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进出

　　一九三一年春夏间，国民党政府对工农革命势力发动了疯狂进攻。在江西，它对当时的“红军”进行了两次“围剿”；在全国，它用一个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去迫害革命者。回顾国民党统治期内，用以压迫革命者的手段，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清党”及其直后，这是捉到便杀时期。那时镇压的机构不一，处理的方法任意。国民党警探勾结了各地的流氓帮会，乱扣帽子，胡砍乱杀，往往假公报私，勒索敲诈，以致弄得人心惶惶，连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大表不满；于是来了第二时期，即“民主”时期，它声明：此后捉到共产党员，将送交法院“依法”办理了，但是这个时期延续得很短，同时实行也非常虚伪，事实上所有被捕的真正共产党人，都不曾得到“法律保障”而被就地处决了；第三时期开始于一九三一年初，即当“紧急治罪法”公布以后，此时规定一切“反革命”犯都得送交军法机关办理；第四期乃是CC和军统横行时期，大约开始于一九三四年之后，那是摹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和斯大林的格柏乌的特务组织，这时期一直延长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

　　我们那次被捕，正赶上了上述的所谓第三时期。我们被捕的地点在英租界。本来，被捕者可以“托庇”于英帝国主义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英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充分合作的。在提蓝桥的捕房里过了一夜，次日被押赴“新衙门”过了一次形式的堂，立即给引渡到蒋介石的侦缉机关了。在白云观的侦缉队里住了两三天，受了几次鞫讯，便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敌人这次缉捕我们，主要目标原在陈独秀。如今独秀漏网，网到的只是几条小鱼，告密者和办案者都兴致索然了。因之入狱不久，最初萦绕于我们案子周围的紧张严重的气氛，便逐渐松弛和减轻了。我们一经被送进龙华监狱，当局似乎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不闻不问地搁置了足足半年，直到秋末冬初时候，我们才被初次提审，并被判了徒刑，送到漕河泾去执行。因此，关于我们的案件本身，简直没有什么值得记述。值得一谈的倒是半年龙华拘留所中的情形，因为这里多少反映着外面的党内生活。龙华警备司令部拘留所一共有二条弄堂，每弄有二十间囚室，经常大约囚禁着五六百名人犯，囚室（“号子”）是朝开夕闭的，白天只锁着弄堂门，在押者可以自由在内活动，因此监狱里自成一个社会，过着一种特殊生活。在押人中，大多数是政治犯，盗犯或绑匪嫌疑只占少数，这一成分的比例，决定了监房的风气。这风气对于我十分敏感，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尝这种滋味，心目中有了比较。记得当年汉口的公安局监狱，虽然是寄押短期人犯的拘留所，人的流动性甚大，却也有了“龙头”，有了一群“监虿”，他们对新客施行敲诈，强迫你睡粪池旁边，还有其他种种可怕虐待，务使没有“外援”与值钱衣物的新入狱者，在痛苦中更加痛苦。可是龙华拘留所却廓清了所有这些陋规恶习，并且建立了完全相反的办法，凡新入狱者（不分政治犯与普通犯）都能得到老人们的照顾、指导和优待。使一个突然失去自由，生活在全新环境中的人，能够适应，能够安静下来，因此减少他的痛苦。这风气是如此地有力，以致连那些积盗和顽匪，都相当受了它的影响，自愿或被迫地不敢称王作霸，积极或消极地维护这个新风气。此一风气在正式的监狱里更为显著，我将在后面谈到它。

　　在龙华的“弄堂”里，遇见了不少老朋友。他们大多是“立三路线”下面的受害者，有的还是制造“人工高潮”的“原料”；因陈绍禹政变之赐而入狱的为数亦不少；“调和派”中二十五人才被处死，尚有数名幸得不死的同案留在那里。相识者中以关向应等较为重要。他们没有被认出真面目，所以未曾解上南京去，留在此地“待价而沽”。

　　当时龙华司令部有“肉票窝藏所”之称，事实完全如此。上海那时候捕获的共产党员，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首要人犯”，捕得后就地“正法”，他们多半从租界当局引渡过来，只在龙华司令部的警卫室里略坐片刻，让法官“验明正身”，遂即送往机场或司令部内空地枪决。彭湃、向忠发和杨匏安等的情形都是如此；第二是所谓次要人物（或最重要人物，必须让“最高当局”亲自处理者）则在司令部中寄押一二天，转解南京。第三类是较不重要的〔所谓较不重要，乃指案发时的情形言，并非专指人物本身〕，他们就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办理。这类人是最多的，亦最受国民党军警机关的欢迎，因为他们实际是肉票身份。所谓侦查即是讲价，而办理也者，不过放人或撕票而已。那时熊式辉当警备司令，拘押所所长是司令的一位“老表”，非常精于“接头”。生意是明目张胆地做。在押人甚至可以自动请求会见所长，请他代查“案情”，询问“票价”；并且还可以由他居间，与当事者讨价还价。议价之时，往往被绑人的家属都可以在所长室参加的。如果你不明白此中内幕，同时每星期前来接见你的家属已被发现为衣冠楚楚者时，那末所长还会命令卫兵（几乎也都是“老表”）来向你开导。因此，“侦查”时期拖得非常长，至少是半年等到接触再三，终于发觉无法成交，那时才开庭审问，判监撕票。

　　不用说，票价是很高的，因为人家终究要冒不小风险呀。为此，真能被赎出去的幸运者始终不多。个人的家属总不能胜此负担——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所以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浙江人，我已忘了他的姓名）等。而最特出的则是陈绍禹的好友陈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赎买对象。这儿的最好例子是李震瀛。他是老共产党员，北方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上，他和向忠发被派充为中国党的代表。中共六次大会时，他仍被选为中委之一。此时他正被关在龙华的“肉票窝藏所”里。按说，他这样的人，应该是首先赎买的；但因他赞成了何孟雄等的反陈斗争，被视为异端，党（陈绍禹霸占的）对他不理不睬。非但不去赎他，甚至经由“红色救济会”（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全名为“国际革命者救助协会”，目的在援助全世界被迫害的革命者，特别要救济在狱的人，其对象并不限于共产党员）送进来的接济品，李震瀛都没有份拿到。他在狱中生活（小菜及日用品等）反而是靠我们的帮助。后来，他幸而出狱时，也靠了我们给他介绍的社会关系，才使他不致在出狱初期沦为乞丐。但虽如此，他还是在马路上睡了几晚。李震瀛从此消极了，他隐姓埋名，到天津一家小商店里去当伙计，此后便不知下落。

　　李震演的情形只是无数同样例子中的一个，它鲜明地表示出陈绍禹们打击异己者的不择手段，他们褊狭得惊人的心胸，以及不能饶恕的宗派主义作风。

　　陈绍禹派窃夺党权的最后成功，我在龙华的“弄堂”里才初次获得完整的印象。那时候，反对派与一般党员之间，无论相识与否，都没有敌对存在。大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友善，相互间的谈话亦无所顾忌。尤其是我们的郑超麟同志以其谦和的态度与渊博的知识，获得了全数年轻党员们的普遍爱戴。由于那些同志的要求，超麟每天给他们讲述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影响很好，以致连那些老资格的党员如关向应，都曾参加在听众中。我和那些青年党员也很接近，时常讨论问题。正是在那些讨论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陈绍禹在中国党里的影响某些同志，新近入狱的，时常以敬佩的口吻提到一位名叫王明即陈绍禹的领袖，有时复以虔诚赞叹的神气征引他的“经典著作”：《两条路线》。我面对着这些忠实可爱的年轻同志，听到他们对新领袖的天真的颂赞，心里不由自己地浮起了一点哀愁。难友们的言论给了我一个可靠消息：这个莫斯科一校中的阴谋玩弄者，在斯大林与米夫的全力支持之下，居然已经实现了他的野心，做成一党的霸主了。他的闪电胜利使我吃惊，同时使我为中国党与中国革命悲哀。因为我太清楚了陈绍禹及其密友们的底细，他们是小圈子里耍诡计的能手，也确实是谄上骄下的官僚，但绝对不是舍己为人的革命者。陈绍禹及其一群，不管他们后来和中国革命发生了何种关系，但分析到底，他们始终不是革命者。他们的性格、教养以及“成功”，都与堕落后的苏联政治密切联结而不能分开，尤其与斯大林的罪恶不能分开，因此，他们的最适当的名称与身分，应该是苏联堕落官僚那个毒瘤上的蛆虫，他们被分派到国外去，只为的要毒害其他国家的革命与革命者。

　　这不是我今天对陈派的事后估计，在当时监狱中，甚至在莫斯科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就是这样的看待他们。可是，我看见这此蛆虫被天真的年轻革命者尊敬为“英明领袖”了！怎么能不感到悲哀呢？在那个环境中，我不能，也不忍去打破那些青年难友们的被欺蒙了的幻想。（要知道，许多幼稚的革命者常常将当权的领袖与革命看成一物的；而在反革命的炼狱里，幻灭可能有害于年青朋友的坚贞。）我只是更加相信，中国的托派运动是愈加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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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了监狱，新统一的反对派经历了一时期的大混乱。少数几个“英雄”公开叛变了，较多的人则纷纷自寻生活门路去，就此远离了积极的革命活动。但仍有不少的革命者留着，他们希望立即重建领导机关。大概不出两三个月吧，陈独秀从残存的中委（其中包括了彭述之）之外，又另选了几个积极分子，组成了新的领导机关。可是不幸的事跟着又发生，有一天，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夏末时候，“肉票窝藏所”的新来者中，我们发现了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和其他三四个同志。中国反对派真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打击接着另一个打击。

　　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我们仍在龙华拘押中。外面掀起了激昂的反帝运动，整个的政治局势显然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以陈独秀为首的在外同志，听说在新兴的运动中也起了相当作用。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激昂起来，甚至于想出去；当然，无论我们的家属或组织，都没有为我们赎买的能力，幻想只好寄托于大局的意外转变了。不过事情当然不会照幻想发展，有时常得其反。不久，约莫在十月间，我们的案子首次提堂了，所谓提堂，不过按照侦缉队里的口供复问一遍，没有一点新奇的。全案问完后，忽然发生了不寻常的现象：我们一案的人全体加钉重镣。朋友们倒为我们担了心，因为依照习惯，提堂后加镣，只是行将“打靶”的暗示；这暗示，同时也等于绑匪们的哀的美顿书：再不接受条件就要撕票了。可是我们这些人其实无钱，根本无谈判资格。大家只好静待撕票。我们的心情倒是非常平静的。难友们（他们全是所谓“斯大林派”）与对我们异常同情，甚至有请我们吃红烧猪肉（当时司令部中惟一可以办到的上菜）来送行的。不久，外面亲友探得消息，据说有生命危险的只有超麟和资深二人，其余都不致于打靶云。听了这消息，郑何二同志的表现是好极了，完全不当一回事。尤其是超麟，那时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预知自己的解脱期近，欣然等待那个“好日子”到来。他一样授课，一样下棋，一样地谈笑自若。让同囚的“斯大林派”同志们深深地感动了。

　　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郑何二同志（以及其他不少托派同志们）在他们“老朋友”毛泽东（一九二七年末何资深同志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委员会的书记）的秘密监狱里，又已渡过了长长的四个年头，或者更坏些，他们已在这个“老朋友”的公安军的枪弹之下丧了命吧。革命诚然是“噬人的野兽”，在这里人的温情更没有丝毫地位，我们于此发任何样式的感慨都只是可笑的软弱与无知；但是，我必须假借每一时机来替这几位高贵的同志们作证；他们是无辜的，与人家妄加的“反革命”罪名无丝毫相涉，不管他们今天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们始终是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与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最忠勇的战士！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一九二一年去吧。“生死未决”的悬宕时期延长了一个多月，大约在同年十一月底，我们终于被判决而起解了，我们非常高兴，因为郑何二同志与我们一块儿起解，并没有证实那个不幸消息。临解前，人家向我们宣布了刑期，超麟十五年，资深十年，其余的：宋逢春、陈亦谋、江常诗和我，连同早几时先行判决的楼国华同志，都是六年，惟有濮德志轻判二年半，因为他家人给他花过一点钱，并由许世英打了招呼。

　　在漕河泾的江苏第二模范监狱里，我们仅仅住了两个月。当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淞沪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便被集体解往杭州，复由杭州解至苏州。不过短期的漕河泾监狱生活，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恐怖印象。因为这个监狱之残酷黑暗，确能称为“模范”而无愧。我现在不愿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不能给它作一纵使简略的描述。其实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可以想像了：据说，一年来由司令部解来此地执行的“犯人”，到那时尚能存活的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在病监里解脱了。我们幸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赐”，没有在那里长住，总算还能活着出了牢门，否则，不需半年，我一定会死的。进去才不到二月，我们的“同案”陈亦谋就病死了，等到因战事被送往杭州时，我衰弱得几乎已经不能走路。总之这个监狱是比枪毙略慢些的一种处死，而精神与肉体的虐待，实在比枪毙更加难受，它是一种非常“模范”式的凌迟死刑。

　　苏州盘门外的军人监狱，比之于上海的模范监狱，简直是个天堂。这里吃的是可以下咽的红糙米，不是上海监狱里以沙石煤屑馄和的烂臭米，尽量吃饱，而且有真正的白菜汤送饭。不过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愉快得多。我们进去时的监狱当局比较开明，书籍可以自由送进来，狱卒不太专横，难友间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来往。到了这里，朋友们都准备了长期的研究计划，纷纷写信出去要亲朋家人买书。

　　这个军人监狱囚禁了将近四百个“犯人”。十分之八是政治犯，只有一二成真正的军事犯及盗犯。先我们而来的共产党人，都已住了相当时期。少则一二年，久的竟有两三年了。他们和实际政治脱离已久，和党的生活更是隔膜。对于最大多数说来，不知有什么“立三路线”或“调和派”，更无论斯托之争了。因此，他们是不怀任何成见来欢迎我们这几个托派的。在狱中他们有相当组织，领导着一些生活上的改善斗争，与外界通通消息，并多少照顾点同志们的生活。知道我们是以托派共产党人资格入狱的消息以后，这个狱中的领导便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请我们比较客观地将几年来党分成斯托二派的原因和双方论据写出，让他们阅读和讨论。我们很高兴接受这个要求，朋友们就要我来写提纲。我躲在狱室的角落里写托派的意见，“斯大林派”的同志们却替我在门洞口放哨，免被狱卒发现。东西写成后，从“电话线”（即每两“号子”之间靠近天花板的一个小洞，用以装置电灯者）里送递，让所有的政治犯传观。传观结果虽不曾出现动人的转变，但影响总不是反面的。虽说有联络，人们却毕竟处在隔绝和孤立的状态中充分交换意见自不可能。而且凭着简略的“一面之词”，当然不会使那些正在为“党”付出自由代价的人对这个“党”领导的正确发生动摇，他们决不能贸然对我们表示同意；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肯把我们当成异端，更不会随声附和地称我们为“反革命”。总之，无论在传观前或传观后狱中的所有革命者始终对我们非常友善、亲热、全不曾有敌对或见外的表示；虽然真正思想上转向我们的并不多。

　　在苏州住了数月，忽然有大批难友转押赴南京第一军人监狱，超麟和资深在被解之列。国华和我却留了下来。我的同案就此更加分散了。此时江常诗与宋逢春仿佛早已押回上海监狱，后者复于数月后，由家属设法赎出去了。

　　国华同志和我在苏州监狱里住了四年（刑期满三分之二以后，照例能取保释放）[1]，这是长年累月永无变化的日子。当然生命是无处不在的，即令在一丈见方的牢笼里，在高墙四围的井底，生命的力量一样在发挥，“灵魂”而且在从事更勇猛的冒险，但这总属于精神的范围，形相的变化太少了。因此，它们构成了“诗”的丰富材料，却不能写进这本散文的回忆里。我不能在此多作题外的描写。

　　监狱从来是革命者的大学，我们自然也不曾虚度了那几年。我个人，总还算幸运的在国内和国外都曾进过二年大学，可是我真正的大学却仍在监狱开始。当初正式读大学时，不是为了生活压迫，便是因为课外活动太忙，从未有机会系统地读过书。只有在苏州的几年中，我才比较认真地研读了经济和西洋古典哲学的书籍。不用说，那成绩仍是不足道的。大原因是书籍不够，而监狱制度又时常变换，有时候，来了一个坏的狱长，会把“号子”里的任何书籍都给抄出去。

　　一九三四年底，我出狱了数月后，国华也出了狱。长年间肉体和精神虐待，使我们的健康几濒崩溃；可是这还不够，自由世界里却有更大的打击等着我们：二人的妻子，都在我们入狱期间找到了新的配偶，这秘密却到此时才向我们揭开。

　　在革命者的生活中，这样的变故原是常事，算不得悲剧的；不过当每一个革命者接受他自己这一份变故时，仍永远会感觉到新鲜的打击力。我是病倒了，国华比我强些。他在一个农场里隐居了半年，舐舔好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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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得回叙一件事。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深秋，外面递进来消息，说以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领导人全体被捕，其中除独秀外，有彭述之及其弟道之，又有罗世藩，以及与我们同时被捕才得获释的濮德志与宋逢春。这又是一个大打击，它把“一二八”以后颇有发展的中国托派运动打得支离破碎，长时期不能恢复转来。

　　当我一九三四年年底回到上海时，反对派组织的主要负贵人是陈其昌同志。相谈之下，才知道几年来反对派之得以继续存在，可说多亏了他的勉力撑持。独秀等入狱，组织曾由刘伯庄等老人试行维持，但过不久，这批人相率北上，进大学当教授了。以后便是其昌的独木支大厦时期。大约在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初，有两个外国记者同反对派发生了关系，一个是李福仁，他是南非的老共产主义者，在二十年代末就转入了托派的；另一个是美国人易洛生，原本同情斯大林主义，在上海办一英文杂志，态度很左倾。因为中共领导要他写文章攻击陈独秀，并且供给他一些虚伪的材科，要他诬蔑中国托派，使他发生了反感，竟逼他变成了托派。易洛生成了托派，决心写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他结束了杂志，将印刷机捐给了组织，自己择居于当时的北平，雇用刘仁静作他的翻译。其时，北京有几个青年学生团结在刘和易的周围，从事于比较积极的反对派活动。这些人中，有后来较为著名的刘家良、斯朝生与王耀华。当我出狱时，刘、斯、王三人以及另一位扈焕之已经来到了上海，并且与李福仁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关。在理论上，这几位新出山的青年领袖受着刘仁静的指导，所以他们一经登台，立刻就来清算监狱中的陈独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为之刷清的什么“机会主义”、“侮辱红军”，甚至“误国政策”的旧罪名，统统搬将出来，加以鞭笞，而且还通过决议，列举罪状，要南京监狱里的“老头子”承认，否则“开除”。陈其昌和当时刚出狱的尹宽等，见了此种狂妄可笑的行为，竭力表示反对，斯朝生和刘家良等便将他们也一并“开除”了。这批人的气焰有点像党里的王明派，因为他们似乎也有了点“国际靠山”。其实李福仁与易洛生都是真诚的革命者（至少就那时说，因为今天，李福仁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易洛生却已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去了）。他们对中国反对派情形很隔膜，因之受了刘仁静的蛊惑。易洛生而且帮刘仁静写了一本英文小册子，名叫《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内容是刘仁静将自己描写成中国托派运动中的列宁或托洛茨基。刘仁静的这一文件亦即斯朝生和刘家良们当时所拥护的纲领。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由易洛生携送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并依据之进行讨论。易洛生有谈话记录寄回来，我们曾将它译载在《中国革命问题》里。谈话稿中某些批评非常出色，譬如易洛生记道：“他（即托氏——作者注）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又说：“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谈到其他细微之争，托洛茨基连连摇头地说：“把这些前途问题来妨碍行动的第一步——荒谬！荒谬！”至于斯朝生和刘家良们的开除陈独秀，托洛茨基认为“绝不允许”。

　　总之，那是刘仁静利用了两个外国同志的天真，又利用了少数青年同志的虚荣，想报复他过去几年中所受“委曲”而闹出来的一场悲喜剧。这出戏是很快完场的，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春夏间，由于一个水电工人中的国民党特务的混进组织，斯朝生等四人在上海，刘仁静在北京同被逮捕。刘仁静被捕后的种种情形，我已在前面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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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要叙述一下我入狱期间，发生于国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大事。首先得提到的是：国际的托洛茨基派运动已经由自认为共产党内一派的立场变而为党外独立的立场了。这儿的关键是一九三三年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在那时以前，我们认为共产党正经历着可怕的官僚主义的与机会主义的堕落，但未曾死亡，即尚有挽救之望；因此我们的责任在于用党内改良方法，即经由党内的民主手段，企图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也因此，不管我们已被官僚们开除了党籍，而我们继续自称为左派共产党员，命自己的组织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或“左派反对派”。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党究竟还有多少生命力，并无任何一种仪器可以测量的。主要得看它们在革命中的试炼和表现。在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终于被试验出是彻底腐败与无能的了。它们几乎不经一战便在法西斯党徒们面前可耻地投了降。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其重要性当不稍减于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在军国主义面前的投降。托洛茨基于是从那时起，便宣布了“反对派”地位的结束，放弃了把共产党（第三国际）加以改造的希望，今后必须另起炉灶，必须抛弃那面被彻底污损了的旗帜，必须竖起一面全新的旗帜，必须为一个新的第四国际的建立作斗争了。那时，各国的反对派大抵都易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组织会同了两个属于第二半国际的工党，还有一个德国亡命的工人小政党，发表了有名的“四团体宣言”，议定了“十一条”革命纲领，准备由此建立正式的新国际。

　　当我于一九三四年年底回到上海时，这个谋建新国际的运动已在那里展开，只因人们的注意完全集中在“肃清陈独秀派”的问题上，以致建立新党方面的工作始终不曾认真举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正式“诞生”或开始，还要推迟到一九三六年初。

　　不过在谈到那件事情之前，我还须提一提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情形。因为了解了他们的情形，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托派的处境。在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中共史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有如下一段文字：“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人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我们若再记起以前摘引过的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大会上的讲话，即是说，那时城市中秘密组织几被破坏了百分之百，就很清楚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到上海时候的情形了。中共组织之大遭破坏以致最后撤退，一半是由于领导上的盲动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另一半则因为国民党政府之进一步的相对稳定，同时采用了新的特务制度。因此可以说，这是斯大林（经过王明）与蒋介石的合作，使原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完全遗弃了工人阶级。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异阶级的环境中存在和壮大，直到它胜利之后，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一个自命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政党与该阶级根本脱离，靠其他阶级的滋养而成长起来，且终于获得胜利，是否仍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乃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里讨论它，此地仅仅指出这一个事实。

　　中共组织竟无法在上海立足，那末托派只能有可怜的存在，事情就很可理解。当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情形委实艰难。一般工人对革命都失了望，他们忍受了国民党御用工会的控制。由共产党叛徒们组织成的CC团特务仿照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经过一切孔道渗透到工人和学生中，无微不至地监视着他们的行动。真正的革命党人，不管你是斯派或者托派，只要稍有活动，总立即可以被检举出来，加以逮捕。那时他们对被捕者的办法也完全不同了。绝不提审，很少枪决，而惟一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毁灭你。他们为达此目的，曾采用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发明的一切“科学方法”。不过关于这些，我将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

　　现在让我再回过来谈谈那时反对派的组织情况。

　　我出狱后，回乡下养了半年病，直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再到上海，此时刘仁静、刘家良们合演的悲喜剧已经收场。易洛生走了。李福仁还在。领导机关根本没有，那时全上海大约只有二十余个反对派同志。大家觉得非重新组织不可。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但组织迄未有恢复之望，主要原因是独秀对李福仁的万分厌恶。他老人家当时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再和“毛子”合作。独秀的那种态度是难怪的，因为十余年的经验告诉了他，“毛子”（即外国同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作用，其实负数多于正数，而一般不肖的中国“二毛子”（以王明为杰出代表），奴颜婢膝，西崽仆欧一般跟在洋大人后面，同时挟靠山以自重，对本国同志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这情景实在叫人看了齿冷，思之心痛。独秀从来不喜欢此种作风，所以始终与国际代表们弄不大好；等到革命失败，“最大毛子”斯大林将一切的功归之于己，把所有的过都诿之于陈独秀，以此脱卸一己的罪责，冷酷地将昨天的合作者当作了替罪之羊，这就使老头子痛心疾首，一听到“毛子”就万分难受。再加以不久以前，有两个不知来自何方的“毛子”，联合了几个甫出校门的“小子”，竟历数他的“罪状”，勒令认错，终且通过决议，“开除党籍”，更使他旧恨重燃，气愤得简直啼笑皆非。刘仁静们的短剧终场后，李福仁己经对中国的事情摸清不少，他深知数月来自己支持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非是，于是数次要其昌转达想赴京与独秀见面，被后者坚决拒绝。我病愈返沪，李福仁托黎彩莲同志转言，要和我谈谈。我最初不想去，因得知了半年来他们合搞的把戏，对他颇有反感。后经其昌敦促，遂和李福仁谈了一次。结果，印象却是好的。我开门见山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分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曾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宫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可惜的是，过去他的热心却让刘仁静的野心给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败事。那次谈话之后，我便决心把恢复组织的事情推动起来。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有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的合作也谅解了。

[1] 洛阳开的国难会议决议大赦犯人（不限于政治犯），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一律释放，三年以上的减刑三分之一。国民党本不肯适应此决定于军人监狱的犯人，一九三四年也适用了。王凡西依例出狱，楼国华因犯了监规再关了一些时候。——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