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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派的“资产阶级性”
沃罗夫斯基
（1908年5月10-11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8年5月10-11日的《敖德萨评论报》上。
一
在最近几年中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的浪涛一平静下来，社会的注意就被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所吸引住。文学和文学批评走上了舞台。
但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和独特的批评。它们带着一种鲜明的痕迹，表明支离破碎的神经系统虽然疲乏得很，还是在竭力追求强烈的惊心动魄的印象，即使不能盖过不久前尚未磨灭的那些印象，至少也得和它们媲美。
这种文学把个性提到了第一位，同社会对立起来。它提出个人的幸福同大众的幸福相对立，提出肉的享受同思想性相对立，提出性的渴望同思想的要求相对立。
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流派，它把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高尔基从艺术市场上挤了出去，目前在文学中还占着统治的地位。用作家迎合读者的办法，一个完整的流派迅速地，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形成了，它把研究和描写性的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任务，在这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作品还是猥亵的东西，那就要看他下的工夫如何。同这种文学相辅而行的，还有同样独特的“现代的”批评。
但最有意思的是，在极口赞美自然的和反常的性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先生把自己封成革新者、为未来奋斗的战士，“自由”的先锋、“革命者”。不是吗，他们“摧毁了”旧的成见、陈腐的概念、自由生活的桎梏！他们用诗和散文歌颂各种各样畸形东西的魅力，“解放”了人类去过新式的生活，还有主要的，去闹新式的恋爱。
这种乱七八糟的庸俗透顶的东西竟然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种文学盘据在社会舞台的中心，而“友好的”批评，特别如“星期一报纸”[1]之类的评论给它广为宣传，甚至大型的杂志也推波助澜，因此在它们那儿，特殊的文学，接着还有批评，就渐渐地获得了巩固的地盘。臭气相投和相互吹捧的连环保证了它们的和平生存。
但是出现了一些人，他们竟然胆敢来打破它的平静。有一本以《文学的瓦解》[2]为名的批评论文集出版了。这儿一群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场上的人对我们近来的文学，对它的时而倾向色情、时而倾向神秘、又时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些不速之客的批评家闯进文学的自我陶醉者们的和平的田园生活里来，自然引起了愤怒的爆发。“星期一报纸”的彼得·比尔斯基[3]嘴角喷着唾沫，向《瓦解》的作者们扑过去，他在这个集子里受到了恰如其分的、但决不是宽厚的评价。[4]一些“美学理论家”的突然出现真使这位把“批评家”的角色干得满不错的先生大光其火，因为他们竟敢在那按照“维也纳”饭店[5]的规矩只有比尔斯基和那位维埃普普斯基先生[6]才有资格说话的地方也发表了意见。
“得了吧，”《自由思想报》的批评家叫道，“看到这些茁壮的幼苗，自封的（这真是最可怕的！——作者注）神父们等不及香炉做好就拿来点起了安息香……为了看不见的虚假的空话天空中那只模糊的文学鹤，人们要夺走我们目前引为自豪的唯一的珍贵的东西，唯一革命的东西，即俄国文学，连同它的心的骚动、它的灵魂、它的智慧的火焰和它的愤怒。”[7]
如果从这一段话中删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字眼，那就只剩下这一点，即：阿尔志跋绥夫们、库兹明们、索罗古勃们的最近的文学是“唯一革命的”。这我们记住了。
但是对《瓦解》的作者们恼怒的不仅仅是比尔斯基们，除了他们之外，《俄罗斯新闻报》[8]的N先生[9]也对他们生气了。最使N先生生气的是这种最近的文学和批评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市侩的”东西。把这两种恼怒，比尔斯基先生的和N先生的联起来看，我们可以说，《文学的瓦解》的主要缺点，照生气的人们的意思看，就在于：它把俄国文学中最新的流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其实呢，它不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是“革命的”东西。因为“革命”在比尔斯基们的嘴里只是一张漂亮的商标，我们还是用“进步”这个更平静、更恰当的字眼来代替它。只要这种文学“真是”进步的话，那就太好了。
二
据说，最近的俄国文学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
为了了解这个论点，必须先对“资产阶级的”这个术语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我们这儿，还从很久以前的民粹派时代起，对这个词的解释就很不正确——人们拿人民或农民来和资产阶级对立。现在人们喜欢拿知识分子、现代派、颓废派等等来和他们对立，其根据显然是因为前者把资产阶级骂得很凶。但是要知道公事房里的小官吏也是骂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难道说，他也是“否定”和“破坏”官僚制度的？
资产阶级制度，从而资产阶级心理，是代表一定的社会范畴的。它们是人们在求生的斗争中一定的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得如此的清晰、明确，这里要用模糊的观念和字句把它长久地掩盖起来是很难做到的。要保存资产阶级秩序的思想（虽然它也竭力想加以改革），同努力从根本上来动摇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就是既在政治上、也在学术上和艺术创作上冲突着的两种力量。
文学上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流派归附于这两种力量中的哪一种，要判断这一点，必须根据这个流派的真正的内容、情绪和倾向，而不是根据形形色色的比尔斯基先生们的冠冕堂皇的字句。
只要把最近的俄国文学的那些作品粗略地翻一下就足以看出，这种文学根本是在我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概念和渴望的狭窄的圈子里打转的。在最近的文学中您接触到的不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贵族，也不是奥斯特罗夫斯基、鲍鲍雷金或者纳依杰诺夫的商人和市侩，更不是高尔基的流浪汉和工人，甚至也不是乌斯宾斯基和波塔平柯的小市民。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地的雇佣知识分子：律师、军官、官吏、文学家以及他们的那些大学生娃娃。
这一点是极有特征意味的。我们的社会发展近四十年来造成了一大批这种改变了阶级成分的知识分子。
出身小资产阶级（平民），受到了中等或者高等教育，从而实际上同哺育自己的环境脱离了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从其物质状况来说，他们还是跟那个小资产阶级一样，从其发展来说，他们却是高高地站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文化的水平上了。
这个矛盾产生了他们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贪婪地想享受全部现代（也就是说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憎恨、鄙视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蠢如鹿豕，然而却据有文明的全部果实。
最新式[10]的知识分子是仇视不劳而获和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的；在这种仇视中他们乐意地向无产阶级挤眉弄眼，并用无产阶级来吓唬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同这个无产阶级的志向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相信这些志向，不但如此，他们在本质上（虽然并不总是自觉地）是跟这些志向相敌对的。他们的“心愿”并不是要把资产阶级世界摧毁，而是把它争取过来，给自己在其中安置一个舒服的角落。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并且将和这个制度一起灭亡。
尽管他们肆无忌惮地鄙视“资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大资产阶级），但是，自卫的本能迫使他们适应这个世界，并且设法在其中过得更舒服些。
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外生活也在最近的文学中反映了出来。随便拿这个流派的一部作品来看，包括其中最大的一部《萨宁》，即使努力去找它里面的积极的内容，您就会看到，它也是不会超过“感情解放”，而且唯一地是性的感情的解放的说教的。
把这种感情从所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从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男女关系上乱“搞”一起——这就是最近的文学的全部“精髓”所在。
也许这是很进步的，但是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也是完全符合的。不仅仅萨宁的那些不可胜数的“私通”，还有索罗古勃的乱伦，库兹明的同性爱，以及其他许多还没有被我们的聪明人想出来的东西——这一切很久以来就被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付诸实践了，这一切不仅仅同资产阶级性不矛盾，并且必然地是那随着不劳而获而来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脆弱、敏感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
不，现代派先生们，你们最近的文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产物，是它所产生的、也是它为了自我慰藉所需要的腐烂了的果实。
三
不过，可以是资产阶级的，同时又是进步的。
历史上，资产阶级不仅仅有力地推动过社会向前发展，而且以强烈的激情无情地摧毁了腐朽的旧制度。
是的，我们的文学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那所谓“古典”文学，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虽然我们的艺术家大多数是贵族出身，但是使农奴制度健全化的愿望却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秩序和人物提到了他们的想象面前。由于这一愿望，这种文学就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它标志了社会自觉的发展中毫无疑问的前进的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最近的文学在这方面作了些什么贡献？它的进步性，用比尔斯基先生的话来说，甚至是“革命性”，表现在哪里？
“进步性”、“革命性”，在文学中可能有两重意义。它可以指反对文学中的落后、陈辞滥调，官样文章。例如，浪漫主义者就反对过虚假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者也对浪漫主义者作过斗争，每一种新的流派都向统治的流派进行斗争，保卫自己的生存权。
但是在我们这儿的俄国根本谈不上这种进步性，更不用说革命性了。在普希金之后，我国一个“流派”也没有出现过。我国的文学一直是现实主义的，它一直有着内在的发展自由，而它的读者的耐心之好和方面之广，也总是惊人的。这样好心的读者，是很少国家有的。只要是一个稍微真挚的、有才气的字眼，他就贪婪地把它抓住。您在他的书架上既可以找到强有力的自发的列夫·托尔斯泰，还找得到像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矫揉造作的巴尔蒙特，不妥协的社会革命者萨尔蒂科夫，唯美诗人布留索夫、病态的悲观主义者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热烈的乐观主义者高尔基。
不，我们最近的文学不需要——也许这是值得遗憾的——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但是文学的进步性也可以从我们历来所了解的那个意义上，即从反对社会落后、保守、停滞的意义上来了解。从这一观点看，最近的文学是不是进步的呢？
谁都知道，这种文学是对以前的那个时期的反动。当然，反动只要是同反面的现象相对抗，也可以成为向前跃进的一大步。但是反对进步现象的反动在任何情形下就决不可能是进步的。
而前一个时期的文学恰恰是进步的。它是进步的，不仅仅从作者的个人愿望来看是如此（有时候它也违反作者的愿望），而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情绪，而这些要求和情绪也都是进步的。
社会的要求从那时以来并没有改变，也并没有必要改变。但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却变得大不相同。
这情绪同社会的要求分道扬镳。而那大吹大擂地走上来占据了社会的前台的文学，就是这一部分感到了“失望”和“疲乏”的知识分子的表达者。因此，从产生的根源来说，它是对进步的事实的一种反动，就是说，是一种反动的事实。
现在来看看它的内容。它贯串着一个口号：脱离社会活动，脱离政治，抛弃教条、纲领和各式各样的“桎梏”而走向个人的生活，走向肉体的胜利，走向自由，打倒任何道德，甚至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口号并没有超出最基本的生理上的机能。要知道，人的私生活并不限于这些机能，他还有思想的机能，还有审美（并且不仅仅是对女人的肉体）的能力，还有创造的禀赋。但是这一切，时髦的作家们却闭口不谈。他们只知道一种自由，只号召要一种自由，就是在性的关系上不受当前生活的习俗所约束。对那僵硬的、落后的、退化成了完全虚伪的东西的道德进行斗争，这无疑地是重要的事情，也是需要的事情。但是只有为了一种新道德的某些新的关系的胜利才可以进行这样的斗争。因为道德是对那些越出了法的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社会调节。要是没有这样的道德（它当然可以是很广泛的和自由的），正常的关系就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只有横蛮霸道者的权力才能解决问题。
阿尔志跋绥夫先生在他的《萨宁》里就宣传了这种不道德，承认了横蛮霸道者的权力。但是这种说教并不是进步，理由还是同原来的一样，就是这种不道德连同强暴力量的胜利构成了“旧制度”的实际内容。这个制度的道德，在过去某一个时期曾经是有益的，起着抑制的作用，现在却风化掉而变成陈腐的教条。实际上占着统治地位的是横蛮霸道者的不道德。当萨宁把这种不道德当成生活的金科玉律的时候，他只是愚蠢地把那些老强盗在生活中奉行的信条重复一遍吧了——而他做得很愚蠢，就因为老强盗还有些小聪明，虽然干着不道德的勾当，还是高高地给别人举起了自己的那面破烂的道德旗帜。
最近的文学只是像乳臭未干的小子一样天真地把老牌强盗的信条泄露出来而已。文学上的反动派只会拾掇一些社会反动派的唾余而重复他们的思想。
而比尔斯基之流的先生们还把这当成“唯一革命的东西”哩！是的，他们是对的，这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是“革命”的：这是反革命。
四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在任何社会反动时期，——这种社会反动一般都由文学上的反动伴随着，八十年代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新起的流派总是指谪前一个时期的流派“有倾向性”。结果就成这样，如果艺术作品中透露出了某种社会思想，文学就是有倾向性。如果它没有任何社会兴趣和社会思想，那它就没有倾向性，就是说是纯艺术的。
大概不需要说这种划分是荒谬的了吧。屠格涅夫是公认的大艺术家，同时他的倾向性是很强的。在我国文学中，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有倾向性的作家未必再找得出来了吧。可是列夫·托尔斯泰呢？倾向性不在于小说，而在于作家本身。一个作家只要心里对社会问题有一丁点儿的兴趣，他就有了倾向性。如果用文学的形式来传播思想和纲领，像奥姆列夫斯基、莫尔陀夫采夫等所做的那样，那是另一回事。这儿的问题已经干脆不属于文学。
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把生活——现实的或者想象的生活的一个片断表现出来，而他的自“我”，作为创作的基础，把整个作品涂上一种主观的色彩，这色彩就表明了作者的“倾向”。这倾向在一个作者那里是社会的，而在另一个作者那里可以是反社会的。它在一个作者那里是进步的，而在另一个作者那里又可能是反动的。但是只要作品确实是深厚的艺术情感的产物，只要它是创造出来，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那末这倾向就会像一种隐秘的、非物质的力量那样起着作用。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艺术家，即使才能极高的，也往往醉心于他们所服膺的倾向，而急于宣扬自己所制造的新的思想，结果就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生硬的形象——由于思想上匆忙草率而产生的不自然的非艺术的东西。那时候，倾向——态度粗暴的、大吹大擂的、纠缠不休的倾向就喧宾夺主，人们只能看到它背后透露出来的一些真正才华的闪光。
遗憾的是，这种非艺术的倾向性是我们很大一部分最近的文学所固有的。这种文学把前一个时期的社会倾向弃如敝屣，但它并没有得到艺术创作的安宁，虽然躺在反社会倾向的怀抱里。它刺刺不休地开始宣传自己的这个倾向，使形象、典型和情节都为宣传的目的服务。索罗古勃天真地承认自己在制造神话，因为他是诗人，这句话对于这整个流派都可以适用。这个流派光是制造神话，不是表现实际的生活，而那些神话又是非常恶毒的、有害的。因为作为它的情绪的基础的是一种恶劣的倾向：就是要打倒并且消灭过去不久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志向。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最近的文学是整个儿浸透了最坏的一种倾向性——反社会的，同时又是非艺术的倾向性。
如果未来的文学史家要把我们这时代的时髦的文学和批评描写一番，那他一定要说明，这朵畸形的花是在社会反动的土壤上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培植起来的，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失望，就不假思索地沉溺到个人的，更正确些说，官能的享受里，但是，对于自己先前入迷过的东西依旧保持着魅力却又不能释然于怀。
（何长有 译）
注释：
[1] 《星期一报纸》，是一种每逢星期一出版的迎合资产阶级小市民趣味的报纸，一般日报在星期一是不出版的。沃罗夫斯基曾在一篇杂文《在哈哈镜里》（1908年9月28日）评论过这种报纸。
[2] 《文学的瓦解》是一本文艺评论集，其中收有不同内容和倾向的文章。这个文集的第一、第二辑于1908至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第一集出版于1908年1月，其中收有高尔基的《论犬儒主义》和卢那察尔斯基评安德烈耶夫中篇小说《黑暗》的文章。
[3] “星期一报纸”即下文所说的《自由思想报》，颓废派评论家彼得·比尔斯基是它的撰稿人。
[4] 参见斯·伊凡诺维奇的《现代派的报纸》（载《文学的瓦解》，第一辑，圣彼得堡，1908年）一文，其中说彼得·比尔斯基是“踩着革命高跷”的典型的黄色小报的代表人物。
[5] 指当时颓废派文学家经常聚会的一个地方。
[6] 维埃普普斯基是阿姆菲齐雅特罗夫一篇讽刺杂文《文学家维埃普普斯基的功名》中的人物（参见阿姆菲齐雅特罗夫的《逆流》一书，1908年）。
[7] 引自比尔斯基《瞎子跳的卡德里尔舞》，载《自由思想报》，1908年4月21日。
[8] 《俄罗斯新闻报》（1863-1918），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些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活动家办的一张日报，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05年起，完全成了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十月革命后连同其他一些反革命报纸一并被封闭。
[9] 指伊格纳托夫，这里指的是他的《文学的回声》，发表在1908年4月23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这是一篇攻击高尔基的《论犬儒主义》和沃罗夫斯基的《战后之夜》的文章。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的《前言》里提到了伊格纳托夫的这篇杂文。他一方面嘲笑这个立宪民主党的评论家，另一方面又利用围绕这个集子的争论，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斗争。
[10] 这儿说的只限于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政治危机之后形成的最新的知识分子。——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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