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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之夜
沃罗夫斯基
（1908年）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1908年的《时代思潮》文集上，署名：奥尔洛夫斯基。《时代思潮》是针对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崩溃而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文集，上面刊有弗·伊·列宁的文章《工会的中立》。这个文集是在1908年彼得堡出版的，但很快就被查禁。《战后之夜》一文成了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家们攻击沃罗夫斯基的口实。在《俄国思想》（1908年第6期）上反对沃罗夫斯基的有伊兹哥也夫，在孟什维克的《现代世界》（1908年第5期）上的有克拉尼赫费尔德，在《教育》（1908年第5期）上的有取消派的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后者规劝沃罗夫斯基不要对颓废派作“不公正的、偏激的”论断，并要他“更为审慎地对待他对列·安德烈耶夫的评价”。
一
每当夜幕笼罩了战场，分开了战斗的双方，——临到计算一天的战果，检点损失和收获的时候；失败的一方，正急忙在夜色的掩蔽下撤退，而胜利的一方，为了不冒在黑暗中追击的危险，正沉醉在胜利和欢乐中；战场上只剩下了尸体和伤员，——这时，兵匪的幢幢黑影，就开始在尸体和伤员中间出现了，他们在一个个的口袋里搜寻着，摘去手上的戒指，取下胸前的圣像，因为战后之夜是属于兵匪的。
昨天，他们还躲在壕沟里，逃避作战的危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昨天还站在如今被打败的部队的行列里（更多的是挂名），但夜色使他们胆大起来，于是他们就急不暇待地去剥光那些昨天喊“冲锋”把嗓子都喊哑了的人们的衣甲和财宝了。因为兵匪就是兵匪，——他们的事情是：在打胜仗的时候，比别人格外欢腾，而在吃败仗的时候，就搜光那些倒下的同伴的口袋。
在俄国革命中扮演这种兵匪角色的，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中小资产阶级，不管是自由派还是激进派，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是政治界的还是文学界的，因为说到究竟，他们并没有多大区别。
当胜利刚一开始显著地倒向“秩序”，也就是倒向反动派的一方时，司徒卢威先生就一下跳出了“统一的解放大军”的行列，而打起他那“通过罢工破坏国民经济”[1]的著名旗号来了。至于这种罢工也者，则正是立宪民主党的那班先生们的进身阶。当然，那个用极其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伊兹哥也夫先生并没有落在他的后面[2]。于是整个机构开动起来！米留可夫先生的“红抹布”和“驴子”的兵匪奇遇，现在在大家的脑子里还记忆犹新哩[3]。
带蹄子的马儿往哪儿跑，带螯的虾儿也往哪儿奔。随着夜色的逐渐加深，以《同志报》[4]、《首都之晨报》[5]以及其他等等为首的所谓“左”派人士，也纷纷钻出来干兵匪的勾当了。最初，他们还只搜“布尔什维克”的腰包，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瞒哄各革命阶层的舆论。他们获得了部分的成功。甚至有些社会民主党人也居然上了他们的当，他们勒住倔强不逊的“布尔什维克”的双手，帮了《同志报》的那些兵匪的忙。但是当夜色黑到分不清你我的时候，这些兵匪的灵巧的手也就同样顺利地伸进了“孟什维克”的腰包。
就跟有时那过分强烈的光线照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眼睛，弄得他们晕头转向一样，这漆黑的夜色又使他们的兵匪习性复萌，并且把他们推上了“摸腰包”的道路。
文学界知识分子的这种“摸腰包”的兵匪勾当，具有独特的形式。它也是从把手伸进昨天的战士们的口袋里这点开始的，不过这里分作两派。我不知道是气质作祟，还是心理不同，或者不过是“各有打算”，——总之一部分人是热心于败坏各种珍贵的事物，撇开自觉的、建设性的斗争，而乞灵于无政府主义破坏势力的野蛮行径，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开始在女人的（有时也在男人的）身上寻求乐趣与慰藉，钻到了“性的秘密”里去。瘦削的黑发好汉们变成了厌世派，肥胖的金发好汉们变成了享乐派。
这两派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见之于《野蔷薇》[6]丛刊第三辑里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费奥尔多·索洛古勃。在这本集子里，他们两人都扮演了典型的兵匪角色。只不过他们服装不同，化妆有别而已。他们两个都把一双兵匪的手伸到革命者、昨天作战的英雄们的生活和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一旦从这本集子的篇页上离去，你就会发现在那些经过“整理”的战士们身上已经剩不下一件珍贵的东西了。不过性情阴郁的黑发好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干这种勾当时，露出来的是与黑发好汉相衬的恶魔的目光，而乐天的金发好汉费奥尔多·索洛古勃做这件事时，却逍遥自在地吹着口哨，跳着快步舞。
在“目前”这个时代说人是兵匪，这对某些集团的人士说来恐怕是最高的赞扬了。但是由于除去这些专干兵匪勾当的黑发好汉和金发好汉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径自去弄清这些兵匪文学的真正价值的完全无辜的读者，出于对这种读者的尊重，我们将不限于单纯指责上述这两派文学家，而将根据他们自己的作品来尽量论证他们的兵匪勾当，这些作品就是：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黑暗》和费奥尔多·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魔鬼的诱惑》[7]的开头部分（但愿这开头就是结尾）。同时我们有言在先：我们将仅仅涉及这两部作品的政论方面或生活真实，而不涉及它们的美学方面或艺术真实，原因很简单：后者在这两部作品中是根本没有的。
二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俄国没落知识分子动摇情绪的典型代表。这种知识分子在六十年代的改革时代，还曾振作起来，准备过良好的、高尚的、有益的生活，干一番利他主义的事业。然而他们的那种“高尚的激情”，始终只是激情而已，因此很快就被一瓢冷水泼了下去。改革之后，反动立即开始，这种知识分子也就立刻走上了日益堕落的道路。他们不能从事顽强的、严重的斗争。他们从来就没有过革命的热情，有的只是文化的需求而已。然而他们受反动派的迫害，却比别人更重。那些经年喊着“不要乱窜”的“短红胡子”，迫使他们离开了一切文化岗位。他们的手脚都被束缚起来，所以他们除去悲观厌世的情绪外，也不可能有别的情绪。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俄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文学史，就给完全涂上了日益浓厚的悲观厌世的色彩。安·奥·诺沃德沃尔斯基，一只脚还站在奋发、尽职的王国里，另一只脚却早已跨进绝望、无告、悲观厌世的黑暗境地。这种绝望情绪，在格·乌斯宾斯基塑造的各种类型的文化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这种不受人重视的感觉已经超出了反动派迫害的界限，而且还反映出受人唆使去进攻知识分子的群众的反动情绪了。这是一个最严重的转折。“有很多人在那个时代毁掉了，”乌斯宾斯基说。“常常，一个人挣扎啊，挣扎啊，——可是再一看，已经被拉出十俄里开外了。”[8]
经历这一危机的一代人的歌手是符·迦尔洵。他创作上的主调是全然的绝望。任何愉快和欢乐的感情都使他感到厌恶，而且只能引起他恶毒的嘲笑。在他看来，即使在当时俄国这座大监狱的墙外，也是没有美好的生活可言的。那棵冲破了囹圄的棕榈树，发现自己是白费力气。根本没有美好的东西，值不得生活下去。
继迦尔洵之后，没落知识分子又经历了若干堕落的阶段。迦尔洵和纳德松的创作所加给他们的痛苦、绝望的光环，被他们彻底抛掉了。他们摆脱了这种光环，而变成彻头彻尾的俗物。契诃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他们，并把他们描写下来的。看起来，他给他们描绘了一幅弥留的肖像，如果契诃夫后继有人的话，恐怕只能写他们在棺材里的遗容了。然而没落的知识分子却比别人所能料想的更有生命力。而且看起来它比产生它的制度还要有生命力。万尼亚舅舅死了，伊凡诺夫自杀了，——然而在他们旁边又生出了，长出了新的知识分子，还是那样的意志薄弱，还是那样的不能有所作为。他们产生的环境已经略有不同：他们已经闻到了人民群众追求新生活的觉醒的气息，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的因素正在成熟起来，于是他们这些自己不能从事斗争的、软弱的人，就摇摆于希望与怀疑之间，而感到一种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正像当年的悲观厌世一样，成了他们主要的情绪。他们害怕日益觉醒的群众，觉得群众身上正蕴含着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或许是一种野蛮的破坏本能也未可知；他们还害怕粗暴的统治势力，——它竖起身上千百万根钢刺，以盲目的顽固态度准备着一场可怕的灾难；他们也害怕自己，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虽然在思想上能够掌握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却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哪怕改变一条小小的溪流；最后，他们还对整个生活感到害怕，因为在生活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奇怪和不可理解，在这里连理智碰到那气焰嚣张的蒙昧的情欲也为之黯然失色，在这里，占着主宰地位的是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
这种恐惧感的歌手，就是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
他通过某种雕琢到病态程度的独特的形式给我们的生活塑造出一个形象，即这种生活是怎样折射在这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里；充斥在这种生活里的是：一切光明和善良的事物都处在软弱无告的境地，而阴森、黑暗、肮脏、暴力却永远处在胜利的地位。在他那篇对“黑暗”发出独特赞美的同名小说之前，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就早已贯穿着黑暗战胜光明、吞噬光明的思想了。不妨去回想一下他的短篇小说《深渊》、《雾中》和《墙》吧。在《萨瓦》里这种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作品中那个同黑暗作斗争的人，结果还是毁灭在这种由凶恶的魔掌巧妙地驾驭着的黑暗之下。《犹大》也含有这种思想（虽然在这篇小说里，它被放在背景的地位）。聪明、热情、真诚的犹大可怜地死去了，全部伟大事业的果实都落到那些愚蠢、狭隘、墨守成规的使徒手里。难道在《埃列阿札尔》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空无的可怕黑暗，没有吞没同这个死亡之子打交道的所有的人吗？
黑暗统治着大地，在同黑暗作斗争中，一切坚强、勇敢、美好的事物必然归于毁灭——这种思想像丧钟一样响彻在安德烈耶夫的全部创作里。然而发表在《野蔷薇》第三辑上的短篇小说《黑暗》里，这个思想却有了一种全新的提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新的解决。它不仅新，而且非常奇特，因为在这篇小说里，这个思想开始为兵匪的勾当服务了。
三
无论没落知识分子还是它的歌手，都从来没有对俄国革命抱过积极的态度；不管作为旁观者还是参加者，他们永远是采取消极的立场。在高潮时期，知识分子可以让自己卷入事变的漩涡，而在退潮时期，他们也同样可以任凭自己随着淤泥和木屑一同被抛到岸上来。只是在前一种场合，他们唱着雄壮的赞歌，而在后一种场合，他们哀叹着：“在那巴比伦的河岸上……。”的确，革命斗争的漩涡并没有鼓起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艺术创作热情，并没有吸引住他的艺术家的灵魂：在初期群众运动大爆发时，他醉心于“太空的星星”。然而当事态表明战胜黑暗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以后，他却非常鲜明，或者过于鲜明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失望和破灭的情绪。
短篇小说《黑暗》非常明显地同希望与热情的时期划清了界限；它不仅像安德烈耶夫先生以往的作品那样确认了黑暗的胜利，它还更进一步，对这种黑暗发出了赞美。诚然，它所赞美的不是政治上的黑暗——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从来就跟它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它去求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美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黑暗重新加以赞美，并错误地认为这种黑暗是那种可憎的黑暗的对立面，而不是它的翻版。它把黑暗的真理，即那“强烈，阴暗，仿佛黑色大地本身的声音”的真理同革命者的“真理”对立起来，革命者的“真理”不过是可怜的、“渺小的、天真的正直”而已。在这两种真理之间进行着斗争，后一种真理将战胜前一种“真理”。
如果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个预言家或者说书人，他或许可以只把两种真理作这样形象化的对比，再给它们穿插一个含有寓言性质的、无稽的传说也就够了。然而他是艺术家，他必须让他的两种真理体现在有血有肉的人物身上，把这些人物放在一定的关系中，使他们活起来，动起来。而在这方面，他自己就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真实，也就是艺术真实，而艺术真实又只是生活真实的艺术化身。他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主人了，因为一旦他把他的人物创造出来（而这些人物也必须是真实的）；他就只能让他们根据他们的心理规律去行动了；决定着结局的是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及其生活环境。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两种真理为了一个革命者的灵魂而在一个妓女的房间里发生了冲突吧。
代表他在事变之前所信奉的那种真理的，是“不丁点儿的一小撮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年轻，无父无母，不管是他们同它作斗争的那个世界，还是他们为它而斗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拼命反对。他们一心想望着遥远的未来，想望着那些还没有出世的人、兄弟，而在他们自己的短短的一生中，他们却活像一群人们拿来互相恫吓的、面色苍白、满身血污的幽魂怨鬼。而他们的生命也短得出奇，因为等着他们每个人的，不是绞刑架，就是苦役，就是发疯；别的指望是没有的，——只有苦役，绞刑架，发疯”。[9]
再来看安德烈耶夫先生笔下的革命者用他自己昨天信奉的真理而换来的另一个新的真理吧。这个真理是通过他的祝酒辞表达出来的：“为我们的弟兄，为无赖，恶棍，胆小鬼，为那些被生活压倒的人，为那些害梅毒死掉的人，为所有那些天生的瞎子——干一杯！明眼的诸君，让我们把自己的眼睛挖掉吧！因为我们明眼人怎么好意思看着那些天生的瞎子呢？既然我们的灯笼照不亮整个黑暗，那就让我们把它灭掉，大家钻到黑暗里去吧。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进天堂，那我也不需要它。姑娘们，这并不是什么天堂，干脆是卑鄙龌龊的东西。姑娘们，为熄灭一切灯光而干杯！来，为黑暗干杯！”（着重点系我所加）。
于是这第二个真理战胜了头一个真理。那位本来准备过一天就去完成一件重要恐怖行动的革命者，忽然放弃了他自己的真理，接受了妓院的真理，变成了妓女的宠儿。为了使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过于兀突的转变具有心理根据，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就努力使读者先有精神准备，因而给他的革命者加上一些特殊的精神品质。这一点，老实说，正是这篇小说的要害。整个情节和结局是否可信，就要由这位革命者的心理构造来决定。因此这位革命者的心理是否符合生活真实，也就决定了全篇小说有多大的价值。这里不妨顺便指出，作者在自己的阿历克赛这个人物身上并不是要写出某种个性化的人物，而是要写出特定真理的代表，即作为典型的革命者。[10]因此在他的身上具有实际意义的，只能是典型的特征，只能是对于一般革命心理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首先，我们从作者那里了解到，他的主人公是一个“高颧骨，死脑筋，只知道是与否的人”。他的脑筋很特别。“在一般的时候，他的脑子又笨又迟钝；可是一旦惊醒起来，它又会十分顽强、像机器似的一个劲儿开动下去，活像一架水压机，慢条斯理地往下压，压碎石头，压弯铁条，要是有人不小心落到它的下面，它也会毫不在意、慢条斯理地把人压死，而且是不能幸免的。他绝不左顾右盼，也绝不理会拐弯抹角的、不彻底的、不明确的东西，他总是重重地、甚至残忍地开动他的脑筋，不到他的脑筋弄得粉碎，或是达到理性的极限，濒于空幻、神秘的边缘，他是绝不罢休的。”这种直线条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对于革命者的思想方法说来，当然绝非典型。然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却必须这样写，因为假如不这样写，一个革命者在对自己的真理信心动摇之后何以必须全盘接受妓女的真理——这在心理上就会说不通。
再者，安德烈耶夫先生的革命者在他过去所奉行的真理中，首先是追求个人的道德满足。他投入革命斗争，既不是为了革命事业本身，也不是为了革命工作的客观效果，更不是为了一定的社会利益，而是由于他自己心里有一种想法：瞧，他这个人多好。所以当妓女使他相信了“做好人是件丢人的事情”，他就“忽然感到懊恼、恐惧和难耐的痛苦，感到过去那种生活在他是永远结束了，他已经再也不能做好人了。他一向是仗着这个过活的，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他对抗生，对抗死，全是凭着这一点，——这一点完了，那就什么都完了”。可能，在革命者中间，有时也会有这种自命不凡的家伙，尤其是在“秃头老爷”那一号人里。不过还是那句老话，这对革命的自觉说来是毫不典型的。但是对作者说来，这种特点却是不可少的。因为假如一个人搞革命是受到革命事业的鼓舞，而不是出于自我陶醉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轻易地就拜倒在妓女的道德论据下的。
然而这还不够。安德烈耶夫先生还决定把他主人公的四条腿全给钉上马掌，以便使他那如此迅速的蜕化变质愈发叫人可信。为了这个目的，他给我们揭开了他的灵魂的底蕴，所谓心理的根源。“仿佛每喝一杯洒，他就朝着他自己的某个原始出处退一步——退回到他的祖父、他的曾祖、乃至那些暴动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暴动的、自发的、原始的暴动者的时代去。[11]他那外来的、书本的智慧，像容易褪色的染料遇到热水一样洗掉了，变色了，而他自己本身的智慧就在这褪了色的地方呈现出来，它强烈，阴暗，仿佛黑色大地本身的声音。在他后来的这种阴暗的智慧里，可以闻到莽莽的荒原、无边的原野、浩浩无垠的深山密林的气息；可以听到慌乱的警钟的尖叫声，可以看到熊熊的漫天的火光，另外还有啷当的镣铐声，愤激若狂的祈祷声，仿佛有千万条巨人的喉咙发出撒旦的狂笑，仿佛黑压压的天穹悬在毫无遮盖的头顶上。”
把我们主人公的这三个特点放在一起来看看，您就会看出，根据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构思，在他的灵魂深处埋藏着一种属于无组织暴动性的、粗野的、狂乱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外来的、书本的智慧”很难把它盖住；这种破坏力量的动力，被一种不灵活的迟钝的脑筋，以及“认为自己是好人”的这种思想推到了一定的方向。作者为了达到他的歪曲的目的就需要这样的典型；在这个典型里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后来那个妓女的宠儿、黑暗的辩护士的全部因素了。只要有人推一把，这些因素就会猛然一抖，抖去外来的薄薄的外衣，露出自己的本色来。现在就请看看造成这个推动的是怎样一种心理力量吧。
“她态度严厉，带着一种阴森可怕的说服力，从这种说服力中，可以感觉到亿万个被摧残的生命，有如由痛苦的泪水汇成的一座汪洋大海，有如愤怒的正义燃起的烈火般的不断的暴动，——她问道：
“‘如果我是个坏人，你有什么权利做一个好人呢？’
“‘什么？’他没有立刻听懂，但他却忽然恐惧地感到他脚跟前的万丈深渊已经朝他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
请看吧，这里刻画这位妓女的心理，同前面刻画那位革命者的心理根源，也就是他的所谓“原始出处”，简直完全如出一辙，几乎连词句都一样。如果他在听了妓女的话以后“忽然恐惧地感到……万丈深渊”，那也正是因为他那真正的、野性的、流浪汉的“自我”，只不过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从书本上学来的作好人的想法的自我欣赏的外衣而已。
像这样一个为了安德烈耶夫先生小说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革命者，当然可能经历类似上述的这种转变；也许不那样急转直下，也许不在那样的环境里，但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全部不幸仅仅在于：这个革命者本身——作者的这个幻想的果实——是作者为了特殊需要而捏造出来的。他活像那些喜欢用对话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作家所发明出来的倒楣的对话者。他有这种对话者的一切优点，对于作者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做出了十分恰当而正确的反应；他只有一个毛病：世界上根本没有他这种人。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黑暗》里勾出的这个典型，根本不是一个从十四岁起就到处坐监的革命者，而是我们的一个旧相识——马·高尔基当年创造的鞋匠奥尔洛夫的亲兄弟。只是安德烈耶夫笔下的这个奥尔洛夫没有经历酗酒斗殴的时期，他的历史中的这段日子，由他的“祖父或曾祖”代办了，他是在第二幕开始时才直接出世的，也就是到瘟疫流行（这里是革命爆发）的自我牺牲的时候才出世的。如果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不去描写一个幻想出来的革命者，而去描写一个稍微披上一层“书本的智慧”外衣的实际存在的暴乱者的话，他的小说想来会大有起色的。
然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不单纯是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是没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的表达者；而且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没落知识分子已经经历了对革命真理的失望，他们唯一能够拿来同胜利的力量相对抗的，只有这种破坏性的自发势力的暴动。“你们要使国家遭到毁灭吗？瞧吧，无政府主义已经来了，它要把你们……”——这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威胁胜利者说。而在艺术创作上，他们的诗人就描写黑暗势力如何战胜革命的真理，大肆歌颂自发的暴动，把自发的暴动说成是优于有组织的自觉斗争的最高形式，认为只有自发的暴动才能解决问题。
这难道不是兵匪的勾当吗？
四
但是如果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兵匪勾当涂着悲观厌世的阴暗色彩，带有知识分子动摇心理的深刻痛苦的痕迹，那么费奥尔多·索洛古勃的兵匪勾当就刚好相反，它带有非常放纵的轻佻的色彩，同那种不知愁苦的金发好汉正好相配。安德烈耶夫所代表的那一群人，是对合乎理性的政治斗争感到失望，因而把革命者送到索尼亚·马尔梅拉多娃那里去忏悔[12]；而索洛古勃所代表的这一群人，却把这种斗争仅仅看成是一场十分有趣的运动，他们一跳下马背，就立即跑到妓院去做失败后的消遣。因此他们两人的兵匪勾当也属于两类：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从倒下的革命者身上抢去他们珍爱的东西；费奥尔多·索洛古勃却对这一类的财物没有多大兴趣，他对他们干的是——道德上的奸尸。
看来索洛古勃先生是把他的小说的内容划在解放运动烽火正炽的年代，也就是1905年前后。然而他写这部小说，却是在1907年底；这也表现在他那恬不知耻的处理题材的风格上。像这种淫荡的兵匪，是只有在战斗之后才聚集起来的。以前只有阿尔志跋绥夫先生冒过一次险（在他的《萨宁》里），把问题放到这个基础上来谈，而且那次事情还是以出乖露丑而告终的，——虽然事隔不久，不过是1907年初的事情。然而到了年底，行情“好转”了，《萨宁》可以随便出单行本了，于是索洛古勃先生就同时出动了。
他曾经作过一次写黄色政治小说的尝试，给黄色的东西掺点革命运动（正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运动）的味道，把革命泡在黄色的油汤里。结果搞出来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风流罪孽。固然，这部小说的黄色价值并不因此而增加，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却沾上腥味了，——至于更大的野心，我们这位求名心切的兵匪倒也未必具有。
这种自作聪明、毫无才气的《创造中的传说》，本来丝毫不值得注意，然而它却是我国社会如何腐朽的一个典型标志。[13]像这样的东西，居然会有人写，会有人出版，而且居然会有人读，——光凭这一件事，就值得拿它来谈谈了。索洛古勃先生不是那种坚定不移地抱定自己思想见解的作家。他可以给《俄罗斯思想》[14]写现实主义的作品，又在《野蔷薇》丛刊上发表颓废主义的东西。他一般说来，是一个永远有始无终的作家的典型，因为只要社会风气一转，他就改变了他自己的趣味，而开始写一种新的体裁了。像这种风信旗式的作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可以作社会风向的标志；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才如此重视索洛古勃先生的这部作品，虽然无论就艺术价值或思想价值而言，它都不配受到这样的重视。
我们不准备介绍费奥尔多·索洛古勃的这部小说的内容；再说，它也根本没有内容可言。它有一堆穿插的场面，有一些神秘荒唐的事件和暗示，同直接侮辱公众所差无几，但内容，它是没有的。我们只想举出几个人物和场面，它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明这部小说的兵匪的性质和目的。
特利罗陀夫，盖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社会民主党员。“您知道，我不是一个很有党性的人，”——他是这样谈到自己的。他的过去很不光彩：他有刑事犯的anamnesis[15]，有淫虐狂的嫌疑，虽然他装出一副矢口否认的样子。当他接待一个由外地来的宣传员在他家里过夜时，曾有“一种秘密勾当的快感使他满心喜悦”。他常常参加群众集会，是“妇女问题”的专家，同时他是按照谢德林的方式，“从灯笼巷的角度”[16]，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是个鳏夫，过去很爱他的妻子，现在则“喜欢望着他妻子的遗像”。他在追求伊丽莎维塔（见下），同时又跟中学教员阿尔金娜（见下）有点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关系。至于他跟中学教员娜杰日达有怎样的关系——他是用“你”字称呼她的，——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他跟许多“面色苍白、性情安静的男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他在他自己家里搞起了一个类似“蜡像陈列馆”的玩意儿。一种神秘的三棱镜。有几面镜子，你一看就会变老，又有一种药水，能够使你恢复青春。他常到“鬼（？！！？）径”去招魂。总之，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
谢米洛夫，阿历克赛·马卡罗维奇，工人、钳工、社会民主党员。他的活动是在后台进行的，因此详细情况无从知晓。在小说里，他曾同一群可敬的布尔乔亚进行过一场谈话，颇为正确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某些要点。除此之外，他还有这样一个场面：
“谢米洛夫欣赏着她那匀称的大腿（伊丽莎维塔的大腿；她穿了一身男孩子的衣裳来找他，因为照作者的看法，‘我们的生活总是一个样子，未免太枯燥了’）；腿肚上的肌肉在饱经日晒的皮肤下动得那样美。他不禁心花怒放，用清亮的嗓音对她说：
“‘您身材真美呀，伊丽莎维塔！简直像雕像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胳膊，这样的大腿。’
“伊丽莎维塔笑了。她说：
“‘我真不好意思，阿历克赛同志。您当面这样夸我，简直就像夸一样漂亮的东西似的。’
“谢米洛夫忽然一阵窘迫，脸红了。这跟他一向的自信是这样相反，这样的出人意外。他呼吸沉重，结结巴巴地、不好意思地说：
“‘伊丽莎维塔同志，您是个体面人。您可别为我这几句话生气，我是爱您的。我知道，社会上的不平等，在您看来，是胡说八道；您也知道，您的钱财，在我看来，是无聊的东西。假如我跟您不是立场相反的话……’”诸如此类。
伊丽莎维塔同志。一个有钱的地主的女儿，社会民主党员。她参加了组织，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她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但更喜欢把衣服脱光。关于这一点，有下述场面为证：
“伊丽莎维塔脱去了衣服。走到镜子跟前，把蜡烛点亮了。开始在冷冰冰的、死沉沉的，毫无感情的镜子里欣赏自己。
“她那美丽匀称的身体的线条，蒙着珍珠般的月色的反光。
“她那镶着两颗红宝石的、洁白的处女的乳房在微微颤抖着。
“这身体是多么肉感，多么热烈，像一团火在燃烧，像有生命在跳动，而在这毫无生气的平静的月色下，又是这样出奇的白皙！
“小腹和大腿的微弯的线条，勾勒得如此清楚、秀丽。皮肤紧绷在两膝上，暗示着它下面隐藏着的弹力。
“还有那小腿和脚掌之间的两只脚腕，它们也是多么有力，多么富于弹性啊！
“仿佛整个身体在燃烧，仿佛有一团烈火穿透了这如此香甜、如此多情的肉体。
“真是想，真是想贴上去，粘上去，紧抱在一起。
“要是他来了，那该多好啊！”如此这般，等等，等等。
阿尔金娜，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中学教员，社会民主党员，“性情冷静，安详”。在组织里工作，有一个儿子。她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女人，下述场面可为凭证：
“一阵寒栗过身，她站了起来。她忽然不再冲动了。在她那苍白的脸上，似乎只有那双正在慢慢说话的鲜艳的嘴唇是活的。
“她安详地问道：
“‘盖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您不跟我亲热亲热吗？’
“特利罗陀夫笑了笑。他安详地坐在安乐椅里，从容地直望着她，没有立刻回答。于是阿尔金娜又问了一遍，语气又悲伤，又驯良：
“‘也许，您没有时间？或许，您不高兴？’
“‘不，卡嘉，我看见您很高兴，’特利罗陀夫安详地回答。‘您可以到那儿去，’他说着，眼睛望了一下一扇敞开的房门——那是通到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去的，那里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
“‘如果您许可的话，我不如在这儿脱，’阿尔金娜说，微微有些脸红。‘我喜欢您长久地望着我。’”
再往下：
“她灵巧熟练地脱去了衣裳。一丝不挂，站在特利罗陀夫面前，举起了两臂，——那样的窈窕，柔软，就像一条白蛇。她把举得高高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握得紧紧的，然后用整个身体伸了个懒腰，她是那样的匀称，那样的柔软，使你不禁觉得，她马上就要弯成个白色的圈圈了。”
再往下：
“‘卡嘉，您的身体的白皙，不像石膏。这是一种稍微带有粉红色泽的大理石颜色。这是倒在红色玻璃杯里的牛奶。这是高山的积雪映着残霞。这是白色的梦浸透着粉红的心愿。’
“‘您今天还要给我拍几张照片的，是吧？不然，我就要哭了，我会觉得，我太不好看了，太瘦了，所以您都不愿意有时回想我的面孔，我的身体了。’
“‘可不，’特利罗陀夫说，‘我这儿预备下了几张胶片呢。’
“阿尔金娜开心地笑了。她说：
“‘您先亲我一下。’”
再往下：
“‘不久以前，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谈到男人的淫虐狂和女人的受虐狂。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我过去那个丈夫就太正经了。又厉害，又客气。他没揍过我，——本来嘛，人家是知识分子嘛，——就连太粗的话都不肯说，哪怕有时叫我一声傻瓜呢。现在我倒觉得，要是我们当初拌嘴不那么斯斯文文的，要是他揍我两顿，揪住我的辫子，摔坏点什么东西，我作兴不会离开他呢。’”
再往下：
“阿尔金娜迅速地瞟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咱们好像在办公呢。这样玩不是太没意思了吗，一点花样都没有。’
“‘那么您想怎么样呢？’特利罗陀夫问。
“‘咱们现在这种干法，实在很像正人君子，’阿尔金娜说。‘哪怕稍微加上点不正常的东西，我就高兴了。’”
好了，主人公的事谈得够了。现在再看一个描写风土人情的场面吧。
“到会的有大学生和高等女校的学生。
“年轻人是这样兴高采烈！全场都这样欢欣鼓舞！解放的美梦是这样甜蜜地激动着人心，大家都这样深情、这样热烈地爱着这个美梦！
“这里不仅有年轻人的心，把少女的深情同解放的美梦糅合在一起，在这解放的狂欢之中也燃烧着年轻人的狂恋，——那解放和爱情，那起义和牺牲，那美酒和流血，——还有那甜蜜的爱的神秘剧，那焦渴的、忘我的爱啊！不只一双眼睛看见心上人而发出光彩，不只一张嘴在轻声低语着：
“‘他也来了！’
“‘她也来了！’
“而在这片林间草地之外，在那不知回避的目光望不到的地方，两张急不可待的嘴唇融合在一个羞怯、急促的亲吻里。然后又互相跳开了。
“‘我们没有迟到吗，同志？’
“‘不，娜达丽雅同志，还没有迟到。’
“说出了甜蜜的名字。
“‘走吧，还是到那儿去吧。瓦连丁同志。’
“这名字说出来真甜。”
您以为这是索洛古勃先生的一群朋友，避开警察的目光，开一个狂欢大会吗？不，您要明白，这是描写一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呢。真是妙不可言，这样的社会民主党！
费奥尔多·索洛古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说就是由这样一些黄色的东西构成的。而这样一个苏兹达尔的信笔涂鸦的玩意，居然还给加上一个放肆的声明：“我猎取一段粗俗贫乏的生活，用它创造了一个美妙的传说，因为我是诗人。”[17]恐怕要换一种写法才对，应该说：“我拿出一张光滑的白纸，想到什么就把它写在纸上，因为世上有的是为这给我稿费的糊涂的出版家，有的是相信我的天真的读者。”
索洛古勃先生看来是很用心地研究了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女性的社会民主党人。然而由于心理的必然律，他只能领会他所能理解的东西。多么可惜，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团的议员们，在出庭受审的时候，竟然没有请索洛古勃先生作证人；否则岂不可以弄清真相：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怀有某种目的的罪恶团体”，只是一个鼓励各种性交关系的未经登记的集团而已。那样一来，这些议员就不会被判处苦刑，而会获得纯粹索洛古勃式的声誉了。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和费奥尔多·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不管在情绪上，笔调上，人物心境的性质上有多么不同，它们却是从一个根上长出来的，是同一种思想情绪的产物。这是一种独特的对革命的清算，同官方的清算虽然不是一路，但二者却是齐头并进的。没落的知识分子，一向不反对高谈自由的好处。他们对革命，对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然而他们的希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开始糟蹋他们昨天的偶像。于是兵匪的行径就到处风行起来：诽谤革命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竟成了所谓民主知识界里好风度的标志。这种民主知识分子，由于目光短浅，变成了宗教势力的自愿的帮闲。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无产阶级而逃跑，这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革命爆发失败之后，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不过俄国知识分子就连这件事情也不能做得稍微漂亮些：他们采取了一种最下流的形式——兵匪的形式。于是弄到最后，不管用什么来对抗昨天的战士的“真理”都毫无所谓了，不管是“实际政治家们”的“理智的”温和手段，是“黑暗”势力的无政府主义的胜利，还是疯狂的肉欲的嚣张，在他们都毫无所谓，因为这里只有色彩的区别，而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意志薄弱的社会动摇分子，逃避顽强的、一贯的、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
祝你们一帆风顺，诸位先生。你们不会再受到什么损失了。但是请你们讲讲看——为了你们的自尊心讲讲看——难道你们在撤退的时候不干兵匪的勾当，不毒化空气不行吗？
（张守慎 译）
注释：
[1] 司徒卢威在《事业为重！》一文里断言：“可怕的首先是国家经济上遭到破坏”以及“罢工是破坏和犯罪的行为”（《俄罗斯新闻报》，1905年11月13日）。
[2] 指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1908年3月2日第53期）上发表的伊兹哥也夫的《卡尔·马克思和俄国》一文。列宁在他的《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50-454页）中，揭穿了伊兹哥也夫的这种言论。
[3] 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写道：“巴·尼·米留可夫教授把世界上能够团结人们并正在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最伟大的思想的旗帜称作‘红抹布’，而把他的思想敌人称作‘驴子’”（《高尔基全集三十卷集》，俄文版，第24卷，第75页）。
[4] 《同志报》（1906-1908年）是经济学教授霍德斯基在彼得堡创办的一张日报。自称为是不依附“任何社会团体或党派”的机关报，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立场（编辑部的成员有库斯科夫、普罗科波维奇等等）。
[5] 《首都之晨报》（1907-1909年），是一张在莫斯科出版的社会政治性的日报，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
[6] 《野蔷薇》（1907-1916），是一种不定期的文艺刊物，野蔷薇社出版。这是典型的反动文学机关刊物。
[7] 《魔鬼的诱惑》是费奥尔多·库兹明·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创造中的传说》的第一部，发表在《野蔷薇》丛刊第三辑（1907年）上。
[8] 见乌斯宾斯基回忆札记《小伙子》。
[9] 打上着重点的这些话就清楚地表明作者的一个独特的手法：他通过达到歪曲事实的夸张，表面上给革命斗争加上英雄主义的光环，实际上却抹杀了革命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作者注
[10] 也许有人认为，作者所写的只是革命典型的一种类型，譬如，极端分子。然而这话不对，因为至少从这篇小说里是看不出这点来的。相反，这里提出了两种真理的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就使人想到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革命真理。——作者注
[11] 顺便说一句：这句漂亮话完全没有内容，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种“原始的暴动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作者注。
[12] 就这方面的情况而言，《同志报》上刊载的荷恩费尔德先生评论《黑暗》的文章可谓是杰出代表。——作者注（译者按：指的是荷恩费尔德在1907年12月2日《同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荷恩费尔德在文章里根据他的批评的“心理方法”，对列·安德烈耶夫的这篇小说的政治倾向问题绝口不谈，反而把它作为反对“精神上的饱食终日”的作品大肆加以颂扬。）
[13] 我们不得不对它加以重视，也有这样一部分原因：它是在那个时期获得选稿比较严格、趣味比较高雅声誉的《野蔷薇》出版社推荐的。——作者注。
[14] 《俄罗斯思想》（1880-1918）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具有自由资产阶级倾向的月刊。1905年革命以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并由彼·司徒卢威担任主编。弗·伊·列宁在1908年写道，这个刊物“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
[15] 希腊文：病历。
[16] 参见谢德林的短篇小说《不知孝顺的柯罗纳特》（1875年）；灯笼巷是彼得堡的妓院地段。
[17] 参见索洛古勃《创造中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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