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电影漫谈》（1956）
论电影的正确与美好
我们在上一篇文字里检讨了目下流行的影片内容，从而指出：其中的最大多数是不正确的，不入情入理的，不美好的。笔者的一个朋友看见了这篇文字，不以为然，提出了反驳。他的意见是：所谓正确的不一定是入情入理的，也不一定是美好的；而美好的却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不一定合乎情理的。所谓正确与否乃属于社会学或伦理学的范畴，它不应该作为艺术的好坏标准，不应该与美好相提并论。所以他又说：我这样的见解如果引至极端，便会与某些保守宗教家、道学家、某种时兴的政治流派的立场走到一起，因为，他说：上述这三类人不管在思想上多么的不同，而主张以道德的或政治的尺度去干涉和指挥艺术，却是一样的。
我的朋友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因此，关于人生与艺术的老争论的双方论据，我不想向他搬出来。他也没有搬。在那次辩论中，我只是特别指出了电影这一宗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性，这特性便是：它不但是艺术，而更加是社会的艺术，与集体性的艺术。较老的种种艺术，无论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等等，虽然也都不是作者个人自我欣赏，而是公诸大众的；但在集体创作与大众欣赏这上面说，那些艺术与电影之间是无法比拟的。电影以前的所有艺术，即使是最群众化的戏剧吧，其接触的也仅仅是上层社会的小部分；至于其他种类，则纵非限于三数同好，也总不会超出乎千百个识者的。可是电影的观众就完全不同了，举个例，拿英美两国在二次大战后所作的统计来看吧：英伦三岛，每周的所有电影院售出座券约自二千八百万张至三千万张，在美国，每周约有一万万张。你知道那两个国家的总人口有多少啊？前者大约是五千万，后者是一万万三四千万。照算，在每一个礼拜中上电影院去的，亦即受电影影响和教育的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或十分之八了。在这个数字中，你还应该知道注意一个事实，即：过分年老与年轻的人，虽算在人口之内，却不是电影观众呢。由此可以推算，在那些国家里，几乎每一个青年或中年人都是电影观众，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每星期去上不止一次的！这个情形，随着电影事业的普遍开展，也会发生于其他国家。
电影艺术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难道能和其他艺术同日而语的吗？如此无远弗届与无所不至的社会影响，难道可以为电影艺术工作者所不顾的吗？
不错，电影艺术必须是艺术，易言之，它必须能满足美学上的要求，但不能仅此为止，为了它空前远大的影响的缘故，它必须同时能满足社会要求的。
但是这样又会引起误解。什么叫做社会要求呢？是否指各类观众的自发要求？如果是这样，那末今日流行的电影，大多数正是企图这样做的。所谓票房价值的另一方面，亦即是对群众趣味的迎合。那我们为什么又说这些电影“不正确”呢？
要说明社会要求不就是群众趣味起见，让我们来摘引一段相当有趣的文字吧。下面是一位外国小姐，站在普通观众立场，写出她（亦即一般人）上电影院的理由：
“我上电影院去为了许多种不同理由——我本应该将它们列举出来，并依照着它们的重要性加以排列。但若随意谈谈，理由便是如此：我上电影院为了排遣（忘记自己）；为了不愿意思想而需要刺激的时候，我去看看漂亮的人物，当我想看见生活陷入罗网而具有不能置信的精力时，我就上电影院；我去是为了想笑笑我去，想让自己悲伤一下；有时，当我做了一整天琐碎事情，就乐意上那里去看看即使是最杜撰的与最荒唐的光景；我去电影院因为我喜欢明亮的光，瞬息万变的影，喜欢那种速度；我去那里，为了要看看美国、法国、俄罗斯；我看影戏是因为我喜欢听听聪明的俏皮话，看看巧妙的动作；我去那里，因为银幕是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长方形的出口；我去那里，因为我喜欢故事及其紧张；我上电影院因为我喜欢在黑暗中与拥挤的人群同坐，与数百人共同注视着同样的事物；我去那里，是为要让我最一般性的那些感情能够鸣奏。这些个理由，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却似可以分为五项：想逃避现实，因为懒散，因为感觉到我天性上或环境中有所欠缺，为了寂寞（虽然是暂时过渡的）以及本性上的轻浮。”（见《电影注脚》一书上伊丽莎白·波云小姐的文章。）
这位小姐确实说出了大多数人上电影院去的动机。不管你欢喜不欢喜，你总得承认这些理由是真实的。从那些理由中，我们能够看出，人们之所以需要电影，主要是为了消极的理由：“逃避”“懒散”“寂寞”“轻浮”。（何以会发生这些动机的客观原因不在我们讨论之内。）电影主要是让最大多数人在痛苦无味的生活中获得片刻忘却与解脱的手段。所以在某一意义上说，电影院实在是现世纪的最大教堂。长方形的银幕比庄严崇高的祭台更有力量，能使千千万万的人从难于忍受的生活中透一口气，陶醇在彼岸世界的幻景中。不过教堂是有其积极一面的，正确些说，他们曾经起过这个作用的：在历史上，一派宗教的发扬光大，总是因为它在某一时期成了社会积极的需要，易言之，就是因为它成了当时社会中文化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组织者之故。可是电影，虽然和教会一样，不，是无比地大规模些，集合了音乐、绘画、戏剧等种种艺术在自己手中，却缺少了一本福音书，或者可以说，它把色情的放纵和盗匪的惊险来代替了福音，当作了新的福音，以至它连相对的积极意义都颇成疑问了。电影观众有时因对自身天性上或环境中有所欠缺而去看戏，从今日的电影中是难以得到满足的。
人们花了钱去看电影，自然不是为了“受训”或“学习”，他们是为了“开涮”（看悲剧也是开心的）。但这是就主观而言。客观上，亦即就电影在不知不觉中对观众所生影响言，却非任何扳起面孔的教训或正正式式的学习所能比拟。所以如果说，现代都市青年的教育只有一小半受自家庭、学校或教会，一大半得之于电影，大概不算是夸大吧。今天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又怎能无视于电影的教育意义呢？
迎合观众们“开涮”的目的，不能算是满足了电影艺术的社会性要求，就因为它这里只看重了观众与电影关系的一个方面，即观众的动机；而忽视了此关系的另一方面，即电影对观众所能发生的效果与影响。构成电影艺术之社会性的，不应该是二者之一，而应该是二者的互相结合。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影动机，电影应该是美好的，为了顾到电影对观众所生的后果，它必须是正确的。（何谓正确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字里已原则性地讨论过了）不过问题还不能就此为止。我们更应该知道，这里的所谓正确，不但有伦理的、社会的意义，而且有美学的意义；易言之，即是说，一张电影之所以美好，正因为它又是正确之故；正确不是与美好对立的一回事，而正是构成美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哩。实际如何，且让我们以实例来说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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