，因为厨房都已不在。天空中不再有很多飞机，隆隆的大炮声却越听越近，我相信日帝军队已离南京不远。次日，那个汉奸开释了，我变成了监狱中的“硕果”。再次日，记得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大约在日军正式开进南京的十二天之前，我终于也得到了自由。惟一的看守——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王顺林，把我开出去，他说：“什么人都走了，我也要逃难，你出去吧。”我对他说，进来时，我有一只表，还有几块钱，被封存在科里的，要他去给我找来。他一听却笑了，笑我这只“井底之蛙”，完全不清楚外面的实情。“哪儿还有这些呀？”他说，“人都逃光了，什么都给带走了。快逃命吧。”可是我怎样逃法呢？人地生疏，不名一文，而且在寒冷天气，身上只挂着一件烂成布条的衬衣，再加上一件西装上褂。不饿死也会冻死的。这位王看守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两块钱来送给我，让我可以到南京城里去找朋友。

　　我就这样跨出了那个“科学的”人间活地狱，踏入了我生命历程中的又一阶段。

　　不过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有一件事还应该提一提，那就是：当时以中共驻京办事处主任名义住在南京的叶剑英，曾为我的出狱奔走了一两天。这是我出狱后朋友们告诉我的，事情大约发生在那一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在狱的托派全体恢复自由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从司法监狱出来，郑超麟、何资深等走出了军人监狱。可是大家不见我的踪迹，甚至连半点音讯都听不到。独秀托人去问了中统（即所谓CC团）的负责人，回说并无此人。罗汉同志那时也到了南京（他正在宜兴的陶器学校当教员）闻说此事，便想请叶剑英帮忙。这作法原本很天真（非常符合于罗汉精神的），谁知叶剑英竟也答应了。二人坐了汽车，找遍了南京半公开的特务机关，一连找了两天，回答都是一样：“根本没有这个人。”因此，朋友们都认为我已完蛋，已被国民党秘密处死。

　　今天我提起这段故事，丝毫不是为了夸示我的“重要性”，仿佛现今中共的一位元帅，曾经为我的出狱奔走过的。绝对不是，我不会如此无聊。所以要提及者，只想说明我以前屡次说过的一个看法，即：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他们当然要反对托派，但只有少数人弄清楚双方意见因而自觉地站在斯方。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很多人并不看重这斗争，把它当作主要是苏联内部的事。在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中，多数还不会认真相信斯大林一手捏造的加于托派的荒唐罪名，他们始终相信托派仍是共产主义营垒中的革命者。叶剑英当时仍对罗汉以老友相待，井偕同着去营救另一个托派，我们不能不作如是解释的。

[1]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三年才在上海开办，至一九五二年关闭，才四十年。但汪孟邹在芜湖曾经营科学图书馆，清末就开始了。亚东成立后，芜湖的店仍存在，直到一九三七年芜湖沦陷为止。这个芜湖书店是辛亥革命安徽革命运动的个据点。陈仲甫住在那里，《安徽俗话报》旋是在这个店内办的。——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