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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巴·契诃夫
沃罗夫斯基
（1910年1月17日）
〔说明〕本文是为纪念契诃夫诞辰五十周年而作，第一次发表在1910年1月17日第21号《我们的言论报》上，署名：普罗方。《星》杂志在1933年第5期上又全文重新加以发表。
谁要是拿起笔来描写八十年代俄国小市民的阴沉、黯淡的生活，那他一定是亲身体验过这种阴暗现实的全部沉重的压力。一开始写作就获得声望、赞誉和社会地位的作家，在我们这里还不多见，而在这为数不多的作家当中，不得不在这种阴暗的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就更其少见。契诃夫是用一些价值不大的讽刺小故事，通过市井流传的低劣的幽默杂志（我们那时还没有富于思想性或艺术性的幽默刊物）博得声名的。当他终于引起公众和批评界的注意时，他已经为寻找他自己和他在文学中的地位白白地浪费很多精力了。
在契诃夫以前有许多代人是完全信仰利他主义和所谓“倾向性”的，契诃夫却以解剖学家的冷酷无情的态度而令人惊讶，在解剖学家看来，人似乎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些有待剖析和研究的尸体。契诃夫对现实的这种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是从他那尖锐地批判并否定这种现实的态度中产生出来的。就思想的本质来说，契诃夫主要是描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渺小、无聊和庸俗的东西。正因为这种渺小、无聊和庸俗的东西在当时（现在也还如此）是处于主要的统治地位，因此契诃夫能够把很大一部分当代生活描写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在这个憎恶和批判方面，他是无情的。在个人生活上善良、温和而又高尚的契诃夫，对于那占统治地位的鄙俗事物竟是如此的尖刻和残酷无情。
当然不能否认，契诃夫所否定的一切，实际并不都是应该否定，并不都是反面的现象。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这种阴暗的环境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虽然从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对庸俗与小市民的憎恶，但他同时也接受了小市民所固有的对当时已经使广大阶层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的政治斗争方法的不信任。既然否定当代的现实，契诃夫就必然要寄希望于某种较好的生活，相信某种未来的东西。可是，是否就因为他从来不考虑发展的路线，不能理解这些路线，所以他才不能对这种美好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得出一个明晰的概念呢？契诃夫的思想总是像松鼠蹬轮子似地在这样一个含混的公式中打转：“二三百年之后，世上的生活就会很美好了。”
由于对这种走向未来所可能采取而且也是应该采取的路线，模糊不清，所以就使得契诃夫始终远离为未来而进行实际斗争，始终跟那些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格格不入，始终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这就使他不能不消极地看待俄国生活中的许多正面现象，而这些现象，亦因囿于这样的先入之见，也被他归到阴沉灰暗的当代生活里去了。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契诃夫描绘了当代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人，其中有官吏、小市民、农民，但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契诃夫是用一种残酷的真实来描写他们的，可是这种真实不容许他去发现并揭示任何一种人，即使是在最坏的人身上也多少具有的正面特征，却强迫他用纯粹科学的准确性露骨地去描写一切否定的东西。这种对突出反面的东西的偏好，便使契诃夫常常掉进讽刺画的窠臼（给幽默杂志写稿所养成的习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契诃夫没有成为文学上的讽刺画家，这只是因为他所看到的那些反面东西大多数确实是他所描写的社会的基本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描写这些丑恶现象时，除了个别例外，他始终是一位严格的现实主义者，然而讽刺画却是游离于现实主义之外，是翻转过来的浪漫主义。
在俄国全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最引起契诃夫注意的，是在我们这儿博得爱人民、有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称呼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人以自由职业为生，他们的地位是在追求功名利禄之徒（从一方面说）和政客（从另一方面说）之间。这些知识分子有段漫长而辛酸的历史，因为，作为一个既不热心又不冷酷、只是有些温情的中间阶层，总是倒霉的，确切点说，总是会遭到种种无法忍受的屈辱。到契诃夫从事写作的时候，这批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变节而庸俗化，变得一文不值了。在他最初的一些作品（短篇小说）和第一个剧本（《伊凡诺夫》）里，契诃夫就是用无情的笔墨来描写他们的。只要拿姚尼奇和伊凡诺夫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个是彻头彻尾的俗物，另一个是不值一文的家伙，他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漂亮的招数，就是自杀。
但是，这种对多余人毫不留情的态度却渐渐地缓和下来。在他后来的几个剧本里，契诃夫就用另一种标准去对待他们了。当然，如果让一个没有染上温情习气的读者根据这些新的典型做出客观的结论，那么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还是会感到不愉快的；但是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已经有所不同了。如果说他只给伊凡诺夫指出了一条出路：你既然不能活下去，那就死吧，那么，现在就恰恰相反，他提出了另一个公式：你应该活下去。既然要活，下一步就是，人不能没有信仰而活着，人需要信仰。于是万尼亚舅舅、阿斯特罗夫、韦尔希宁、屠森巴赫这些伊凡诺夫的后身就互相劝慰说，总有一天（二三百年之后），生活就会变得美好的，应该为这未来的生活而活下去，应该为它而工作。这信心就是远处那一道“小小的火光”，假如不是意识到它，就连这一批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也无法活下去。
契诃夫创作的最后时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如果说在写剧本（从《万尼亚舅舅》开始）以前，契诃夫对社会的描写全是静态的、停滞的、纯叙述性的，那么从这些剧本起他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行动的道路：第一，他把一些新的动机为未来而工作带到他的人物的生活与思想里来了，第二，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他自己的思想也开始有了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契诃夫只是从写这些剧本的时期起才开始迈步前进的。探索生活的意义，肯定生活（阿斯特罗夫所说的远处那道火光），这在《万尼亚舅舅》中就已经开始了，在《三姊妹》里，关于美好的未来以及为了这未来必须抛弃个人利益，抓紧现在而为未来工作的思想肯定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到了《樱桃园》里，旧时代的庙堂完全倒坍了，作为享乐与寄生生活天地的樱桃园被铲除了，旧时代的幽灵（费尔司）被永远禁锢起来，小市民幸福生活的源泉枯竭了，富有朝气的青春力量向着那诱惑人的、海阔天空的远处走去。
契诃夫表现在他最后几部作品中的这种进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可惜我们还很少对它进行研究。无疑地，契诃夫在他自己成长的最初几年，在那些阴沉而黯淡的年头所持的那种阴沉而黯淡的态度（不问政治）开始渐渐地减弱，凭着他那艺术家的敏感，已经预见到日益迫近的新事物了。契诃夫借屠森巴赫的嘴说：“山岳般的乌云正向我们迎头压来，一场强大、猛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它起来了，它已经逼近了，它马上就要把我们社会上的懒惰、冷淡、对劳动的偏见、腐朽的愁闷一扫而光。”这里大概无需说明，他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正确的先知。如果说，俄国的知识分子像谢德林笔下的愚人们那样在三根“路标”之间迷失了方向，而暴风雨归根到底也没有能够使他们明确地苏醒过来，那么这不过证明契诃夫比所有这些屠森巴赫们和韦尔希宁们要高明得多。
暴风雨来临了，契诃夫没有见到它，差不多就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夕他去世了。暴风雨来的结果，屠森巴赫和韦尔希宁之流忽然对于探索，不知是宗教呢还是情欲，大大地热衷起来了。他们那种梦幻的声音不响了，他们不再热情地瞻望未来，反而回过头去，开始诅咒契诃夫向他们预言的那一场暴风雨。因此当我们回想起这位艺术家的严酷、无情、尖锐的文笔时，突然会觉得，他对《三姊妹》或《万尼亚舅舅》中人物的善意的态度不过是一种新的无情的鞭笞罢了，他向他们预言暴风雨，是抱着一种狡猾的目的的，就是要最后证明：他们是多么渺小和多么卑劣，这对于俄国社会的复兴是根本没有用处的。
然而这该是多么痛苦呵：善良、敏感、温和，热爱人们并相信光明的未来，可是却不得不毕生毫不留情地、不倦地去鞭笞、鞭笞、鞭笞！连看一看可喜的东西，连对光明的东西舒一口气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而最叫人伤心的是：正当自己感到它已经走来，快要到了的时候，却撒手长逝……
可怜的俄罗斯土地，可怜的俄罗斯的歌手们。
（衷维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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