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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扎罗夫和萨宁

——两个虚无主义者

沃罗夫斯基

（1909年）


　　〔说明〕本文第一次刊载在1909年出版第二辑《文学的瓦解》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资产阶级批评家往往把萨宁同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相对照，但把这两个人物的虚无主义加以等同，认为萨宁的个人主义是个人自觉过程中的一个“新发现”。例如弗兰克就出来捍卫战斗性个人主义的原则，他在《路标》上肯定地说道，“借巴扎罗夫这个虚无主义典型在文学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在今天就借“萨宁主义”这类现象而特别普遍地表现了出来（见《路标》文集，1909年，第202页）。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却有着一致的评价。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一文里写道：“如今由精神贫乏的人们组成的画廊被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可耻地完成了。”奥尔明斯基在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萨宁＞里的阿尔志跋绥夫》一文里也对作者嗤之以鼻，他指出这部小说的实质是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号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屠格涅夫大约在五十年以前，就注意到从人所不知的深处出现在俄国社会上的新型人物——巴扎罗夫，并以“虚无主义者”的名字把他载入艺术的史册。这个称呼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典型迅速地在俄国社会，即所谓知识分子生活中，占居了一席显著的和有影响的位置。从那时起，虚无主义者就成了一个风行的外号，巴扎罗夫的拥护者把他看成是可敬的，保守分子则认为它是可耻的。

　　《父与子》[1]的出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文学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受到人们这样的注意了。这一次是因为，这位艺术家的敏感的手触到了社会的痛处，揭示了那种不由地激动所有的人、但谁都还没有产生清晰轮廓的现象。尽管屠格涅夫在某些细节上对巴扎罗夫的描写不正确，尽管他在心理上同这个典型格格不入，并把巴扎罗夫的否定特征作了过火的夸张，但有一点却是毋庸怀疑的：他把现实的社会典型人物所具有的那些实际的特征作为描写虚无主义者的基础。这个典型很快就繁荣滋长，开出茂盛的花朵，并以唯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说教流行了整整十年。

　　屠格涅夫是属于“父亲基尔沙诺夫”那一代的，尽管他了解他们的全部缺点。屠格涅夫在小说里描写了这些缺点，使它们同他加在巴扎罗夫身上的那些美德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夫襄尼科-库里科夫斯基教授是正确的。他说，巴扎罗夫是由“反面”塑造出来，作为跟基尔沙诺夫的否定特征相对立的那些特征的体现者[2]。从这个意义上讲，屠格涅夫本人也是正确的，他使人们确信，“除艺术观而外”，他同意巴扎罗夫的“几乎全部的信仰”[3]。

　　巴扎罗夫的原型是一个真实的人——D医生，他的人品“感动”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写道：“依我看来，在这个出色的人身上，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但还在酝酿发展的东西，它在后来获得了虚无主义的名称。”在D医生身上，使屠格涅夫惊异的不仅是他在巴扎罗夫身上描绘出来的那些肯定特征，而且还有许多否定的、特别是唯美主义者的贵族如屠格涅夫所讨厌的一些东西。“我赋予他（巴扎罗夫）尖刻而不礼貌的语调……这是我观察一个熟人D医生和类似他这样的人的结果。”然而，由于感觉上的不可避免的主观主义，屠格涅夫正是对D医生的“尖刻而不礼貌的语调”感到特别厌恶，因为这个缘故，在对巴扎罗夫的描写中，“尖刻和不礼貌”才被夸大了。这个次要的情况就使得人们曲解了这个典型，并且模糊了虚无主义的本质问题。

　　“如果巴扎罗夫是一幅讽刺画，”皮萨烈夫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说，“那么请给我们说明一下造成这幅讽刺画的生活现象，并把它的真面目介绍一下，还请讲一讲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4]。他自己担负起这项任务，尽力把“现实主义者”巴扎罗夫描绘成正面的典型。但是，如果说，他通过心理分析成功地把屠格涅夫的过火描写从虚无主义者身上清除掉；如果说，他成功地对巴扎罗夫的世界观作了教条主义的说明，然而，他仍然还是无力解释这个典型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作用和任务。

　　巴扎罗夫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形成他的特殊心理状态的又是什么呢？屠格涅夫为之惊异的不屈的意志和自信是什么东西产生的呢？最后，巴扎罗夫这一类型的人在俄国社会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这就是直到如今还在等待详细解答的一些问题。我们并不自以为可以做出这样的解答，但是我们在下面将尽力在本文规定的任务范围内接触这些问题。

　　上面已经提到，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流行了整整十年。的确，从七十年代初起，巴扎罗夫们才逐渐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消失，新的人代替了他们，后来，屠格涅夫自己也不得不在长篇小说《处女地》里描写了（当然，很不成功）这种新人（涅兹达诺夫）。虚无主义离开舞台已经很久了，经过半个世纪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和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土壤上才重新出现。这种新的虚无主义最鲜明地表现在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萨宁》里[5]。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也应该预先作几点声明。作为一个艺术家，阿尔志跋绥夫先生是不能同屠格涅夫相比的，当然他也不会有这样的要求。毫无疑问，才能的区别表现在形象的鲜明性和艺术性上。然而，这个区别也在创作的概括力上反映出来。屠格涅夫尽量客观地描写了使他惊异的人的肖像；巴扎罗夫使他感兴趣，激起他进行创作，但却没有在他身上引起同情，得到他的好感。屠格涅夫曾经对读者说：“这就是青年一代的形象，有优点，也有缺点。”阿尔志跋绥夫先生对萨宁的态度可不是这样。毫无疑问，他同情小说的这个主人公，他美化他。他不是简单地描写这个现存的典型，而且还给他加上了作者所向往的一些特征。他想说：“青年一代是应该这样的。”因此萨宁是“制造”出来的，而巴扎罗夫却是照实物描下来的；萨宁勉强担负起自己的角色，即使这样也完全靠了作者的好意，他关心备至地给自己的人物安排了最有利的情况（如主人公精力充沛，立契约的人则是又愚钝，又卑鄙）；巴扎罗夫的行动是自如的，由于内心的逻辑力量，他成为一个始终一贯的人；萨宁在社会上是不合理的现象，他属于不需要的多余人之列；巴扎罗夫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是需要的、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作者仍然是把实际的现象，——近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并已经在许多文学与社会事件中有所表现的特征，——作为萨宁这个典型的基础。围绕着萨宁所掀起的争吵以及它那使精明能干的书报检查机关都感到了兴趣的稀有成就，是有足够根据的。如果说，萨宁主义的反对者责难作者美化这个否定典型是正确的话，那么，萨宁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们不正确，但却有重要的根据在萨宁身上看到自己的隐蔽的愿望、感情和意愿的概括。萨宁是当代虚无主义——作为对前一时期统治着知识分子的那些政治的与道德的规范相对抗的当代虚无主义的体现者，正像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是对基尔沙诺夫们社会的思想、感情与行为的反抗一样。但是，虚无主义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要看时间、地点这些具体的条件而定；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可能是有益的、进步的、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里，就可能成为人们不喜欢的、反动的、有害的东西。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就是从历史的观点把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同萨宁的虚无主义作个比较，看看它们是否有内在联系，并指出这种联系，同时对这两个现象进行评价。因为我们认为从连续不断的历史更替中对社会结构作社会心理分析的方法是最恰当的，我们将着重谈论下面三个问题：

　　一、巴扎罗夫是怎样一个人？
　　二、从巴扎罗夫到萨宁的知识界是怎样发展的？
　　三、萨宁是怎样一个人？

　　把萨宁同巴扎罗夫作这样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相同的习惯、素养、趣味与观点，当然不能把这种情况解释为简单的模仿。显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确切地说，相似的原因，所以过去产生了巴扎罗夫，现在出现了萨宁。我们来看一看吧。

一、巴扎罗夫是怎样一个人？


　　“我的祖父耕过田”，——巴扎罗夫不无骄傲地说。他的祖父做过教堂下级职员，父亲是外县医生，他们在贵族统治的时代是得不到贵族老爷的尊敬的。“医生的儿子”，基尔沙诺夫伯父这样轻蔑地称呼他。巴扎罗夫在同阿尔卡狄的父亲见面的时候，伸出了一只“没有戴手套的红色的手”，显然，手套不包括在他通常的服饰之内。他的脸“瘦而长，宽阔的前额，塌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浅米黄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安详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薄薄的嘴唇”。“懒懒的响亮的声音”。“金黄色的头发尽管又长又密，也盖不住隆起的天灵盖”。这些特征描绘出了一张天资聪敏、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的深思熟虑的面孔。但是，在他那里，您可找不到丝毫养尊处优的人、贵族、或者过着富裕生活的子弟所具有的特征。

　　巴扎罗夫是新兴阶级的代表，是底层的人，是“纳税”阶层的人。巴扎罗夫是一个平民。

　　出身和他相近的人立刻就会感觉到这一点。“仆人喜欢他，虽然他常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他究竟不是一个老爷，而是自己弟兄。”仆人彼得，只要巴扎罗夫注意到他，他就立刻“满脸堆笑，露出喜色来”；家仆的小孩们像小狗一样地跟在“医官”的后面跑。只有那个受过训练的老仆人，农奴主的气味比所有的贵族加起来都更浓的卜洛科非奇“二爷”，才厌恶他。

　　由此可见，巴扎罗夫不仅按出身来说是民主主义者，就是按照习惯、趣味、风度来说也是民主主义者。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使巴威尔·彼得洛维奇非常生气的那种说话态度上。“他用不连贯的话不耐烦地回答别人，而且声音里有一种粗鲁的，甚至近乎无礼的调子。”

　　皮萨烈夫在谈到巴扎罗夫的“粗鲁”时说道：“一个抱着十足的自信把无情地否定别人奉为崇高和美好事物的人，他的性格多半是在劳动生活的阴暗环境里形成的；由于艰苦的劳动，手变得粗糙，态度变得粗鲁，感情也变得粗暴了；人坚强了，打消了青年时代的幻想，摆脱了多愁善感的毛病。”巴扎罗夫以及他这一类型的人都是需要经受严峻的生活考验的。他们出身于非特权阶级——小市民、牧师、也有农民，总之都是贫穷而无权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劳动和穷困的环境中长大，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教育他们和训练他们的举止风度。巴扎罗夫们得不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只好通过严峻的生活材料来教育自己，这种艰苦的自我教育发展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对自己的力量、精力与意志的信心。“每个人都要进行自我教育，”巴扎罗夫骄傲地说，“譬如说，我就是个例子”。

　　在人的教育中，有两个因素或者说两种影响互相交错着：一方面是由直接的教育者以现成的概念和见解的形式传授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周围环境——“街坊”——直接的“经验主义的”影响。当然，第一个因素是保守的，因为它竭力传布前代人的世界观，并使它永垂不朽；第二个因素同第一个因素恰恰相反，可以称作是破坏性的，因为生活本身的直接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使任何一个传统灭亡。这两个因素是相克的：凡是人为的教育（即有计划也有目的的教育）占优势的地方，“街坊”的影响实际上总是（虽然这在逻辑上来说也不是必然的）退避三舍；反过来，凡是后者强的地方，前面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教育多半就不用说了。

　　屠格涅夫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所加以对比的两代人，他们所以分裂的原因，与其说在于一些人是“父辈”，另一些是“子辈”，还不如说在于，他们是两种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代表者；“父辈”或“子辈”的作用只有使他们的对立更为尖锐。基尔沙诺夫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量成长起来的：在那里，保守因素——教育、传统、阶级特权和偏见——在青年一代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阶级壁障把这一阶层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而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动，对基尔沙诺夫们来说，都是看不见的，也是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

　　巴扎罗夫们完全是在另一种条件下生长的。他们中间，也有由于贫困、愚昧和缺少教育而产生的偏见，但是，这些偏见一接触到知识，就很容易消失掉。巴扎罗夫们的重要特征是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去追求知识。但是他们没有以教育的方式传下来的任何传统，一般地说，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他们在心理上几乎是tabula rasa[6]，在那上面，生活可以写上它最后的真理。这就是巴扎罗夫们对时代的要求比较敏感的原因，这也就是过去的幻影没有在他们的心理方面放上重荷的原因。“至于时代，”巴扎罗夫骄傲地说，“为什么我要依靠时代呢？还是让时代来依靠我吧”。而时代确实是依靠他们的，因为他们只晓得现代，现代的要求和他们的需求是两个具有同样意义的概念：当前的生活通过他们的嘴讲话，他们为这个当前的生活开拓了道路。巴扎罗夫在同基尔沙诺夫伯父的争论中，他是正确的，他说：“您谴责我的思想趋向，可是谁告诉您我的思想趋向是偶然得来的，而不是您所拥护的民族精神本身的产物呢？”如果说，基尔沙诺夫们是几个世纪的产物，那么，巴扎罗夫们则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因而他们能够更正确地更细致地观察到这些年来人民群众中所发生的变化。

　　巴扎罗夫是homo novus[7]，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经历”的人，这个情况又决定了作为巴扎罗夫道德观基础的一个心理特征。基尔沙诺夫们通过教育吸取人所共知的传统时就从“父辈”那里获得了他们所准备好了的某些公认的、当时极受尊重的、必须接受的道德观念。这就是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声名狼藉的“原则”。这些道德观念有一点不方便：它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要求和一定的时间、地点与环境，但它们很快就变为准则、守则、“原则”；人们不知道它们的来源，而且还往往不了解它们的意义和目的，然而，它们却按照传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巴扎罗夫避开了这个传统。诚然，他也许在童年时听说过，正直是值得尊敬的美德，……等等，但是实质在于，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同自己的那个环境断绝关系而自己教育自己。连同这个环境中的人们的粗鲁、小市民习气和偏见一起，他也抛弃了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原则”。他必须独立地为自己确立指导性的思想，于是他开始批判地检验所有的和任何一个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经不住客观的评判，因为它们要求无条件的绝对遵守，而评判却揭示了它们的相对价值。于是巴扎罗夫就成为虚无主义者，即“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相信任何原则，不管这种原则多么受到人们的尊敬”。

　　“巴扎罗夫在这个劳动与贫困的学校里，锻炼成为一个坚强而又严峻的人，”皮萨烈夫说道，“他所听过的自然科学、医学课程发展了他的天赋智慧，使他抛弃对任何概念和见解的信仰：他成了一个十足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经验是唯一的最能令人信服的证据”。巴扎罗夫处在道德概念形成的阶段；在他那里，道德概念还不能够同他的要求和感觉分开，它们还不能演变为离开了活生生的人及其迫切的要求，并像铁面无情的威严的义务一样重重地压在他头上的原则的形式。在这方面，巴扎罗夫同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之间的对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段对话表明阿尔卡狄离开“父辈”的传统见解并不远。

　　“你讲话就跟你伯父一样，”巴扎罗夫说道，“一般地说，原则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有感觉。一切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阿尔卡狄问道。

　　“就是这样。譬如拿我来说吧，我采取一种否定态度，这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照那样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爱苹果——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肯对你说的，我下次也不会再跟你讲。”

　　“什么？那么正直也是一种感觉吗？”

　　“可不是！”

　　巴扎罗夫只忘记向阿尔卡狄解释，这些感觉（他由于这些感觉而喜欢化学，并且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在他身上是在生活的压迫下形成的，这些感觉之所以合乎道德要求，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脱离时代的方向和要求。这种心理上的特征决定了他的一贯精神，这种精神使其他类型的人不能不为之惊奇。巴扎罗夫是一个道地的一元论者，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导原则是他的感觉。在这个争取遵循自己感觉的权利的斗争中，锻炼了他的意志，并使他成为战士的一种典型。

　　这样一个坚强、聪明而干练的人自然要极端蔑视基尔沙诺夫们的世界，因为他们意志薄弱，骄生惯养而又好吃懒做，完全是利用特权靠巴扎罗夫所出身的广大群众的劳动过活的。

　　皮萨烈夫在评论这种态度时写道：“劳动的无产者凭着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不必依赖思考过程，就达到了实际的现实主义，他们由于忙碌而抛弃了幻想，不去追求理想，也不渴望在思想上达到无与伦比的崇高目的。劳动能够发展劳动者的能力，训练他们使实践接近思想，使意志行动接近理智行动。一贯相信自己和自己能力并能够在今天实现昨天的理想的人，一定会抱着或多或少地明显的轻视态度看待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总是幻想爱情、幻想有益的活动和全人类的幸福，然而，他们却不善于行动，那怕是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那种糟糕到了极点的处境。”

　　这种特征，皮萨烈夫说得很对，至少对巴扎罗夫一代人是适用的，它说明了我国社会历史中的很多现象，同时也说明了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与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屠格涅夫本人就是这次分裂的牺牲品。

　　巴扎罗夫们出身于小市民阶层，这个阶层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它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逐渐分化的、注定灭亡的阶层。起初，处于土地占有者贵族和农民之间，后来又受到来自第三方面的刚刚出现的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它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没有成长的余地。在这个阶层里，经常出现一些“过剩户”，为了糊口，他们必须找到可以使上自己力量的地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些寻找道路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牧师的职业和国家机关中的下级职位是开放着的。在改革前的农奴制的俄国，只有这些地方是他们的容身之所。只有个别有才华的人才能在文学界或社会事业中给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

　　但是，在上世纪的中叶，俄国社会处于危机的前夜，平民中间出现了新的情况：“过剩户”醉心于求知识、受教育、进大学。未来变革的预感向平民知识分子暗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才能够爬出小市民的泥沼，只有在这个领域里，他们才能够有成效地表现自己的力量。社会经济生活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力量的参加，而贫困的平民的个人处境又促使他们走上脑力劳动的道路。平民同知识结了缘。他们 par excellence[8]都成了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经过了贫困和劳动的严格考验，从否定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人文科学和美学中教育自己，他们提出了与其相对立的有用的东西，即有益的知识，而所谓有益的知识，他们懂得，就是历史和自然科学。他们成了现实主义者。皮萨烈夫就是这样评论这种典型的。他写道：

　　“现实主义者，是善于思维的人，而且热爱劳动。从这个定义中，读者可以清楚看到，目前只有脑力劳动的代表才能成为现实主义者。”[9]

　　所以，知识分子作为群众性的现象第一次是以现实主义的平民的姿态走上社会舞台的。他们带来了一些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在他们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发生作用的时候是始终伴随着他们的。由于他们是用叛逆和背弃自己的出身阶层的方法形成的，所以他们具有非阶级和超阶级生活的幻想。他们在离开本阶层时，没有任何传统可以带走，只能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而且确实是靠了自己的才能和个人的奋斗才获得了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自己的心理上加进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平民知识分子是靠了思想才爬到社会生活的表面上来，并且坚持在那里的，因此思想，在他们看来，自然成了一种绝对的能够解决一切的力量。平民知识分子成了满腔热忱的个人主义者和唯理论者。这些特征在他们活动的初期，即六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巴扎罗夫类型的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

　　巴扎罗夫早在农奴制废除之前就走上社会舞台了（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他是在1859年活动的）。他遇见了什么呢？一方面，他看到了“废物，没出息的贵族”，另一方面，他确信，“我们叫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股份公司处处失败，只因为没有足够的城实人去经营”，“政府正在张罗的解放，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们的农民情愿连自己的钱也拿去送给酒店，换得酩酊大醉”。正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巴扎罗夫不大愿意把农民理想化；他的基本心理特征妨碍他这么做——他的经验主义使他不看将来，只顾眼前，而对思想力量的崇拜又妨碍他去考虑物质利益的自发力量。

　　“你今天说，”他对阿尔卡狄说道，“我们走过我们的管理人费立卜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又漂亮又白的小屋，——你说，要是连最后一个农人也有这样一所房屋，那时候俄国就到了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促成它的实现。……我却恨这个最后的农人，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可是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是的，他为什么要感谢我呢？唔，就算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而从我的身上却要长起牛蒡来，噢，以后又会怎样呢？”

　　巴扎罗夫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费立卜或西多尔生活的，阿尔卡狄的那种自由主义的玛尼洛夫精神可以使亨利四世感到兴趣，可是却丝毫不能诱惑他。他的唯理论的头脑把农人的形象只理解为闭塞、愚昧和酗酒的人。当问题在于知识高峰的时候，这些农人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同巴扎罗夫一起的农人只有“等待”。巴扎罗夫的alter ego[10]——皮萨烈夫，就是这样看待群众的，他写道：

　　“就现今物质劳动的状况来说，就现今工人阶级在整个文明世界的地位来说，这些人不是别的，正是机器，所不同于木机器或铁机器的，只在于能够感到疲劳、饥饿和痛苦这些没有好处的能力。现在，这些人憎恨自己的劳动，根本不从事思考，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是消极的物质，对这些物质，人类的朋友必须多多地做工作，但是这些物质本身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少，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形式。这是一个模糊的点子，从这里会产生出新的世界，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还根本谈不到……最现实的劳动，能够带来最明显的、不容争辩的好处的，是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之外，在实际的理智的领域之外，而逗留在社会大厦的那些照不到一线人类思想之光的地窖里。对于这些地窖，您准备怎么办呢？暂时只能随它们去，把注意放到脑力劳动的现象上去，而脑力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即当它直接或间接地想要从那充满了肮脏地窖的原始浓雾中创造新的世界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有益的。”[11]

　　对这一点，巴扎罗夫自己也懒洋洋地以随便的口吻补充说：

　　“人是奇怪的生物。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辈’在这儿过的那种不死不活的生活，好像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罢？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不然，你感到了苦闷。你想给人们干点儿事，即使是骂他们，也还是要给他们干点儿事。”

　　要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段引文，可以看出其中隐藏着俄国知识分子的规模宏大的运动的萌芽，这个运动逐渐发展，得到了成长，看来，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虚无主义。不过它终归还是同巴扎罗夫精神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尽管巴扎罗夫精神的某些特征同以后的“爱人民”运动的特征是直接对立的。正像在上面引文中所看到的，巴扎罗夫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它渗透着社会利益（皮萨烈夫所说的“共同利益”）。但是，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环境里，巴扎罗夫们是脱离群众的，并且注定是在知识分子中活动的。鼓励他们这么做的，是对理性的力量和知识的救世意义的无限信仰。这样他们自然地成了启蒙主义者。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否定一切吗？”
　　“否定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跟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又说了一遍。
　　“请让我来讲两句，”巴威尔·彼得洛维奇说。“您否定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来把地面打扫干净。”
　　“我们并不宣传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习惯。”同一个巴扎罗夫在另外一个地方说。

　　虚无主义者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他们以什么方式去影响周围社会呢？对这个问题，皮萨烈夫作了回答：“让每一个能够思想并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人，都在他平常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以身作则，直接影响他天天接触的人们。”[12]巴扎罗夫精神没有越出这个范围。这种精神在立宪政体的自由国家里，会创造出急进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但在我国，它被推到社会主义这一边，和平的启蒙的思潮迅速地被新的思潮所排挤，这个新的思潮虽然在社会根源上同启蒙思潮有着血缘的关系，但它很快就把那种单纯的启蒙性质抛弃了。屠格涅夫在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里肯定地说，巴扎罗夫是革命者[13]。这是正确的，不过只是in potentia[14]，只是因为俄国现实迫使巴扎罗夫变成革命者。

　　总起来可以这么说，巴扎罗夫是平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早期代表者，在这一时期中他们在思想和意志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决定用知识的力量给那所谓只是“模糊的点子”的人民群众创造新的世界。

二、从巴扎罗夫到萨宁


　　这样，巴扎罗夫是启蒙者，然而也是革命者。这个矛盾是由生活发展进程辩证地解决的。皮萨烈夫在他那篇论巴扎罗夫的著名文章里，就已指出启蒙者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活动家。

　　“在一定的环境里，”他在这里写道，“从巴扎罗夫们当中会出现伟大的历史活动家；这样的人总是长期保持青春、力量，适合于做任何工作的······当生活严重地触动他们的脑神经时，他们就会抛掉显微镜和手术刀，撂下学术价值极大的骨胳或鼓膜研究······巴扎罗夫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实际活动的人，不过，只有当他看到有可能进行自觉活动的时候，他才开始活动。虚伪的外表不能蒙蔽他，表面上的完善不能征服他的坚定的怀疑。假如我们的社会意识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不会把偶然的解冻当作春天的来临，而在自己的实验里度过一生。假如社会意识，从而社会生活，发生了人们所期望的变化，那么，像巴扎罗夫这样的人是有准备的，因为经常的思想劳动不会使他们变得懒惰、停滞与生锈，一贯清醒的怀疑论也不会使他们变为专业知识的狂热崇拜者或不相干的学说的无生气的信徒”。

　　“谁决心识破未来并敢于随便假设呢？”皮萨烈夫问道。“谁敢于一下就把那开始形成、刚刚显露出来的典型描绘得完完整整的？这样的任务也许只有时间和事件能够完成。”

　　皮萨烈夫像巴扎罗夫一样，是个唯理主义者。他认为，他所喜爱的巴扎罗夫这个典型是一个稳固的社会现象，最近的将来的任务只是完成它的形象，把它描“完整”。事实上，巴扎罗夫只是平民知识分子发展的一个早期的、暂时的阶段。经过一个短暂的纯粹巴扎罗夫精神的时期，平民知识分子又需要迈步向前。这种进化的出发点是巴扎罗夫的两种“感觉”，且不说原则：“共同利益”和“给人们干点儿事”的要求。这两个因素再加上俄国的现实，很快就使这个平民知识分子放弃青蛙而从事政治。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谈论从巴扎罗夫到萨宁这中间人们在思想情绪方面的交替过程——这样会扯得太远。我们只谈一谈这个发展的简单轮廓。

　　巴扎罗夫们可以肯定说，在他们还只是“一共四个半人”（借用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的话说）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宣传”。巴扎罗夫对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的这句恶意的话只能谦虚地回答：“我们并不像您所想的那样少。”然而，当平民知识分子大批涌向社会舞台的时候，当他们涌进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时候，当他们由于年青、正直、真诚而成为社会上巨大的精神力量的时候，当他们感觉到千千万万正在成长着的少年平民怀着希望注视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难把自己关闭在个人的“我”里的。

　　“想给人们干点儿事，即使是骂他们，也还是要给他们干点儿事，”——这一点，现在的平民知识分子要比巴扎罗夫感觉得更强烈了。于是，他们开始“干”了，尽管忠实于皮萨烈夫的遗言，起初并没有超出“脑力劳动代表者”的界限。然而他们立刻就遭遇到“拖”他们后腿的，“不允许”求知识的外部障碍。他们努力不但自己摆脱并且也帮助别人摆脱无知和愚昧，以批判的思想对待现存制度，他们不愿意墨守成规地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努力激起了反动分子的疯狂叫嚣和官方的“防范与根除的措施”。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就确信，如不摧毁这些障碍，他们是寸步难行的。

　　但是，这些在自我感觉上是个人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是唯理主义者的人们，当然不能够客观地研究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看不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弄不清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依靠这种动力展开斗争。而且生活本身也没有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他们只能用纯唯理论方法组成一个代数方程式，并依据自己的理解把适合自己目的的数值代进去。这些数值是：农民群众无知和贫困，有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人们普遍地没有政治权利。解这个方程式的结果，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抗议与斗争的形式（涅恰耶夫主义、骚动等等），是不足为奇的。脱离人民群众、独立自在的平民知识分子自己担惊受怕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是只能够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法的。

　　这些斗争方法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的软弱无力。他们认识到，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改造社会的，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唤起并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靠变革才能给群众带来幸福。这里，上一阶段的反动镇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促使知识分子放弃直接的政治斗争而在群众中进行和平的宣传。

　　“到民间去”这段历史是大家都熟悉的。经过了整整十年，它以完全的失望而告终：比较坚决的和有革命思想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投入了冒险的恐怖主义的斗争，这样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斗争方法；而另外一大部分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则脱离了政治，而钻进了“文化”工作，终于变得完全庸俗化（八十年代、托尔斯泰主义、契诃夫精神）。

　　我们不能详细地来谈这个发展的细节，只能指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心理特征。平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发展中，遇到了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同他们走一条路并奔向同一个目标，但是另有来源。这就是所谓“忏悔的贵族”。这个派别对于平民知识分子往往唯命是从，特别在初期（如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对巴扎罗夫），但是也把本阶级所特有的某些心理特征带到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些“忏悔者”在理论上摆脱了贵族的观点和概念，但却不能够从心理上摆脱本阶级的一些否定特征。意志薄弱、喜欢理想化和空想、模糊不清的利他主义的“好心肠”、奢谈道德和义务，最后贵族式的温柔和怜悯心——这就是“忏悔者”带给知识分子运动的包袱。尽管平民知识分子拿坚强的意志、冷静的现实主义、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认真的求实精神同这些东西对抗，然而它们还是很快就给整个运动涂上了自己的色彩。

　　这两个同盟者的心理的斗争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整个历史上。当斗争处于特别激烈和尖锐的时期，平民知识分子的心理就占了上风，并很容易地使“忏悔者”的不稳定的心理服从自己。然而，只要斗争缓和下来，只要沉寂或暂时的停顿来临，“忏悔者”的柔弱的心理，就又明显地抬起头来，就像墙壁上的潮气到了秋天要泛出来一样。

　　到八十年代初，在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瓦解的时期，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别就意义深长地消失了。平民知识分子最光辉的代表人物被有系统地排挤出去，挫折和失败使得很多人灰心失望，沾染上了另一个派别所特有的那种悲观和冷淡的情绪。随着运动的逐渐低落，平民知识分子和“忏悔者”虽然是把自己的活动同被压迫群众的名字连在一起，现在都脱离这些被压迫的群众而躲到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这样就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去了。在这一时期，这个派别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所有在成长中的知识分子人材都公开地投到统治阶级的怀抱里去，就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已经不再出现严正的坚强不屈的巴扎罗夫类型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社会也勉强地民主化了。社会上各阶级在法律方面的区别愈来愈小，由小资产阶级输送“过剩户”来补充队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当年基尔沙诺夫们藐视地问“你们是谁？”的那种怪物，而恰恰相反，已在社会上占据了光荣的地位。现在，决定巴扎罗夫们的性格是那样激烈和严正的那些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平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培养自己的不妥协精神和社会仇恨。在我国，知识分子还不像西方那样，到了生产过剩的地步；在知识分子面前有着广阔的道路。为了给自己的心理吸取不妥协精神和社会仇恨这些因素，平民知识分子应该到另外的环境，即到那些被压迫和贫困的阶级的环境中吸取。这样，他们就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自己出生的阶层，而是为了与他们完全不相干的阶级去爱，去恨，去体验痛苦和欢乐，去战斗和取得胜利。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广泛参预这种与他们不相干的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跟他们同甘共苦，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利益——譬如政治利益——同这个阶级的同类利益符合到什么程度；第二，知识分子完全转到这个阶级方面来，如果不取决于这种利益的符合，那么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们要完全抛弃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层的思想体系、心理状态和利益。当然，这从数量上来看，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现象。

　　当九十年代初，新的阶级——无产阶级走上社会舞台，在自己的社会要求之外还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与同情。知识分子抛弃旧的偶像，而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表示了与日俱增的兴趣，这情形可能使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反映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利益。只有个别有影响的人物或者集团（修正主义、唯心主义）不断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情况，才表明：有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偷运私货。

　　在革命运动的第一年，我们急进的知识分子普遍倾心于社会民主主义（这次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干脆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对我们第一个结论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标志下进行政治斗争、渴望政治自由和使其立即得到实现的心情表现得如此强烈，仿佛知识分子跟任何人走都可以，假如流浪汉有胜利希望的话，那么跟流浪汉走也行（知识分子不是有个时期对流浪汉很感兴趣的吗）。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利益（政治的）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们乐意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民主主义者。

　　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无产阶级没有给他们政治自由。因此，无产阶级在知识分子的眼中便完全失掉了光彩，他们便怀着愤怒和藐视的心情离开了无产阶级。在高潮时期，向心力愈难抑制，在低潮时期，离心力也就愈显得无耻。在革命冲动过去之后，清醒了的知识分子不仅诅咒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而且也一般地诅咒政治，诅咒那作为他们根本利益之一的政治。他们把脏水连同婴儿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

　　就是在今天，我们在知识分子中间依然体验到了这个政治的反动时期。在知识分子所喜欢的领城——文学——里，它表现得特别鲜明和具有代表性。长篇小说《萨宁》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就是这个时期最鲜明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这是由于他通过他的人物形象把知识分子中间这些反动情绪的本质表现了出来，他是用比现实生活中浓厚得多的色调描绘这个人物的。因此，小说在艺术方面受到了损失，但给政论家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人们说，平民知识分子在彷徨了半个世纪之后变成了萨宁了。“他怎样走到了这种生活”——这点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三、萨宁是怎样一个人？


　　萨宁是怎样一种典型呢？在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将尽力把萨宁同巴扎罗夫作对比，因为从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些情况来看，作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有益的。

　　同巴扎罗夫一样，萨宁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教育的影响；他也是“自己教育自己”的。

　　“当弗拉基米尔·萨宁在同人与自然界的初次接触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性格的时候，”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里写道，“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时期内他是在家庭之外生活的。谁都没有注意他，谁的手也没有碰过他，这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是自由而特殊的，像田野上的树一样。”[15]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阿尔志跋绥夫先生给自己提出的，是和屠格涅夫同样的那个心理的和美学的任务：塑造一种典型，不受传统的束缚，也不受偏见、旧道德，总之现存社会的那些“原则”的束缚的人物——一种仿佛是从社会的外面来到这个社会里来的否定者的典型。但是，从这两个作者对问题的提法上，立刻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巴扎罗夫的离心力、他的“外面的”来历，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通过巴扎罗夫的形象，一个新的出身于另一个阶层的典型，即平民知识分子，的确是“从外面”闯进当时的社会的。同时，这个典型是在根本谈不上受教育的环境里，实际上是在他自己教育自己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萨宁就不是这样。在阿尔志跋绥夫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新的、具有与社会统治阶级格格不入的独特生活条件的社会阶层。[16]我们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到，萨宁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在这样的家庭里，如果没有仔细地或者没有好好地教育自己的于女，那么这不过是个别的现象，而决不是什么普遍的社会现象。萨宁的自我教育纯粹是偶然的事，这是作者为了便于证明自己的思想而强加上去的。

　　巴扎罗夫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萨宁则是作者的艺术幻想的产物。这就是两个人物之间的第一个相似之处，也是第一个区别。

　　萨宁跟巴扎罗夫一样，在我们同他在小说里相遇之前，也在青年时代努力奋斗过。他对母亲和姐姐讲，“生活怎样把他推来搡去，他怎样不断地挨饿，流浪……”，“什么地方只要能呆下去，他就呆在那里，有什么活儿干，他就干；他时而工作，时而无目的地流浪，显然，他喜欢喝酒，并且认识许多女人……（我们在另一地方看到）。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一个总的思想，他不恨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悲伤”。

　　他同巴扎罗夫的本质区别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尽管他们的漂泊生活在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巴扎罗夫的一生充满对劳动的要求和求知的渴望。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巴扎罗夫像他的保护者皮萨烈夫一样，是知识的狂热崇拜者。知识对于他们个人是无上的享受，知识成了能够复兴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万应灵药。萨宁与此相反，他的特点是：作者在整个小说里只有一次要他拿起书本，——您以为是什么呢？——这是本“小说，叙述一个年老的主教怎样悲惨而孤独地死去，他身披金黄色的袈裟，带着金刚石的十字架，被香炉里的烟雾包围着，周围的人们叩头如仪，他是受到大家的尊敬的”。诚然，阿尔志跋绥夫先生在描写萨宁的同时，又拉来了一个虚无主义者书呆子伊万作陪客，他读了“大量的书”，但这个饱学的萨宁分子却否定知识。任何人提到新的理论时他总是轻视而悲观地回答：“听到过！”巴扎罗夫曾经建议阿尔卡狄把毕希纳的《力量与物质》给基尔沙诺夫老头子读一读；皮萨烈夫承认普及科学知识是青年一代的主要任务。可是萨宁跟尤里·斯瓦罗席齐怎么说呢，不妨拿来做一比较：

　　“难道您真的以为，不管什么书都可以根据它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吗？”
　　“当然”，尤里惊奇地望着他说道。
　　“不对”，萨宁反驳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只消给人们读一种倾向的书，全人类就可以按照一个样子来加以改造了。”

　　巴扎罗夫和萨宁的观点的这种完全的对立是极富于特征意义的，正像平民知识分子在历时半个世纪内所经历的那个著名过程的初期和末期一样。这些知识分子在进入社会活动领域的时候，对思想的力量是抱着无限的信心的，这信心在很多年间滋养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思想的万能力量逐渐失掉信心，他们就同样用唯理论的简单化办法揭露自己的偶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

　　萨宁否认书籍的影响，他反对任何的假设，认为依据它们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愚蠢的”，他活着，没有“总的目标”。不但如此，他还根本否认任何的“最终目的”和为达到这种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手段。他说：“永远不会有黄金时代，如果生活和人能够一霎眼就变好，那将是最大的幸福，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悲观地看待改变人们之间关系的尝试。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非常明确和断然的：

　　“人是在永恒的道路上走，”他说，“铺设走向幸福的道路——等于是给除不尽的数目添加几位小数。”
　　“那就是说，一切都是空的？即‘什么’都没有？”
　　“我想，什么都没有。”

　　萨宁持着这种世界观，自然就不会有社会性的本能，他是pur sang[17]个人主义者。巴扎罗夫也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个人主义是立脚在承认并追求“共同利益”之上的。与此相反，萨宁的个人主义是纯粹利己主义性质的个人主义。他们两个人在谈到自己活动的动机和评价生活的标准时发表相似的言论；但是，在这些相似言论的后面，却隐藏着不可计量的差别。巴扎罗夫“凭感觉”行动，否认“原则”。萨宁也藐视原则，他说：“他的生活——这是我的一些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感觉，至于这些感觉之外的东西，那就不必管它！”

　　这两个典型之间的区别的整个本质恰恰在于他们的感觉的实际内容和这些感觉的方向上。屠格涅夫也好，阿尔志跋绥夫也好，都企图塑造出绝对真诚的人的典型，所以这两个人物的行为，同他们的感觉一样，都是他们的心理，从而造成这种心理的那些社会条件的最好的标志。萨宁曾在一个地方提出了非常典型的见解：“世界观不是生活的理论，而只是个别人的情绪，而且，只要人的灵魂存在，他的情绪就会变化……因此，”他推断说，“一般地说，您所追求的那个世界观是不存在的……”

　　这种诡辩性的言论在说明萨宁的心理方面是很重要的。情绪，作为心理的情绪是世界观的基础，即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过程的基础，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情绪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同时也在社会组织的个别成员那里）是持久的、经常的。而在另一些社会组织内，特别是在一定的历史关头，情绪却是非常不稳定的，并在外界事实的影响下迅速地变化，因此引起世界观也随之迅速而轻易地改变。情绪和世界观的稳定或不稳定的原因是深深地藏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之中。人和集团的心理是由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性质决定的，而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构成中，物质利益和获得生活福利的手段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起着决定作用。这些利益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决定心理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从而也决定了世界观的持久性和稳固性。

　　因此，很自然，凡是同社会生产过程没有直接的和密切的利害关系，只是在“上层建筑”的领域里工作，不创造生活的物质财富，而靠其他阶级的收益生活的社会集团，他们的情绪与世界观的稳固性就最差。大家熟悉的总称为知识界的那个集团恰好就具有这些特点。

　　我们在上面研究了我国平民知识分子从巴扎罗夫到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力量形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特定利益的独立的阶级，他们经常从保卫这个阶级的利益转到保卫那个阶级的利益，从这一个世界观转到另一个世界观。在革命的前夜，我们看到他们冷漠，悲观，浸透着契诃夫的情绪。社会运动活跃起来了，这似乎重又使知识分子振奋起来。他们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建立组织，表现得很激昂，也非常活跃。暴风雨般的1905年来到了。平民知识分子带着那些同生产的利益没有紧密联系的集团所特有的神经质，不加思索地投身到斗争的漩涡里，参加政治罢工，有时甚至还参加街垒战……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遭到失败，就从战场上逃跑，抛弃自己所醉心过的东西而诅咒起自己从前以最大热情高喊过的“过火行为”来。[18]

　　反动开始了，他们反对“极端”，反对“革命主义”，根本反对党性，反对政治。这些年里知识分子在丢掉了全部破烂包袱之后，忽然想要过美满的生活，享受现世界的欢乐了。他们用“自然的”利己主义同前几代人的利他主义对立起来，用个人主义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用个人自由同他们的义务概念，用个人幸福同他们的造福社会的思想对立起来。作为萨宁这个典型的基础的那些观点、要求和概念就是在这个反对为贫困阶级服务的反动气氛里形成的。

　　我们从有关萨宁身世的一鳞半爪的材料里可以看出，萨宁经历了许多变化。他说：“有一阵子，我认真梦想过基督教的生活理想。”这是对托尔斯泰主义者兰杰入了迷的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也有这样的时期）。但是，萨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开始清醒地看待他的生活，他看到这个生活是极端不幸而可怜的！”我们在另一处看到他“冒险参加政治斗争”，然而，这种兴趣转瞬即逝，“当他讨厌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便抛弃了它”。于是他就成了他心目中的那种“自然的”人。

　　尽管巴扎罗夫和萨宁在独特性和自我教育方面是怎样的“自然”，他们的感觉却远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取决于一定的原因，因此都包含有一定的道理。正像一个有音乐天才的人对声音的感觉特别敏锐，而一个听觉迟钝的人，例如迦尔洵笔下的“聋人”[19]，就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这种感觉的能力一样，我们所考察的每一个典型最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感觉，就是他们预先有所准备或者他们的感情对其并不麻痹的那些感觉。换句话说，构成我们的感觉的基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情绪”、心理、从而心理的整个社会背景。人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感觉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而在客观上感觉却决定于人的整个生活环境。

　　巴扎罗夫把劳动和知识同贵族的游手好闲和美学对立起来，并以这样的精神教育自己。他把自己的心理培养成这样，其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父辈们”所特有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是新式的感觉，像我们所看到的，它们都是为新的民主社会的要求所提示出来的。唤起巴扎罗夫所特有的强烈否定的那种感觉是如此，促使巴扎罗夫“为人们干点儿事”的那种感觉也是如此。巴扎罗夫代表了平民知识分子的青年时期，他的热情是由充沛的精力产生出来的，在他面前展开了有益劳动的广阔远景。他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的创始者。

　　萨宁的心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它给另一些感觉打开了活动的园地。与巴扎罗夫不同，萨宁是在经过好几代知识分子之后，作为知识分子长期历史的产物而出现的，他是在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活动而陷入失望的时期，是在他们逃避社会服务转入个人生活的时期出现在社会上的。他的情绪的基础是对过去的否定，这种否定使他的心灵只能够体验利已主义的感觉，它限制了这个心灵的同情和接受能力，使它只能容纳那些满足个人的东西。

　　“我只知道”，他说道，“我活着，并希望我的生活不是痛苦。为此，首先应该满足我的自然愿望……愿望就是一切：当人没有愿望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就完结，而当人损害愿望的时候，那就等于毁灭自己！”
　　“但是，愿望会有居心不良的？”
　　“可能有。”
　　“那时怎样呢？”
　　“也是如此”，萨宁温存地回答道，并用愉快而且认真的目光望着尤里的脸。

　　在这个伴随着“认真的”目光的回答里，又一次表现出了萨宁和巴扎罗夫之间的不可计量的差别。“那么正直也是感觉吗？”阿尔卡狄问巴扎罗夫。“可不是！”巴扎罗夫答道。萨宁也可能这样回答，不过问题在于，巴扎罗夫由于自己的感觉而只能成为正直的人，萨宁的感觉却不分正直与不正直。正直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考虑“共同利益”，我们知道，这种考虑在巴扎罗夫的功利主义道德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萨宁的道德基础却是个人利益（确切地说是享乐），在这个标准面前，正直与不正直的区别完全失掉了意义。因此，萨宁彻底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在精神上或肉体上没有责任能力的人才能够成为“自然的”，即没有偏见的人。

　　“依我看来，”他在一个地方说道，“只有酒鬼才能好好生活……酒鬼只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想喝酒，就喝酒，他想跳舞，就跳舞，并且不为自己的愉快和高兴感到羞耻。”萨宁在另一个地方还同样颇有好感地谈到了恶棍。

　　“他（恶棍）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他看到一件不属于自己的好东西，就把它拿来；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如果那女人不从，就用暴力或欺骗把她弄到手。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因为需要享乐，懂得享乐是一个自然的人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少数特征之一。动物，正因为是动物，才不知道享乐，也不能获得享乐。它们只是满足要求。我们大家都同意，人生来不是为了受苦，苦难不是人类所努力要达到的理想……人的天性并不是节制，那些不掩盖自己火热的愿望的人，即生活中被称为恶棍的人，是最真诚的。”

　　假如巴扎罗夫听到这一番话，他一定会立刻转过身去，离开说话的人而去解剖青蛙。假如巴扎罗夫在这次谈话前对萨宁抱着宽容态度，那就会向他解释：第一，他是无知的，因为动物“知道享乐”并不次于他，他在“满足要求”方面也不比动物强；第二，智力活动也能够产生很高的享受，至少不比偷窃别人东西和威逼美貌的女人来得差。此外，巴扎罗夫也许会告诉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决不需要把自己的活动只归结为简单的生理机能，决不应把自己的个性建筑在像生理这样偶然的因素上。

　　的确，如果仔细阅读阿尔志跋绥夫先生的这部小说，那么就会看到，萨宁吃的很多，喝的更多，说的多半是些愚蠢的废话，老是吵架，巧妙地勾引美貌的女人。此外，他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就是他梦想的未来的幸福远景（萨宁是前后不一贯的，他违反自己的言论，给自己描绘了一个“黄金时代”）也没有扩大他的要求的范围。

　　“我总是梦想着幸福的时光”，他说道，“那时，人和幸福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隔着，人可以自由而无所顾虑地尽情享受他能得到的快乐……人们只为了肚子而活，这种时代是极端粗野而无谓的，——而在我们的时代，肉体又屈从于精神，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时代也是差劲得太没意思了。但是，人类并没有白白生存，他们创造了新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野蛮和禁欲主义是没有地位的。”

　　萨宁的心理和道德，从这些引文中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一个社会典型的萨宁到底是怎样的人，他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已经顺便提到过，萨宁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典型，而是可以说，虚构的典型，这种典型，在倾向性文学中是很多的。作者把知识阶层在转变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特征集中在一起，经过综合，塑造出了这个典型，可是照这种样子，在现实生活中是遇不到的。萨宁的特征的总和，意味着对平民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传统的背叛，首先是对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背叛——在社会生活中，对义务的无上命令的背弃——在个人生活中。[20]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原则”早已同“感觉”分道扬镳，传统性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早已使他们感到了苦恼。这些矛盾在社会高潮的影响下，在极短的瞬间似乎是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后可以重新更加猛烈地发作出来，而这一回显然没有转圜余地——只能彻底消灭。这些知识分子背弃自己的过去，最终脱离了他们过去几十年中在事实上或形式上保持着联系的劳动群众。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俄国社会已经成了这样的社会，并且一天一天地向这方面发展），脱离劳动群众，就不可避免地要投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无论萨宁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急进，无论他们是怎样装作无政府主义者，无论他们对“靠别人血汗生活”发表过多么激烈的言论，但是，他们的出现归根结蒂只意味着平民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方面的新的一步。现在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奇谈怪论，那么，就让目前时期那股汹涌激动的力量安静下来吧，今天的奇谈怪论对于所有的人都将成为明显的事实。

（韩凌 译）




注释：

[1] 居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最先发表在1862年第一期《俄罗斯导报》杂志上。

[2] 参见《社会活动家伊·谢·屠格涅夫》一文，收入于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在1904年出版的《屠格涅夫的创作探讨》一书。在这里，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曾说，基尔沙诺夫和巴扎罗夫是“两个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典型”。

[3] 参见屠格涅夫的《关于＜父与子＞》一文。

[4] 引自皮萨烈夫《伊·谢·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的巴扎罗夫》一文。

[5] 很多人责骂萨宁及其作者——这完全是应该的。然而，在罪有应得的那部分愤怒对他发泄出来了以后，我要在本文里完全客观地看待这部小说，假定作者——在我指出的那些限定的范围里——利用了当前正在进行着的运动的真实特征。——作者注

[6] 拉丁文：一张白纸。

[7] 拉丁文：新人。

[8] 法文：多半。

[9]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10] 拉丁文：第二个“我”。

[11]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12]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13] 见屠格涅夫1862年4月24日致斯鲁切夫斯基信。

[14] 拉丁文：有可能。

[15] 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作者注。

[16] 相反地，在前一个时期由于那些有教养的阶级得到了平等的地位，他们与劳动群众之间的隔阂是更深了。——作者注

[17] 法文：净水，意指没有杂质的、纯粹的水。

[18] 我国知识界在1904年至1907年的这一段经历、它的分化、它的极端情绪，对于从社会学方面认识这一阶层的性质是很有教益的。“Doch steht's in einem andrer Buch und ist ein sonderbar kapitel”（译者按：德文：但是这在另一本书里却构成特别的一章）。在这里，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题目上。——作者注

[19] 见迦尔洵小说《艺术家》（1879年）。“聋人”是一个铆锅炉的铆工，得了职业病，两耳失听。

[20] 高尔基在1930年他的那篇《论叛徒》的文章里曾引用了沃罗夫斯基的这句话，他通过这句话规定了“叛徒们的‘历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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