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沃罗夫斯基
纪念“激烈的维萨里昂”
沃罗夫斯基
（1908年5月27日）
〔说明〕本文是为纪念别林斯基逝世六十周年而作，第一次发表在1908年5月27日的《敖德萨评论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先进的俄国把它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之一——维·格·别林斯基——的瘦弱而又疲惫的躯体送入坟墓以来，到昨天已经六十年了。
好像是一位先知的手把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放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线上，使他如此鲜明地反映出了在成长着的“匿名的俄罗斯”的一切期望与希望，一切不幸与苦难。
农奴制的和乱七八糟的旧制度就要塌下来了，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只是由于它的卫道者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摇摇欲坠的建筑才算勉强维持住。一个“公民的”或者“有法制的”新俄国，资产阶级的俄国，已经走上前来代替农奴制的、极权而又凶暴的旧俄国，代替封建的俄国了。
但是，正如在旧的封建俄国的胚胎里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否定的因素——自由的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一样，在后者的怀抱里也开始产生出一个更年轻的俄国，这就是那个后来以民主主义和热爱人民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显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匿名的俄罗斯”。
好像正是为了把这个新兴的、还刚刚产生出来的阶层的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力量极其鲜明地显示出来，别林斯基才落到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小组似的。
在贵族中间是一个暴发户，在富人中间是一个穷鬼，在博学而有教养的人中间是一个自修出来的苦学生，他仿佛是以当时还没有人知道的群众——由于自己的“黑骨头”，由于自己毫无权利、在社会和政治上没有地位因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那些人们的代表和表达者的身份出现的。
这个“激烈的维萨里昂”跟他那些享有特权的朋友是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
所有这些娇生惯养、不虞匮乏的人在这个孱弱的、不漂亮和不干净的，经常在阔“朋友”身边饿着肚皮的人面前是显得多么稳健、多么自命不凡啊！
只要拿米·巴枯宁的莫名其妙的徘徊彷徨同这种对真理的不安的探索比较一下，只要拿赫尔岑在沙龙里闪耀的智慧的光芒同别林斯基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比较一下，只要拿屠格涅夫像贵族气派那样雍容华贵的语言同“激烈”分子烈火似的激动人心的语言比较一下，您就懂得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
格兰诺夫斯基是一位道地的学者，斯坦凯维奇、巴枯宁、屠格涅夫、赫尔岑都读过很多书，并且认真地研究过哲学，他们人人都精通许多种语言，所以，他们都能利用原著，而且，他们人人还都到过外国，亲自听过杰出的哲学家们的讲课。
别林斯基是自学出来的，他不懂其他的语言。他是根据朋友们的叙述，根据他们的谈论和他们的解释才接触到西欧思想的。可是，他那广博、灵敏的才智和好学不倦的精神却使他能够根据这些片断的东西理解到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学说（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学说）的实质，并且运用它们来寻求真理。他的那些满腹经纶的、杰出的和有才能的朋友们的学术著作转眼之间就被遗忘，可是从这个苦学生的著作里后来却有几代人受到了教育。
别林斯基的严谨和直爽的天性，使他不可能静观地，如同人们一般地所作的那样来考察哲学问题。对于他来说，思考就是生活；在他身上，这两个领域就像社会和个人不容易区分开来一样。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对哲学真理的不断的探索。
别林斯基所接触的第一个体系就是费希特的体系。这同别林斯基一生中的英雄主义时期是符合的。当时，他醉心于Sturm und Draug[1]时期席勒的早期戏剧作品，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体系的种子就在这块非常松软的精神土壤上播下了。在那时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承认理想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和实在的世界，而把现实本身贬低成虚幻的假象这样的事看起来更自然呢？别林斯基贪婪地抓住了这个学说，使出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并且开始运用它来评价整个生活。
可是，他坚持这种观点的时间并不长。诚然，这种观点是非常符合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情绪，即他称之为“抽象的英雄主义”的。但是，这种情绪本身是过渡性的、暂时的，对于别林斯基的性格并没有代表意义。
别林斯基跟那追随他的一代人一样，是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他是那片曾经产生出那么多真实的苦难的黑土的儿子。任何一种体系都不能长时间地使他相信这种苦难是虚幻的假象。而别林斯基的英雄主义——他身上确实是有很多英雄的东西的——并不是抽象的思想家的英雄主义，而是战士的英雄主义，是本质上并不“抽象的”、政治的英雄主义。
所以，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当别林斯基一接触到使他回到现实里来的另一种体系时，他就一下抛开了费希特，而用双手去掌握这个新的发现了。
这个发现就是黑格尔的体系，他也是通过他的朋友才接触到这个体系的。
黑格尔哲学以其宏伟的规模和无所不包的内容使别林斯基惊讶不已。承认现实就是实在，指出它的发展的规律性、它的“合理性”，给现有的和应有的之间、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的命定的矛盾架起一座桥来，——这也就是说，别林斯基的探索的心灵所渴望的东西都得到了。
但是，黑格尔哲学并不光是打开了别林斯基的眼界，它起初还以自己的重量使别林斯基受到了压迫。黑格尔不仅仅提供了研究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他还附带加上了他的绝对真理的学说，这学说却限制了、破坏了辩证思想的规模。由于这个学说，黑格尔自己也落到与现实相妥协，及宣称普鲁士的国体就是理想的这种地步。别林斯基也发生了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一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就承认现实是合理的，但他不是从辩证的意义上，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肯定现存的东西的。作为他思想发展的这个时期的标志的，就是他那些关于论述鲍罗金诺和闵采尔的著名文章。
别林斯基一生中的这个发展阶段就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直接否定。他从承认现实是虚幻的走到承认现实是合理的，符合于绝对目的的。但是，这种世界观在别林斯基那不倦的、永远都在探索真理的思想里是不能巩固的。当时的俄国现实对于真理和合理性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呢？
别林斯基很快就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个停滞的方面。他同“叶戈尔·费多罗维奇的哲学帽子”[2]分手，仅仅保留了黑格尔体系中健康的和进步的内核，即辩证的思维。这思维就把他带到了——其实也就是这个好学不倦的平民知识分子必然要走到那儿去的地方，就是走到醉心于法国的社会主义。
别林斯基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斗争，才给自己赢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使自己成为像杜勃罗留波夫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一些人的导师。他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部历程，最后，才找到了自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把别林斯基的名字与格兰诺夫斯基、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要是有过这种联系的话，那也纯粹是一种外部的联系。把别林斯基同他的小组联合在一起的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更确切一些说，是共同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许他们这些人突出地把自己的世界观及其中的分歧表现出来。
但是，在精神上、在思维上、在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上，他们这些人和别林斯基之间却都横亘着一道鸿沟。他们是最后的一批贵族，从文化传统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来说，而他却是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那些人的心理都是从舒服的庄园上带来的，在那里，欧洲式的教育是靠野蛮残酷的农奴制滋养起来的；而他的心理却是在大街上，在跟他同样的平民知识分子中间，在成天为面包操心和意识到自己毫无权利的情况中形成的。他们那些人是基于自己的特权地位向腐朽的国家制度提出抗议，希望自己参与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他是背着千百年奴役的十字架，渴望摆脱桎梏以及自由地呼吸的。
同时代的人和那些自由主义的后代都没有看到，或者都不愿意看到，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的内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对于这个差别，他们这些人看得远不如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平民知识分子一代的平凡群众那样深远，这一代人是读别林斯基的著作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从他的著作里感到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和令人感到亲切的东西。所以，在他去世后二十年，在别林斯基小组的那些自由主义的贵族和他的直接的精神上的继承人之间的分歧，就变得更为显著了。
这时，原来四十年代的人们的很多愿望已经实现了。农奴制垮了台，改革正在进行。对于二月十九日的法令，赫尔岑兴高采烈地这样写道：“你已经胜利了，加利利人”[3]，可是，对于这同一个法令，《现代人》[4]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却忧郁地摇着头。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编辑部的那次著名的决裂，赫尔岑同“年轻人”的那次更具代表性的决裂，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赴伦敦协商失败，——这一切都意味着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与不讲原则性的老爷们的决裂，也就是别林斯基同他“小组”的决裂。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那班不讲原则性的幻想家只活到他们所热切地期望的那场改革就完蛋了。在这之后，全部的社会内容就从他们中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平民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是从这个时期起才开始走上社会舞台的。
别林斯基没有活到他所培养的那些战士冲锋陷阵的时刻。他也没有活到同他自己的那些朋友决裂的时刻，但是，这种表面的一致不应该使深思熟虑的读者在别林斯基这样的社会典型上受到蒙蔽。他是第一个杰出的平民知识分子。他是这整个巨大运动的精神上的父亲——这运动经过巴扎罗夫式的个人主义，努力追求相应的群众，历尽千辛万苦，到了现代，才终于在思想家的和劳动者无产者身上找到了它所期待的群众。
（程代熙 译）
注释：
[1] 德文：狂飙与突进。这指的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德国的一股社会的、文学的潮流，它反对封建贵族制度。
[2] 语出别林斯基1841年3月1日致鲍特金信，别林斯基把黑格尔叫做“叶戈尔·费多罗维奇”。
[3] 赫尔岑的“你已经胜利了，加利利人”（按，加利利系地名，在巴勒斯坦北部）这句话并不是指“2月19日法令”而言，它针对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前的不久，即在1858年2月，赫尔岑由于沙皇颁给了纳兹莫夫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1857年11月20日颁发的），以及沙皇政府初期所策划的一些改革活动，从而产生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幻想。但是在从俄国传来的一些消息的影响下，赫尔岑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58年9月，曾这样写道：“我们向俄国认错，那还是尼古拉的时代，不过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而已。”他在《钟声》杂志上曾把1861年2月19日的宣言说成是“新的农奴法”，说“沙皇欺骗了人民”。
[4] 《现代人》（1836-1866），是一个科学、政治、文学月刊，是普希金创办的，在彼得堡出版。从1847年起，它由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经营出版。在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主持这个杂志的刊务，把它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1866年，在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案之后，它就被沙皇政府查封了
感谢 施帕德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