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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柯里佐夫
沃罗夫斯基
（1909年10月4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9年10月4日《敖德萨评论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我是个少年，不是圣人，
我要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在崎岖不平的路上
像盲人一样迈着小步；
看到了可笑的——
我就纵声大笑。
看到了好看的——
我就赞叹欣赏。
看到了不幸的——
——我就痛哭伤悲，可是我不想知道，
我有些什么意义。
——阿·瓦·柯里佐夫[1] |
柯里佐夫不想知道他有些什么意义，——他这是对的。确定他对于文学和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不是诗人的事情。他的事情是自由地创作，像他的纯真的感情所暗示他的那样，至于他有些什么意义，让批评界去评定吧。
柯里佐夫对文学的意义，别林斯基早就作了详尽的论述。别林斯基在给柯里佐夫去世后出版的诗集（1846年）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评论性序言里，指出了柯里佐夫创作的独创特征，说他根本没有模仿同时代的诗人，认为他主要是一个抒情诗人，是一个异常敏锐地看出与掌握民歌的结构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把它提到了艺术高峰的诗人。
是的，柯里佐夫主要是抒情诗人。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的抒情诗人，因为他的大部分非抒情诗篇不论在技巧方面或在艺术内容方面都很差。而他的抒情诗则是缠绵悱恻，亲切而真挚，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同样的对妇女的柔情蜜意。没有欢乐的痛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使他的心变狠，甚至也没有带给他悲哀和讥讽。这些成分很少出现在柯里佐夫的诗歌里，它们只具有一种偶然的性质。敌对者的报复和凶杀、鲜血和短剑，在他的诗里一共只出现了两三次，并且令人一下就感到了它们的虚伪性。“这是为什么，亲爱的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人们都想问这个不幸的做牲口买卖的人[2]。
但是，如果从文学方面来讲，柯里佐夫的诗歌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获得应得的评价了，而从社会方面来讲，对他的诗歌的解释却还是不够的。别林斯基认为柯里佐夫是俄国农民思想的体现者。他写道：“柯里佐夫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且热爱这种本来面目的生活，他不加以粉饰，也不加以诗化……因此，他的诗歌里大胆地出现了树皮鞋、褴褛的衣衫、蓬乱的大胡子、破旧的包脚布——这一切脏东西在他那儿都变成了诗歌的宝贝。爱情在他的诗歌中也起着极大的，但决不是唯一的作用，不，他的诗歌中还有其他的，也许是更普遍的、构成俄罗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的那些成分。他许多诗歌中的主调，时而是贫穷和困苦，时而是生活的挣扎，时而是逝去的幸福，时而是对后母似的命运提出的怨诉。”[3]
这个意见——在当时未必能够想出另一种来——在我们现在却需要大大地修改了。毫无疑问，柯里佐夫的农民诗歌的基础是现实的观察，不是无病呻吟，他善于把“脏东西”变成诗的“宝贝”，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别林斯基夸大了柯里佐夫诗歌中的贫困这个形象的时候，他就远不是正确的了。
首先，在柯里佐夫的诗歌里，根本没有劳动的和战斗着的农民的痛苦以及贫困。在收集了大约有一百五十首诗的集子里，只有很少几首一般地谈到了痛苦、贫困和包脚布等等。是哪几首呢？《农民的沉思》抱怨小伙子的孤独生活和痛苦，没有年轻的妻子、忠实的朋友、没有钱财，没有温暖的角落、木犁耙、耕马。《苦命》也是为一个小伙子的命运悲痛，因为他“没有爱情，没有幸福，到处流浪”。里哈奇·库德里亚维奇把家产荡尽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脚穿树皮鞋，
没有包脚布。
肩上披的
也是褴褛的衣衫。
在《自由的渴念》一诗里说，“在家乡挨户乞讨，过着穷困的日子”；可是在这儿穷困也是在“命运剪掉了我的翅膀”之后才来到的。“后母似的命运”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出现在《鹰的心思》一诗中，在这首诗里，“小伙子”哭诉着：
我在家里
还得待多久，
为什么要把青春
白白地浪费？
在《穷人的命》里，又一次听到孤独的小伙子的怨声，他“在陌生人家里”吃“苦味的面包”。就是那个有名的睡不醒的“农夫”，他的过错也只是懒惰，因为他的“田里，庄稼像孤儿似的没有收割”。
这里看得到人民的那种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吗，即使是暗示也好？这种痛苦再过二十年就带着有力的呻吟声闯进俄罗斯的诗歌，并且支配它很多年了。没有，柯里佐夫的那种静穆的牧歌式的诗歌并没有注意到赤贫、饥饿、从事繁重劳动的农民。他是一辈子都同乡村接触的，可是对于当时的灾祸——从拉季舍夫以来一直激动着“老爷们”的思想的农奴制度，却连暗示都没有，光是这一点，不就使人惊奇了吗？
不，柯里佐夫诗歌里的农夫是一些富有的、丰衣足食的、勤俭的农夫，——也许柯里佐夫和他父亲在买牛羊时候就是向他们买的，——他们像图画里的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同广阔而肥沃的草野、肥壮的畜群、鲜艳的晚霞、愉快的安宁（这些，可惜，穷人是没福消受的），是如此协调。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尽管他一个星期有六天是在生活的泥沼里打转，可是在第七天，当他进行创作时，他就只看到酒醉饭饱的得意洋洋的面孔、新的板房、肚子滚圆的马匹，健壮的小伙子和黑眉毛的漂亮姑娘了。
请看看这一个标题吧——《年青的女收割手》。您也许以为这是一幅农忙的图画，在炎热阳光下的繁重劳动，人们累得筋疲力尽，渴望像麦捆一样地倒下睡一会儿。但是不，诗人避开了这些“脏东西”。女收割手并“不想把那穗大粒实的燕麦来收割”，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昨天遇到了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抱怨地向她望了一眼，等等。
或者《割草人》这一首。您可别在这里找真正割草的劳动者。不，这里写的是一个小伙子的痛苦，他爱上了富家的姑娘而又不能够同她结婚。可是这痛苦却很简单地解决了：小伙子到“黑海”去工作，获得“金银财宝”，就返回家乡，同心爱的人儿结婚了。
别林斯基正确地指出，在柯里佐夫的作品里，没有那些对人民表示关心的贵族子弟高谈阔论的格调。但是，别林斯基在当时却没有看出柯里佐夫有他自己的格调：一个抒情诗人的格调，他只从生活中摄取同他所喜爱的景色相协调的东西，可是这一来也把他所描写的生活给歪曲了。既然是有钱的商人的儿子，又是他的主要管事，柯里佐夫经常同农民接触，但是他从来不是为了农民本身而去接近他们的，对于贫苦的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农奴制乡村的现实生活根本没有在他的彻头彻尾地主观的诗歌里反映出来。
柯里佐夫从人民那里只取了他们的诗的礼物，他从人民生活中挤出了这个礼物，对于被他榨取的人民是怎么回事，此后他就很少感到兴趣。为人民群众而去接近人民群众，不陶醉于晚霞、小鸟、草茎、树叶，并创造出关于痛苦和灾难的新的可怖的诗歌，这还需要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些人。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另外一些人，——可惜不是人民的子女。柯里佐夫始终是个唯美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从社会观点方面来说，他就很少有什么意义了。乡村和乡村的生活，假如有人想“按照柯里佐夫的样式”来描写它们，描绘出这样一幅牧歌式的图画，对于想来摧毁这种牧歌生活的以后几代的民粹派就只有群起而攻之了。
（韩凌 译）
注释：
[1] 见柯里佐夫《我有些什么意义》一诗（1830年）。
[2] 柯里佐夫的父亲是贩卖牲口的商人，他帮他父亲一起做过这种买卖。
[3] 见别林斯基《论柯里佐夫的生平与作品》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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