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沃罗夫斯基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

沃罗夫斯基

（1912年）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1912年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一



　　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先进人士”——所有那些奥涅金们、毕乔林们、别尔托夫们、罗亭们、拉夫列茨基们等等，——一天早上醒过来以后，突然愤慨地知道了原来他们都不过是一些奥勃洛摩夫，知道人世间已经出现了所谓“年青的一代”，认为他们这批人“不称职”，把他们都送进了档案库，而自己动手来搞那种根据传统一向只有“先进人士”才能置喙的“社会事业”。

　　这简直是太不象话了。可是最坏的是在“年青的一代”里还出现了一个“恶毒的魔鬼”，由于自己的不学无术，竟来否定一切上流社会的礼仪，嘲笑“老一代的人”经常眼里含着泪、用激昂的语气来谈论的那些神圣的东西。

　　我们的一切进步，我们的全部主张，
　　雷霆万钧的揭发文字，
　　慷慨激昂的政论
　　甚至连“雅典娜”[1]自己——
　　都被这个恶毒的魔鬼，
　　否定的魔鬼，怀疑的魔鬼，
　　否定进步的魔鬼，
　　当作讽刺嘲弄的对象。[2]

　　这个“恶毒的魔鬼”不是别人，就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跟他一起闯入俄国舆论界和俄国文学界的，还有整整的一大群“年青人”，他们精力充沛，充满对事业的渴望和对光辉未来的信心，满怀对一切被压迫和受苦难者的爱。他们出身社会下层，是小市民、下级僧侣、小官吏的子弟，有时甚至还有农民的子弟，所有这些人都自小吃苦耐劳，习惯于贫穷和谋生的挣扎。正因如此他们的性格是坚韧而严格的，对于已经开始的事业总是以顽强的精神坚持到底，不像老爷们那样一味高谈阔论，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废话，而是经常力求从言论转入行动，——总而言之，同那些贵族出身的“先进人士”适成鲜明的对比。

　　那些人是吃农奴们劳动得来的面包长大的。他们从小就不识劳苦、忧患、贫穷为何物，一直由奶妈、保姆、家庭教师抚养成人。他们的一切愿望都像魔杖一挥那样立刻就得到了实现。财富、高雅设备、学问、对人类古往今来的知识，尘世的诱惑和哲学思想的奥秘，在他们都是儿戏得之，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

　　而这些人却唯有通过顽强的劳动才能为自己赢得每一寸土地、每一点知识、每一份愉快。没有任何东西是祖先预先替他们准备好的：一切都必须从那个敌对世界的爪牙中夺取。难怪，等到他们终于用欧洲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在这方面跟“先进人士”并驾齐驱了以后，就不能不对那班满嘴甜言蜜语的、软弱的老爷们表示轻蔑了。请看“年青的一代”人是如何通过他们的代表杜勃罗留波夫的嘴来形容那班老头子的：

　　“那一代人心中充满高尚然而却有几分抽象的意念。他们追求真理、渴望善，他们醉心于一切美的事物。但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的是原则。他们所谓的原则也就是总的哲学观念，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全部逻辑和道德的基础。他们通过怀疑和否定的可怕痛苦换来了自己这份原则，而以后也就永远不能再摆脱它那压迫人的、使人变得死气沉沉的影响了。就这样，由于离开了生活的现实，注定自己必须为原则服务，他们就不善于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挑起了远远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担子。仅仅只有像别林斯基那样的少数几个人，才善于把自己与自己的原则结合起来，因而使这种原则赋有了生命力。[3]
　　“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那种经常不自然的局面，经常对自己不满，经常用响亮辞句来振作和激励自己，而又经常在实际活动中遭到失败的情形。”[4]

　　“老一代”人心理的基本特点就是分裂性：“原则”归原则，实际活动归实际活动，“原则”是伟大的、好的，而意志和毅力却是坏的、微不足道的。“原则”一碰到农奴主生活环境所培养起来的那种特有的软弱，就全部化成了泡影。

　　“年青的一代”就不然。

　　只有每天努力争取的人，
　　才配得上享受生活和自由，……

　　歌德这样说。而“年青人”就正是每天必须为生活和自由而斗争的人。因此他们的心理也是另一种类型的。

　　“抽象的概念在他们身上被活的观念代替了……”杜勃罗留波夫说。“新时代的人不但理解到，而且也感觉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意识到跟人类的活生生的血肉联系，充分理解到一切人类关系之间的休戚与共，——这就是在他们身上代替原则的内心动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不是那些有着宏伟动人色彩的事件，而是多多少少促进了人类的大众福利的事件……他们想要进行一场正确、严肃的斗争……因此他们循序渐进，预先仔细地考虑了进攻的计划，并且不断注视敌人的一切行动……由于承认历史发展的不变规律，今天的这一代人并不为自己树立不能实现的希望，并不以为他们可以随意地改变历史……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机器上的一个轮子，是支配世界事态进程的因素之一……”[5]

　　平民知识分子是一种新人，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从自己出身的环境中带来任何值得回忆的东西、任何传统。他们的心理相对地讲来是比较自由的：它完全是在新的生活条件，在日渐成熟的要求、不断增强的需要的影响下形成的。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实际行动方面他们都无需为“无益的回忆和徒劳的斗争”而感到羞愧。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也跟他们的性格、志趣、愿望和个人兴趣一样，都是在同样的原因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他们具有一种罕见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只有在那些随着新的阶级或者集团进入社会舞台而来到的暴风雨般的大转变时期的人物身上，才可以看到。

　　“在别林斯基身上，”杜勃罗留波夫说，“抽象的原则变成了他内心的迫切要求：宣扬自己的思想对他来说就跟吃饭和睡觉一样必要。可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他那把自己个人和哲学原则融合一体的地步。”[6]

　　这种跟“老一代”人特有的分裂性恰巧相反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完整性，在我国社会的后来历史中，也仍然是衡量一位活动家的社会价值的准绳；过去对某一些人来说只是“抽象理论”的社会理想，对于杜勃罗留波夫这一类型的人却是“普遍特有的心情”（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语）。对他们说来，社会工作确实跟吃饭和喝水一样，是无法排除的基于本能的需要。

　　正相反，在“老一代”人身上，这种分裂性却是一种很典型的特征。这些人中间大多数都“始终只限于纯理性地理解原则，因而经常要强迫自己去接受那些根本不适合于自己性情脾胃的东西……藏身在精神活动的高级领域内的原则，始终是驾于一切委屈和失败之上的；而愤怒的激情却局限于日常关系的低级领域，他们又几乎从来不善于把自己的哲学原理贯彻到这些日常关系中去。”[7]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他们精神生活上理性和道德意志这两方面的经常的不协调。即使一件最小的事情也会在空话的泥沼里淹没，最真诚的愿望也会在“自吹自擂”中变质退化，最明智的计划也会在甜蜜的幻想中湮灭。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一事无成的人、“多余的人”的典型——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后，当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开始在俄国社会显露锋芒的时候，又重新在“老一代”的“优秀”人士中间到处出现的那种人物典型（参看契诃夫的作品）。

　　这就是在上一世纪的中叶从彼此相遇、接着发生冲突起，而最后终于仇敌似地互相分开的两个最先进的社会集团。他们常常说的是同样的话，但这些话的含意却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两个集团的“先进”意图的背后，不仅潜藏着他们心理方面的分歧，而且还潜藏着社会方面的分歧。前一种人是自由派的贵族，他们醉心于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后一种人是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把人民群众从一切剥削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渴望社会主义。一种人是大踏步地追求改革，另一种人稳步前进走向革命。这能算是什么样的同路人呢？！

二


　　“机器上的一个轮子”好歹还是有它自己对历史的见解，有它自己期待历史会加以实现的种种理想。可是这个“轮子”怎么会确信，历史会朝着它的理想的方向前进，而它，“小轮子”，凭自己的努力也一定会帮助实现这些理想，而不是实现罗士特莱夫或者斯卡洛茹布[8]的理想呢？在杜勃罗留波夫身上能够成为这种信心的源泉的只有他自己经过严肃考虑的历史哲学，是这种哲学使他确信，他思想的方向跟历史的进程是吻合的。这种哲学理论大致如下。

　　自从我们知道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我们在它里面总是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某一种社会中的某一个集团巧妙地设法使全体人民从属于自己，并且剥削他们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可是问题在于人身上总是牢牢地保存着一种“自然的愿望”——避免贫困、满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达到一种使自己感到舒适的境地。因此在全部历史中我们总能看到人民群众对发号施令的集团所进行的永不休止的斗争。人民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可是只要胜利的果实一出现，人民群众中就立刻又会分裂出一个不大的集团，跟原来的统治集团联结起来，同它瓜分政权和特权，而受害的还是那些人民群众。受了骗的人民又再度开始斗争，可是最后，又得到同样的结果。至少到今天为止是这样。然而尽管人民群众屡次失败，斗争是不会停止的，而且只要人民中还有被压迫被剥削的阶层存在，斗争就一定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只要最广泛的群众（或者像杜勃罗留波夫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所说的那样：人类）的“自然愿望”一天没有实现，足以引起斗争的原因就仍然存在一天。“贫困不能止住要求，反而只能刺激这种要求，”他说，“只有吃饭才能消除饥饿。正因为这样，斗争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自然的愿望有时好像抑制了下去，有时又表现得比较强烈，但它总是始终不断地在求取满足。历史的实质就在于此。”[9]显然，只有当全体人民，或者包括得更广泛一些，全体人类的要求得到满足时，斗争的源泉才会宣告枯竭。而既然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作为一种反自然的现象）是这些要求的重点，那么上述状态就不是别的，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照杜勃罗留波夫的说法，是“使大家都感到舒适”[10]的境地。

　　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的历史哲学。不用说，在它里面本质上正确的想法是以空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光有被剥削的群众想使大家都感到舒适这样一种“自然的愿望”还嫌不够，必须是经济关系的客观发展也趋向这种使大家都“和睦相处”的制度才行。而这个道理，只有通过分析经济关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才能认识清楚。这件工作在当时是如此地复杂，即使连那些最先进的头脑也无力胜任，因此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他们努力钻研西方各国的经济关系，同时又密切地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所以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杜勃罗留波夫能够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正确地摸索出历史过程的哪怕是比较表面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智慧和很大才能的人。再说他不但理解了作为阶级斗争史的西方历史的实质，而且还明白了俄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描绘了西欧社会集团为夺取政权而经常进行斗争，一直到“平民”取得胜利为止的这段情形以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也必须走同样的路，——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而且甚至是一点都用不着惋惜的。我们在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也不能完全避免错误和偏差，——这也同样用不着怀疑。但尽管如此，我们的道路还是比较轻松的；尽管如此，我们公民生活的发展还是可以较快地走完西欧所缓慢地经历过的那些阶段。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走得更坚决些、果断些，因为我们已经具有了经验和知识。”[11]

　　不过，如果说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历史的过程，即使是它的表面，取得了正确的理解，那么这也应该归功于他自己对“存在与思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解。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决定论者。一切思维，一切思想生活，都不外是“环境”的产物；在思想生活中的每一个新的现象，都不过是一些已经成熟的新的“环境”的标志，这些新环境要求得到表现，以便变成自觉的行动。“思想及其逐渐的发展之所以有意义”，他说，“就因为它们由既存的事实所产生，永远是现实生活本身变革的先声。一定的事态在社会中就会造成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也就会得到认识，等到它被普遍认识之后，就一定会出现一种事实上的变迁，以便满足为大家所认识了的需要，”[12]杜勃罗留波夫正是用这样一种对“存在”和“思维”间的关系的见解来研究俄国的现实的。

　　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从“老一代”的农奴主生活方式中推论出他们的思想体系，并且根据这而把整个这一“代”都看作是“奥勃洛摩夫精神”的典型。他用完全同样的方法，在当时的“先进人物”身上看出了他们所有那些轰动一时的“问题”的“个人的”、狭隘的、阶级的色彩，因而对他们作了“讽刺嘲弄”。通过同样的途径，他又确定了出身于劳苦阶层的“年青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最后，他又把这种方法——用一个阶层的经济情况来检验他们的各种愿望和要求的历史价值——应用到人民（在那个时候来说，也就是农民）身上去。

　　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时代，在农奴制农民中间成熟的各种要求，可以总结为一个很短的公式：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当然，这距离“大家都感到舒适”的状态还很远，但这却是一个最近的必要阶段。为了检验农民对于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和担负摆在他们面前的历史任务究竟适合到何种程度，杜勃罗留波夫分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下形成起来的心理状态。他完全不把农民加以美化，正相反，他欢迎“对普通平民采取勇敢、直率和严格的看法”，而反对“肉麻的恭维和牵强的美化”[13]。在农奴制统治下，人民中当然会发展起“跟奴役或者农奴制，总而言之，跟被压迫状态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恶习和弱点”[14]来，——如阿谀、欺诈、逢迎、易于被人收买、懒惰、偷窃等等。不过，把这些恶习与农民生活中的其他事实对比起来看，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人民并没有僵死、退化，生命的源泉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干枯”[15]，所需要的只是把他们引上自然的发展道路而已。既然“天然的要求对一个人永远保有一定的力量，那么就永远有希望引导贫农树立正确的观点。而当他一旦树立了这种观点，他就会把它付诸实行；农民思想的特点就在于这种实际性，它的力量也就在于此。”[16]

　　由此可见，俄国现实中各种已成熟的新环境的结果和标志，从一方面来说，是农民的新要求，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年青人”的思想和对行动的渴望。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把贫农的思想引上正确的观点，而农民的“实际性”也就可以使符合于“自然愿望”的进一步发展得到保证。

三


　　“一旦社会或者人民觉醒过来，哪怕是模糊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自然需要，开始为自己的要求寻求满足，——这时文学就马上会成为他们利益的服务者。”[17]杜勃罗留波夫的这个论点指出了文学在人类“自然愿望”中所占的地位。大家知道，他对文学只赋予了“服务”的意义；他认为，也跟一般的思想一样，文学只能把生活中已经成熟的东西表现出来。举例来说，叶琳娜带着她的新的探索的出现（屠格涅夫的《前夜》），就是已经变化了的生活环境的标志；艺术家把她用典型形象体现出来，这就说明在生活中像叶琳娜那样的人也已经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了。不过，除了生活所创造的东西以外，文学不可能创造它自己的任何东西。每一件生活事实都会显得比任何文学都更为成功些。“一个积极劳动的人的实际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实际事实，它所演化出来的也同样会是实际事实，而书本上的理论和有教养的人的推测，也许，始终只不过是一些理论推测而已。”[18]可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文学，一般说来，只有在跟“自然愿望”相一致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到今天为止，除了少数例外，不管科学也好文学也好，都是为“一个或多或少有点儿重要性的小团体”服务的（也就是说，带有帮会色彩）。这就贬低了它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我们衡量一个作家或者某一部作品的价值，是以他们究竟把一定时代和人民的自然愿望表达得怎样，来做准绳的。”[19]

　　杜勃罗留波夫根本不要求一个艺术家违反他自己的内心要求，竭力去迎合时代的某些要求，矫揉造作地去歌颂某种思想。正相反，他是所谓“有倾向的”艺术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作为一个全心全意关怀社会利益的人，他很不看重那种一味赞美树叶和小溪的诗人，而把那研究人类灵魂的艺术家放在优先地位。他认为，一个诗人由于他自己才华的实质本身，就不可能不感觉到杜勃罗留波夫称之为“自然愿望”的那种东西。“才华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他说，“因此它毫无疑问应当保证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认为有才华的人身上看到自然愿望的一定的强度和广度。既然如此，他的作品也应当是在这些自然而正确的天性要求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并且他对正常状态中的事物的认识也应当是鲜明而生动的，他的理想要既朴质又明智，决不要让自己去为虚伪和无聊的东西服务，而且这还并不是因为他不愿，而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如果他想要去强迫自己的才华的话，他就写不出任何好的东西来。”作为例子，他举出了“普希金那些贫乏而空洞无聊的应景诗”和“果戈理那些可怜的禁欲主义的尝试”[20]，这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要求跟群众的生活要求一样，也是一种“自然愿望”的表现。这是统一的过程的两个方面。

　　这么说，真正的才华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循着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而行动。实际上才华也不过是“善于感觉并表现各种现象的活生生的真实”[21]而已。

　　艺术家只应当关心问题的这一方面。他关心的不是“思想”，而是“活生生的形象”，并且可能“远在用理智去加以判断之前，甚至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就掌握住了而且还表现出了它们的内在含意”[22]。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艺术家自己会不正确地理解他所创造出来的形象的内在含意：有时候他会在一些抽象的概念中说出一些根据他的形象所得出来的思想恰恰相反的见解。因此很显然，一个艺术家“可以有任何的见解，只要他的才华对生活的真实敏于感受就行”[23]。艺术家，正所谓应当创作，不必发议论，至于阐明那些从他的作品中合乎逻辑地引伸出来的思想，那就是批评家的事了。这些思想所以会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艺术家的作品中，并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就抱定了这些思想”，而是因为他活生生地、真实地描绘了那些自然会引伸出这些思想来的事实。总之，艺术家和思想家是都能够处理同样的事实的。

　　关于这一点杜勃罗留波夫说：“在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诗之间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思考力和创作本领不管在哲学家身上或者在诗人身上都是同样具备的，只不过工作的程序和它的结果彼此不同而已。诗人也好，思想家也好，在看待事物时都应当善于一下子就把它本质的、富于代表性的特征与偶然的特征分辨开来，把它们在思想中正确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它们的了解要透彻到这样的地步：能够得心应手地随意运用它们来构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一个想象力比较活泼的艺术家，常常会在初次接触某一类事实的时候就受到“强烈的震动”，不待深入地去探究它的逻辑解释，就立刻意识到它里面有着“值得注意的东西”。他把这件事实藏在心中，加以孕育，然后又带着它去接触其他类似的事实，这样就创造出一个概括了所有个别现象的一切主要特征的典型事实，或者典型形象。至于思想家，他的特点就不是这样强烈的感受了，他通常不大注意个别事实，只是在同类事实经常重复以后才根据它们构成“一般的概念”，把这个事实“从活的现实中带到抽象的理性中去”。前者是“具体地”思想的，“从来不放过个别的现象和形象”，后者“力求概括一切，把个别征象结合成一个一般的公式”。思想家的方法使我们可以根据少数材料推论出将来才会出现的事实，而诗人的方法却只能运用已经成熟或者正在成熟的事件。不过杜勃罗留波夫承认，少数天才的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还是能够用诗人的方法创造出远远地超过他们的时代的典型和形象来。

　　从杜勃罗留波夫给艺术家提出的任务，从艺术家活动的范围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文学，而没有批评，是不完全的。因为文学只反映生活，而说明生活却是批评的事。可是杜勃罗留波夫对纯粹“美学上的批评”并不赋予重大的意义，认为那只是“小姐们”的事。他所谈的主要是社会性的批评。我们已经知道，他要求作品有绝对的生活真实。可是这还不够。“真实是必要的条件，”他说，“但它还不就是作品的优点。”至于作品的优点，我们只能“从作者观点的广度、理解的正确性和描写的生动性”[24]来判断。这个定义杜勃罗留波夫在另一个地方也曾经发挥过，当时他谈到一些作家，他们“灵敏的艺术嗅觉运用得很好，他们不仅正确地反映了生活现象，而且或多或少地也能够理解生活的一般潜在的含意。这样的作家一定会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只要他们的感受力是包罗万象的，只要生活并不只是以个别的现象，而是以它整个和谐的进程显示在他们眼前，只要他们并不仅仅对现象的外表，而且也对现象的内在联系和一贯性具有敏感就行。”[25]

四


　　杜勃罗留波夫的世界观是异常严谨和完整的：它从头到尾贯穿着那种如果缺少了它，科学的世界观就会变得不可想象的统一性。不论是新要求和新心理的自发增长过程也好，或者是自觉的思想活动也好，他都同样用一个原因去加以解释，就是人类“自然愿望”的发展。至于这些“愿望”本身，他是以“环境”的变迁来解释的。因此，全部过程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物质保证和物质要求的增长。这些要求的得不到满足就成为群众斗争的心理推动力。这斗争到了一定的阶段，——也就是说，当劳动群众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和可能性去专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而不再是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时，就出现（作为时代的表征）人民的文学来认识斗争的过程，揭示其中真正属于人民的，也就是说，符合于人民的“自然愿望”的因素。因此，通过斗争和自觉的道路，人民最后总会达到“大家都感到舒适”的境地。

　　在这个公式里，正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最脆弱的一点，就是不明确“环境”（要是在今天我们就要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怎样而且为什么恰好会向着“使大家都感到舒适”的方向发展。这种不明确性，大概杜勃罗留波夫也感到了，他用纯粹主观的因素，人的“本性”所固有的“自然的愿望”，来解释客观发展的趋势。这是缝在客观体系上的一块主观空想的补钉。可是，重说一句，在当时俄国（西方在颇大的程度上也是如此）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的情况下，杜勃罗留波夫是不能够科学地说明这个漏洞的。他能够用物质原因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也能够进行辩证的思考，可是他还不能懂得经济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这是时代的错误，而不是杜勃罗留波夫的错误。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杜勃罗留波夫在我们的社会思想史上被认为是所谓“民粹派”的始祖和精神导师，就真是太奇怪了。须知民粹派一向都断言，俄国会走它自己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时代对它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可是杜勃罗留波夫却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我们将经历跟西欧同样的道路。民粹派对智力、知识、文学赋予极大的意义，而杜勃罗留波夫却正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认为思想、文学只不过是助手，不过是“事实”发展的仆役。民粹派人士很看重“批判的”或者“有思想的”人物，期待他们在支配历史进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而杜勃罗留波夫却写出了“个人在总的历史进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话，认为个人只不过是一颗火花，如果旁边有燃烧的材料，它会引起一场大火，如果落在石头上，它就会熄灭掉。而“材料永远是由人民历史发展的环境所准备，个人也是由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民粹派顽固地摒弃历史中的客观主义，宁愿用“主观的伦理”幻想来安慰自己。而杜勃罗留波夫却始终贯彻客观研究历史的观点。因此，从世界观上的一切主要点来看，杜勃罗留波夫和民粹派的彼此分歧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究竟何在，民粹主义者究竟从杜勃罗留波夫那里“继承”了什么呢？这种联系仅仅只在于对人民的看法。杜勃罗留波夫是最早把人民群众作为“自然愿望”的代表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对象来加以指出的。可是我们马上可以知道，就连这种联系也是有条件的。

　　在杜勃罗留波夫时代的俄国，所谓劳动人民，被剥削的人民这句话仅仅只能理解为农民。那时候农民在农奴制的重压下，是完整、统一的群众。当杜勃罗留波夫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时，他正是把农民当作当前唯一可以作为“自然愿望”的代表者的被剥削群众来看待的。他根本不认为农民不会照样分裂，也不认为他们永远会是这些愿望的代表者。这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上看出来：在谈到西方的情况（那里事情已经发展到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发生斗争）的时候，他补充说道：“在劳工阶级中正充满着一种新的不满情绪，暗中酝酿着一次新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可能会重复出现前一次斗争中所有的全部现象。”[26]这就是说，即使在已经跑在前面的欧洲，他也认为可能会从“劳工阶级”中分裂出一些新的集团投到剥削阶级的怀抱里去。他到底该怎样来看待那还刚刚准备踏上西欧发展道路的落后的俄国呢！他会期望在这条新的道路上，农民会由于某种原因仍然保持完整无损，而成为人类“自然愿望”的某种特定的体现者么？这种天命论[27]是根本不符合杜勃罗留波夫的整个思想方式的。

　　可是生活和工作在杜勃罗留波夫逝世以后的那些民粹主义者，尽管亲眼看到农村的分化和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所抱的“小市民”理想，却仍然继续期望早已声名狼藉的“人民基础”会创造出奇迹来。一端是“对人民的肉麻恭维和牵强美化”，另一端是用出名的“三步棋就想将死对方”[28]的做法来代替杜勃罗留波夫生前主张的严肃认真、稳步前进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用来掩盖农民的实际理想和人类“自然愿望”之间那条鸿沟的东西。

　　不，杜勃罗留波夫对后来民粹派的胡闹不能负责。在杜勃罗留波夫之后踏上社会活动舞台的“年青人”，从来就没有完整地宣扬和实行过他的见解。他们有自己另外的偶像。一会儿是皮萨烈夫，一会儿是巴枯宁和特卡乔夫，一会儿是拉甫罗夫，一会儿是米海洛夫斯基，或者甚至是（唉，真可怕！）瓦·瓦[29]。在这个合唱队里只有一派人是忠于《现代人》的遗训的，可是他们并不是最有势力的。他们后来在七十年代末在“黑分派”[30]中得到了新生，终于，按照继承性来讲，在九十年代又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复活，并且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当然，马克思主义给杜勃罗留波夫不稳固的体系安上了生产力发展学说这样一个牢固的基础，并且配合着时代和新的“燃烧材料”，做出了另一些战略结论。可是从他的学说精神、思想方法、分析深度来说，杜勃罗留波夫都更为接近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接近于七十和八十年代中那些仿佛算是他的继承者的人。

（吴均燮 译）




注释：

[1] 指《雅典娜》（1858-1859）杂志，一个自由派的批评、现代史和文学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由叶·菲·柯尔沙主编，共出八期。

[2] 引自讽刺诗《我们的恶魔》（《未来的诗》），载《汽笛》杂志，署名：康拉德·李利恩什瓦格尔（杜勃罗留波夫的笔名）。

[3] 杜勃罗留波夫公正地把别林斯基和他的同时代人分别加以对待，他说：“别林斯基是先进中的先进者，他的同辈人中间没有一个比他跨得更远。”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平民知识分子们很快就看出了别林斯基是第一位杰出的平民知识分子。——作者注。

[4] 见杜勃罗留波夫《去年的文学拾零》一文（1859年）。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罗士特莱夫是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斯卡洛茹布是格利包耶陀夫《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

[9] 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一文（1860年）。

[10] 同上。

[11] 见杜勃罗留波夫《评巴布斯特的＜从莫斯科到莱比锡＞》一文（1859年）。

[12] 见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一文（1860年）。

[13] 见杜勃罗留波夫《评斯拉伏青斯基的中短篇小说》一文（1860年）。

[14] 见杜勃罗留波夫《俄国平民性格特征》一文（1860年）。

[15] 同上。

[16] 同上。

[17] 见杜勃罗留波夫《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1858年）。

[18] 见杜勃罗留波夫《人民的事业》一文（1859年）。

[19] 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一文。

[20] 同上。

[21] 见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一文。

[22] 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一文（1859年）。

[23] 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一文。

[24] 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和《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二文。

[25] 见杜勃罗留波夫《受尽欺压的人》一文（1861年）。

[26] 见杜勃罗留波夫《评巴布斯特的＜从莫斯科到莱比锡＞》一文。

[27] 一种沙文主义的反动学说，认为某种民族在人类命运中负有特殊的使命。

[28] 见杜勃罗留波夫《去年的文学拾零》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说现在的一些青年人已经不用“三步棋就想将死对方”这种方法了。他们已经学会认真对待每一步棋，知道事先定出行动计划和一刻也不松懈地注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了。

[29] 瓦·瓦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俄国著名的自由派民粹主义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1847-1918）的笔名。

[30] “黑分派”是1879年秋天“土地和自由党”分裂后成立的一个民粹派组织。跟“人民自由党”不同，“黑分派”人士反对恐怖行动，仍旧支持原来土地和自由党的纲领。这个组织在八十年代初解散

感谢 施帕德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