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派。该党内曾经出现一些当时颇为重要的理论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和他们的德国同志们类似的观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经历过几个相当困难的阶段。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警察和国家官僚的专横镇压，它的领袖们被逮捕判罪，而它的组织则被解散。
另一方面，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其邻国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一样，受拉萨尔思想影响的一派（领袖为亨利希·奥伯温德 [Heinrich Oberwinder], 1846—1914）和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而主张毫不妥协地反对统治阶级的一派（领袖为安德列阿斯·肖伊 [Andereas Scheu], 1844—1927）发生了冲突。这两派冲突的结果是两个头头都流亡国外，而党的领导权，特别是激进派的领导权则落到了约瑟夫·波伊凯特（Josef Peukert, 1855—1910）的手里，这个人的思想一直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的强烈影响之下。80 年代初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发生了好几起谋杀事件，为此执政当局多次宣布戒严，审判了相当多的党员，并取缔了党组织。
在 80 年代的后半期，工人运动开始得到整顿，但这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争执还继续存在。试图使这两派相互和解的几次努力都落空了，但是后来终于由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 1852 - 1918）成功地解决了争执，而且于 1888 年的最后一天在海因费尔德使两派联合起来并通过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坚持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也没有放弃争取改善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改良的利益。在这一反对政府、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争取普选权等等的斗争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至于文化方面的气氛和影响，那里的情形在许多方面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相似。所不同的只在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民族问题在那里也以比在德国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所以奥地利的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也就特别重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领导成员中出现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其中特别有名的有：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其他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弗·阿德勒和古·埃克施坦。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是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相同的。弗·阿德勒是接受马赫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从马赫主义的立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他的《马赫战胜机械唯物主义》这部著作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就是说，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正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传播得特别广泛，而且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曾与之进行过理论论战的那个修正主义派别。
以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在麦·阿德勒身上表规得最为明显。但所有这些人在对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上，基本上又都是一致奉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特别是该党“中派”的路线。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聚集在《马克思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期刊）的周围。这个刊物是 1904 年由麦·阿德勒和鲁·希法亭在维也纳创办的，它曾经刊登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两篇主要的理论著作：鲍威尔的论民族问题一书和希法亭的论金融资本的著作。
一、麦克斯·阿德勒
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在阿德勒（1873—1937）的著作中具有最完整的哲学形式。阿德勒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首先是 1904 年在《马克思研究》上发表的《为科学而斗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随后是 1909 年和 1921 年分别发表的论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以及他在维也纳任大学哲学教授时出版的《唯物史观读本》（第 1 卷 1980 年，第 2 卷 1932 年），一贯主张以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做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其所以坚持这种立场，是为了创立一种特殊的、经过精心加工的“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种“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决定性的倒退和修正。
阿德勒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序列问题。在这里也像在一切情况下一样，只有从认识批判论的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问题”[1]。而这种认识批判论的观点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原理之上：心理的东西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因此，那种在阿德勒看来属于心理关系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从物质条件中产生出来。“心理的东西从来不可能从物理解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 - 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2]
[1]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 1913, str. 1.
[2]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 1913, str. 3.
因此，阿德勒从物质和观念分离的唯心主义前提出发，进一步力图表明：社会过程由于是某种人为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精神的而绝不是物质的过程和关系。这是他直到 20 年后总结自己的唯物史观时仍继续坚持的一个观点。
“既然经济关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就是精神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1] 阿德勒企图用这种论点来摆脱由唯物主义所造成的全部困难——即难以解释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既然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精神的东西，即社会关系就是精神性质的关系，那么观念对社会关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的东西对另一种心理的东西的关系。甚至连生产力（这毕竟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也显然转化成了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转化成了精神的东西，因为事实上这种自然力只有当它们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成为生产力。[2] 由于阿德勒已经把涉及人的一切东西都归结为精神的东西，从而他就使事物发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实质变化，即物质的自然力量和自然事物一卷人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就把它们变成纯粹精神的东西。在阿德勒看来，它们都成了劳动力，因此“正像经济关系就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3]。
[1]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157.
[2] 阿德勒写道：“只有这样，这种自然力才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只有这样，自然力才成为社会的力量，而且只有这样，自然力才同时成为人的力量，因为自然力既受到人们的意志和目的的自觉的控制，从而也就成为他们的即人的生产力。”（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162）自然力只有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力只有在人的关系中才是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然力并不因为这一切而丧失其物质的特性以及作为物质客体而具有的一切特点。
[3]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163.
阿德勒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马克思主义只有抛弃了唯物主义，才成为科学的、认识批判论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在阿德勒看来，唯物主义是荒谬的。从物质运动中产生活的东西和产生意识，是不可思议的。这话可以说，但不可理解。为了使这一切说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断言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说法取得一致，阿德勒企图证明：“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反对唯灵论才提出来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现实主义的实证论者。“其实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它是实证的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往往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点。”[1]
非常明显，这完全是用康德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阿德勒试图说明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一切言论中都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至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提出了他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把费尔巴哈从本质上一分为二，说他同时既有唯心主义的一面，又有非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一面，而阿德勒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自然也是做了堯全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理解。阿德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由于它只承认客体，即只承认物质的联系，因而没有给人的活动留有余地，这样，唯物主义也就可能把一切精神的东西仅仅看作是某种从外部可以觉察到的东西，仅仅看作是物质的产物，而不能从其内在的主观活动方面来理解这种精神的东西。”[2]
[1]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100. 但是这种毫不含糊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当谈到“现实的”或“实际的”（wirklich）东西的时候，都把它理解为物质的东西，或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明确地把它同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可是阿德勒却反过来企图证明：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只能理解为“实际的”、现存的、实证的、既成的东西——这种观点同唯物主义的特征是不相干的。
[2]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92.
在这里，问题当然根本不在于“内在的主观活动”，因为这是在马克思以前很早就存在的一个十分常见的唯心主义论题，在这个论题上，马克思与他的哲学前辈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论题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必然是主观的、内在的活动，但是这个论题是片面的。人的本质问题绝不仅限于此，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不仅限于此。
整个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被颠倒了过来。既然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那么人之所以是社会性的，就不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而是因为人能够生活在社会上，因为人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中已经直接是社会性的了”[1]；因此，阿德勒认为，把历史过程划分为物质的因素和观念的因素，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所以最后不仅应该摈弃唯灵论，而且应该摈弃唯物主义，但应该坚持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这种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Erkenntniskritische Bewusstseinslehre）“根本不可能提出被恩格斯认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那种问题：精神是第一性的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相反的，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却是从那种毫无疑问的是第一性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而它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经验。由于除了经验意识过程之外，经验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对于真正的批判思维来说，只有经验意识才是它的发源地。因此，只有在我们意识的内部才能区分出‘精神’和‘物质’。我们的经验当然最初不是从精神产生的，但同样也不是由自然界产生的，而只有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并且只有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各种形式才能体验到这种区别”[2]。
[1]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
[2]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 Berlin 1930, str. 120.
无须特别强调指出，阿德勒本着新康德主义的精神，不仅得出了意识第一性的结论，而且实际上把现实的全部内容都混杂在意识的规定性之中。[1]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一切形而上学，阿德勒特别坚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问题就是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因此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规律、关于经济范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是一种新的正确的社会学说的开端，是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开端。”[2] 但是这种科学本身与任何世界观都毫无固定联系。相反的，正如考茨基所主张的一样，阿德勒也认为唯物史观既可以同唯物主义世界观相通，也可以同唯灵论世界观相通，还可以同泛神论或无神论的体系相通。而且不仅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以任何哲学作为基础。“应该把话说得恰恰相反：不仅必须摈弃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世界观等同起来的做法，而且也必须摈弃因某种哲学必然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依据从而就把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哲学联系起来的一切做法。”[3]
[1] 在上述著作第 141 页上写道，"思维作为人的思维，即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来说，没有大脑是不可能的，但是意识作为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基本规律性来说，没有大脑不仅可能存在，而且用其他方式也不可能进行理解，因为连大脑本身都是意识的内容，意识的思想规定性”。
[2]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3.
[3]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4. 阿德勒到了晚年在他写的《社会之谜》（Das Rätsel der Gesellschaft, Wien 1936）—书中，又一次把他根据认识批判论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做的论证做了系统的发挥。
虽然阿德勒这样从实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唯物史观，用他的话说，也就是归结为可以以任何哲学做基础的科学，并且对唯物史观做了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解释和论证，但是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的根据方面，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如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等，是有所不同的。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以及追随他们的伯恩施坦及其同道者，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伦理学公设，因而把康德也追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而阿德勒摈弃了这种解释。阿德勒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运动，因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然，不是物理性自然现象，而是社会性自然现象。因此，应当把这种现象本身看作事实，而不应当看作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看来只是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做因果上的论证，所以任何伦理学的论证都意味着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说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论经验观点和实践经验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1]。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伦理学不是科学，那就不能用伦理学来补充或论证马克思主义。
可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德勒流派，在使马克思主义康德化方面，几乎走得最远。它贯彻了认识批判论的一切逻辑推理，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归结为认识批判论的唯心主义，把它的社会学方面归结为用唯心主义解释的马克思的范畴。
另一方面，麦·阿德勒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团结而斗争的原则，因此他站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立场上。所以阿德勒也是早在 1914 年底就起来反对战争的最初的一些人士，同时也是罕见的一些人士之一。当时他尖锐地谴责了社会党人同那些将世界推向新的灾难的反动政府的勾结，谴责了当时德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那种充满民族主义的热情奔放，已经使他们以前在自己著作中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原则暗淡无光。
[1]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143. 最近时期出版了一部关于阿德勒的理论观点的专著，即彼得·海因特尔（Peter Heintel）：《体系和意识形态》（System und Ideologie, Wien-München 1967）。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我国书箝中可参见拉多斯拉夫·拉特科维奇（Radoslav Ratkovi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čka teorija austromarksizma, Beograd 1965）。在其余的著作中，特别应参见贝奈狄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奥地利社会主义中的思想流派》（Geistige Strömungen im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ismus, Wien o. J.）；库尔特·谢尔（Kurt L. Shell）：《奥地利社会主义的演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ian Socialism, New York 1962）；诺尔伯特·莱泽尔（Norbert Leser）：《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Wien 1968）。
阿德勒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 年）及 《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 年）两书中所表明的政治理论观点，和我们在后面将要做更多的分析的鲍威尔的观点有很多共同点，因为鲍威尔在政治观点方面是战后奥地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上面提到的阿德勒那本论述国家的书，同凯尔松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论著展开了广泛的论战和讨论，在那本书中阿德勒坚持要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区分开。他认为社会民主就是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完全民主，因此他说：“我们把那些一般也称之为民主的其余一切形式都叫作政治民主。”[1] 由于政治民主永远是一定的阶级统治形式，所以政治民主根本不可能离开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情，无非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虽然采取的是政治民主的形式”[2]。阿德勒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专政和民主并不是对立物，不应该有这种错觉，因为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任何政权都是专政的一定形式。
可见阿德勒比考茨基清楚得多地看到了“多数原则并不是民主制的原则，而是共同利害的思想”[3]，而且看到了政治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错误已昭然若揭，因为它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的”[4]。同时阿德勒还着重指出，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是拾了资产阶级批评的余唾，尤其是在德国，正当觉醒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专政谋取越来越大的利益时，社会民主党却成了民主制的热情捍卫者。虽然阿德勒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有产阶级对非有产阶级专政的性质”[5]，但是他得出的认识却只是：专政和政治民主并不矛盾，和社会民主却是矛盾的。这些区别毕竟没有妨碍阿德勒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地对俄国革命持否定态度。
[1]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str. 126.
[2]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str. 191.
[3]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17.
[4]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59.
[5]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92.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阿德勒在 1926 年林茨党代表大会上才能够和他的大多数朋友相反地拥护这样一条纲领：即任何政治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因此党必须使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保卫共和国，而且有能力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也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是专政，因为多数人的决定具有强制的性质。阿德勒认为，在任何一个“非团结一致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和阶级社会相同的）中，议会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决议也同样是使用强制力的。[1] 但是阿德勒也和他的许多社会民主党朋友一样，没有理解历史因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重大意义，他在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时竟表现出：他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定历史事件不是具体地、历史地进行评价，而是按照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进行评价。
阿德勒同意鲍威尔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善生活状况，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谋求物质利益，而且也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正像鲍威尔所主张的一样，争取自由的思想成了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思想，而不问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在这方面，阿德勒尤其欢迎鲍威尔于 1919 年在奥地利建立合法的工厂委员会的创举，并且认为这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可是工人本人尚未充分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2] 在这里，他又一次过高地估计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推行个别社会主义措施的作用，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在于他们不理解，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措施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能冲淡革命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说，革命政党绝不会坐等革命形势来找自己。
[1] 参见战后发表的阿德勒遗著《团结一致的社会》（Die solidarische Gesellschaft, Wien 1964），这一著作应当作为阿德勒《唯物史观读本》第 2 卷的第二部分。
[2] 阿德勒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写了《民主制和议会制》（Demokratie und Rätesystem, Wien 1919）这一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以及在 1919 年 7 月召开的奥地利工人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德勒都主张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应该对政治事件辱有强大影响，但不干预共产主义的一般策略。
二、鲁道夫·希法亭
在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中间，鲁·希法亭（1877—1943）所留下的著作，几乎具有最长的保存价值，他的著作也像考茨基在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初期的著作一样，同他后期的政治活动是互相矛盾的。
希法亭在医学院毕业以后，直到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而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和阿德勒一起创办了著名的《马克思研究》期刊；1906 年他已经参加《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工作，1907—1915 年他是《前进报》的政治编辑。在这个时期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后来和考茨基一起渐渐转入中派；在战争期间他和考茨基一起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工作。
除了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论文以外，他于 1910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金融资本》这本重要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的丰富。
希法亭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和列宁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点，他的观点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金融资本是流通过程发展的结果，也就是信用体系发展的结果。因此，这部著作一开始就谈货币理论，分析信用，阐述和研究股份公司的创立——即银行的作用——到最后才分析金融资本。
虽然希法亭对货币的分析，像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不够充分、不够恰当的，可是他在后面的几章中却做出了非常恰当的、有创见的和有成效的分析与结论。无须特别强调，他的整个著作一方面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事实和趋势为依据。
希法亭通过对建立股份公司的问题，也就是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对它们做过研究）的分析，得出结论说：“随着股份公司制度的推广，经济的发展就摆脱了在财产变动方面的个人的偶然性；财产的变动只涉及股票的命运，而不涉及股份公司的命运。因此，企业的集中可能快于财产的集中。这两种变动各有其特殊的规律。但是都具有集中的趋势。只不过在财产变动中，这种趋势带有较多的偶然性和较少的强制性，并且实际上往往为一些偶然因素所遏止。这种表面现象使某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股票实现财产的民主化。把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和财产变动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就只应遵循不以个人财产规模为转移的技术经济规律。工业的集中并不是财产的集中，因此必须把这种集中与那种由于财产变动而和财产同时出现的积聚和集中加以区别。”[1]
希法亭认为，由于财产转化为股份财产，财产所有者的权力就变小了，他只有权获得剩余价值，而无权对生产过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另一方面这又使大量股票的持有者对少量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于是有权支配生产的人越来越少。通过分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希法亭对于防止利润率的平均化和由此产生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银行事业走向集中，集中起来的银行系统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它促使资本主义的集中达到最高的阶段，即组成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这些卡特尔和托拉斯又对银行系统起什么作用呢？卡特尔或托拉斯是资本实力极其雄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决定这些企业究竟谁附属于谁的，首先是资本的大小。已经发展起来的卡特尔化，在其向前发展中势必使银行也进行合并和联合，以免受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由此可见，卡特尔化本身加速了银行的合并，而银行的合并反过来又加速了卡特尔化。”[2]
[1]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Beograd 1958, str. 152.
[2]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3.
希法亭在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新因素时得出结论说，卡特尔化意味着使参加卡特尔的企业收人更有保证，更加均衡。它排除了竞争，提高了这些企业股票的行市，增加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稳定性。“这就使银行得以扩大工业贷款，从而较之过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业利润的分配。这样，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卡特尔化而变得更加密切，同时，工业投资的支配权日益转入银行的手中。”[1]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对银行的依赖也日益加强。工业中愈来愈多的资本不再属于工业家，而另一方面银行也需要把愈来愈多的资本投人工业，从而银行日益变为工业资本家。“所以，我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叫作金融资本。这种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经常保持着货币形式；他们把这种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也就是以能带来利息的资本的形式存入银行，并且随时能够以货币形式收回这种资本。但是这样存入银行的资本，绝大部分实际上都转化为工业资本，即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与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在工业所使用的资本中，比重愈来愈大的是金融资本，也就是归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2]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发现，希法亭最后得出结论说,在这里出现了上述两种资本的融合，即出现了资本家的人事联合。随着财产集中的发展，“支配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愈来愈和支配工业的资本的所有者合而为一。而且，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支配虚拟资本的权力日益落到大银行的手里。
[1]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5.
[2]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5 - 266.
我们看到工业愈来愈依赖于银行资本，但是这绝不是说，工业巨头也依赖于银行业的巨头。相反地，正像资本本身在其最高的发展阶段上成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即金融资本家，也通过控制银行资本的方式，日益把支配全国整个资本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在这里资本家的人事联合起了重要的作用”[1]。
希法亭结合着卡特尔化和垄断化而考察和分析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资本输出的现象。卡特尔化就是意味着形成许多特殊的超额利润和将大量的资本集中在银行里。同时卡特尔也意味着放慢投资速度，因为参加卡特尔的工业都限制了生产，而未参加卡特尔的工业由于害怕利润率下降也不那么愿意进一步增加投资。“因此，一方面供积累用的资本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在减少。这个矛盾需要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在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本身并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大大地加剧了这种矛盾，而且使资本输出的问题更加迫切。”[2]
[1]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6. 在同书第 345 页希法亭也同样指出了这种联系：“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联合。原先分为各个部门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现在都处在上面的大金融资本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工业家和银行家们通过密切的人事联合来与这些大金融资本家保持联系。这种联合本身所依靠的菡础，就是通过庞大的垄断性联合会来消除个别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当然，资本家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2]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74 - 275. 希法亭所说的只是下列情况下的资本输出：在外国使用的资本仍归资本输出国支配,因而这种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也仍归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支配。（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61）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政策本身以及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政策企图：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领域；第二，利用保护关税抵制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把这种经济领域变成本国垄断组织的经营活动领地。“但是这种思想是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不希望有自由而希望加以控制；它不主张使个别资本家独立自主，而主张束缚住他的手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规模愈来愈大的竞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保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用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来为它保障国内市场，并使它便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自己的贸易政策中用不着考虑其他国家的敌对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保证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受到重视，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威力迫使较小的国家签订优惠的订货合同和贸易协定。它需要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到处进行干涉，以便使整个世界都成为本国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的国家。归根结底，金融资本需要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其实力足以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和吞并新殖民地的国家。”[1]
[1]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86 - 387.
希法亭对于上述整个社会经济变动所产生的后果做了非常明确而又生动的描述。与以前的自由主义相反，今天资产阶级力求扩张、掠夺和鼓吹强权。要求推行扩张政策的愿望改变了整个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不再是爱好和平和主张人道主义的了。从前为自由贸易而斗争过的人，曾深信自由贸易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时代的开端。而金融资本早就抛弃了这个信条。它根本不顾及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一致，它知道竞争越来越变成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和平的理想日益淡薄，人道主义的思想为国家强大的理想所代替……今天的理想是保证本民族对世界的统治：这种愿望就像资本追逐利润的愿望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前一种愿望是由后一种愿望产生的。资本成了世界的征服者，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它就达到了一个应该逾越的新境界。这种愿望成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落后都会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还会使较小的经济领域不得不向较大的经济领域进贡。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愿望，后来又以明显地歪曲民族观念的办法来从意识形态上找根据，这种被歪曲的民族观念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都享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已不再反映在民族范围内所有各种人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相反地，垄断组织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却表现为本民族应享有的特权地位。于是这个民族就成了高踞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特等民族。由于征服別种民族是靠力量，也就是靠极其富有天赋色彩的东西实现的，于是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统治民族是靠自己独具的天赋特点，即自己的种族特点而享有这种统治权力的。这样一来，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对金融资本追求权力的企图的论证就披上了自然科学的外衣。金融资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乎自然科学的，是必要的。在这里一律平等的民主理想为寡头统治的理想所代替了。”[1]
希法亭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金融资本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意味着对生产建立社会监督，但是这种社会化却存在于对抗的形式之中，因为管理社会生产的权力仍保留在金融寡头的手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这种专政势必和其他国家资本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势必日益严重地触犯那些饱受金融资本剥削并被迫诉诸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希法亭最后断言，一定会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将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2]。
希法亭虽然有某些错误观点，在分析金融资本方面这些错误观点尚未特别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他的这一著作是一项重要的理论成就，这一成就已被列宁在他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多方面地加以利用。
[1]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87 - 388.
[2]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427.
我们看到，虽然希法亭把金融寡头的权力看作金融寡头的专政，看作必须经过冲突才能得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局的国内阶级对抗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自己著作的某些地方却提出了近乎这样的设想：通过金融资本的发展来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他还设想在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缓和危机。这些观点在《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中还不是主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却愈来愈坚决地提出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主张。阶级斗争的结局就在于通过议会多数取得集中的国家权力。
战后，希法亭在关于“苏维埃”问题的历史性辩论中，主张既要苏维埃也要议会，主张它们进行合作，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家观念，即把国家看成是根据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意志结合而成的。由于他有这样一些观点，以及关于在形式民主和实际民主之间没有差别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无危机地”发展等提法，希法亭便和其余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从根本上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是没有准备的，始终是手无寸铁地面对着国社党的野蛮的进攻势力。同时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直到政治总崩溃以前，斯大林关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一直都占统治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纳粹主义下所经历的各种悲惨事件，主要是由政治上的一种极大的盲目无知造成的。[1]
希法亭只是在侨居国外期间才在自己的《布拉格宣言》（1934 年）中认识到了上述错误，并提出了用革命办法推翻法西斯主义的要求。但是这再也不能得到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信任，而且后来在战后制定社会民主党纲领时也没有特別提到这一点。
[1] 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 1932 年 8 月 27 日一9 月 12 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还把社会民主党人叫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向德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德国”的任务。而这只是真正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四个月的事情！（参见“Das EKKI über Fasch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1932],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Hannover 1966, str. 258 - 265）
希法亭晚年时由于对法西斯主义暴行以及斯大林主义制度有了深刻印象，所以在他论述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的文章中和在他死后才得到发表的一份手稿中曾试图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1] 他不同意英国一位社会主义者 R·L·沃雷尔（R. L. Worrall）的看法，因为沃雷尔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法亭认为，在国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并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市场和价格机制就完全被摒弃了，从而也就把经济规律的能动作用摒弃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极权主义的。在这种制度中，暴力、政治领域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高踞于经济之上。希法亭用极权主义国家这一个概念，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概括进去了，从而就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在分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希法亭为研究阶级觉悟和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一错综复杂而过去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意见，在这里他试图把阶级概念几乎完全溶化在社会集团的观念之中，这就又一次使他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方面走得过远了。[2] 同时这也是这位奥地利和德国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最后一次试图弄清楚过去他并非经常都予以极大注意的历史曲折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法亭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这一派曾针锋相对地反对该党的左派，反对季诺维也夫在哈雷代表大会（1920 年 10 月）上的干涉（即要该党加入共产党和第三国际）。[3]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之后，希法亭和该党的少数人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但是当时他做的估计，大大地落后于他在自己的论述金融资本的那一主要的和最好的著作中所提供的分析。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来说，特别是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伦纳和鲍威尔）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他们都明确地指出了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如希法亭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趋势，但是在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缓和危机、消除垄断组织的竞争等问题上，以及在今后阶级斗争进程的问题上，他们也都同样地做出了过于草率的结论。因此他们都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这样到了决定性关头他们必然要遭受惨重的失败。希法亭最后流亡在法国，法国投降后他在那里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就死在那里。
[1] 鲁·希法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State Capital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1940 年刊于俄侨杂志《社会主义者信使》）；《历史问题》（Das historische Problem, 1954 年刊于《政治杂志》）。
[2] 可参见 Wilfried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in der Lehre von Rudolf Hiferding, Berlin 1962.
[3] 参见希法亭的演说：《革命政策还是权力幻想？》（Revolutionäre Politik oder Machtillusionen?, 1920）。
三、卡尔·伦纳
除了鲍威尔和希法亭以外，伦纳（1870—195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对该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他由于奉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而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并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为这些观点和行为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还在 20 世纪初，伦纳就以他关于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这本书直到今天几乎仍然是唯一的一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法律问题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伦纳特别研究了法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1]
[1] 伦纳认为法和经济在历史进程中是矛盾的，并得出结论说：第一，“社会可以在不同时改变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得到改造”；第二，“法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三，“经济中的变化不会直接地和自发地使法发生变化”；第四，“社会的基质就其本身来说没有破裂和飞跃，只有进化，而没有革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看出，法律上层建筑是受另一种规律支配的；我们还可看出，在规范的领域内革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此革命就可对基质发生反作用”。《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Socijalna funkcija pravnih instituta, Beograd, 1960, str. 135, 136）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见叶·布·帕舒坎尼斯（J. B. Pašukanis）的名著《一般法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Opća teorija prava i marksizma, 1942）。亚库斯·汉纳克（Jacques Hannak）写了一本关于伦纳的详细传记：《卡尔·伦纳及其时代》（Karl Renner und seine Zeit, Wien 196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与库诺夫和连施一起，为帕尔乌斯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这清楚地表明他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是站在右派的一边。他早在 1917 年就在《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信条，他后来在其他许多著作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都曾经在这本书中提到过。
伦纳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派别，它彻底地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试图创立一种关于把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其他某些组织形式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理论。其中某些思想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合作制的业已陈旧的思想，而另一些思想也同样是陈旧的，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出现和披上新的外衣而已（如把国家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杠杆的问题，拉萨尔就曾经提出过）。
在伦纳看来，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存在。问题不仅在于使一系列的经济部门国有化，而且还在于“使国家组织渗人私人经济的骨髓”[1]，从而自觉地对它加以限定和指导。这种通过一系列法律的和经济的措施实现的国家领导，必然每天都要和资本家的私人意图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就必须对资本家进行强制和强迫，进行越来越大的排挤，最后取而代之。“国家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2]，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就等于使国家政权摆脱资本的统治。像通常一样，伦纳在这里也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虽然他从来不愿意谈到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这方面，列宁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的真正继承者，而伦纳和他的其他同道者则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1]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
[2]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28.
正因为如此，伦纳的进一步的论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虽然正确地认为无产阶级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可能掌握政权的，可是他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迅速地破坏和改变制度，利用群众的政治冲击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幻想。伦纳在这方面主张采取“经济社会主义”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渐进途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伦纳由于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国家大力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即他称之为“全面国有化”（Durchstaatlichung）的现象，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战争期间作为直接的和非常的措施而采取的日益加强的经济国有化，使得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关系成了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1]
但是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而是企图日益从某种超阶级的意义上，把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萌芽说成是一种统一的机体，似乎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机体本身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伦纳和当时的另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看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问题。伦纳写道：“今天的国家从经济上来看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在地面上所占的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一个单独的经济领域,而它在自己界限内所管辖的那部分人，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民族。”[2] 从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伦纳则认为“国家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这一领域为达到统一而形成的一种合法组织”[3]。
毫无疑问，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者对时代的主要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伦纳不是根据实际存在的情况明确地教育无产阶级仍然必须把现代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机构，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把国家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由于国民经济日益国有化，我们必须随之越来越具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一致的。”[4] 为了证明这一点，伦纳引用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情感，这就是指工人阶级不仅感到自己是人民，而且感到自己也是国家。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把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和作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samtheit）的国家加以区别。
[1]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34 - 35.
[2]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7 - 128.
[3]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8.
[4]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379.
但是，伦纳的观点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根据自己的内在规律自行走向社会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希望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中得到所期待的一切，这是严重的错误。资本是不会完全自行消失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按照内在的规律性而转化为社会主义的！”[1]
伦纳也像几乎所有其余比较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抽象地在理论上主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两种可能性：和平的和革命的。对第二条道路，伦纳虽然也着重指出了，但这正像我们在后面从奥·鲍威尔那里所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书面上的宣言，而且是把它当作防御性的和最后应急的措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总是要遭到失败的。伦纳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这种突破，在这一个国家里可能是不通过暴力革命就达到了，而在另一个国家，也许是在大多数国家，则只有通过与旧制度的代表进行暴力冲突才能达到”[2]，二者必居其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者必须经常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而首先是要经常准备实现第一种可能性”[3]。
这在理论上无疑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彻底辩证的观点。但是根据上述分析和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其他某些观点，伦纳实际上是在竭力设法使工人阶级的活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走向改良主义。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即指积聚、集中、国家的影响等等）。因此在伦纳看来，打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理解的。而是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要把现有的卡特尔和康采恩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目前还没有康采恩的地方，要由国家建立起这种组织。”[4] 伦纳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产阶级相信，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因此对国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一个极为有害的错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捏造出这种国家“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借以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及他们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合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对国家的虚无主义观点，所以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
[1]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0.
[2]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0 - 371.
[3]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1.
[4]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3.
伦纳在他后来的著作《实现的途径》中走得更远了一些。把国家的概念扩大为“合作社国家”“工会国家”“经济国家”等等，这样一来，任何比较广泛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了这种特点和性质。在前面提到的著作中，伦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本身，并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走向社会化的道路，为此首先必须靠国家的行动；而现在他研究的是另外一些途径，即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社会主义主要体现者：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社会保险机构、消费联合会等等。“看来，一个民主的经济国家正在全面地成长：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旧世界的卵翼下发展起来。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直是方向模糊的，只注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周期性的运动，并期待着将来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经过突然转变而降临人间。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也耐着性子考虑了我们作为经济民主所指出的每一个别现象，但是它至今没有考虑过这些现象的总体。这种理论尤其是忽略了这一现象：还在这种社会运动内部，走向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发展就已一步步地伴随着资本。”[1]
因此，在伦纳看来，既要避免那种由于过分地只指望经济过程的自发作用而产生的政治无为主义，也要避免那种只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的超能动主义，似乎通过一次打击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2] 因此伦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践问题就是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3]。
[1]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28 - 129.
[2]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29.
[3]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36.
因此，实际上伦纳是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系列的方法，他说这些方法是新东西，其实这些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货色：这可以说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英国的合作社运动、费边派的改良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我们并不想以此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以及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而且这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国家日益处于独立地位的时期，这种斗争方式必然会显得更有成效和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事物的真相、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明显具有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而且散布一种幻想（在有可能发生例外的条件下），认为资产阶级将容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因而认为对国家应无限尊重——这在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武装。说到底，这就是鼓吹国家主义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过去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社会主义。[1]
伦纳对国家的崇拜达到何等地步，这从他对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做的评价，以及他关于解决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的观点中都可以看得出来。[2] 因为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费拨款的时候，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正确的。甚至当俄国已爆发革命时，伦纳还在他1917年的著作中指出，看来如果追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其结果只能是德国的毁灭。同时波兰和其他某些民族也仍然不会得到自由，而俄国的沙皇制度则会继续取得胜利。因此，“胜利的沙皇制度会战胜俄国的一切革命尝试，可见备遭非难的谢德曼派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像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主义一样，都参加了俄国的革命”[3]。
[1] 还必须着重指出，伦纳，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人和社会》（Mensch und Gesellschaft, 1952）和《现代社会的变化》（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3）中，清楚地看到：利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法令，还消灭不了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排除资本家并不意味着排除轮流执政和轮流剥削的国家官吏集团。伦纳认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行的不是民主自治制度，而是使技术专家和官僚具有无上的权力。
[2] “在战争爆发时，除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没有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但是人们却不公正地以谩骂口吻把这叫作社会爱国主义。那些信口谩骂的人们应当首先证明：在实践上和道义上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某种行动，在这种时刻也在可能采取国际主义的行动！”（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r. 353）
[3]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r. 368.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巧妙之极的玩弄。没有必要再一一列举伦纳的其他许多类似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前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进一步为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立场进行辩护的观点等等。只要着重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伦纳后来出任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内阁总理，他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图的。然而他却遭受到和所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命运：先是遭到陶尔弗斯（E. Dollfuss）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反动政权的驱除，继而又遭到法西斯党徒的驱除。
四、奥托·鲍威尔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鲍威尔（1882—1938）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观点也就是这个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由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鲍威尔正是从这方面对民族问题做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这一著作就已经表现出某种动摇的理论观点；正因为有这一特点，这一著作就预先提出了在以后各种事件中所采取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也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鲍威尔论述民族问题的那本书，虽然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但是它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却完全没有这种性质。他认为“民族问题只有用民族性格的概念才能解释”[1]，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心理主义色彩，这一色彩后来在许多方面都为进一步分析问题打上了烙印。
鲍威尔分析的出发点，不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等等的共同体，以及在这种共同体中，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利益等而必然会形成的某种相对固定的性格特点，而是从结果出发，因此他首先把民族说成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民族是性格的共同体，因为从一定时期的民族的大多数同胞身上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一致的特点，因为一切民族虽然作为人来说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各个民族毕竟都各自有其一系列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民族并不是绝对的性格共同体，而只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因为同一民族的各个同胞，虽然在整个民族共有的特点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毕竟另外还各自有其个人的特点（包括地方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他们彼此区别开来”[2]。
进而，鲍威尔指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世代相传的自然特点的自然共同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点并不是决定人们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因为人们的民族性格是由人们的命运决定的。所以民族的历史有两方面的作用：发扬光大自然特点和文化成就。“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但这种命运的共同体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自然地继承由民族共同命运形成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传递由民族命运所特别决定的文化财富。”[3]
[1]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2.
[2]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6.
[3]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24 - 25.
在鲍威尔给他的基本概念，即他认为对民族具有本质的影响的“民族性格”下的定义中所包含的心理主义，在他试图从狭义上给这一概念下定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狭义的民族性格概念，如果除去—个民族所固有的体质特点和精神特点的总和，那所指的就“只是志趣意向的差别，即同样的动因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对策这样的事实”[1]。另一方面，鲍威尔在阐述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民族理论时，在同主张民族具有六个基本要素的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进行论战时，又表示他也不否认说明民族特点的其他一些因素。“这样我们就不是一般地罗列民族的因素，而是首先提出了一个体系：作为动因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文化创作素材的共同来源，以及共同语言，而共同语言又是共同文化的媒介，它一方面是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在产生共同的文化。”[2]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如何对下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到奇怪和偶然：鲍威尔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本民族国家等问题上，把心理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却把社会学因素忽略了。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上，鲍威尔认为，这些国家中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纲领性要求应该是“民族自治，民族自决”[3]。但是，在这里也表现出鲍威尔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他对那些清楚地指明在现代历史上趋向于龜立各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忽略。因此，鲍威尔不是按照列宁理解的意义把自治和自决理解为国家分离和完全独立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把这理解为联邦制。他说：“可以设想的实现民族自治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把民族组织为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各个民族居住的地域，应是彼此分隔的。各民族在它们的疆界以内建立国家，独立地满足自己的文化耍求，调节居住在本地域内的所有人的关系，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奥地利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一个联盟的国家，由它来管理各民族的共同事务，保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4]
[1]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111.
[2]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131. 考茨基早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1907—1908）中，就已经驳斥了鲍威尔的民族定义中的这种心理主义；他直截了当地指责鲍威尔低估了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潘涅库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是民族机会主义，强调要用阶级观点来提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1913 年）中，列宁在他针对罗·卢森堡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而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1914 年）中，也都同样地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
[3]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319.
[4]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324.
我们还将看到，在以后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关头，鲍威尔的观点总是暴露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鲍威尔和奥地利的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总是在寻找各种困难和障碍；据他们看来，由于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必须正视和实现某些必要的中间阶段。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不是采取极端彻底的立场，即不是采取宣布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而是主张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当时民族原则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多民族的国家。虽然鲍威尔已经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现代政策已不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建立那种居领导地位的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些观点，只不过希望在联邦的范围内做某种不切实际的改善。鲍威尔以为，若是奥地利帝国完全崩溃，就意味着周围列强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失败。由于存在着这种忧虑，鲍威尔认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工人的直接目的，“不是实现民族囯家，而只是在现存的国家范围内实现民族自治”[1]。鲍威尔在他这本书的第 532 页上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拟定了在民族民主联盟国家（Nationalitätenbundesstaat）的基础上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各项纲领。
[1]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50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已成为工人阶级一切理论和实践所环绕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鲍威尔又采取了在理论上处于布尔什维克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以致最后在实践上竟走向考茨基的机会主义。
对民主的崇拜，竟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受到如此的迷惑，以致他们基本上已不能正确地分辨内核和外壳。他们根本不能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根本不能像列宁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要比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更为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中的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是多数人的政权。
正当这些暴风雨般的事件迅猛发展的时候，鲍威尔写出了一本关于苏维埃专政和民主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对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提法。鲍威尔在文章的开头写道：“今天有一个大问题吸引住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今天正在进行争论的关于是民主还是苏维埃专政的问题。”[1]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鲍威尔给民主下的定义虽然不正确，但是他却比诸如考茨基、伦纳或伯恩施坦等人更辩证地分析了革命途径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应该考虑到经济条件和其他情况的差别，因为它们将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手段，一般说来和就其本身说来，到底是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也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是否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必须以民主或专政作为前提。我们应该切实地提出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时代来说，真正的武器到底是民主还是专政。”[2]
[1] O. Bauer, 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Wien 1919, str. 2.
[2] O. Bauer, 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Wien 1919, str. 4.
虽然问题的提法比考茨基正确得多，但结论仍然是一样的。鲍威尔也是根据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情况严重等等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奥地利向俄国靠拢，那么这就意味着同协约国发生一场新的战争，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精疲力竭的民族的灭亡。因此，他总是考虑种种情况，总是存在重重顾虑，以致没有能使一个典型的革命形势（因为这里所谈的正是革命形势，而不是某种和平状态），使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总崩溃产生合乎逻辑的革命结果。鲍威尔虽然原则上并不否认苏维埃专政，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就苏维埃的形势来说，民主是取得政权和最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
我们认为，问题正在于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左右摇摆和机会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当时的形势都是极其有利于革命的。凡是想起“挽救”或“稳定”形势之类作用的做法，都是帮资产阶级的忙，而资产阶级正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起来的。资产阶级丝毫也没有陶醉于民主的幻想。它需要自由民主，也需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来当它的部长（鲍威尔就当过），但这都以使它得以恢复元气为限。一到紧要关头，资产阶级总是会极其粗暴地抛弃这种姘居关系。因此，我们对鲍威尔在陶尔弗斯攻击并粉碎社会民主党之后流亡国外时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兴衰发展过程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感到可怜和震惊，他说：“和平的和‘安适的’奥地利怎么一下子会这样了呢？ 1918 年旧的资产阶级王国崩溃了，当时除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备受破坏的经济、食品的极端匮乏和货币的飞速贬值（这一切的影响犹如洪水泛滥一样）之外，在这个王国的废墟上没有能够给新成立的共和国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当时在奥地利进行的巨大改革，要比它的邻国和平得多。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做到了不用暴力，而用和平的说服方法平息了、制止了那些从战壕的血泊和泥污中回到祖国的饥饿群众的愤怒情绪，并使他们在复兴国家的和平劳动中成为有用的人。在奥地利处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专政之间的时期，它是一个和平的孤岛，在它的东边和西边都在大量流血。而现在，趾高气扬的法西斯主义却制造谎言，把那些在自己的全盛时代能够如此成功地使饥饿群众采取克制的态度、采取和平的温和态度的人们，说成是一群杀人凶犯，说他们除了给国家带来血腥灾难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1]
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治家不应该抱有幻想，以为在革命形势下挽救资产阶级和平息革命情绪的行为，最后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慷慨奖赏。阶级利益毕竟是十分强烈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以致资产阶级奖赏给自己阶级敌人的只是一些无耻的嘲弄和极其下流的诽谤。
[1] O. Bauer, Ustanak austrijskih radnika, 南斯拉夫奥地利侨民救济总会 1934 年出版，第 6 页。
鲍威尔也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热烈的论战，他特意写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书，书中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鲍威尔理论观点的特点。鲍威尔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做了分析，并试图说明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在这里他也采取了某种中间立场。他并不否认在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也同样地不能丢掉考茨基主义的幻想：认为民主是根据平等的和自由的选举权产生的多数人的政权。对形式上多数的迷恋，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上根深蒂固，以致完全妨碍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各种事件的评价。鲍威尔也是这样，他对各种事件的评价没有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因为实际上无论在人口和选票方面暂时在形式上是否占多数，欧洲无产阶级当时已先后处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形势之下，相反，他认为俄国的发展路线必然使农民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农民是大多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等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的时候，这种专政一定会被民主所代替。“这一发展过程在最初可能是这样进行的：俄国农民逐渐学会行使苏维埃制度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从而使苏维埃制度中的各种机关为实现农民的目的服务，把那个由于农民缺乏政治积极性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苏维埃制度变成实现农民意志的工具。可是，农民的进一步兴起，最后定会使苏维埃制度丧失它的整个社会基础。因为苏维埃制度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这种专政只是由于农民群众处于封建的愚昧无知状态才成为可能和得到支持。只要农民本身即国内绝大多数人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一定会粉碎少数人专政的法律形式。农民政权可能暂时地采取依靠农民群众支持的恺撒主义专制形式。但是大多数人的政权，即群众的、民族的政权，其长远的法律形式应是民主。
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所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农民群众摆脱在沙皇暴政下被迫形成的无文化状态，从而为在俄国实行民主制度创造前提。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国的最后的、终结的国家形式，它将一直保持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恰恰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也只能延长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1]
鲍威尔极其简单地解决了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认为其根源实质上就是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文化落后。[2]
鲍威尔也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总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少数人的暴力统治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比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的民主；他也不懂得，贫农和小农，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必然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
[1]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69.
[2] 鲍威尔的原话如下：“只有用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能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由无产者群众本身的统诒变成无产阶级少数先进入物的专制。专制的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政治民主，而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一种引起社会革命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文化落后的产物。”（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63 - 64）
因此鲍威尔会得出这样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很荒谬的看法：“工业自治制度（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的建立，不是来自专政，而只能来自有计划地由政治领域向国民经济领域扩大民主。”[1] 好像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实现一般社会民主的任务，好像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总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毫不足怪，鲍威尔根据这些观点就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只是由社会力量因素来决定，而不是由于使用物质的暴力手段使其变得有利于某一个阶级。”[2] 鲍威尔仅仅是从形式上来理解民主，而不能理解民主的本质。他虽然也看到，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都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国家使用这种暴力，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法律规章得到尊重，防范少数不法分子的违犯。而这些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在他看来，不是由一个阶级的暴力决定的，而只是由各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因此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种看法，资产阶级只要在议会中占有多数，也就有权使用暴力来维护现行的法律，而无产阶级如果在革命后建立起譬如苏维埃专政，那它就不是实行民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民主的，而工人阶级的政权由于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从而就是不民主的！鲍威尕对这点也明确地做出结论说：“和其他一切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的基础也是由一个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用武力强迫社会接受这样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保证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力量，比它在民主制度下，即在各种社会力量因素自由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所能拥有的力量要强大……和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也是靠用暴力压制被统治阶级，即靠打内战的方法建立起来的。”[3]
[1]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99.
[2]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09.
[3]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2.
鲍威尔的结论也和考茨基的一样。这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内战，就要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就好像内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就好像资产阶级在有可能推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发动内战。
鲍威尔观点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典型的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不同，他在理论上承认，在各主要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如果民主机关不能继续发挥作用，那么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阻止资产阶级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1]
在鲍威尔看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肪御性的手段。这里的唯一缺点，唯一的但也是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他没有看到，这样较量力量，一般地说，无产阶级非打败仗不可，因为军队、警察、武器等等事先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手里。硬让无产阶级去维护议会民主，使其不受资产阶级阴谋破坏，这就是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低于历史要求、低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现代社会中所负的使命的任务。这种机会性（eventualnosti）的政策，直到今天始终只能遭到失败。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加表面圆滑和内容模糊，鲍威尔承认：即使以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也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议会就应该采取暴力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这也可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是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专政全然不同的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的专政，而是民主的专政。”[2]
[1]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4.
[2]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3. 所有这些观点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迴到了列宁的痛斥，他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孟什维主义在德国的翻版：“徳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盂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來，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V. I. Lenjin, Doklad o meždunarodnom položenii i osnovnyh zadačah kommunističeskogo internacionala, 19. jula 1920, sv. 31, 1950, str. 204.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1 页。——译者注〕）
鲍威尔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提法：通过民主的途径争取掌握政权，但要准备在资产阶级反抗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后来鲍威尔又把他的这些观点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条纲领提出来了。例如 1926 年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是这样公开讲的。鲍威尔在解释该党的纲领时说道：“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甚至在它已失去人民的大多数时，也不会轻易地撒手丢开政权。今天尚以民主方式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到那时候就会成为反民主的、君主专制的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持政权。我们不能上当。当我们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的时机成熟时，资产阶级就要设法破坏民主制度，建立法西斯专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防备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进行教育，为自卫做好准备。我们的新的党纲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不敢进攻民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民主的手段取得胜利。可是，如果资产阶级敢于破坏民主，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用暴力夺取政权。”[1]
暴力的作用成为纯粹防御性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策略和斗争首先在于依靠议会制度和陶醉于选举的胜利。所以就毫不奇怪，每到决定性的时刻，例如在 1934 年奧地利出现的一些时刻，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在当时存在于奥地利的武装组织“防御同盟”（Schutzbund）的支持下也是如此。
[1] O. Bauer, Svjetski položaj socijalizma i socijaldemokratski program, 转引自“Radnižkog jedinstva”, str. 22。
鲍威尔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批评苏联的某些从整个国内外情况来看已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是必然性反映的措施时，也和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很好地指出了这些措施的错误。他在其论述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恐怖的专政才会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这在经济上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在这种集体农庄中劳动的质量必然很差。这种农庄只有用农业技术设备很好地装备起来，才能够使其内部得到巩固。鲍威尔把这种经济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专政应该通过劳动群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当掌握国家生产机构的专政被劳动群众的民主所废除时，就会从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中产生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1] 在这部著作中鲍威尔仍然坚持工业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同工业官僚和农民进行合作。同时也重复提到他的一个主张：如果资产阶级企图用暴力手段破坏民主制度，就用暴力夺取政权。
所有这些观点多半都被宣布为“维也纳国际”即所谓的第二半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个国际正是在奥地利社会党人希法亭和鲍威尔以及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的。1920 年 12 月 7 日，在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瑞士社会民主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的伯尔尼预备代表会议（1920 年 12 月 5—7 日）上通过了一个告各国社会党人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基本纲领要求之一就是：“专政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要根据各国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定。如果无产阶级是以民主手段掌握了政权，那么在资产阶级反抗时，这个民主的国家政权也不得不实行专政。如果还在争夺政权的决定性阶段，民主制度就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而被破坏，那么专政就应该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的专政形式。而专政机关按照各国的情况可以是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地方自治单位（公社）或该国所固有的其他阶级组织。”[2] 这个宣言同样地还宣布了一条其本身也是正确的纲领：“正像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实现的一样，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3]
[1] O. Bauer,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nach dem Weltkrieg, I Bd. , Wien 1931, str. 223.
[2] 引自 Karl Diehl, Ue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Jena 1922, str. 424 - 425.
[3] Karl Diehl, Ue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Jena 1922, str. 425. 卡·迪耳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1920 年耶拿版；这本书也属于资产阶级科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客观主义论述的一类著作。关于鲍威尔，还可参见奥托·莱希特的新作：《奥托·鲍威尔》，1970 年维也纳版。
但是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却与这些正确的观点相反，基本上是和鲍威尔理论观点中的主张相一致的。这个国际由于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动摇的态度，对俄国发生的事件采取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所以很快它的成员就发生分裂，有的加入了第三国际，有的又回到了第二国际。最后在 1923 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终于在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它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创造作用，认为战后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中对恢复正常生活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要求让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和经济问题的决策。于是联合政府的制度就被宣布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即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经济方面要求有一种联合劳资双方的附属组织。
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时期和深刻的分裂。在这次分裂中，旧国际的社会党人和新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人都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看得非常严重，以致使他们双方都完全忽略了那种把他们这些人全都看成是自己的阶级对立面的危险势力。由于他们的不团结和不清醒，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又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了胜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鲍威尔所设想的一种可能性被证实了。但是并没有证实，在这种形势下采取防御性的革命策略是对付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良药。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队、警察、报刊和被收买的自由报刊代理人，而且自由又是一种不负任何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反抗都必然是失败。奥地利社会党人偶尔进行的一些为时过晚的反抗，也遭到了和老老实实地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头颅放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受死一样的失败。
看来这一切以及后来的一些悲剧性事件，还没有使国际社会主义受到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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