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ghtieth Anniversary of Walter Benjamin’s Death. Ten Theses on His Contribution to Critical Theory
纪念本雅明逝世八十周年：十论其对批判理论的贡献
迈克尔·勒维（Michael Löwy）
2020年11月15日
王鹤凡 译、西风 校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6日），这个一生颠沛流离的被流放者，离经叛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清醒的法西斯斗士，于1940年的9月在波尔沃镇自杀，倒在了从维希法国逃往西班牙的路上。和其它不计其数的德国犹太人和反法西斯者一样，在1939的夏天二战爆发伊始，他以“敌国国民”的罪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
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悲剧历史中最令人不齿的一章。在法国作家和知识界的干涉下，本雅明终于被放出了集中营，打算在马赛销声匿迹。但随着德法两国的停火和维希政权的建立，本雅明又落入了天罗地网：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追捕如影随形；盖世太保们披着“停战协议委员会”（Armistice Commission）的羊皮不怀好意地四处潜伏。本雅明此时只好投奔丽莎·菲克特（Lisa Fittko）。菲克特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犹太难民，那时她在给最受到威胁的人安排逃往西班牙的通道——一条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名叫“李斯特路”（Lister Road）的羊肠小道。在菲克特的帮助下，本雅明后来拖着病体，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到达了法-西边境，来到了西班牙小镇波尔沃（Port-Bou）。
本雅明在波尔沃被弗朗哥的警察逮捕。警察借口本雅明没有法国离境签证，打算把他交还维希警方——也就是盖世太保手里——本雅明选择了自我了断。1940年正是“世纪的暗夜”（midnight in the century），在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合谋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吞噬了半个欧洲，本雅明的死成为了他反抗法西斯的最后抵抗。
为表达对本雅明的缅怀和敬意，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贡献。
1．本雅明的思想属于广义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所谓的批判理论指的是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与之有关的一种思潮。批判理论虽然受马克思的影响，但它不仅仅考察资产阶级的权力问题，同时也思索西方文明和理性的根基。本雅明作为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麦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的密友，无疑影响了他们二人的写作，这一点在两人合写的重要著作《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本书里，我们不仅能找到大量本雅明的思想，甚至还有不少没有提及出处的“引用”。本雅明则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理论十分敏感，他自己有着许多独一无二的见解。这些观点在本雅明对批判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雅明从没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职位，而在他写的关于德国巴洛克悲剧的教授职位论文被学校否决之后，本雅明作为评论作家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人们说他喜欢“长篇大论”[1]，是“标新立异的写手”，这些名声在他流亡巴黎期间（1933-40）自然变得更加恶毒起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对他的评价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其著作《自由漂浮之神思》（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中，曼海姆称本雅明最多也就是个“不入流”。本雅明在生存方面的困境可能造就了他极为锐利而颠覆传统的理论。
2．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第一个对“进步”这个理念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有关进步的哲学“既无条理，也不准确，更无生气”，在历史方面，它把历史仅仅理解为“人和时代或快或慢地走在进步的路上”（《论学生生活》（The Life of Students），1915）。他想要进一步让马克思主义一劳永逸地摆脱资产阶级学说对“进步”观念的影响。因此，在《书集》（The Book of Passages）中，他给自己确立了如下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存在）的可能性已经自我消解了进步的理念，而且可以作为本书在方法论上追求的目标。正是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固化思维，历史唯物主义才给自己找到依据。”本雅明相信，对“进步”的痴想，包括“随时代潮流而动”的想法和对现存技术以及生产模式的错觉导致了德国工人运动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挫败。[2]在这些害人不浅的幻想中伴生的是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怪事——法西斯主义竟然真真切切地存在了。在这个如此“现代”的，经过了两个世纪“文明的进程”（诺伯特·艾力亚斯（Norbert Elias）意义上的[3]的欧洲里，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能是这个现代社会的病态表现。
2．〔注：英文版出现了两个“第2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要利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为启蒙和解放服务，不管这种批判是保守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尽管大多数理论家们都同意阿多诺的这个观点，本雅明可能是其中对批判地借鉴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观点表现出最大兴趣的。在《书集》（The Book of Passages）中，本雅明引用科尔施的观点强调马克思借由黑格尔对那些最为保守的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者的借鉴。他会毫不犹豫地引用约翰内斯·冯·巴德（Baader）、巴霍芬（Bachofen）或尼采的观点去摧毁资本主义文明的神话。和所有革命浪漫主义者一样，在他看来，最遥远的过去和被解放的未来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辩证法；因此，他也对巴霍芬的文章有兴趣。[4]无独有偶，恩格斯和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伊利沙·雷克吕斯（Élisée Reclus）也就是顺着这篇文章的思路构建出一个没有阶级区别、威权统治和家长政治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黎明中的降临。
本雅明（对于其它理论）的敏感性使得他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伴们更能理解浪漫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例如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前景。在他1929年的文章中，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承担了为革命获取“兴奋力”（兴奋，德文Rausch）的任务。马尔库塞也认识到了超现实主义尝试整合艺术和革命的重要性，不过那是四十几年后的事了。
3．和其它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伴们一样，本雅明也支持某种“批判性的悲观主义”（critical pessimism）。只不过，这种观点在他的写作中是以革命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他1929年评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里，他甚至断言，革命者就是“让悲观主义组织化”（organize pessimism）。对于自由在欧洲的命运，本雅明自然也流露出十分的不信任，他以戏谑的口吻总结道：一边对法本公司[5]抱有无限的信心，一边坚信纳粹空军可以和平地发展，（就是自由最后的命运了）。当然，即便是本雅明这样出类拔萃的悲观主义者，也不会料到纳粹空军对于欧洲城市和平民百姓会施以怎样的暴行；更不会想到法本公司仅仅过了几年，就生产出用于纳粹拿来“名正言顺地”[6]屠杀犹太人的齐克隆B-毒气。不过，他仍然是那个时代唯一直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危机所蕴含着的巨大灾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4．超出其它批判理论家的是，本雅明更有效地调动了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7]中的一些信条，把它们转变为受苦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催化剂。弥赛亚主义的核心观点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一些作品里也出现过（特别是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但只有在本雅明的《论纲》里，弥赛亚主义成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载体。经过这种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才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解放出来，才摆脱了它和自动傀儡一样的命运[8]。在本雅明那里，弥赛亚力量的涌现和革命存在着某种联系（波德莱尔意义上的“联系”[9]），它们都暴力地介入了历史的连续性——也就使得那个主宰者永远不可能千秋万代。
关于弥赛亚主义，本雅明的理解是（更准确地说是他自己创造出了一套新的弥赛亚主义），弥赛亚主义不是让人等着被某个超凡脱俗的个体或者上帝的使者救赎：相反“弥赛亚”是群体性的，因为每一代人都已经被赋予了“微弱的救赎的力量”，而关键在于用可设想的最好方式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
5．在所有批判理论家中，本雅明是最欣赏阶级斗争的。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理解历史和世界转变的关键。在1940年的《论纲》里，他认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眼里总会有阶级斗争”[10]；在本雅明那里，阶级斗争也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写作中，不仅成为联系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关键一环，也统一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历史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是剥削者和受难者之间的殊死搏斗。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一种进化，把历史运动理解为“获得的东西”的不断累积，这一点恰好是本雅明所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历史的运动只是统治阶级一次次灾难性的胜利。
6．与其它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不同，本雅明直至死亡都一直在坚持发动被剥削阶级成为人性解放的生力军。虽然抱着深沉的悲观主义，本雅明从没有退缩过，他始终看到，那“最后的被奴役的阶级”——即无产者——要“以世世代代被蹂躏者的名义完成解放的使命”（《论纲》十二）。尽管他认为依据工人政党的庞大基数而抱有的自信是短视的，他完全没有轻视被统治阶级所独有的推翻统治秩序的力量。
7．本雅明也是最忠实地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理念的人。当然，他反对马克思把革命定义为“历史的火车头”，相反，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拉动紧急刹车的尝试，是对灾难性的历史进程的介入。但社会革命始终是他反思的起点，是他的历史哲学的救赎，是他对重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
尽管过去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失败——从古罗马的斯巴达奴隶起义到罗莎·卢森堡领导的1919年一月斯巴达克同盟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但“马克思构想的革命”，这“辩证的一跃”，仍旧是可能的。革命的辩证法就是通过“一个虎跃扎入过去”以暴力地介入“当下”。[11]
8．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大多爱惜羽毛，对自己的“独立性”守身如玉，但本雅明却试着接近共产主义运动。他对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艺术家阿希娅·拉茜斯（Asja Lacis）的爱恋很有可能促成了这一点[12]。到了1926左右，他甚至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格尔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表达了加入德国共产党的想法，虽然他最后没有这么做。1928-1929年期间，他到访苏联。在留苏期间的日记中，他写下了一些对苏联的批判性观察，这说明他可能对左翼反对派抱有一定的同情。如果说他在1933年到1935年的一些作品中流露出了一些赞成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话，从1936年起他就疏远了这种想法。比如说，在1938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谴责“西班牙的革命主义思想向苏联领导层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妥协”。但尽管苏联专制不仁，本雅明仍然相信它是反法西斯的唯一盟友，有一些他的一些通信记录可以为证。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对苏联的信心彻底土崩瓦解了，在1940年的《论纲》里，他痛斥斯大林派的共产党“背叛了自己的事业”。
9．本雅明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对这位红军之父始终抱有很大的兴趣。1932年的春天，这时托洛茨基正被斯大林主义者批判为“叛徒”，本雅明在给格蕾蒂尔·阿多诺[13]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经读了托洛茨基写的二月革命史，马上就要读完他的自传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读过如此紧张刺激、激动人心的书。请千万不要犹豫了，赶快读读这两本书。”1933年5月1日，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表示了在读《俄国革命史》时的欣喜。这两封信是本雅明从当时居住的伊比沙岛（巴利阿里群岛）寄来的。作家兼艺术评论家让·塞尔茨曾在1932-33年经常光顾伊比沙岛（拜访本雅明），他后来作证说本雅明支持“（托洛茨基的）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他对托洛茨基非常钦佩”。这个判断难免有些夸张，不过和这两封信所暗示的相一致。
10．本杰明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和中欧的犹太文化；它所面对的是1914年至1940年这个战争、革命迭起的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然而，他反思的弘旨，特别是他在《论纲》里提出的观点，是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意义的：它们为我们理解不同背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现实、历史现象和社会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