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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伊格纳蒂·克拉舍夫斯基
沃罗夫斯基
（1912年3月6日）
〔说明〕本文是为纪念这位作家逝世二十五周年而写的，初次发表在1912年3月6日《敖德萨新闻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敖德萨新闻报》（1884至1917年），是自由派办的一种社会政治报纸。沃罗夫斯基自1912年3月6日至6月8日在这家报馆工作，他在这里前后一共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后来由于同这家报纸的方针有原则的分歧，才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
自从多产的波兰小说家约·伊·克拉舍夫斯基逝世以来，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再过三天，就是他的诞辰一百周年。因此，今年既要悼念这个享年七十五岁的勤奋的生命的终结，又要庆祝这个生命的开始。他在波兰的文学史和舆论史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克拉舍夫斯基写了好几百卷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诗歌、评论文章和历史著作。这就是他对波兰文学做出的丰硕的贡献。然而，他的两大功绩是：把法国长篇小说排挤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将非特权阶层的人物引进了艺术创作。
克拉舍夫斯基在自己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就这样问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作者给下层阶级的人写东西呢？”于是他便亲自写起来，尽量写得能使这些下层阶级的人们接受。他早期的一些中篇小说，如《小地方的大世面》或《二二得四》里，人物就尽是些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和无依无告的知识分子。像小贵族这个社会特权阶层不再是小说家专门描写的对象了，这样小说本身对那些非特权阶层的人们来说，也就感到更容易接受和亲切了。这位作家同中等阶层的这种交往，在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尽管他在自己的政治观点上有过动摇，尽管他在社会活动中犯过错误，但他在文学方面，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却始终是一个“有组织的劳动”时代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的传播者。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按照他的劳动能力和用处而受到应有的尊重，而那只是建筑在家世、出身和血统特权上的等级藩篱，则被认为是有害的，应当予以废除。克拉舍夫斯基毕生都在反对波兰社会上那些不事生产的寄生阶级，而且越到后来反对得越激烈。贵族的腐化堕落，小贵族阶层的没落，劳动市民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他们的反抗，——这些便是他的中篇小说不断重复的主题。自然，随着旧社会的腐朽，——克拉舍夫斯基在世时，波兰社会就已经彻底腐败了——现实生活为作家的揭露性的创作提供了越来越鲜明的材料。
除了艺术活动，克拉舍夫斯基还经常从事社会活动，他有时做政治报纸的撰稿人，有时做报纸的主笔或出版者，有时甚至是“地方自治活动家”。在反动的小贵族和进步的民主势力这两派不断的斗争中，他竭力想采取“中庸之道”。但他总是事与愿违。他由于害怕民主派的“过火行为”，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反动分子所操纵。如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同反动分子亨·迩日弗斯基[1]、天主教徒米·格拉包夫斯基、戈洛文斯基[2]等人的接近，以及创办《文哲学院》杂志。但是，克拉舍夫斯基的基本观点就使他不能同这帮波兰守旧的小贵族僵尸保持牢固的联系。他在1844年便同这伙反动分子断绝了往来，虽然1849年他又在《彼得堡周报》社里同迩日弗斯基纠合在一起，但是在1850年，他便又离开了这家报纸。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时，农民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时克拉舍夫斯基以沃伦县的地主身份上书沃伦县委员会。这份报告书很能说明他那种温和的小市民世界观。他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人身的解放问题，一个是分给他们土地的问题。前一个问题，他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他要人的慎审地、一步一步地实行解放，“为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不能解除对他们的监护。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而农民是地主土地上的自由劳动者”。要是土地缺乏劳动力，小贵族就会灭亡，文明也就将随之毁灭，因为小贵族是文明的唯一体现者。那时他还没有弄清楚，是不是只应当把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或者租给他们一部分土地，毫无疑问，他认为只有那些要分给土地的人，在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监护和监督之后，土地才应确实为他们所有。同时他还建议给农民制定一种劳动的“强制方法”。他说，“农民需要的并不多，但是必须使他们受到宗教教育，即基督教育，给他们灌输博爱、劳动、舍己为人的精神。这是新式地主的典型观点，他们渴望从“伟大的改革”中既得到土地，又得到廉价的劳动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沃伦县的死硬派们看来，克拉舍夫斯基的这个报告书的自由主义色彩太浓了。
1863年起义[3]前夕，克拉舍夫斯基在华沙主编《波兰报》。在起义前曾有过游行示威，他在这个时期又陷入了“中庸之道”者的危境。幸好，1863年1月，也就是进行公开斗争的前几天，魏列波尔斯基[4]的政府私下劝他出国。他原打算只作几个月的旅行，可是以后他却一直没有回国。
克拉舍夫斯基在德累斯顿[5]定居下来。1864年的事件使他对贵族阶级的生存能力越发失望了，因此他对中等阶级越来越同情。同时他完全为一种纯粹的道德倾向所左右，而且这种倾向在他的中篇小说里占了主要地位。这时他除了一本接一本地写长篇小说外，还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即把从皮亚斯特王朝[6]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整个波兰历史写进他的一些中篇小说。但是，这件工作成就不大。他从他的整个世界观出发，贬低了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并用暗淡的色彩来描绘过去，这些都不合乎那个刚刚在斗争中遭到失败和喜欢“听冠冕堂皇的假话”的波兰社会的情绪。
1879年，克拉舍夫斯基落到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作家生前遭到过的那种命运。波兰的社会人士庆祝他文学活动五十周年。这次庆祝会清楚地说明，克拉舍夫斯基同社会“大众”，即“中等阶级”，从小贵族废墟和资本主义新兴中产生的小市民，是多么的亲近。颂扬这位“中庸之道”的歌手的大会，是在克拉科夫一个历史上有名的设有“丝绒座位”的大厅里进行的。然而，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场盛宴的结局很糟糕”。当讨厌这类庆贺的克拉舍夫斯基在法国度完休养期，返回德累斯顿的途中，却在柏林被捕了，并被囚禁在毛比特监狱中。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这个消息引起了波兰社会人士的很大震动。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平素与军界绝少往来的克拉舍夫斯基遭到一个叫阿德列尔的陷害。这个讹诈者说，他曾通过克拉舍夫斯基给法国报纸提供过军事消息。当有人向克拉舍夫斯基说明这个案子可能是被误解了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叫阿德列尔的已经告发了他，他不得不出庭受审。法院判了他三年半的监禁。一些有势力的人物为他奔走，甚至意大利国王胡姆贝尔特的营救，也不能减轻这位七十二岁高龄老人的厄运。只是在1886年，克拉舍夫斯基才被准许缴纳二万二千马克的保证金，交保“释放”六个月去治病。可是，这个已经做出的决定从5月一直拖到10月才执行，而在1887年3月19日，克拉舍夫斯基便在日内瓦去世了。俾斯麦的加肯梯[7]政策不能不像畜牲似地给这位病危的老人以这种打击。
克拉舍夫斯基不是一位天才，也不是一位杰出的热情奔放的有才能的人。他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天资聪颖的勤劳作家，他尽其所能地开垦出了波兰长篇小说这块贫瘠的处女地。他用自己的创作在人们心里给那名为“有组织劳动”的思潮打下了基础。这个思潮在1864年以后发展得特别猛烈。它给波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造成了稳操胜券的局面。
当然，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无论是克拉舍夫斯基的世界观还是他的创作，都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和兴趣。但是对他那个时代来说，他却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如果把这个人物从波兰的舆论史和文学史中抽出来，就会看到在那上面留下了一个多么大的空白。
（陆梅林 译）
注释：
[1] 亨利希·迩日弗斯基（1791-1866），波兰教权派贵族作家。
[2] 米·格拉包夫斯基（死于1863），波兰评论家和小说家、教权派分子和保守分子；戈洛文斯基，波兰教权派分子和保守分子。
[3] 1863至1864年的波兰起义，是波兰王国进步的资产阶级、小贵族集团为反对专制制度而发动的。起义的领导者宣布实行改革，以限制封建农奴制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
[4] 亚历山大·魏列波尔斯基（1803-1877），波兰反动政客。
[5] 德国的一个城市。
[6] 皮亚斯特王朝是波兰十世纪末至十四世纪的一个封建王朝。
[7] “加肯梯”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沙文主义者的反动的反波兰组织的通称。这个名称是由该组织的三个领导人——加恩则曼、肯涅曼和梯迭曼的姓的头一个字母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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