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芸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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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评

看《芸娘》

　　看了粤语片《芸娘》，有几点意见想提出来跟该片的诸位工作人员商榷一下。

　　《芸娘》的制作态度、导演风格，乃至演出和布景的设计等等，显然都是从《家》、《春》、《秋》承袭下来的。所以它也具有了该三片的优点，其得观众的欢迎，轰动一时，自是应得。

　　不过，它值得商榷的地方却比上述三片更多了；为使粤语片以及一般的国产片精益求精，日臻完美起见，我们不能不作吹毛之求。下面是我观后的一点感想：

　　一、时代太不确定。以名著改编成电影，一般说，总得依照着原著时代。因为任何一个出色的故事，必然与其产生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一个故事的悲剧性或喜剧性，必然是某一特定时代的风俗与思想所加于人性而造成的结果。离开了这些特定的事与物，即使你仍能深刻地挖掘人性，却往往会失去其悲喜的直接造因，因而使原故事的精髓尽失，并且不成其为悲剧或喜剧的。譬如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伟大的爱情悲剧放在现代背景里，因之失去了当时贵族门阀对立寻仇的条件，同时却仍想保持原来情节，以偏狭的门阀之见作为爱情不能实现的主要阻难，那末结果非但不能发挥出莎氏剧本中深刻动人的悲剧性，以及由此悲剧性反映出来的不朽的爱，反而会弄得滑稽可笑，会使罗密欧成为堂吉诃德先生，二人的死去会像是自作多情了。再譬如，演莫里哀的《伪善者》如果不强调罗马教统治一切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气氛，把泰笃夫刻画成一个在任何时代均可找到的口仁义而心卑劣的伪君子，那末，你即使排演得如何成功，也总不是莫里哀的名剧，而且也必然会大大丧失该剧所具有的力量。

　　搬演名著必须严格保持其时代特性，可说已为最大多数的优秀戏剧家所公认的。

　　《芸娘》的时代没有说明，但凭其发型与服装来看，当然是属于民初的。这和原著《浮生六记》的时代相去了大约一百五十年。我们不易明白制作者为什么要有此更改。即使在技术上都似乎无此必要的。或许是想男主角不拖辫子，“观瞻”上可以好一点吧。如果是这样，那末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时代虽就移后了一百五十年，但这是激剧变化的时代哩。在这短短数十年中，父权的低落是诸种重大变化之一，而《浮生六记》的悲剧性的大根源，恰恰是父权（或母权）的绝对专横。在沈三白时代，可以产生他和芸娘的全部故事。一入了民国，即使在五四以前，这样的故事便比较的不易产生，特别在苏州那样的地方，因为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父母对子媳的绝对支配权，早已不再存在了。

　　父权业已低落的时代来强调父权专横而生的悲剧性，这是《芸娘》影片的大毛病。

　　二、完全没有地方色彩。一个好戏，不但须有时代性，而且须有地方性。如果说时代是经，那末地方是纬。一个好故事的形相，必须安排在分明的经纬线上，否则它便是挂空的、模糊的、不定型的，甚而至于会失去生命的。电影故事比之于其他剧种的故事，更应该，也更可以具有地方性，因为它的“舞台”宽，条件好，任何真实地点都能成它的布景。电影之优于舞台剧，主要是它的真实感与现实性，而严格地保持某一故事的地方色彩，则是此种真实感与现实性的重要构成因素。不幸的是，中国自来的电影，似乎都未能超出于影棚制品的阶段；拍外景是一种浪费，实地拍摄的现实主义手法，迄今都不曾为制片家们所看重。

　　《浮生六记》里的地方色彩最浓，它不但是江南的，而且是苏州的。离开了苏州的风土人情而谈《浮生六记》，至少对于知道与到过苏州的人看来，总似乎是隔膜太甚；这有如法国人看中国演员穿“唐装”讲普通话演出《茶花女》一样吧。

　　《芸娘》电影不能采取地道风光的姑苏背景，自是一大缺憾，不过这缺憾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为香港的电影工作者目前不方便到苏州去拍外景。这一层，我们不能苛求。我们这里还是要指出来的，那是为了那种不注意地方色彩的作风之故。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不想做到则又是一回事，我们要指摘的乃是后一回事。为了顾到成本，为了技术上的困难，我们应该原谅许多电影工作的权宜地方。但我们决不能提倡这个作风，相反，我们希望制片家们，要尽一切可能，来满足电影故事所要求的真实的地方色彩。

　　在此地，我们应该顺便说说：巴金三部曲的摄成电影，是完全以广东的地方色彩代替了四川的。这一代替的手术进行得很成功，虽然我们仍觉得是一个缺憾（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保持四川情调的），《芸娘》没有进行过这一手术（因为地方色彩与情节关系太密切，以致无法代替），它含含糊糊地仍以苏州为背景，而无意中则换杂了许多广东情调；这一来，它在风格上便不及“三部曲”纯净了。

　　一个电影是否具有明确的时代性与地方色彩，乃是制片家们态度是否严肃的重要考验，同时，也是一部影片好坏的基本条件。因为我们对中兴的粤语片期望过深，所以就《芸娘》一片的缺点，提出了上面这两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