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沃罗夫斯基
伊·亚·蒲宁
沃罗夫斯基
（1911年）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1911年第2期《思想》杂志上。
在本季里问世的一大堆小说中，伊·亚·蒲宁那篇最初在《现代世界》上发表，现在又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中篇小说《乡村》是显得颇为出众的。[1]
这是篇有点“突如其来”的作品。谁能想到，这位高雅的诗人，近年来一直醉心于跟我们现代生活相距甚远的印度异国风光，愿意从任何别的地方，可是却不愿从祖国这块肮脏的土地上吸取灵感，总而言之，可说有点儿“超然物外”，至少是超然于我们今天这个扰攘的世界之外（大概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戴上了学术院的桂冠[2]），——居然会突然写出像《乡村》这样一篇绝顶现实的、照“高雅”人士们的口味看来有点“粗鲁”的、闻得出大粪和发霉的草鞋气味的作品来。这真是一桩出人意外的咄咄怪事。
《乡村》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的才华横溢。这的确是篇不折不扣的才华横溢的，换句话说，是由有才华的艺术家经过真正的内心体验以后用真挚的感情写出来的小说。一般地关于蒲宁，关于他的创作，关于他的创作的意义和作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可是未必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艺术家，具有敏锐的感觉。同时任何人也都知道，在社会情绪上尽管蒲宁表面上跟马·高尔基的“进步集团”有着联系，但内心里他仍旧是单独孤立在这一集团之外的，不管从不问政治的世界观这方面来讲，或者从他那有点贵族老爷气派的趣味方面来讲，他都不能跟他们融洽无间。[3]正因为这样，就更值得看一看，在这位没有政治兴趣，对党派和纲领格格不入，但却敏感的、善于观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分真诚的“和平诗人”眼里，我们今天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跟多数“青年”文学家一样，蒲宁也接受了青年人之父——安·巴·契诃夫的一些遗产。这就是浸透在晚期的契诃夫创作（尤其是他的剧本）里的那种中层地主、“文明”贵族中的知识分子，即“樱桃园”主们所抱的雅致、颓废的情绪。蒲宁也是“樱桃园”的子孙。而这就意味着他的心情既有着对大自然的温存多情的爱，也有着对“文明”的贵族之家中的那种舒适、美妙的生活的推崇赞美，既有因这种天堂的破灭而感到的悲痛，也有——目前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最有意味——对“现今的”庄稼人所感到的失望，因为这庄稼人一旦离开了“文明”的地主的慈父般的保护就变得堕落、贫困和凶残起来。
安·巴·契诃夫是用冷酷无情的笔调来描写农村的。他不仅无意粉饰和美化“自由”农民的生活，像那班陈腐的民粹派后裔们所做的那样，而且甚至还不觉得有需要来研究和了解农村，弄清楚它目前“凋敝”的原因、意义和趋向。农民变成了富农——因而农民也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同情。契诃夫对农村的态度的意义就是这样。蒲宁对农村的看法大致也是这样。
“路上都是泥，”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库兹马心里想，“树木、花草、菜园一片葱茏——浓郁郁，密层层，一切都涂上了这种黑土和浓云的青蓝色。可是村屋都是泥筑的，又矮又小。屋顶快塌了，屋旁的水槽也都干得裂了开来。里面的水，不用说，有着很多蝌蚪……哦，这一家可富裕啦……不过四周泥泞及膝，猪躺在台阶上，一只黄松松的小鸡拍打着小翅膀，颠顛踬踬地在猪身上走来走去。窗子很小，住人的那一半房子想必一定又黑、又挤：高板床，织布机，高大的炉子，盛着污水的木盆……家里人口繁杂，孩子众多，冬天还要加上小羊、小牛……而且潮气和炭气那么重，简直都混成了一股黄绿色的烟雾。孩子们后脑勺上挨了揍，在一旁大哭小叫起来；儿媳们吵架、骂街——‘天雷劈死你，看门的母狗’，互相咒骂着‘过复活节的时候一块面包噎死你’；矮小的老太婆，她们的婆婆，不断地扔炉叉、拌钵子，卷起袖子露出黝黑、多筋的手扑向媳妇们，尖声地叱骂得声嘶力竭，一会儿骂这个，一会儿骂那个，骂得口沫飞溅……那个恶毒而又多病的老头子，总拿他那套教训和吹牛把别人弄得精疲力尽。儿子们都成家了，他还扯他们的头发，而他们呢，有时候就用令人厌恶的、庄稼人的方式痛哭起来……”
富裕农民家庭（穷苦的更不必说了）的这种少欢多愁的生活景象，照作者看来就好像是整个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肉体、心灵和道德生活上的黑暗和肮脏，——这就是蒲宁在现代农村中所看到的一切。
比如说，老头子已经病得奄奄一息，快死了。他还没有断气，可是过道里已经放好了松木棺材，一个媳妇也擀起面来，准备烤饼子了。不料老头子却挺过来，好了。“把棺材往那儿搁呢？又拿什么来抵补这笔开销呢？为了这，他们把卢基扬咒骂了五年，还用种种手段虐待他，折磨他，不给饭吃，让他去生虱子，脏了也不给收拾。”
再不然我们还可以看看下面这样一段夫妻生活的牧歌：“道地的庄稼人。住在哥哥那儿，田地和庄园归两人共有，可是他却像个大傻瓜，当然，老婆早就离开他跑掉了；要说干吗跑——就是为了这个：他为贪图十五个戈比跟潘柯夫讲好，让潘柯夫半夜三更冒充他自己跑到内室里去，——他竟真的让他进去了。”
或者再请看这一段：“圣诞节前夜，在猛烈的大风雪里，柯洛杰济村的几个农民在库拉索夫树林里掐死了一个看守人，为的是瓜分一根绳子，因为从死人身上解下来的绳子可以拿来行巫术。”
还有“政治”方面的呢，“‘你不知道，法官来干什么吗？’
“‘审判一个议员……据说他想在河里下毒。’
“‘议员？傻子，难道当议员的会干这个？’
“‘那鬼才知道他们哩……’”
可是使库兹马特别感到惊异的是，乡下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所干的那些事。譬如说为一根绳子掐死一个人吧，——“可是他们相信这根绳子么？唉，才不呢！这样荒唐可怕的事做得十分残酷，可是却谈不上信仰和坚定……根本他们就什么信仰也没有……”——“一切都堕落退化了……”他忧郁地补充说。
不仅仅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在蒲宁的小说中表现为“黑暗”的产物，就连那些似乎是被指定要去提高这些黑暗的产物的道德和智力水平的人，也并不比他们所要教导的人来得高明些。举例说，库兹马那儿来了一位“心灵的牧人”彼得神父，这位名正言顺的生活导师第一眼就落在摆酒食的桌子上：“啊，小茶炊？好哇！我看，您不像您那位兄弟那样不肯慷慨地款待人。”而当库兹马长篇大论地说什么“恐惧并不是信仰，所以我也不向你们的上帝画十字”的时候，彼得神父找不出反驳的论据，就只能很识相地用这样几句话来支吾过去：“啊，啊！这算什么话！但愿你碰到卡查柯沃的兹威列夫神父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哩。”
那位农村的教育传播者，地方上的教师，一个退职的军士，使人更泄气了。“他并没有依靠法院，可是什么东西都弄得周周全全的。有一回我跟齐洪·伊利奇（库兹马的兄弟，当地的富农——作者注）一起上他那儿去，——人们一见就一齐跳起身来，大声喊道：‘祝您健康，大——人。’”
过去，甚至在民粹派美化农民的风气最盛行的时候，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也不肯对农村生活中阴暗、消极的一面闭起眼睛，他们善于而且还敢于指出当时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中的黑暗的因素。用不着讲斯列普卓夫[4]或者尼古拉·乌斯宾斯基，只要指出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这样一位大作家就够了，尽管对人民怀着痛苦的爱，他仍然不向自己掩饰他们生活上和心理上的一些黑暗的方面。
可是那是奴隶式的农民，是刚刚被解放的农奴，是忍气吞声地过了多少世代的奴隶生活而被折磨得不像人的农民。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已经有两代人被替换了。现在的农民已经是在自由中诞生，在新环境中成长，在“自由劳动”中生活了。看来，他们应当起了根本的改变。再说把农民卷入争取自由和新生的浪潮的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也很快来临。难道连这么强大的运动也没有在“杜尔诺夫卡村民”（这里应了解为是指一般的俄国农民说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么？让我们来看看吧。
先是日俄战争爆发。“不用说，关于战事的谣言是以自吹自擂开场的：哥萨克不久就能把那层黄皮揭下来，老弟。”然而这种英雄气概很快就被另一种心情所代替。“自个儿的土地也不知道怎么办呢，”齐洪·伊利奇用严厉的主人翁的口吻说，看来，他是生平第一次谈论整个俄国的土地，而不只是谈杜尔诺夫卡的土地。“这不是打仗，简直是胡闹。”对于战争的这种不满，——它从农民手里夺去了最棒的劳动力，并且榨取他们的血汗钱去干跟他们毫不相干的把戏，——很快就因为日本人的胜利而变成了幸灾乐祸的心情。“喝，好啊！”村里人说，“这下子，他们可痛快了，他妈的！”不用说，这里的“他们”是指本国那些虔诚信教的军队而言的。
这种谈论“整个俄国的土地，而不只是谈论杜尔诺夫卡的土地”的初次尝试，是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绝好引子。当公开的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农村就以极大的兴趣注视它的动向。最令人惊异的是农村对于一切国家大事都“消息灵通”极了。
“难道你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种消息不成？”有一次齐洪·伊利奇问口吃的柯贝利亚说。
“‘报——报纸上？’柯贝利亚奇怪地反问，‘谁—谁给我们报——报纸呢……’”
的确，并没有人给过。可是杜尔诺夫卡人干脆“一切内情”都知道。
“这一下，得让部长大人舒舒服服来一顿抽筋剥皮了，”又是那位齐洪·伊利奇幸灾乐祸地说，“这一下——准是连骨灰都吹得无影无踪了。”可是如果说纯粹政治性的事件引起了整个农村得意洋洋的心情的话，那么一当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时候，农村的情绪就起了变化，或者说，分化了。当然，特别严重的是土地问题，这里一方面表现出了有产业和无产业的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在对待自己的产业和“老爷”的产业上的那种农民固有的两重性。为了俄国经济上的进步，把土地从在农务经营方面已经堕落退化的贵族手上转到在经营方面比较适合时势、也比较富于生命力的农民手上，就经济上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心情，必须承认有权取得地主的土地，并且严格地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
“不，伊利奇，你可不能说这种话，”杜尔诺夫卡的一个中农说。“按公平的估价——把它拿过来是可以的。可是那样干——是不行的，这不好……”
而齐洪·伊利奇，村里的富农，却“微笑着回答说：
“‘说得可好听！可他并不是主人，而是无赖。’
“‘谁？老爷么？’
“‘什么老爷，——狗屁！’
“‘那么，就是另一回事了。从这样的人手里就是把他的全部家当都拿过来也不算罪孽……’”
可是同是这位齐洪·伊利奇，对于把不是老爷的地也充公的谣言就完全抱着另一种态度了。“刚一讲到土地，就立刻产生了对‘社会主义者’的仇恨。”“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那里捣鬼。所有的犹太人，还加上那批毛头小伙子——大学生。”当传来这样的谣言，说“不到五百的也要没收”，就是说，土地在五百俄亩以下的也得充公的时候，“心不在焉、疑神疑鬼、寻事找岔的情绪就油然而生”。另一个“土地收集者”雅柯夫，当大家谈到暴动、放火、没收土地时，他“只是默不作声，——这是出于他家世世代代从娘胎里就带来的那种阴险深沉、专耍心眼的性格。再说他就是讲起话来，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村里跃跃欲试的贫农等待着某种“指示”。齐洪·伊利奇也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它。“嘿，要是雇上几个带着鞭子的哥萨克就好了，”他想。可是“指示”毕竟“来了”。在同一天，同一个钟点里，农民们几乎在全县同时举行暴动。杜尔诺夫卡也暴动了。齐洪·伊利奇得知杜尔诺夫卡有群众集会，正在拟定攻击庄园（就是他的产业）的计划。齐洪·伊利奇“目射凶光，感到了浑身力气陡增几倍，下定大干一场，连魔鬼的角也要把它扳下来的决心”，动身到他的庄园去了。“突然间他的眼光落在庄园旁边密布着黄色零陵香花的休耕地上：那里有一群农民的马在吃草，他心里一急，快马加鞭飞快地向自己的院子冲去；院子里空荡荡的，连鬼影子都没有一个。”随后，“那看起来显得很庞大的一伙人群，从老远的地方就注意到了他，于是他们就冲过山沟，向庄园涌去，喧嚷声和辱骂声充斥了整个院子，人们聚集在台阶前面，把他紧紧地逼向门边。他手里只有一条鞭子。他挥舞着鞭子，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又绝望地向人群扑去。然而一个向他冲来的人，——凶悍、精壮、肚子吸进、鼻子尖尖、穿着靴子和淡紫色布衬衫的马具匠，——却比他更有劲、更大胆地挥舞着一根棍子。他代表大家……高声地喊道，已经来了指示要‘了结这件事’了——在同一天同一个钟头在全省了结它：把外来的雇农从所有的庄园和大农场里赶出去，由当地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每天一个卢布！——把东家们也给扠着脖子赶走，随便他们上那儿去。”
然而这次不知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掀起来的、充满着荒唐得难以置信的混乱概念的大爆发，平息得也跟它突发的时候一样快。杜尔诺夫卡人又安静了下来，那个马具匠“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似地又开始在齐洪的小铺里出现，还没跨进门口就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就像根本没有发现齐洪·伊利奇一见到他就气得脸都发青的样子”。就是齐洪自己，当初本抱着疯狂的复仇打算，一会想要“把整个杜尔诺夫卡烧得干干净净”，一会又想“在杜尔诺夫卡的水池里下毒”，到头也还是平静了下来，又重新一心一意地去搞他自己最主要的“发财的盘算”去了。村子又走上了常轨。
农村的这次“平息”也很快地影响了全国的生活。城市里的事变因为得不到农村的响应，劲头马上就松下来，城市同样也开始“平息”了下来——像席勒说的那样，“对骇人听闻的现象渐渐习惯了”。
“解散了杜马，但这并没有打破炎热的永昼的单调气氛。人们期待着伟大的农村暴动，可是当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伟大的事件时，谁也不曾为此动一下眉毛。对犹太人的新的残暴得难以置信的大屠杀又发生了，行刑、枪杀，每天都有，可是城里的人甚至对它们都不再感到兴趣了。在县城里、在各庄园里人人都有些害怕，可是县里又关城市什么事。又来了一百个哥萨克：大家异口同声咒骂他们，但还是容忍着。当地的报馆被停闭了三次，最后还是被封掉。首都的报纸也被禁止出售。”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库兹马，自学的平民、齐洪·伊利奇的兄弟，对于在他眼前进行的“胜利游行”中所发生的种种野蛮行为感到非常痛心，他悲伤地看到，作为一种回声从社会斗争舞台上所传来的那一切，都在无边无际、沉闷荒凉的田野上逐渐模糊、消散而终于声息全无了。
“城里、车上、乡下、镇上，到处可以感觉到某种不平常的气氛，某种大节日、大胜利、大期待的回声。可是还在城郊的时候库兹马就已经明白了：在这片冷漠、阴暗的天空下，顺着这些无边无际的田野愈是向远处走去，那些回声就变得愈低沉、愈荒诞、愈凄凉。您一走远，人们在小酒店前的喊叫、嬉戏和杂乱的脚步声，就又变得微弱可怜了。那儿是节日，人们想‘狂欢’一下，可是在前面，却是灰色和没精打采的日常生活；前面——重新又是菜园，柳丛，两排没有烟囱的村舍，拉着臭塘水的运水车，而街的尽头，就是田地，冷漠的远方呈现出一片青蓝色，天边是黑沉沉的树林，乌云低垂着。”
蒲宁描绘的农村生活景象是一片暗淡、多愁少欢的，农民的心情也是一片暗淡、多愁少欢的，即使在社会斗争最炽烈的时刻也是这样，在这些乌云笼罩下的死寂田野里，未来的远景也是一片暗淡、多愁少欢的。欧洲最大强国之一的物力和财力所赖以支持的农民，在我们这位作者的描写下，几乎成了粗鲁、不文明的野人，是某种半人半兽式的东西，过着跟家畜同样的生活，有着几乎跟它们差不多的兴趣，愚蠢、贪婪、肮脏、闭塞。俄国土地的肥沃土壤，就像是用顽强的触须缠住了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一种工具，附属品，命定要永远去挖掘它，没有力量抬起头来摆脱这种奴役，摆脱这种已成了“黑暗势力”的“土地的势力”。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由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早已家喻户晓的“农村的痴愚”，是跟农村生活的方式本身，跟农村的劳动，跟狭隘的眼界，跟农村的生活和兴趣的与世隔离和闭塞紧密相连的。一脱离这种使人愚钝的环境，农民就会在城市里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典型，成为城市工人，而把当代全人类的任务胜利愉快地担当起来。
在蒲宁笔下的农村就是这样。
但是尽管写得才华洋溢，尽管对农村生活有着无可怀疑的深刻了解，尽管作者对这种生活具有丰富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尽管有着这一切，人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蒲宁是否正确地表现了农村，他是否刻画了它全面的景象，他会不会描绘了它的片面的形象，这种形象正因为片面，所以就接近于漫画了呢？
五年以前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农村曾为革命的狂飙所振撼。它激荡起来，涌出河岸，向一切人展示出了它那深深地隐藏起来的东西。我们都读到过许多村会的著名的“决议案”，注意过杜马选举的情况，看见过农民议员，特别是第二届杜马的那些议员，——而所有这一切，都跟蒲宁给我们描绘的那幅蠢笨无知、粗野迷信、牲畜般的利已主义的图景根本不同。
“新”农村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来临的，还在革命发生前好几年它就开始酝酿，到了革命最紧张的时刻就把所谓本来面目显露出来。这种新的农村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在一大批有关它的小说、政论和政论性小说的描写里，只要指出唐恩的《新农民》[5]或者马·高尔基的《夏天》来就够了。很明显地，这种新的农民已经存在，已经宣告自己的存在了。很明显地，蒲宁给我们描写的不是整个“乡村”，他没有从各个方面去刻画它，没有看见它的各个角落。可是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而蒲宁所描绘的东西又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艺术家只能表现他的创作心理所能够领会并且甘于领会的东西。我上面已经指出，蒲宁是属于衰退没落的“地主老爷”知识分子这一类型的。在评价农村生活上，他自然会采取某些偏颇的（尽管也许是不自觉的）标准。新农村，——其实也就是现在存在的这种农村生活的过渡形式，介于崩溃中的旧农奴制农村和正在形成中的未来的、资产阶级的农村之间的某种中间体，——对于有着跟蒲宁血肉相连的那种心理的人来说是毫无吸引力的。它对他们来说是不合心意的、不愉快的、起反感的。他们在它里面只看到衰退、堕落，而并没有看出新生活的因素。他们眼看着旧的习俗、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根深蒂固的过去的概念，也就是说，种种消极的现象土崩瓦解，纷纷破灭，但是用他们的那种观点，是无法看到并且评价新的农村生活方式、新的道德、新的思想意识的萌芽的。更正确点说，他们看到了这种新事物，但只是在这样的一部分农村里，就是在发展上同他们的，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相接近的那一部分农村里。其实，齐洪·伊利奇也就是一位新人：他的富农生活，他的心理，总而言之，他的整个精神面貌，作者都了解得很充分，并用高度的观察力把它刻划了出来：因为这个典型已经明确地形成起来，并且把自己表现得很鲜明和富有性格。至于另一部分农村，就是齐洪·伊利奇的幸福所借以建立的那一部分，眼前还处在酝酿阶段，艺术家，特别是有着像蒲宁那样心理的艺术家，要观察它，是不那么容易的。
问题不在于乡村里没有新的人，没有人写“决议案”、进杜马、说出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这样的人是有的，用不着来争论。可是他们却不曾进入我们这位作者的视野——既因为他特殊的心理，也因为他们本身还太新、太个别。正像有色玻璃只能透出某一种颜色的光线一样，作者的心理只能放过与它适应的概念和形象。
因此只能承认，蒲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不完全的图画，也就是说片面的农村生活景象，他没有看到其中往往以离奇、反常的形式成长起来的新事物，只觉得旧事物的瓦解是堕落、是腐败，而这恰好证明他自己的心理的狭隘性，证明他不会在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形式中去领会该现象。由于他的心理特质，他所能领会和从艺术上加工的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是这个过程的前一半，即旧事物的瓦解，而新事物的诞生，也就是整个过程中与前一半密切相连的后一半，却落在他的艺术视野之外。不过在他把自己的故事局限于其中的那一部分里，他却描绘出了日益没落、贫困的农村，也就是旧农村生活的真实景象。因为这里在精神上居于统治地位的还是那个旧的、尽管已经动摇、有了裂缝的农村。
正是库兹马所渴望和追求的一切：在大爆发以后接踵而来的冷漠，对粗野、肮脏的现实生活的和解，对自己家门口以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使强大的人民力量变成现有秩序的支柱，而不使它成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的基础的那一切，——正是这一切，以最不容置辩的方式证明，跟旧农村比较起来“年青的农村”还是极其脆弱的，在那使人变得愚笨的“黑暗势力”下驯顺地呻吟着的，千百万人们中间，目前它还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珠。
诚然，有时候，光这一滴水也就足够使整个海洋奔腾起来；可是在日常生活里这滴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作为观察家的艺术家的眼睛都无力加以分辨。“农村生活的痴愚”可以说明许多事情。它给了我们一把钥匙，使我们懂得了那个有名的“动荡年头”中许多最明显的失败：许多希望都是给它砸得粉碎的，是它糟蹋了斗争中不止一次的有利机会。因此，蒲宁的这个小说除了纯粹艺术上的兴趣之外，还是一部重要的“人类文献”，是一部独特的、研究那些值得纪念的事件如何失败的学术著作。小说中的人物库兹马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悲痛而绝望地承认道：“是啊，生气有什么用！一切都是非常自然……可以说罪有应得……”
实际上，下面这幅景象难道不是含意深长的么：“雪花飞舞着，落在黑色的、凋零的小树上，落在崎岖、肮脏的道路上，落在马粪、冰和水上；黄昏的薄雾把无边的田野，这整个大沙漠，连同那上面的冰雪、树林、村落和城市——饥饿和死亡的王国，掩盖了起来……”
（吴均燮 译）
注释：
[1] 蒲宁的中篇小说《乡村》刊登在《现代世界》杂志1910年第3、10、11期上，单行本于191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
[2] 蒲宁在1909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3]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蒲宁参加了“星期三”文学小组。这个小组集中了当时接近高尔基的一些作家。稍后蒲宁成为高尔基的“知识”社的积极参加者，常在“知识”社集刊上发表作品。然而就是在那些年代，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和对“纯艺术”论的醉心就已经造成了蒲宁在“知识”社其他人们中的特殊地位。关于蒲宁的不问政治，高尔基曾在1901年给勃留索夫的信里说：“……真不懂，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才华，美妙的才华，一块未经琢磨的银子，磨成一把利刃，刺到应当刺的地方去”（《高尔基全集三十卷集》，第28卷，第153页）。
[4] 瓦西里·斯列普卓夫（1836-187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5] 在莫斯科1906年出版的《新农民。农村民心特写》一书中，唐恩（弗·格·鲍戈拉兹）运用了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所收集的丰富材料
感谢 施帕德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