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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
沃罗夫斯基
（1908年3月23日）
〔说明〕本文初次发表在1908年3月23日《敖德萨评论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一
前不久，彼·鲍鲍雷金先生在《俄罗斯言论报》上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兴趣而又非常引人注目的父与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更准确些说，作者提出的是“子”对“父”的态度问题。[1]鲍鲍雷金先生也只是从这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的。
“当前在辽阔的俄国大地上悲剧层出不穷”，这就是对待父母的那种可怕的、难堪的、不能容忍的态度。一种无以复加的轻蔑和目无尊长的态度。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对待我们？”有一个做父亲的在给鲍鲍雷金的信里这样问道。“莫非我们是俄国生活中先前有过的那班不学无术，胡作非为和家庭里的暴君？我们过去亲身经历过的那一切，即我们现在身上的那些比较好的东西，将跟我们一起寿终正寝。我们是抱着尊重孩子的童稚心灵和对他们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教育孩子的。而我们从他们身上又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光光是跟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道德观念，而且同我们简直是两码事，就好像我们不是当父亲的，而是什么叫人讨厌的女仆，或者是年老昏瞆的寄食者！”
鲍鲍雷金先生说：“孩子们用粗鲁无礼和凌辱的言行来报答对他们的爱、关怀和竭尽所能的帮助。司空见惯的对待父母的态度，不是怨气冲天的不满，就是恶言恶语的幸灾乐祸。只要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在一起，家庭里就充满着一股说不出名堂来的‘酸味儿’。
“而且，——作者继续说道，——无论在哪里，在京城、在外省、在地主庄园、在偏僻的小城镇，如今做父母的为了教育子女而弄得倾家荡产。一般的政府官员，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都绞尽脑汁把全家三分之二的开销用来‘送’子女上中学，之后，又竭尽一切来支持他们上大学、进高等专门学校和女子专修学堂。
“可是，如果父亲叫女儿洗一下杯子，倒一杯加奶的茶给他，那他得到的回报不是极端的无礼，就是根本不予理睬。”
鲍鲍雷金先生发现，我们在这方面打破了全欧记录。虽然在法国那班娇生惯养的孩子身上还有这种令人难堪的习气，但是也还没有诸如此类的流行病：家庭不和、冷如冰炭、格格不入以及根本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父母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而且为他们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鲍鲍雷金先生的杂文在同一家《俄罗斯言论报》上招来了尼基达·K先生的反驳[2]。
他承认上述情况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和这种可悲的景象，但他不满足单纯地证实这种事实以及发一些无谓的牢骚，而是要竭力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
“非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他说道，“分析一下父与子之间日益隔阂的原因。父亲们所不满的那种粗声粗气的调门和蛮不讲理的行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本身就是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原因的所在，你说是不是？”
对于这个问题，他坚决地回答说：“是作父亲的自己造成的。”
“您所抱怨的这一切，‘父亲’大人，”他说道，“是不教之果。不教育孩子的后果就是：你不是在教育他们，而只是训练他们：‘行礼时要鞋跟碰鞋跟’，‘规规矩矩地坐好’，‘不要挖鼻孔’等等，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
“尊敬的父母大人，教育孩子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孩子一旦同我们格格不入，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何况该怨谁呢？
“不管怎样不要抱怨孩子，要怨自己把孩子养成了这样的人。要知道不是孩子养育、教育你们，而是你们养育、教育孩子。也不是别人把孩子交给你们寄养。
“你们是在自己家里把孩子生出来的，他们也是在你们跟前长大的，所以，他们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是你们自作自受。”
二
无可怀疑，尼基达·K先生说的是对的。不过，他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只有一半是真理。
他针对教育及其后果，也就是关于教养所发的全部议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鲍鲍雷金先生来的，但他的那全部议论都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鲍鲍雷金先生，还是K先生，其实不过是关于“行为举止”，以及狭义的、纯粹形式上的彬彬有礼的问题。
然而，“行为举止”、教养只不过是那种内在不和及那种精神上脱节的外部表现而已，这些还不能使作“父亲”的进入到“孩子们”心灵的最深处，反而激起“孩子们”的粗暴无礼和其他种种反抗的表现。
在我看来，即使最认真和最尽心的教育也不可能防止出现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我并不来争论——有效的教育也许能够消除这类盛气凌人、粗鲁不堪和毫无益处的外表上的隔阂形式。但是这样的教育决不可能使这种隔阂本身销声匿迹，因为隔阂的根子要深得多。
如果你们认真地研究一下我们舆论界的发展情况，你们就会发见，在圣西门称之为社会生活的“批判”时刻，在我们这里时而提出“父”与“子”的问题，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大凡社会舆论的某种形式已显得陈旧，产生出某种新的东西时，这种新东西的代表往往就是“子”。当然，并非说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新东西的合乎情理的代表，他们也常常给正常的进步带来一些谬误的、毫无用处的杂质。诚然，并非凡是“新”的东西都是进步。有的是反动的新东西。比方，八十年代个人名利主义者这类“新东西”，比起已经过时的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退步。现代的索洛古勃们、阿尔志跋绥夫[3]们以及他们的那批男男女女的“萨宁主义者”的追随者这类新东西，也是反动的。
这一些都是无可争论的。但现在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父”与“子”之间隔阂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教育，而在于社会关系本身。
这里就有“父”与“子”所代表的两种原则的冲突。做“父亲”的，即使是最开明、最有教养、最有涵养的人，其所起的往往也是保守原则的代表的作用。
他们是已经确立起来的——即使只就他们的世界观来说——观点、概念和习惯的捍卫者。正是这些东西，他们认为是珍贵的，他们不仅把这些观点和习惯在生活中加以实行，而且还竭力把这些灌输给他们的孩子。
但是“孩子”，由于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却稍稍跑到前边去了。
就像从墙上弹回去的皮球一样，从“父亲们”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心理上反弹回去的新东西（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我们都不将其包括在内），却轻而易举地一下就进入了“孩子们”的心灵。青年人的心灵早就开始去理解他们父母的心灵所不能理解的那些东西。正是这种区别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冲突。于是，在无疑缺乏教育、不懂待人接物的情况下，这种疏远就变成敌对的反感、家庭战争。
但是怎么办呢？如何来克服显然是基于人的心理本质上的这种矛盾呢？
限于报纸上杂文的篇幅，不可能解决范围如此广泛的这类大问题。但是为了指出我所描绘的前景，我就来讲讲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此人已经不年轻了。这说的就是怎样教育他的事情。这样做较之我在文章开头引用鲍鲍雷金先生的那几封私人来信，是容易得到谅解的。
三
上面说的那个朋友，——我们就叫他B吧，——跟我们说的大多数人一样，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唯一离“谱”的地方只是，他没有父亲，只有一个母亲。
他的母亲是一个对儿子爱得发狂的知识分子，然而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等妇女。她只有一点跟其他那些做母亲和父亲的不同，但这一点却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就是：她的心理一点也不僵化，决不是停滞不前，也不是毫无温柔之心。
出于这种一片的温柔之心，B先生的母亲不仅像鲍鲍雷金和尼基达·K两位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教育她的儿子，而且她自己同他一块接受教育。她的教育不是只限于把她所掌握的概念、观念、信仰传授给儿子；相反，她经常对自己的学识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还经常去探索她儿子和她自己求得进一步发展的天地。
她本人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她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幻想用这样的方法使她的儿子将来能家缠万贯，福泰平安和远近驰名。这是所有当母亲的，特别是那些还不得不在生活的匮乏中挣扎的母亲们的一种合符规律的想象。
可是一旦她发觉儿子的兴趣、志向和爱好完全不同时，她就毫不迟疑地跟着儿子走，而且一直到死她始终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和没有一点二心的朋友和同志。
这种“教育”使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它使她完全打破了她自己的旧“我”，而且遭到很多道义上和身心上的痛苦。因为她的儿子尝到了孤寂和未来人生旅程的美妙滋味。而她也就始终地跟随着他。
您也许认为，她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去改变自己生活的航道。完全不是这样！她虽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无限忠实于美好的未来和青年的良好的本能也拯救了她，她完全相信青年人的良好的本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迷恋，甚至谬误而给理想找到一块坚如磐石的基础。
“但是，请您说一说，”我问我的这个朋友，“请您老实说，现在，在您已经是个四十岁的人的时候，而依然还是一个没有‘一定住所和职业’的流浪汉，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候，怀疑过您所受的教育的正确性呢？”
“请相信，没有怀疑过，”他毫无拘束而且真诚地回答说。“在我的全部回忆中，对我受的教育和对教育我的母亲的回忆，是最美好和最亲切的回忆。对于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失望，也从未对这一点感到过遗憾。”
您是否认为我朋友的这个例子能引起一番认真的思考呢？
可见，这不是已然说明，“父”与“子”的悲剧的真正根源并不在这里，甚至就是最好的“父亲”也只不过是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好的东西传给“孩子”，而“孩子”却千方百计要去寻求新的、珍贵的东西吗？这不是说，产生这类严重隔阂的原因并不在于“父亲”竭力要启迪“孩子”，而他们自己倒反而失掉了使自己得到发展的神圣的能力吗？
做父亲的，你们还是在心里好好想一想吧！
（程代熙 译）
注释：
[1] 鲍鲍雷金的《父亲们的抱怨》一文，发表在1908年2月23日莫斯科自由资产阶级的《俄罗斯言论报》上，这篇文章是回答读者对他的短篇小说《柠檬茶》（发表在1908年2月27日《俄罗斯言论报》）的反应。
[2] 指发表在1908年2月27日《俄罗斯言论报》上的尼基达·K的《父亲们的抱怨》一文。
[3]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颓废主义作家，著有《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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