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从第二国际时期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来看，俄国无疑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中期，当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时候，谁都无法预见，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国家不仅将成为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的场所，而且与它的经济和政治落后状态相反，将成为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地方。
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国刚刚从法律上解决了封建农奴制度，而直到70年代还谈不上工业的较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谈不上工人阶级的比较明显的集中。与此相反，俄国却存在一批朝气蓬勃、英勇无畏、很有理论修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N. Bjelinski）、赫尔岑（A. Hercen）、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D. I. Pisarev）、巴枯宁等人，试图即便不能在历史水平上，也至少在思想上达到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水平。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先驱者。这些人也都各自经历了由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而达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因而实际上他们获得的成果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
但是由于条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思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空想的性质，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把“俄国村社”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种观点上。当时不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这也影响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和斗争方法的看法。
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指望通过俄国农民村社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实现。
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彼·拉甫罗夫（P. Lavrov），他曾经当过上校和军事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民粹派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拉甫罗夫的观点虽然在不能指望得到某种比较广泛的革命支持的形势下唤起了革命激情，但它是不切合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他认为，少数有觉悟的个人是历史上的主要角色，只有他们能唤起和推动群众。但是当这种“到农民群众中去”的运动遭受挫折时，1876年建立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党”很快就分裂为两派，其中“民意党”完全采取了恐怖主义的行动。俄国革命者尽管犯了恐怖主义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却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安·热里雅鲍夫（A. Željabov）、索·彼洛夫斯卡娅（Sofija Perovskaja）、维·斐格涅尔（Vera Figner）、尼·基巴利契奇（N. I. Kibalčić）、季·米哈伊洛夫（T. Mihajlov）等人的形象，将永远是人们的英雄主义的榜样。
当70年代末和80年代里民意党人还在制造密谋和进行暗杀时，资本主义却在俄国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因而历史现实本身证明了民粹派思想是没有前途的。70年代中期，在彼得堡也出现了第一批革命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示威游行，此后不久，整个俄国都被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弄得动荡不安了。俄国已经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也必然反映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上。
即使在此以前，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陌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俄译本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出得早，而且许多民粹派分子都和马克思保持着个人接触或通信联系（特别是彼·拉甫罗夫和尼·丹尼尔逊〔N. F. Danielson〕）。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强烈的理论兴趣，必然会使他们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俄国也走着和欧洲其他国家相同的道路，社会主义面临着几乎同样的任务。这时，有一个人不仅最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也能从理论上解决俄国的问题，而且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这个人就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早在70年代中期，普列汉诺夫（1856—1918）就参加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在“土地和自由党”和“土地平分社”的民粹派组织和机关刊物中工作，及至民粹派的宣传鼓动失败之后便逃往国外。普列汉诺夫在他学术活动的初期，首先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在西欧了解了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坚决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根据这些认识写出的最早的一些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必然是针对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的。随着这些著作的发表，普列汉诺夫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在进行理论活动的同时,也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列·捷依奇（L. Deutsch）、维·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瓦·伊格尼亚托夫（V. Ignjatov）（他不久就去世了）。他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通过发表理论文章、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演讲等等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俄国流亡者政治上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人物。波克罗夫斯基早就正确地写道，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最有学问、最有教养和最有天才的政论家”[1]。为了顺利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时在俄国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并清算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上述著作中以及在以后写的一些著名的著作中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些著作直到今天还具有理论意义。
1895年，普列汉诺夫以恩·别尔托夫（N. Beljtov）的笔名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最出色的著作之一《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当时世界文献中阐述马克思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及理论根源的一部最出色的著作。那时候，普列汉诺夫就已经大体上克服了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对哲学问题的无知。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先驱者进行扎实的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一部著作[2]中专门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N. K. Mihajlovski）、尼·伊·卡烈也夫（N. J. Karejev）、谢·尼·克里文柯（S. N. Krivenk）等人的民粹派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就清楚地看出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所以没有追随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做法——把马克思归结为康德。普列汉诺夫也和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一样，无疑是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的人。但是他和所有这些人有所不同，他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点的意义，并且试图哪怕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同时，普列汉诺夫也以他的渊博的文化知识和卓越的政论才能使得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俄国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并以当时的大量科学文献作为依据。
[1] M. N. Pokrovski, Povijest Rusije, Zagreb 1935, str. 219.
[2] 一年以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唯物主义史论丛》（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96），在这部著作中对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马克思做了分析。
如果说《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明显地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说，它非常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理论先驱者和他们对他的影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那么在紧接着此书之后发表的另外两篇篇幅较小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结合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又以独到的见解着重研究和解决了某些问题。第一篇文章是《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给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论历史唯物主义》写的书评。在这篇文章里，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指出，把这种或那种因素当作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常见的抽象空论。[1]和因素论相反，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各种作为抽象东西的因素，而是存在着包括各种因素的社会整体。“从因素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经济等等——各从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而从现代唯物史观看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隔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这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2]
[1] 普列汉诺夫写道：“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一因索的观念,是借助于抽象而产生出来的。由于抽象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具有单独的范畴形式，人的活动的各种表现——如道德、法、经济形式等——才在我们的头脑中转化为一些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似乎引起了这种活动，决定了这种活动，并表现为这种活动的最终原因。因素论一出现，就一定要发生究竟哪一个因素算是决定性因素的争论。”（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Izbran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 Moskva 1956, str. 241.〔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5页。——译者注〕）
[2]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str. 266.（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94页。——译者注）。后来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是在最后才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明，就是说，他要用许多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间作用来作前提。”（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a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I, Moskva 1957, str. 174.〔参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8页。——译者注〕）
同样地，普列汉诺夫也表述了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本性问题的深刻的辩证观点。普列汉诺夫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抱批判的态度并予以坚决驳斥，因为这些观点设想按某种理想的人类本性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得出合乎马克思观点的结论：“现代唯物主义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似乎是唯一合乎人类本性的，而一切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人性的结果。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一旦与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矛盾，就开始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抵触。”[1]
[1]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str. 243.（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8页。——译者注）
普列汉诺夫在另外一些著作中还花费很多精力研究了自然界和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尽管有时对这些因素强调得有点过分，但他基本上对这种关系做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注意到了前人在做这种解释时几乎一贯忽略的某些因素。因此，正像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总是努力指出各种因素在人类历史生活中的综合的相互作用，并明确提出自己对种族因素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环境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间接。不过自然的影响并不消失。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之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色，这些特色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而完全消失。这些民族气质的特色，形成所谓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给予一种毫无疑问的影响。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本非易事，这样一来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1]
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是最先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仍然首先批驳了民粹派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的创造作用的论点，他既反对那种把主体最后归结为消极无为的东西的抽彖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那种认为英雄伟人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的主观主义观点——这一点是黑格尔、鲍威尔派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和著有英雄论的卡莱尔等人所坚决主张的。普列汉诺夫也和他的先行者别林斯基一样，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着眼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2]
[1]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str. 248.（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3—274页。——译者注）
[2] G. V. Plehanov, 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 sv. II, str. 33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5页。——译者注）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断：“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1]
与普列汉诺夫同时，也迅速涌现出一代新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根据西欧的革命经验和理论经验来说明本国的情况。19世纪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从理论上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方法武器。所以，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鼓舞，这是毫不奇怪的。民粹派分子（特别是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卡烈也夫、瓦·沃龙佐夫〔V. P. Voroncov〕）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七巨头（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司徒卢威、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柯夫）之间的理论论战，在这些年代里是沙皇俄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后来罗·卢森堡写道：“这次斗智，其中有些部分是很光辉的，并曾使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好象着了迷的样子。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长驱直人而告结束，它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历史理论已渗透了俄国的思想界了。‘合法’马克思主义那时公开地占据了俄国各大学、各杂志和经济书籍市场的地盘，从而也带来了这种地位的不利后果。十年以后，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在街道上指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主义的黑暗面时，在马克思主义乐观者的七巨头中，除了一个人是例外，没有一个是留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2]
[1] G. V. Plehanov, 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 sv. II, str. 326.（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0页。——译者注）。在同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伟大人物的作用规定如下：“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 sv. II, str. 333）
[2]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str. 204.（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问题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估计方面，理论上是和普列汉诺夫，甚至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对待革命问题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的态度上，这帮人始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一点，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列宁甩在这场现论论战方兴未艾之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他们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立场，使他们很快地变成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別尔嘉也夫很快就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论观点，而投人了当时十分时髦的资产阶级一般哲学理论——新康德主义——的怀抱。司徒卢威最后甚至公开地主张客观唯心主义，而別尔嘉也夫在俄国唯心主义者索洛维约夫（V. S. Solovjev）的影响下最后竟滚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罗·卢森堡在上述著作中很机智地说道：“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过于彻底了。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有发展的可能时，甚至提出理论上证明，认为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1]
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战，并表现出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论战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这场论战中，也和后来他在反对马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中一样，试图以独到的见解来论述和解决某些问题。[2]
[1]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str. 204.（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5页。——译者注）
[2]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做了最详尽的分析的，是加·彼特罗维奇（G. Petrović）的著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zofski pogledi Plehanova, Zagreb 1957）。在俄国的现代著作中，唯一的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是伏·阿·福米娜（V. A. Fomina）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sofskie vzgljady G. V. Plehanova, Moskva 1955），但这本书还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和局限。
在哲学观点方面，普列汉诺夫特别是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继承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没有发展什么比较带有根本性的新因素。但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在他的大量论战著作和理论著作中，毕竟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例如，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而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在他比较成熟的阶段，却不断地强调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恩格斯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线，例如他认为：“哲学是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经验的综合观念的体系。简言之，哲学就是一定时代的已知的存在的综合。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出的结论，和我们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1]
这个定义也和恩格斯的定义一样，今天看来有些过于狭窄，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道主义关于人的问题，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人们需要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哲学观察这一点来说，这个定义还是正确的。
在物质定义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后来也被列宁接受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2]
这个物质定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公认的。
[1] G. V. Plehanov, Filosofskaja evoljucija Marksa; Sočinenija, sv. 18, str. 325.
[2] G. V. Plehanov, Materialismus militans; Izbra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I, Moskva 1957, str. 230 - 231.（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战斗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特别坚决地主张研究辩证法，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辩证论者。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已被黑格尔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的老问题，这就是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比俄国现代斯大林派的所有哲学家都深刻得多。他没有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而是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只看作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像静止是运动的个别情况一样，以形式逻辑的规则（思维的‘基本规律’）为依据的思维也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1]
普列汉诺夫在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时，提到了特伦德伦堡（A. Trendelenburg）和宇伯威格（F. Überweg）的形式逻辑观点，并在解释由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最后断定：“因此可以再一次得出结论，辩证法没有废除形式逻辑，而只是取消了形而上学者所附加给形式逻辑的规律的绝对意义。”[2]
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观点，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以及后来在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和在《战斗唯物主义》一文中，都对这一认识论问题做了说明。
[1] G. V. Plehanov, 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jury F. Engelsa "L. Feierbach i konec klassičeskoj nemeckoj filosofii"; Izbr. fil. proiz. , sv. III, str. 81.（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徳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3 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84 页。——译者注）
[2] G. V. Plehanov, 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jury F. Engelsa "L. Feierbach i konec klassičeskoj nemeckoj filosofii"; Izbr. fil. proiz. , sv. III, str. 83.（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3 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86—86 页。——译者注）
虽然我们能够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找出可以解释为不可知论的表现的段落[1]，但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哲学论据表明：他驳斥了不可知论，坚持了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只不过在反映论中尽力摆脱素朴的实在论。例如他在和康拉德·施米特论战时，在《再论唯物主义》一文中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说空间与时间是意识的形式，说因此它们的第一个特性是主观性，这在托马斯·霍布斯就已经知道，而且现在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肯否认这点的。全部问题在于，物的某些形式或关系是否与意识的这些形式相符合。唯物主义者，不消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是肯定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承认那一位康德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斯密特先生，以天真的殷勤强使他们接受的那个糟糕的（正确些说，荒谬的）同一性。不是的，自在之物的形式和关系不会是我们看起来的那种样子，即是说，不会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被翻译过’以后我们所觉得的那种样子。我们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像象形文字；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标记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够使我们能研究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我们对它们能起作用。我重复地说，如果在客观的关系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翻译’）之间没有正确的符合，那末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不可能的。”[2]
后来，在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俄译本再版时（1905年），普列汉诺夫已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这个来自谢切诺夫的术语,虽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主客观符合问题的观点。在后来的俄国哲学界，米丁（M. B. Mitin）、福米娜等人特别指责普列汉诺夫，说他因此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实际上，倒正好是这些人自己没有在思想上理解反映论，没有看到：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反映和符合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而恰好是两个互为前提的因素。
[1] 例如在批判马萨里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站础一书时，普列汉诺夫针对马萨瓜克提出的关于一切东西，包括物质的东西和人的头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写道：“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又一次证明，这位教授先生连最起码的唯物主义概念都没有具铪。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的学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一向认为这些问题是屈于知识范阳之外的。”（参见Protiv revizionizma, Kultura, Zagreb 1953, str. 405）
[2] G. V. Plehanov, Još jednom materijalizam; Protiv revizionizma, str. 142.（参见格·普列汉诺夫：《再论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非常正确地看到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这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懂得的，他认为不能把心理的东西（反映）和物质的东西（事物）等同起来，而且也看到了认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如此，认识毕竟是认识，尽管表面上有矛盾和不符合，人还是通过那些符合的东西认识世界。普列汉诺夫也和自己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在一定时期的列宁一样，没有能更深刻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实践问题，虽然他在区分上述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
在同德国和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进行的这些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和思想上无疑都占了上风，这不仅说明他能从总体上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说明他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极端复杂的问题上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上面已经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独到的解释的某些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对整个唯物史观问题的看法，要比后来在30年代批评他的人正确得多。普列汉诺夫不是御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并不因为社会学这个术语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已经通用而害怕使用这个名词。相反，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认为：“社会学要能变成科学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它能把社会人的目的的发生（社会的‘目的主义’）了解为社会过程的必然结果，而社会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行程来决定的。”[1]
在实现社会学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和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为未来的一切科学的社会学提供了序论。
[1] G. V. Plehanov,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 fil. proiz. , sv. III, str. 193.（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11页。——译者注）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普列汉诺夫根据人类各个活动领域内的丰富文化和关于各种现象的大量知识，特别坚决地主张克服在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经常出现的片面性和机械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存在）。拉布里奥拉就曾指出过分析社会心理的意义，因为社会心理对于各个有关集团是各不相同的。普列汉诺夫同意他的意见，也主张要确切地规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级形式之间的基本中介。例如，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阐述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列要点：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地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1]
[1] G. V. Plehanov,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 fil. proiz. , sv. III, str. 179 - 18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5—196页。——译者注）
虽然可以指责这个“公式”研究得不够详尽，或者说它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必须注意，普列汉诺夫所想提出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最概括地指出我们在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必须注意到的某些中介关系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特别忽略了“个别的因素”（个体、个人），而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和活动中不仅表现出社会心理或一定阶层的心理，而且也表现出自己本身的心理——个人的心理，而个人心理给意识形态方面的创作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普列汉诺夫的很大一部分理论活动，是研究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他以独到的见解解决了在他之前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少涉及的这些领域中的若干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已经就艺术的性质和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在分析托尔斯泰（L. Tolstoj）把艺术看作是通过动作、线条、色彩等来表达感情的观点时，指出还有一点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认为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主要的特点。”[1]
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地没有抛弃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现中的理性因素，从而必然会在美学领域内同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发生冲突。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康德把审美判断看作不以一切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判断的观点时，得出了一个试图把美学功利主义和美学形式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当“应用在单独的个人身上”时，他赞同康德的观点。“如果我喜欢某一幅画只是由于我可以高价出售它，那么我的判断当然绝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对原始部落的艺术的研究证明：社会的人最初都是以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对待某些事物和现象才转向审美的观点。这给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光辉异彩。”[2]
[1] G. V. Plehanov, Pisma bez adrèsa;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285.（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译者注）。在同一段话中,普列汉诺夫又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我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给予它们一定的形象表现的时候。不用说，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想到和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Pisma bez adrèsa;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285.〔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 页。——译者注〕）
[2]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433.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分析，一般地说是不很细致的，也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不过他并没有想以此来把美和利等同起来，而是首先想强调指出，对一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的人来说，他认为美的东西，只能是对他有利的东西，只能是在这一斗争中有意义的东西。因此，普列汉诺夫并不容许把美的领域和利的领域等同起来，他着重指出，前一个领域比后一个领域要广阔得多，美的享受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性，他得出结论说：“但是，利益毕竟是存在的；利益毕竟是美的享受的基础（请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不会觉得事物有什么美。”[1]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恰巧没有从审美观点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从社会的人以功利为根据的审美判断向个人鉴赏的审美判断的转变的特点和基础，而后一种判断“当然是以做判断的人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的”[2]。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后一方面以及对这种转变本身没有多加说明，但是在谈到前一方面时却对这个问题做了独到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运用了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材料，并联系到卡·毕歇尔（K. Bücher）的非常精彩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劳动与节奏的著作，以及格罗斯（K. Gross）的游戏应该先于劳动的理论。
[1]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434.
[2]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434.
尽管毕歇尔对游戏、劳动和艺术的关系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尽管他有时得出结论说：游戏来自劳动，而且艺术本身也是如此；但他的基本论断是：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则先于有用的东西的生产。因此，他就不是考虑到人的本质要素而把劳动放在注意的中心，而是把人的活动的另一些形式放在注意的中心。普列汉诺夫根据卡·冯·登·施泰能（K. V. den Steinen）、拉采尔（F. Ratzel）、卡特林（G. Catlin）等人当时所做的最新的民族学调查，对原始民族的这些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他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种思想，即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知道原始艺术的历史”[1]。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观察和研究艺术与审美现象的起源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是人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的基本论点出发，令人信服地指出，人的一切其余的极其重要的表现，都是从人的劳动和意识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中都不能具有独立的和主导的性质。
[1] G. V. Plehanov, Pisma bez adrèsa, sv. V, str. 354.（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译者注）他在同一著作中对功利观点和审美观点的关系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谈的是使用价值,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志，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但是，某些东西在原始人的眼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审美价值之后，他就专为这一价值去努力获得这些东西，而忘记了这种价值的来源，甚至连想都不想。”（Pisma bez adrèsa, str. 38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06 页。——译者注〕）
普列汉诺夫既然研究艺术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就必然会参加当时开展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当时已由纯粹的形式主义转向极端的唯社会学观点。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依赖于社会生活，从而认为，在人们的创作活动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独立的领域，也不存在孤立的个人，而只存在社会的个人。这个提法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是进一步分析的基础。毫不奇怪的是，当时一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首先主张对艺术做这种主要是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拉法格或者梅林，都没有更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也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尤其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美学中也已经出现了用社会学观点解释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1]
但是，泰恩（H. Taine）的一般观点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泰恩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即没有能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看作是本身也具有矛盾的二种基础；而普列汉诺夫则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从而比泰恩以及所有那些把反映论机械地搬到艺术中来的人耍高明得多。普列汉诺夫在论法国戏剧和绘画的文章中写道：“第一，说艺术也和文学一样反映了生活，这虽然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不明确的思想。要想懂得艺术是怎样反映生活的，就必须懂得生活本身的机制。而在文明的民族中，阶级斗争是生活机制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有看到这种动力，只有注意到阶级斗争并研究了它的种种突变，才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说明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因为‘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反映出该社会的阶级以及阶级相互斗争史。”[2]
[1] 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Za dvadeset godina）文集的自序中特別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我认为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一件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探寻可以称之为某种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等价物的东西。”（《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见Umjetnost i književnost, Beograd 1949, sv. I, str. 235）。然而必须立即指出，普列汉诺夫也淸楚地看出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必要性，并把它看作是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必要的工作：“如果这种批评不懂得事情不能只限于探寻某一文艺现象的社会等价物，社会学不应该把美学关在门外，而相反应该向它敞开大门，那么这种批评在努力探寻这种社会等价物时就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质。彻底的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工作应该是：也和唯心主义批评家所做的那样，对被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评价。如果一个唯物主义批评家竟以他已经找到该作品的社会学等价物为口实而拒绝做这种评价，那么这只是说明他没有愤得他想坚持的那种观点……换句话说，唯物主义批评的笫一步工作不仅没有取消进行第二步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以第二步工作作为自己的必要补充。”（Umjetnost i književnost, Beograd 1949, sv. I, str. 241）
[2]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 sv. V, str. 433.
普列汉诺夫从这种方法论出发，对“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参与社会”的问题，做了特别精辟的分析。普列汉诺夫提出一个问题：一些人对艺术的性质和意义持有一种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持有全然相反的观点，那么发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主要根据18、19世纪法国艺术和19世纪俄国艺术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1]
同样地，“所谓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批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是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和多少对艺术创作真正感到兴趣的人们之间有着相互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2]。
尽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仍然停留在某种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水平上，因为当时艺术本身的活动就局限在这样的框框里，所以他无法超越这一点，尽管我们今天已不能再同意这些艺术标准，因为它们过于狭窄（例如，他在分析《金发女人》一书的艺术形象时就夹杂一个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而这恰好又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自然主义观点的！）[3]，但是普列汉诺夫通过上述论点和分析，毕竟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分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G. V. Plehanov, Iskusstvo i opšč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693.
[2] G. V. Plehanov, Iskusstvo i opšč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698 - 699. 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艺术观必然会是革命的。普列汉诺夫在同一篇著作中写道：“根据这一切可以十分确凿地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只要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就必然会倾向于这种观点；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了，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消失了”。（Iskusstvo i opšč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703）
[3] 无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狭隘的现实主义观点，博得了现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髙度赞赏，而他反对艺术批评有权说艺术应当做什么，必须怎样做和必须按照什么方向去做的见解，却受到了指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不能够放弃由批评来控制艺术，因为批评实际上是按照国家官僚的眼色行事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但把握什么和塑造什么，怎样把握和怎样塑造，则取决于艺术家的能力和他的自由。艺术“必须”指出按照健全理性的要求应当存在某种东西。批评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说明对艺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许多因素和关系，但绝不能规定艺术创作的界限和范围。
此外，如果再看到他同狄慈根主义者、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萨里克、克罗齐、李凯尔特〔H. Rickert〕、文德尔班、柏格森等）进行的多次辩论和论战，如果再加上他的卓越的文化史著作和他对俄国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的分析，那么就只能感到普列汉诺夫这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识渊博、作用巨大。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列宁也特别强调指出过。而且有些比较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如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阿·莫·德波林、奥·勃鲁姆（O. Blum）、阿·阿夫拉莫夫（A. Avraamov）等。
虽然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最有才能和最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且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但是自从1903年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派一边。和列宁相反，普列汉诺夫支持当时流传相当广泛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自发性（不是绝对的自发性）的思想，认为俄国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谴责了1905年的武装起义；而在大战初期，他也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也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领袖一样，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和历史上存在的革命时机。由于这些原因，在晚年，普列汉诺夫没有在政治上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即当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虽然他并没有理解到当时是这些理想开始变为现实的时刻。
许多革命家的命运都带有这种离奇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烙印。但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的这个时期的最伟大、最有意义和最成熟的人物之一。
不过，普列汉诺夫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属于第二国际的范围。这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其广泛的规模来说，这是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就其民主精神和党内民主来说，这是思想观点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而对科傘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国际在政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都造就了一批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充分的个性和创造性，只是因为存在着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原则和前提之一。
这种广泛的规模和伟大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另一方面。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明显的缺点（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导致不坚决反对典型的机会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的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
由于这个弱点，由于对议会抱有幻想，以及由于没有能力对革命前夕的一些事件做出坚决的和切实的评价，结果就在历史时期的最关键的问题上——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完全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在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是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干部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积极性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表现出献身精神，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个自以为坚持马克思的原则的党，不该在革命形势面前缴械投降，更不该在革命形势下帮助资产阶级聚集力量和压制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这种时刻表现出的无能，以及没有决心以批判的态度承认这些失败，使得当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继续执行改良主义的政策，并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原则。
这样，第二国际的历史事业就终结了。但是当时有一个人，他比第二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领袖都出色，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思想才能、理论才能和革命政策的才能的惊人的统一和一致。这个天才的人物就是列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权威”都黯然失色，他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名副其实地创造了历史。
随同列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本身发展的新的特殊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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