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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还是“谎言”？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我的札记》，《“野蔷薇”文集》，第六辑。）
沃罗夫斯基
（1908年10月12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8年10月12日《敖德萨评论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Martwe znasz prawdy. nieznane dla ludu, Widzisz świat w proszku, w każdej gwiazd iskierce: Nie znasz prawd żywych, nie obaczysz cudu! Miej serce i patrzaj w sercet! ”
——A.Mickiewicz[1] |
一
几个月以前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发表了一个短篇《黑暗》，在这篇小说中，人的觉悟、意志和理性受到杂乱无章的阴暗的自然界的践踏，被淹没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的“真理”碰到了妓院里那些不齿于人的庸人的“谎言”，一碰就碰得粉碎。
现在支配着作者的思想的是一个相反的任务，就是表明强有力的、独往独来的理性，在意志力量的支持下，可以干出什么来，如果环境允许它推倒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障碍，如果这种理性的“真理”战胜了日常不合理的世界的“谎言”。这个任务，他是在《我的札记》中完成的。
从彻底的逻辑的观点来看，世界确实是无理性的，从抽象真理的观点来看，它又是没有真理的。在这个世界中，“真理”不可能以十全十美的形式出现，理性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作者不得不给小说的主人公制造一种人为的环境，把他送进了监牢。
“这差不多还是个青年，”《札记》的主人公在谈到他自己时这样说，“二十七岁，脾气暴躁、冲动、好走极端。由于年龄关系不无幻想，自尊心极强，因此动辄感到委屈。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大发雷霆，而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可极为勇敢迅速，情绪变化无常，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又兴高采烈——这一切使年轻的数学家的性格显得极不稳定，充满了悲惨的强烈的矛盾。”
这种变化无常的神经质的聪明人，当然，不可能适合作者的目的而成为那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理性的体现者。为了使他变成像我们在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中所看到的那种抽象真理的体现者，必须清除掉那形形色色的周围环境所给予他的影响，造成一些条件，让他的某些萌芽的东西可以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在短篇小说《黑暗》中，为了使“自己的那种野蛮的、黑暗的、像黑土本身的声音一样的东西”在主人公的身上觉醒，只能把他推到妓院里去，在《札记》中也一样，为了“伟大的理性先生”可以支配其中主人公的整个存在，作者就不得不把他锁在牢房里。
二
由于被怀疑谋害父亲、兄弟、姊妹以夺取遗产，小说的主人公被遥遥无期地囚禁在监牢里。
他想着自己的不幸，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要确定和证实自己无辜受累，只能用谎言而不是真话。”他仔细地回顾了审讯的过程，深信任何没有成见的法官也会觉得他犯了罪，只有用说谎的办法他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即证明真理。“说了实话，”他这样议论着，“我就使人们犯错误，这样也就是骗了他们，说了谎，我倒反而可以使他们接近真相，认清事实。”
但是这个“伟大的规律”的发现——他在以后深信，这是个“伟大的规律”，人类的全部思想史都是建筑在这个上面的，——最初并没有使他得到慰藉。
他还得度过许多充满了绝望和疯狂的痛苦日子，用头去撞墙壁，绝食，痛哭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在外面的世界里——他和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又发生了足以震撼他心灵的事件。
先是他的未婚妻背叛他，嫁给了另一个人。接着他的母亲也不相信他是无辜受难而死了。起初还常来狱中探望的朋友们也慢慢地不来了，他这样悲惨地在狱中过了五、六年。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也仍旧没有安静下来，也还不懂得“生活现象的伟大道理”。他的头脑被一个新的念头盘据着——逃跑。他对墙壁、门窗和铁栅栏作了仔细的研究，终于看出，他要逃出监狱是不可思议的。“扑灭了所有的希望，逃不掉的这个结论也就把那种痛苦的不安心情永远消除了。我的头脑不再胡思乱想，而开始倾向于沉思默想，向往着数学的乐趣。”
从这一瞬间起，就开始了新的内在的变化，这变化使《札记》的主人公成了“理性”和“真理”的表达者。
一次他在牢房里踱来踱去的时候发现，从铁栅栏里望出去，天空特别美。
“这是不是对衬这个审美规律的作用？”他自己问自己说，“按着这个规律，蓝的和黑的放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强烈。或者这是另一种更高级的规律的表现：无限必须放在有限的范围内，例如放在一个方块中，只有在这个不变的条件下它才能被人的智慧所理解。”
他想着这些道理，很快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结论：我们的整个监狱是按照目的极其明确的计划建造的，这计划由于它本身的完美无缺而引起强烈的喜悦。”
现在关口突破了。懂得了铁窗的明确的目的性，《札记》的主人公马上就心情舒畅，同时也给自己的数学的智慧找到了任务：为铁栅栏的明确的目的性服务。这样，他想出了囚房的门上可以开些小窗子，根据他的建议，人们把镣铐的形式也改变了。他成了监狱长官的左右手，监狱的规则和禁令的保护人。
“软弱的人们处在我的地位，不知有多少要做疯狂、绝望、烦恼的牺牲品，而我可战胜了一切！”他说。“我把世界翻了个身，使我的灵魂取得了我的思想所企求的那个形式，在荒漠中单独一人工作，而且疲惫不堪。我也修起了高楼大厦，现在我过得又快乐又安静，简直像个皇帝。您把它毁掉。——明天我仍旧可以动手盖新的，即使淌着血汗，我也要把它盖成！因为我得活啊！”
三
对这个人，对这个“用自由的眼睛从监狱的铁窗里望着世界，并且发现了世界上的伟大的目的性、和谐和美”的人，列·安德烈耶夫还对之搞了许许多多诱惑的把戏。
监狱里来了一个年轻的画家K，——我们的英雄，根据狱长的吩咐，要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画家在狱里被允许使用石版和石笔。画了一幅图，若要再画一幅，就得把原来的擦掉。
“您可想象不出，这是什么意思，”他诉说道：“我在描的时候，您知道，我完全忘记这是毫无目的的事情，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甚至都吹起口哨来了。可是一到把画画好，……不，甚至快画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样恐怖，真想把脑袋里的脑子挖出来，用脚踩……。画最后几笔的时候心里是这样痛苦，这样悲哀，这样绝望，就像同最亲爱的人诀别似的。”
这种想进行创作的苦恼把画家折磨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把囚房的一个角落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画，为了这，他用自己的血来画，并且小心地用衣服遮着，不让人们看出来。
《札记》的主人公为了消除画家精神上的不安，借此给他灌输铁栅栏哲学，他给画家奔走，争取到了画肖像——给狱长、狱长的太太、狱长的助手等等画肖像的权利。这手段几乎快把目的达到了，不料有一天画家却夺去了自己的生命，在永别的时刻他给《札记》的主人公留下了一句“空虚得骇人”的话：“我总算逃脱我们的监狱了”。
这个举动把他对于铁窗的目的性的信心动摇了一下。看来，还是有逃脱监狱的办法的？
在这个怀疑的影响下，他拿手巾打了死扣，套上了脖子。但是即使在这一瞬间，思索的习惯也没有离开他。“不过我上哪儿去呢？”他问自己。回答是：“我去死。而什么是死呢？”这回的答复是：“不知道”。
这一点就足够使理性的力量重新战胜犹豫不决的感情。“谁对您说，”他在心里对那躺着不再动弹的画家说，“我们的监狱在这儿到了头，您不会从一个监狱跌进另一个监狱去，您也未必能从那一个监狱里跑掉吧！不仅您所称为生命和实在的东西受着全能的规律的支配，就是您所称为空虚和死亡的东西也同样受着它的支配。”
我们的这位囚犯虽然坐在监狱里，但还是享受着举行座谈会的特权。来听他讲话的人并不少，主要是些妇女，他在她们面前大肆宣扬自己的哲学。“你们的灵魂是愚昧的，被不幸压得透不过气，被混乱弄得睁不开眼睛，被怀疑弄得萎靡不振，”他对听众说：“把它交给我吧，我指引它到光明、到秩序和理性那儿去。我知道真理！我了解和平！我发现了目的性的伟大原则！我渗透了铁栅栏这个神圣的公式！”他强制听众们向他忏悔、向他敞开自己心灵上的密室，人的秘密的灵魂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的面前了。“我看到，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可怕的混乱，怎样在那里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跟那热烈地追求和谐与秩序的努力进行搏斗，在永远的谎言和不朽的真理所进行的血战中，通过不可思议的途径，谎言怎样变成了真理，而真理又怎样成了谎言。”听众听了他的这些话都欢天喜地，高兴极了。虽然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在亲爱的听众面前，我与其说是一个打开铁栅栏的秘密的圣者，还不如说是一个为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正义的事业而受难的人。”他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社会和报刊一致对他欢呼。但是过了不久，他就相信这种欢呼只是那统治着世界的谎言的一种表现。一旦他想把铁栅栏是合乎目的性的原则付之实行，人们就用种种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理由回避他。“看来”，他在恢复自由以后不久对他们说，“建筑在所谓自由上面的，他们的整个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自己欺骗自己，是谎言。”
但是新的诱惑又落到了我们圣者的头上。原来是他的未婚妻，后来叛变了他嫁给别人，即他在牢里虽然忙于研究“秘密的毛病”，还是不断想到他的那个女人，又来到他的面前了。她成功地打破了铁栅栏哲学家的冷淡，使他“犯下了罪孽”。她甜言蜜语告诉他，她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丈夫，孩子对她都是格格不入的，她要到他这儿来，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等她回家去了，理性又在《札记》的主人公身上占了上风，为了把这种由于一时糊涂而受到破坏的目的性恢复过来，他连地址都没有留下就走了。那位太太不久也死了，报纸暗示说是自杀。“不过，我深深怀疑”，无动于衷的圣者写道，“这儿确实是自杀，我看不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这么说……。毫无疑问，这位太太肯定说，她不爱跟他生了半打孩子的丈夫，而爱我……是说了谎。”
所有这一切诱惑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失望终于完全使《札记》的主人公相信了铁栅栏这个救世的原则，因而目的性和理性的胜利只有在单独监禁的环境里才能实现。
既然不可能再进监狱，他买了一座小房子，在其中按照监狱的样式造了一间囚房，还雇了一个有经验的看守来监督自己，实行最严格的监狱制度，决定在这儿度过残生。
四
这个神圣的铁栅栏公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札记》的主人公是这样解说的：“所谓栅栏，就是一种公式，其中包含了统治世界的规律，这些规律能够克服混乱，把为人们所遗忘了的铁的、牢不可破的秩序恢复过来。”
人们忘掉了严格的合理的秩序，失去了世界是有目的性的感觉而跟真理分了手。他们的灵魂成了谎言同真理搏斗的场所。人的灵魂里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只是人们不知道，它们只有在理性给自己规定好秩序时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哦，要是你能够对人的灵魂看一眼，该多好啊！”《札记》的主人公说，“你在那儿将能发现多么丰富的温柔、爱情、虔诚的信仰的宝藏！”
这样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动人的任务：深入人的灵魂，从其中剜掉谎言，而使真理、目的性、理性取得胜利。“我正是要把他们那误入歧途的思想从迷信的泥淖里，从成见和毫无根据的信仰的深渊里救出来，让它站到严谨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上。”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谈真理吗？因为我憎恨谎言，我永远诅咒它！因为不可抗拒的命运使我作了不义的行为的牺牲品，作为一个牺牲者，作为一个把世界的大罪恶都放在自己身上，并且担负了世界的大苦大难的人，我想给人们指出一条道路。可怜的自私自利者，你只知道自己，只知道自己的不幸的艺术，而我是爱人们的。”
对于《札记》的主人公来说，“真理”就是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相符合的，当他看到画家K把狱长太太的肖像丢掉，重新在石板上画画的时候；当他看到画家的思想脱离了目的性这个支配着宇宙和监狱的逻辑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责无旁贷的事情——把画家的石板几下摔得粉碎。随着石板的被摔碎，画家的生命也被一起粉碎了。但是这跟这位理性和真理的预言家有什么相干呢，如果目的性这样可以得到胜利？
他的伦理也服从铁栅栏是合乎目的性的这个原则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他宣称，“他的思想是在严格的科学思维的规律中受到锻炼的，它不可能承认所谓世界的救世主的奇迹，也不能承认他是个神，虽然他被称为救世主是很公正的。”但是除了问题的这一面，基督的一生中有一点他不懂。“魔鬼在沙漠里诱惑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他后来所讲的那样加以拒绝，而是同意出卖自己，这件事您想过没有？没有拒绝，而是出卖了自己，您懂不懂？您不觉得《圣经》里的这个地方有疑问吗？”他问画家，而当画家惊惧地反问，“为什么？”的时候，他解释道：“为了人，我的孩子，为了人可以相信他。”因为他所发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规律表明，我们说了谎，反而能使人们接近真相，认清事实。《札记》的主人公只有懂得了这一修正后才能了解《圣经》里的这个地方。一般说来，《圣经》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他总觉得其中有着很多谜。当他重新把自己单独幽禁起来的时候，他只读《圣经》一本书，强迫它把真正的、奥妙的意思说出来。“但是这本书的抵抗力之强是惊人的，……字句保持着沉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坚硬的壳砸破，但是得到的只是荒诞不经和毫无疑问的虚伪。”
有一次，还在真的监狱里的时候，他坐在画家K给他画的肖像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的面前，强使自己的肖像同受难的耶稣进行交谈：
“我斥责他：耶稣！耶稣！为什么你的脸是这样纯洁，这样慈祥？你是从人类苦难的边缘走过来的，像走深渊的岸边一样，只有血污的浪涛的泡沫溅到你的身上——我是人，你难道也要我投身到黑暗的窟窿里去吗？你受难的像是伟大的，耶稣。但是它太可敬、太快乐了，其中没有一个很小的但是很有趣的特征：无目的的恐怖！”
对这篇讲演，他使十字架作了这样的答复：
“有谁能够知道耶稣心里的秘密？”
是的，耶稣心里的秘密，只用铁栅栏这个尺度是无法了解的。同样，手里拿着这个尺度而要了解《福音书》的意义，懂得“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目标，人类的灵魂是一团糟”，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铁栅栏的神圣公式的拥有者只懂得我们在文章开头引用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所说到的那些“死道理”。人类活的灵魂的“活”道理，在他是根本莫名其妙的。
这个“死道理”的宣扬者在人们中间是显得异常之怪的，正像一个死人在活人中间一样。对他的精神气质，只有一种东西可以符合——就是孤独。他把孤独当作理想，不是没有原因的。“要是人被剥夺了孤独生活的权利和义务，”他叫道，“那生活还成什么生活呢！”这个孤独的活死人使生活的一切“恶势力”：孤独、监狱、叛变和谎言都服从自己的意志，用昂贵的代价买得了平衡。“起初我觉得您非常怪，”画家K对他承认，“您的脸是多么庄严，可眼睛里……您没有杀过人吧？”当这位画家把他的肖像画好了之后，他认不出自己。“我的脸的下半部固然画得再像也没有，”他说，“在那里淡泊和恬静结合得非常和谐，但是毫无疑问，K先生把他自己的痛苦、甚至恐惧放进我的眼睛里了。目光定住不动，内心深处透露出疯狂的闪光，无限孤独的灵魂痛苦到了极点——这一切都不是我的。”
“难道这就是我？”小说的主人公笑着大声说，他顿了顿，“微微一笑，”问肖像的作者：
“哦，画家先生，照您看，我是不是个杀人的凶手？”
画家回答得好——他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回答的：
“是的，您是个凶手，因为您把您自己心中的人杀害了。”
五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我们又看到了安德烈耶夫的创作所独有的那些特点。跟往常一样，他为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思想所激动，企图对人生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解答。
他想表明，单纯的、同生活的混乱脱离了关系的思想必然要像在斜坡上那样滚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到这种地步：理智变成荒谬、逻辑变成疯狂。
他想表明，脱离了所由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抽象真理会变成谎言，从使人再生、把人解放的武器变成毁灭人的武器。
他想说，这种形而上学的目的性虽然把整个社会生活都囊括进去，可以为一切——甚至铁栅栏伦理和美学——辩护，但是最高的目的性只是绝顶的荒谬，只是最大的恶而已。
他想说，为了认识生活，引导它走上幸福的道路，必须了解那创造使人脱胎换骨的奇迹的活道理，而不是跟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死道理。
但是安德烈耶夫想说的，显然不仅仅是这一些。
我们不由得要想，在这篇描写一个渗透了铁栅栏公式的人的悲惨的小说后面，还隐藏着另一篇更悲惨得多的小说：这是一个脱离社会、思想上非常苦闷的孤独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世界在他看来成了牢狱。而对于宇宙他只有透过铁栅栏的空隙才能有所了解，当“一片混乱”的生活不愿意接受他那富于逻辑的公式，宁肯保持自己的谎言而不要他的“真理”的时候，他简直光起火来了。
安德烈耶夫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丧失了群众的天真无邪、陷在自己的那些富于逻辑的公式的铁栅栏里而不能自拔、有时濒于疯狂的不幸的人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意或者无意地——从这个知识分子身上撷取了很多东西，放到他那以监狱为家的人物的身上，则是可以断言的。
但是即使新的短篇小说里有着很多正确的论点和有趣的观察，但是作者仍像往常一样在其中加了不少匙的“柏油”。
一个崇信单纯的思想、抽象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真理的人，像安德烈耶夫笔下所描绘出来的人物那样，是根本不应该成为“长官老爷”的左右手、驯顺的奴仆的。他在科学、宗教、性关系方面的自由思想，——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不但不会跟这种角色联在一起，相反是和它针锋相对的。这种过分的“热心”只有把问题弄模糊了，同时损害了艺术的完整性。也许是作者想起了黑格尔和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吧，但是从历史方面说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绝对的理性主义在对人的灵魂的关系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相信逻辑公式和“死道理”的人，一定会觉得真实的人的灵魂是荒谬的，因为它“虚伪”得不合理。在人的身上，他只重视智慧、思维的能力，对于感情王国，他是像对待艺术一样，不屑一顾的。《札记》的主人公，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比起画家K来，更是个“空想家”。不错，这里以及在其他场合下都显得不够彻底，这表明了小说主人公的内心是有些动摇的。无怪他在结尾的地方自己意识到“我在这些没有目的的天真的札记里谎扯得太多了”。
但是安德烈耶夫想表明的，不仅仅是绝对理性的破灭，还有它的信徒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看到，这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为了解答这个铁栅栏公式吃了多少苦头。他花了极高的代价：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难怪，可怕的悲剧（这悲剧由于是隐秘的，因而显得更加可怕）使他的脸变成了吓人的鬼脸，而这里安德烈耶夫在这个角色身上放上了滑稽的成分，甚至更坏的，——漫画的成分，不能不是艺术上的大错误。
如果把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写成纯粹的悲剧，毫无疑问，《札记》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就会深刻得多。有些很精彩的地方，如跟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谈话，或者发了疯的聪明人同画家谈耶稣变节的那一场，都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紧接着却突然出现了巴结讨好上司，被请去喝了杯茶而高兴万分的场面，等等。悲剧被偷偷地换成了喜剧，疯子变成了神仙。
是的，这不是什么偶然。在安德烈耶夫的小说里，漫画时常闯到悲剧里来，把……悲剧，还有整个作品，都破坏了。《饥饿王》是最好的例子。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是想把理性——也可以说理性的激情——的表面胜利同那由于这一胜利而被阉割了生殖能力的灵魂的内在悲剧和谐地结合起来，但是这个综合任务并没有完成。可是这却是小说的轴。轴一抽掉，小说就散成一堆乱七八糟的插曲，像拆散了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札记》并没有给人留下——除了个别地方——直接的艺术印象的缘故。在这一刹那所造成的情绪，过了一会，不是被接着而来的不相协调的情绪所破坏，就是冲淡了。对于这篇新的小说，又得遗憾地重复那句老话：又是一只破花瓶。
（何长有 译）
注释：
[1] 密茨凯维奇的诗，大意如下：“你可看到同人民格格不入的死道理，你可在粉末中，在星星的每一次闪烁中看出宇宙，——你不知道活道理，你看不出奇迹。要有心，要看到心。”——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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