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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是社会主义者吗？

沃罗夫斯基

（1920年）


　　〔说明〕本文初次发表在1920年第一期《创造》杂志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一



　　赫尔岑在1855年3月10日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那封人所皆知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他在俄国舆论史上的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头衔是相当的牢靠了，只不过不同的作者对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看法不同罢了。如格·瓦·普列汉诺夫[1]认为他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2]和民粹派认为他是民粹派社会主义的鼻祖，而基利克·列文[3]则认为空想主义者赫尔岑具有一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可是除了这些大体上相同的看法外，还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例如，米·尼·波克罗夫斯基[4]就是如此。显然，关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认为已经彻底解决。

　　评论一个社会活动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和见解，而应决定于他所起的社会作用及他的活动所具有的社会的，即客观的历史意义。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最著名的活动家也不是永远能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作用和正确地评论自己的。为了用这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赫尔岑，我们就应尽力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学说是怎样在赫尔岑的社会活动上反映出来的，换句话说，在什么程度上“社会主义的”言论变成了他的“行动”；
　　二、赫尔岑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团体和个人持的是什么态度，对这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是否表示过任何怀疑；
　　三、哪些历史事件使他受到的影响最大最深，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名字同哪个时期的社会运动联系得最密切。

　　我们现在就依次来探讨这三个问题。

　　赫尔岑和他的朋友还在大学生时代就热衷于圣西门主义。赫尔岑在1833年7月19日给奥加辽夫[5]的信上说：“你说得对，圣西门主义有权占有我们。我觉得，世界期待着革新，1789年的革命打破了旧的，不过如此而已，但是还应当创造新的、多元的时代，应给欧洲各国的社会奠定新的基础：更有法制，更有道德，更加文明。这就是圣西门的经验。”圣西门主义，是十九世纪空想主义体系之一，它是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产生出来的，是一种贵族色彩最浓、知识分子气味最重的社会主义体系。它对赫尔岑的朋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这些人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的阶级，看不起遭到唾弃的西欧资产阶级，但是又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中给自己的惶恐精神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因而对于任何诱人的思想学说一拍即合。然而，从我们在他给奥加辽夫的信中所征引的一段话就可以明显看出，赫尔岑在当时对圣西门主义的实质的了解是非常肤浅和幼稚的。

　　不管怎样，赫尔岑在1847年1月离开俄国时，他就认为他是圣西门的信徒。他在国外经历了二月革命、六月的日子[6]和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可是，他在这一时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对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曾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历史运动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赫尔岑在这里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他与自己的朋友巴枯宁不同，后者还积极地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作为一个容易动感情的和真心同情被压迫群众的人，对工人遭到枪杀感到极大痛苦的人，自己却从巴黎逃之夭夭。他在巴黎本来是同许多被诋毁的人物，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干系的，并且还曾不惜用辛辣的字眼痛骂卡芬雅克和波拿巴[7]……但是，革命的覆灭却使他心灰意懒，以致使他立刻完全失去了对西欧和西欧文化的信心，开始宣扬这种文化的毁灭；并对1848年的革命者横加嘲笑和责难，对他们甚至就像是对革命的敌人那样恶毒。用赫尔岑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即那个唯一“自由的法国人”甚至不得不劝告他的那班朋友说：“要安慰他，劝他不要使自己变成反革命的帮凶，因为他正在宣扬一种什么‘止于至善’的可笑的东西。”

　　1848年革命和它的覆灭，使赫尔岑脱离了作为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后来我们看到他只是空谈社会主义，用来反对他所痛恨的“小市民阶级”。但是，在他内心中却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个脱掉了西欧主义外壳的人越来越成了“旧约里的亚当”即成了一个有一定斯拉夫主义倾向的俄国人。欧洲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把俄国的农民阶级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萌芽的农民村社加以理想化。这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时期。正是赫尔岑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把他认为是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鼻祖的根据。

　　下面我们就详细地谈谈赫尔岑的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赫尔岑所发的那些似乎是以俄国农民为其体现者的社会主义的“言论”，同他的“行动”，也就是同他在为解放农民而斗争的时期所从事的实际的社会和文学工作是极不一致的。赫尔岑在这个运动中提出来的纲领，一般说来是极其温和的，是进步贵族的纲领。其中只有一点在形式上可以同民粹派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是要求给农民保留土地，而且是把土地和村社一起加以保留。但也不应忽视的是，由于民粹派革命者认为农民村社是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萌芽，因而指望用革命的方法，用暴力推翻沙皇和地主阶级的方法来发展这种萌芽。可是赫尔岑却囿于不允许采用革命的方法，对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一些抽象的议论。有时他的“言论”倒是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言论，而“行动”是自由派贵族的行动。

　　在谈到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时，我们更加相信，从赫尔岑的整个精神气质来看，他同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同争取被压迫劳动阶级摆脱奴役和剥削的斗争，还有相当的距离。赫尔岑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兜圈子。他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道者都是不同民族的流亡者，他们参加过争取民主或自己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意大利人、波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等等。所有这些人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他们是拿社会主义来迁就资产阶级改良的任务，老实说，赫尔岑本人的行事也是如此。不由得令人感到诧异的是，“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是非常轻视的。例如，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初同盟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大事，他完全不着一词，同时他也不曾把1864年成立的国际同志会放在眼里。马克思的学说对他始终是不可理解的，而马克思本人则被他看成是“煽动分子”等等[8]。当然，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期望一个俄国贵族出身的人，会在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只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基本的世界观，只是一门可以不加分析就当作日常读物的美好学说的人，才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又忽视当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萌芽，忽视正在觉醒和向往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初期运动。

　　赫尔岑对于《现代人》杂志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也表现了同样不可理解和表示厌恶的态度。当五十年代，在俄国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平民阶层的社会主义者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等，就受到赫尔岑的敌视，他简直把他们当成了给正在革新的俄国灌输什么“有害思潮”、“腐化思想”的“毒辣分子”[9]。赫尔岑同“年轻人”的这种分歧，在他临去世之前更是有增无已，最后几年简直变成了互相责骂的激烈争吵。为了理解这种分歧的社会意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岑同青年革命者的这种分歧并不带个人分歧的性质，而是一种“父”与“子”之间，四十年代的进步贵族阶级同六十年代革命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在这种分歧中，赫尔岑是同最早反对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们以及其他“虚无主义”的迫害者站在一起的[10]。因此，如果认为他是革命民粹派的精神领袖，那就得承认他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领袖，因为正是他以自己的活动斥责了并且通过舆论破坏了俄国土地上的初步的革命思想和工作。

　　赫尔岑是个狭义的政论家，他毕生都是在为某种政治任务服务，他对实际政治活动的影响，在某一历史时期比较大，而在某一历史时期则比较小。不妨就这样臆断地说吧，在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同赫尔岑的整个世界观以及他的全部意愿的客观内容最接近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最大。要是把赫尔岑的各个活动时期同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加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和尼古拉一世死以前，他是完全孤独的，他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主要是个人的关系同俄国发生联系。例如，在伦敦成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以前，他比较偏重于向西欧介绍俄国的情况，很少给俄国刊物写东西。他创办俄罗斯印刷所，当然是专门为了影响俄国舆论的，但是它发表的东西只有上层知识分子能够看到。即使这些人对赫尔岑的整个意图也远不是怀有好感的（见同米·谢·谢普金的谈话）[11]。

　　但是，就在尼古拉即将死去，而自由派人士的思想日趋活跃，改革（其中包括解放农民）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赫尔岑还在1857年4月13日关于出版《钟声》的消息中提出了他的纲领：

　　“言论自由，废除审查制度；
　　把农民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
　　不准对纳税阶层施笞刑。”[12]

　　这是进步贵族阶级的纲领。即使赫尔岑当时对解放农民这个要求补充了“连带土地”这几个字[13]，他也一点没有离开这种进步贵族阶级的立场。即使从早期民粹派社会主义的意义来说，这里也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东西。

　　而且赫尔岑的策略也是同他的纲领一致的，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他对革命的方法是抱着嘲笑和敌视的。现在他走得更远了，他以他特有的那种才能，把全部心力放在事件和个别人身上，不但把亚历山大二世吹捧为“解放者”[14]，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沙皇身上，他甚至还侈谈什么只有“专制革命”才能“引导俄国去大力施展它的一切无穷力量，它的潜在的力量，而不流一滴血……”[15]，等等。

　　赫尔岑在其生活和活动的这个时期，是俄国一位最孚众望的人，而他的虽然是在伦敦出版的《钟声》，也是一个最受欢迎的机关刊物。赫尔岑是所谓的“解放运动”的思想领袖，即进步贵族阶级和投靠他们的自由派官僚以及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思想领袖。正是在五十年代末这个时期，赫尔岑同年轻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发生了分歧。谁也不怀疑赫尔岑为了得到他可能得到的成就，他会迁就自由派的要求；不会有人怀疑，他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也许比他一生中其他时期更自然。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的社会土壤，在书籍和一些人和事的影响下，他给自己的观点涂上了他一心向往的社会主义色彩，尽管这违反了他心理的基本精神。现在，在《钟声》一时的兴旺时期，他就像安泰触到大地那样，使他的力量增加了十倍，全身挺立起来了，但同时也暴露了他是从什么泥土里长出来和用什么液汁哺育起来的。甚至在那个残缺不全的，用赫尔岑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放农民的宣言颁布以后，他还在《钟声》上表示庆贺，送给亚历山大一个“解放者”的尊号，而且他还在自己的家里安排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活动来庆祝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特殊的“节日”，据赫尔岑自己说，由于传来华沙枪杀示威群众的消息而“黯然失色”[16]。

　　脱离了俄国、特别是脱离了“自由派社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赫尔岑对于波兰问题的看法，依然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抽象的和浪漫主义的。然而那些在“改革”时期同他携手并进的自由派分子，却很少抱浪漫主义的态度；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曾经同政府多少发生过一些冲突，他们希望改革国家内部管理机关、法院、出版法，而波兰问题却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文明”工作。俄国统治阶级的舆论站在政府方面反对波兰人，这是毫不奇怪的。赫尔岑不了解这一点，他又陷于孤立之境。后来发生了波兰起义，这时舆论界同政府发生了分歧，这大概是自由派对波兰人的要求采取了与先前不同的态度，而赫尔岑也还没有失去对他们思想上的影响。可是现在他遭到了唾弃，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并且还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可恶的忒耳西忒斯”[17]，指卡特科夫取代了他的位置。赫尔岑一生中最后的时期，也是最痛苦的时期到来了，赫尔岑同年轻一代革命者（后者以他们的历史的“未来”和赫尔岑的“过去”相对照）的无谓的琐碎争吵的时期，他政治上和生理上衰亡的时期到来了。

　　要是给上述一切做一总结，我们就会看到，赫尔岑无论是在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中，或者是在他个人方面，他都置身在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组织之外；他不过是拿社会主义来做他基本世界观的思想调料而已；即使在他唯一真正接触到俄国广泛的社会运动那个时期，他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革命者，甚至也不总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

二


　　不过，我们在上面还只是简略地接触到赫尔岑在他的著作中一再长篇累牍地发挥的他对民粹派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个问题我们最后还要谈到。

　　从出身和教养来说，赫尔岑是属于富有的贵族阶级的。由于他生活中的许多完全属于私人的情况，他是在贵族环境之外，在思想激进的教师、同农户的交往，以及书籍和政治事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和形成他的心理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他的非本阶级的心理。他是以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进入社会的：从习惯、爱好和许多观点来说，他是一个贵族；从思想和气质来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在转折时代，往往就是这样的人物成为当权派人为地加以阻止的新制度的代表。要是在俄国能沿着和平的、进化的道路发展，政府和农奴主阶级不阻碍社会关系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的需要，那么，赫尔岑也许会成为一个进步的地主、著名的自由派活动家。但是，发展受到了阻力；落后的农奴主分子阻碍着它的疾速发展，不满的要求和反抗的情绪越积越高。在发展中受到阻碍的经济关系停滞下来，这首先就反映出在这种发展中有着利害关系的各个集团的心理，使他们的典型的阶级心理发生分化。尤其是在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分化具有更激烈的形式。结果，使许多有才智的人革命化了，并且正如历次革命经验所证实的，他们在自己的革命理论著作中，越出了本阶级的狭隘利益的范围，使它们同其他一些阶级的利益，即同在这个发展中总是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阶级结合在一起了。因此，那些具有革命情绪的阶级的理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他们的现实利益。

　　带有革命情绪的有产阶级，不得不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把那些因生产利益而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产业的阶级也吸引到自己的斗争中来。资产阶级不号召无产阶级跟自己走，不把他们从先前的政权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取得统治；正像进步的，即倾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贵族阶级曾不得不把农民从农奴主那里解放出来一样。地主和农民是两个彼此有密切联系的死对头。相反，小市民、资产者是农村经济中的第三者。在地主看来，他们是局外人，无用的人，贪婪的强整。因此贵族的思想家仇恨资产阶级，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掘墓人。在这方面，西欧文学，尤其是波兰贵族文学表现得很明显，在这种文学里放在一起加以描绘的是贵族阶级对“小市民阶级”的敌视和贵族阶级与农民的理想化的相互关系。对农民说来，他们的“主人”就是他们的“父亲”。在有领地的贵族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有革命倾向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就是在心理上感到有一条很深裂痕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必然倾向于农民阶级，而并不倾向于那历史地注定要取代贵族阶级的小市民阶级。因而就产生出特殊的贵族民粹派。他们带有自己出身的种种痕迹：对农民抱有一种拯救农民的事情用不着农民参加的“恩赐观点”；把农村和农业劳动理想化；思想保守，即希望农民始终是农民，不让他们无产阶级化和离开农村；害怕革命手段，等等。后来，在农民解放之后，那班原已脱离了本阶级的贵族分子就纷纷跑到“民间”去，因而得到了“忏悔贵族”的称号。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别的分子，即出身民主阶层，并把革命带入农村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忏悔的”、以赎前惩的人，而是号召进行社会变革的造反者。用诺沃德沃尔斯基的恰当说法，前者是“从高加索山顶上下来的”，他们探索的是寄托自己理想的天地；而后者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因而他们用不着寻找什么天地。在同一个诺沃德沃尔斯基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里，贵族的儿子鲍普特科夫这样形容他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子”：“我有的只是抽象的理论，神圣的脑细胞的装饰品……而他身上却已经有了一种带普遍性的、独特的情绪。”

　　赫尔岑实质上就是这种悔过的贵族的先驱，“从高加索山顶上下来的”人，而他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毫无疑问，他是未来资产阶级变革意义上的革命家，由于他长期呆在国外，没有受到俄国现实的变化无常的影响，使他容易保持革命精神。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不是社会主义的。使他把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当成他的世界观，由于俄国社会各个先进阶层的需要同尼古拉时代的丑恶现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鸿沟越深就越要大胆，而架设横跨这条鸿沟的桥梁也就要越宏伟。然而这种抽象的、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革命精神，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同赫尔岑本人的革命精神也决不能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许，这样来说明憎恨资产阶级的赫尔岑，说明这位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会激怒某些人。但愿他们不要忘记，在俄国，这种变革首先是在农业方面成熟起来的，它为解放农村生产力作好了准备，进步贵族阶级就是它的代表。进步贵族阶级将由农奴制的领主变成粮食和牲畜的生产者。这也正是赫尔岑对“小市民阶级”怀有纯粹贵族式仇恨的原因。

　　那班脱离了本阶级的贵族分子在农民社会主义中给自己寻找支持的历史尝试，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最后完全失败了并且大失所望。从前贵族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明白了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应当从何着手：他们应该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服务。不见得有谁会仅仅根据他们少年时代醉心于什么的可悲事实，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没有活到“贵族子弟”同人民接近的时代。即使他活到这个时候并同贵族子弟一起经历了对农民——对实际上是纯粹小私有者、“小市民”的失望，他无疑也会从他们那儿逃开的，正像在1848年他从革命的欧洲跑开，咒骂资产阶级和革命者——“潘奈洛佩[18]的终身求婚者”一样。

　　民粹派社会主义这种学说，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保持着村社土地所有制和早期集体经营的农民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要比在资产阶级国家来得容易、简便。这种学说并不开始于赫尔岑，而开始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那些“心存不轨的分子”。他们是这一民主运动的先驱，他们是发难者，而赫尔岑和贵族民粹派则是行将没落的贵族革命者行列中的最后一批人。纯自由派贵族的革命的失败，把他们大大地推到了左边，推到资产阶级立宪运动方面去了，并且使他们用一些并非他们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术语来讲话。一个历史过程的终结同另一历史过程的开端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而在这结合点上站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杰出人物，他在客观上作了使俄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作，但是他在口头上宣扬的却是一种杂交的，即贵族和农民的社会主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应当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抽象理论”呢，还是应当根据他在生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我认为，后者更正确。如果以为我们认为赫尔岑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低估了他的个人作用，那是很可笑的：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主义者，那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微不足道，极不彻底和思想糊涂的人；作为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历史变革的思想家和预言者，他是当代最重要、最杰出、最卓越的活动家。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崇拜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赫尔岑，而不崇拜假社会主义者赫尔岑。

（陆梅林 译）




注释：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赫尔岑与农奴制》和《赫尔岑的哲学观点》两篇文章。

[2] 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即拉祖姆尼克·华西里耶维奇·伊凡诺夫（1878-？），社会革命党人，社会学家、文艺学家和唯心主义者；他对赫尔岑的评价见他的《亚·伊·赫尔岑》一书。

[3] 基利克·尼基迪奇·列文（1868-1932），政论家、教育学家。他对赫尔岑的看法可参见他的《赫尔岑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载1912年第5期《教育》杂志。

[4] 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56-1929），历史学家。他在1912年出版的《俄国史》一书里评价了赫尔岑。

[5]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赫尔岑的亲密战友，他们曾一起创办著名的《钟声》。

[6] 指1848年2月和6月法国发生的推翻路易·菲利普王朝的群众革命运动。

[7] 赫尔岑曾在《来自彼岸》和《法意书简》（1855年）里评论了卡芬雅克（即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的一个将军，1848年屠杀巴黎无产者的刽子手）和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在背叛1848年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8] 见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六部第七章《侨居的德国人》。

[9] 见赫尔岑《多余人和毒辣分子》（1860年）和《非常危险！！！》（1859年）两文。

[10] 关于赫尔岑同“青年侨民”之间的关系情况，可参见科兹明《赫尔岑、奥加辽夫与“青年侨民”》一文，收在该文作者的《俄国革命思想史札记》一书。

[11] 指赫尔岑的《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这篇札记文章，发表在1863年10月1日《钟声》上。

[12] 见《北极星》的附页。

[13] 这个补充见赫尔岑1858年8月1日的一封公开信《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城市的著名的元老院》。

[14] 赫尔岑在1861年4月1日的一篇《宣言》上写道：“我们以解放者的名字向他致敬。”

[15] 见赫尔岑《1860年》一文。

[16] 赫尔岑在1861年4月10日晚上举行了庆祝解放农民的活动。他在《1861年4月10日和华沙的屠杀》一文里写道：“我们的节日被弄得黯然失色。”

[17] 典出席勒的叙事诗《胜利者的庆祝大会》，忒耳西忒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一个专爱讥讽人的驼背瘸子。有一次，希腊将领开会，他当众责骂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他在《伊利亚特》里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详见《伊利亚特》第二节。

[18] 潘奈洛佩，为希腊史诗中奥德赛的妻子，她等待在外漂泊的丈夫二十年，拒绝了许多人的求婚。在文学中，潘奈洛佩的形象象征夫妇爱情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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