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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不安的人”和“盯住不放的人”
沃罗夫斯基
（1906年）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教育》月刊1906年第4期上。《教育》是一个文艺，科教、社会政治综合性的月刊，1892年创办于彼得堡。在1902至1908年期间，马克思主义者曾为该刊撰稿。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从1908年6月起，该刊改变了编辑方针，由华西列夫斯基主持刊务，成了一个无党派的刊物。于是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邦契-布鲁耶维奇发表公开声明不再在该刊撰稿。
那些被称之为“理想主义者”[1]的人总喜欢把一个温情脉脉的词儿加在“攀上了欧洲思想顶峰的大胆有为、不同凡响的”“忐忑不安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这些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解，总是一厢情愿地要挤进俄国知识分子的行列，而且还公然把他们打扮成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继承人，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嫡系，尤如中国的皇帝说他是太阳的子孙一样。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罕见的敏捷的头脑和同情人类的痛苦与灾难、热爱受压迫的和颠沛流离的大众、热情地向往美好的未来、叛逆的精神和对不管是什么样的虚伪、什么样的人间不平都表示抗议——我们的那班唯美主义者对革命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这一切品质是感受很深的，他们为之激动，为之眼红，急切切要把这些珍贵的遗产视为自己应该占有的权利，因而凡是他们怀疑与这些伟大的死者有着同宗关系的社会集团，就必欲打倒而后快。“谁愿意使整个生活合理化，”——他们问道，“谁才巴不得扼杀精神上的这种内在的不安、扼杀对生活真谛的探求，谁才那般理直气壮地否认永世长存的惨绝人寰的景象才是防止产生任何逍遥‘享乐’的灵丹？当然，决不会是神秘论者、玄学鬼和美学家，不会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是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也不会是那班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者[2]，而是实证论者、社会民主党人、给人类创立一门合理宗教的预言家。”在这句话里倒有着非常可贵的自白。大约在三、四年前，别尔嘉耶夫先生就打算把诸如“开明人士”这样一个无甚诗意的、倒显得刺耳的别号加到诗人的名单上去。这个别号，即使再添上“理想主义的”这样软绵绵的字眼，也很难同“神秘论者、玄学鬼、美学家”，甚至和“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相得益彰，就好比是拿牛羊和粮食的价格来讴歌美的东西一样。可是，生活的逻辑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也就只好对别尔嘉耶夫先生的这一片真诚表示欢迎了，——如同对美的东西的态度总也离不开牛羊和粮食的价格一样，各个思想流派也逃不掉“开明人士”这顶头衔。别尔嘉耶夫完全出于一片真心实意，他肯定地认为，我们的那班“理想主义者”（而且他本人也包括在内）都应该属于这个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用一个粗鲁的政治行话来说，就是开明的资产阶级。但是，他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还当即拿“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者”同“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做了一番对比，因此，他极力想对这个精神上的继承性做出规定，现在，《北极星》[3]的那班“神秘论者、玄学鬼和美学家”正千方百计要发现这个继承性。是不是存在这种继承性呢？这班“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者”提出的这些主张是否具有现实的合法根据呢，或者他们是不是就跟那般好出风头的暴发户的小市民一样，千方百计地把从破产贵族那里拍买来的“祖先”的肖像拿来布置他们的客厅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两股社会潮流从俄国社会的深处使那些可以用热爱人民的、“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名义来加以概括的理想主义分子在历史的表面上泛起。一方面，从统治阶级、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中，跑出来一些优秀分子，他们在农奴主的那种庸俗不堪、施展不开以及在这个粗野得只知道阶级的唯我主义的狭小天地里感到窒息，他们跑出来寻找一条通向美好制度的道路，他们同情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愿意帮助他们。又从另一个方面，从没有特权的、“纳税”阶层涌现出了一批人，他们跟小市民圈子里的那般廉价的志趣合不来，于是冲到了广阔的天地，离开了那些“小小的打渔船”，跑到了“大船”上来。这两股潮流——“忏悔的”贵族阶级和革命的平民阶级——就在否定现存制度以及在认为必须变革不合理的、不正义的社会关系上合流了。反对社会的恶行与不义、把知识之光带给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打开他们的意识之门、提高人民大众的教育与文化的水平和给予他们自由地为自己创造出美好的社会关系制度的机会——这些就是“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头脑里充满的种种理想。
在这个已经产生出数以十计杰出的天才人物和数以百计杰出活动家的知识分子的背景上，有一个人物被刻画得非常富于现实感，简直把他描绘成了这整个潮流的象征和代表。这个人物就是别林斯基。他站在贵族阶级有文化修养的一代和当时已经产生出来的平民知识分子——否定者典型之间的门槛上，无论就出身，还是就他整个心理气质来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三十年代理想主义者的文化遗嘱的捍卫者。别林斯基把俄国知识分子的两股思想潮流和谐地荟萃于一身。历史好像是故意在这个时刻，在俄国有文化修养的贵族阶级理想主义的传统刚刚汇入一条新的航道，即革命思想航道的时候，创造出来这样一个巨人似的。为了结束拉吉谢夫和赫尔岑的时期，为了把他们的遗产传给新的继承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需要一个遗嘱的执行人，这须是一个善于把崇尚欧洲文明的西欧主义和未来一代的革命精神集于一身的人。就需要别林斯基这样的人。
“别林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最令人感到兴趣的和最富于同情心的“忐忑不安者”之一问道。这是一只“渴望真理、永远都在受苦、永远都在追求光明的既非孔雀，又非乌鸦……他出身在鸦群之间，在乌鸦的环境里，他生来就是善感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一下地就感到他自己不满这个乌鸦的环境。他感到窒息，他要去寻找有空气的地方。在那边，在神的脚下，佇立着一只怡然自得的孔雀……他身上有一个天生的性格特点——不满和对理想的向往。无论是乌鸦，还是孔雀，都不会有这种体验。在前者的头脑里，生来就不曾有过任何这样的感受，而后者则不管是在多么广阔（或狭窄）的思想天地里，也不管它的精力是多么的旺盛，它总是那样的安之若素，在它的面前，一切怀疑、苦恼都等于零。别林斯基羡慕奥林帕斯山上的静谧。他于是精神抖擞地向着女神走去，终于，他伸手就能摸到女神了，这时他兴奋得望着下面那离得远远的黑压压一大片蠕动着的乌鸦世界。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别林斯基也从未感到他是一只孔雀，倒不是因为把他的毛拔光了，而只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很多的乌鸦气：他还那样的热爱乌鸦……别林斯基感到不胜的惊讶。他朝下边伸出一只手，他呼唤那些乌鸦，虽然他的这种做法，孔雀可能是压根儿不愿意的；隔了一会，他发见那班乌鸦没有表现出丝毫想振翅高飞的打算，他于是抓住女神的衣襟，把她往下拽，拽到乌鸦跟前来；他的这些愿望还是落了个一场空，于是他病倒了，身心疲惫不堪，他咒骂神祗和乌鸦，接着这个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人……就与世长辞了。”
“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它注定的命运是既要跟那些无精打采的孔雀，又要同那班对它冷眼相待的乌鸦作永无休止的、绝望的斗争。[4]“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才是真正深刻的社会悲剧，是因人民的不开化而遭到毁灭的思想家的悲剧，是死于春寒的第一批春燕的悲剧。
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就其社会出身来说是脱离了本阶级地位的人。无论他们是出身于特权的贵族环境，还是出身于无权的人民大众，他们都同样跟自己所出身的环境割断了联系；他们走出了这个环境，不再同它有什么直接的干系。他们还同时失去了这个阶层的世界观。他们已经在自己身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本身的特点的心理活动的体系，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去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对人民的爱、渴望把幸福带给苦难的人民已经成了他们心理的基本的、占主导地位的特征。通过这种对人民的爱，就形成了同人民的密切的主观上的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从人民中来的，而另一些人则感到他们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对于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来说，客观上也必需为自己在坚固的社会圈子里找到一根牢靠的社会支柱。知识分子对人民的爱以及他们对现存制度的否定就完全决定了这个新的社会集团所形成的世界观的倾向。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特别是脱离了广大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那种合理主义就自然而然地促使这些“忐忑不安者”去搞意识形态的建设。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去论证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现实的相互关系，也不管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水平。建立“人的制度”这门学问本身已经成了革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项使命，可是妄想得到这笔遗产的别尔嘉耶夫们却对这门建立“人的制度”视若敝屣。
“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及其展开的行动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为了实现把乌鸦吸引到女神居住的那个高处去的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打算，耗去了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的生命、进行了长年累月的英勇斗争，以及忍受那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物质匮乏和苦难的生活。而那班乌鸦却根本没有展翅高飞的意愿。对于那种陌生的政治生活以及种种陌生的政治利益，农民阶级困惑地注视着这些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讲的话，也不相信他们的忠告。这个还刚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还不曾亲自领略到资产阶级制度的经济“自由”滋味的农民阶级的幻想和思想，同知识分子的幻想和思想完全是两码事。固执的农民的头脑想的不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女神，而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的那块土地，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农民好像还没有看到人民的意志，他们在漫长的冬夜里梦到的也不是美妙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盼望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明天的小私有者的那种宁静的小市民的幸福。农村对可怕的农奴制的回忆越淡薄、那些能使自由买卖的新制度确立起来的新的幼芽在农村成长得越快，则农村离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忐忑不安”知识分子那套建立“人的制度”的理想就越远。知识分子的道路和人民的道路也就会越来越汇合成一条道路了。
革命的知识分子终于相信乌鸦是根本不可能高飞到女神跟前去的，失望之余，他们决心孤注一掷。他们疯狂地相信，在农村愚昧无知的密云下，就隐藏着那个曾经被知识分子视为珍宝的社会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就拿定主意拽着女神的衣襟，把她拉下来，拉到乌鸦的跟前来。他们决定以他们自己的力量，采取绝望的手段，去夺取自由，夺取政权，并把这个政权交给人民，他们一厢情愿地指望人民的意志会运用这种权力并按照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样子来建立“人的制度”。革命知识分子注定看不到他们全部观念的破灭，也就没有体验到如果真的一旦“人民”掌了权会给他们带来的极端痛苦的绝望。他们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成了斗争的牺牲品，从而结束了俄国舆论史上这个光辉的时期，即“忐忑不安的”精神时期。
八十年代的黄昏时期来到了。一片忧伤和垂头丧气的景象、黑暗势力扬扬得意而“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遭到毁灭。在这个含苦茹辛的时期，最后一批“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都一个个地走进了坟墓，在绝望地寻求那可能将他们的理想付诸实现的社会力量中毁灭了。
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如坟墓一般的死寂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却在社会深处酝酿成熟起来；在几年和几十年中间日积月累地积起了数不清的微小的变革和变化，并且汇合成了一些社会变革的重大因素，只消从外部给它一击——1891年的歉收和饥馑，——就会把已经成熟了的变革的全部巨幅图景一下揭示出来。俄国终于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就好像手刚刚碰到烂透了的东西，在还没有抓住它时，它就在转瞬之间变成了齑粉，在自发的灾难的压力下，那虚有其表的固若金汤的农民经济和农民世界观的全部建筑物就一下倒塌下来，成了一堆瓦砾。农村好像完全变了样。根本不是站在一旁冷眼观察的人所看到的那副样子。先前好像是由内在的物质和精神联系组合起来的旧的村社，不知在什么时候，一下消失不见了，深刻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完整的农民的世界观也残破不全了。这个在农民阶级深处缓慢而逐渐地完成的分化过程，在它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时候，那些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眼睛是无法看出来的，现在它却一下暴露无遗，从而彻底地粉碎了对农民阶级是统一的乌托邦的看法以及幻想在社会主义村社中存在着平等与博爱的看法。这个民粹派的幻想时期也就终于寿终正寝。
但是，在农民阶级分化的同时，另一个社会阶层，即无产阶级就开始发展和成长起来，虽然它当时还没有在俄国的社会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阶级有如农民阶级是在长时间里不声不响和不明显地完成分化的情况一样，也是不声不响和不明显地发展和形成起来的。诚然，从这个默默无闻、还不为人们了解的阶层中也经常涌现出一些个别新的、强有力的、在俄国还不曾有过的人物，如阿历克谢耶夫[5]们和哈尔土林[6]们；诚然，革命知识分子中一些更有眼力和更为敏锐的人已经从这个阶级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新的力量的征兆，——但是就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来说，他们毕竟还是在生活表层的下面生活和发展着，他们为了在将来公开地参与社会斗争，还在积蓄着力量。还在九十年代初期，这种参与社会斗争的征兆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姑且不说八十年代的零星的工人发动的事件）。从工人群众中开始越来越快速和越来越大量地涌现出一些更先进的分子，他们极力想使自己成长起来，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知识，并且去寻找把具有这种知识的代表人物和革命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的途径。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就向全社会表明在这个阶级的核心里已经形成了一支崭新的力量，而从1900年初起，这支力量就开始公开地参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了。
“忐忑不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旧典型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寿终正寝，它的一些优秀分子死在命运或者敌人的打击之下，而它的那些不太坚定和不太坚决的代表人物则堕落、腐化了，蜕变成了“多余人”的典型。新一代的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在这时成长了起来，并在九十年代初走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他们在心理上不知不觉地吸收了那些已经完全变化了的因素，从而在他们的心理上形成了这样的前提：不光要批判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还要批判上一代的各种幻想和错误。于是，现有的这个社会阶层，即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把老一代已经牺牲了的战士的理想付诸实现的那个阶层的意识，就被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青年一代的世界观。
无论是这个事实，还是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都表明，在它的脚下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它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建设上依据的不是赤裸裸的愿望，而是这个强大社会阶级的历史要求。这些就使意识形态建设本身具有了更现实的和更有生活气息的性质，剔除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来取代他们身上那些知识分子的愿望。以往时代那班“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不能达到的目的：同广大群众的结合、使自己的愿望及斗争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因素的论据、用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来鼓舞群众，——这一切现在都实现了，而且是在各种力量的新的相互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的。生活解决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乌鸦在号召之下都愿意飞到女神跟前去，而女神也亲自从高处下来迎接它们。过去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财产的伟大思想，已经开始在群众身上体现出来了。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理想献给了这个新的“人民”，而“人民”则把他的力量、他那健康的、真实的本能、战斗的毅力和对创造的渴望给了这样的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的悲惨景象已经不存在了。它得到了它所寻求的东西，朝思暮想的大门给他们打开了。知识分子先前那种毫无大地的健康和强劲气息的思想，无助于对真理的寻求，而是同人民本身的冷漠进行绝望的斗争，——只有为人民的思想才会变成现实——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走上了进行研究和创造的广阔道路。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忐忑不安的”了。
随着革命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联系越来越牢固和紧密，随着它脱离了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建设领域，而是生气勃勃地把这种建设拿到生活里去付诸实行，去从事生气勃勃的“人的建设”，它也就抛弃了那些对抽象思想演绎才感到兴趣而对生气勃勃的工作不感到兴趣的因素。在无产阶级成长起来的同时，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的觉悟也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尽可能地把那些超阶级的杂质清除掉，使其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纯粹的阶级意识形态的面貌。而这个净化的过程也就不可能不在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随着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中那些已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的革命分子的表现越来越鲜明和明确，它也就动手把那些对于阶级观点，或者确切些说，对于这个阶级的观点表示不能接受的分子清洗掉。模棱两可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模模糊糊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不触到社会上各个阶级的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相安无事地存在下去。可是，一旦它们触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它们就会在化学试剂的影响下发生颜色上的变化，剔除异己的社会色彩，露出自己的阶级本质。那些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分子，后来就脱离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而飞快地向右翼转化。这班离开了左派集团影响的分子，而任凭他们身上内在的逻辑的摆布，很快就达到了他们政治上成熟的地步。从“马克思主义”走到“理想主义”，从“理想主义”走到“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又由后者走到“反动的政策”，即直言不讳地去捍卫资本的利益，——这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所经历的一条道路。
当然，完成从“忐忑不安”知识分子的热爱人民的传统向其直接的反面过渡，也不是没有经历某些“精神上的感受”。这种过渡的自发的必然性，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每向前跨出新的一步，都是处于半醒不醒的状态，他们不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上述各个阶段的现实的社会意义，主要是思想领域的意义；他们在云海里漫步，他们没有发见（甚至也不想去发见）地球从赤道到两极的运动与这种高空的运动是一致的，而他们却总是停住不动，还对地球运行的方向，也就是与他们空中的道路完全一致的方向，表示最激烈和最真诚的抗议。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那种抛弃了鲜明的阶级实质的意识形态，就包藏着各种最可笑的误解。意识形态成了现实的一种复杂的、被歪曲了的反映，以至于认为意识形态是千真万确地能够朝着某个方向运动的，并且毫不怀疑，这个方向就否定了现实中那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而且这种无稽之谈、这类新的“折腾”只要始终认为现实利益的区分制约不了思想意识上的利益的区分，只要一直认为现实利益的区分也无法使观念世界同阶级利益的世界密切地和直接地联结起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和我们在那些老“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身上发见的不相适应之间，有着一条很大的鸿沟。在那一边，过早地发展起来的那些思想上的要求和理论体系是在跟一种并不存在的社会力量，即认为它自己是那些要求和理论体系的化身的社会力量相冲突；在那一边，思想超过了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并在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遭到破灭。而在这一边，则完全相反。在这里，“理想主义的”思想却并不急于去赶上社会分野的发展速度，它还不了解它的阶级基础的所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就陷入了它自己用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装饰品织成的蛛网中，它既不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践，也不期待这种实践，而只是面对着一种鲜明的和直截了当的阶级的世界观。这种毫无用处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一味在那里穷追猛赶，它既跟自己又跟别人过不去，它咒骂自己的主人，甚至千倍地憎恨它昨天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同他的阶级的这种喜剧性的冲突倒不会造成任何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它身上所有那些理想主义的夸张和小玩艺是逐渐地和不痛不痒地丧失掉的。在那一边，曾经有过伟大的、“忐忑不安的”、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盯住不放的”、喜剧性的知识分子集团，尽管有脚踏实地的同伴对它提出明智的忠告，它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对自己有所认识”。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要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的形式，另一次则是以笑剧的形式；一次是重大的历史现象，而另一次则是一场丑剧。[7]这个见解完全适用于我们那班“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者”。“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史上一度起过光辉的、很了不起的作用。他们那种“忐忑不安”精神的伟大悲壮景象以及他们遭到毁灭的那种悲惨的景象在我们这幅苍白的社会舆论的背景上，显得异常的光彩夺目。然而，为了使这幅过去的伟大庄严的景象更加鲜明，历史就用讽刺的形式把它重现一次，还在“真、美、善的永恒准绳”和为立宪民主党拉选票之间，在迷信“寻求真理”和害怕无产阶级着手进行的“人的建设”之间塑造出一些渺小的、毫无用处的“盯住不放的人”。这班小市民制度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越是渺小，他们同过去那些伟大的“忐忑不安的”志士相比越是微不足道，他们就越是愿意穿后者穿过的衣服，越是愿意重复后者说过的话，越是愿意把自己列为后者的同宗。
（程代熙 译）
注释：
[1] “理想主义者”一词源于“理想”，犹如“lux”（光）是由“non lucere”（没有光）来的。——作者注（译者按：据《圣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世界的头一天，创造的是天和地，当时地上一片黑暗。上帝说：要有光。所以说，光是由黑暗来的。）
[2] “Либeрaпиcт”和“Либерализм”这两个俄语词，几十年来，一般总是把它译为“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这是不很确切的，因而使很多读者对它产生误解。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没有原则性”，或者“不讲原则性”。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可以作政治上的“开明”讲，行为上的“放纵”解。这个词的反义是指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顽固性”、“守旧性”。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这里暂且试译为“随波逐流者”。
[3] 《北极星》（1905-1906），是一个反动的社会、政治、哲学杂志，由彼·司徒卢威编辑，伊兹哥也夫、别尔嘉耶夫、梅列日柯夫斯基是这个杂志的经常撰稿人。
在该刊创刊号上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宣称：“本刊的刊名是从雷列耶夫和赫尔岑那里借来的（译者按：1823年，雷列耶夫曾同别斯士舍夫出版过文艺丛刊《北极星》；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曾在伦敦出版过定期文集《北极星》，从1855年起到1869年，共出了八期）。这就是说，我们愿意处在这些伟大的革命和文化传统的旗帜之下，而这些传统就是跟那些光辉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别尔嘉耶夫在他的《革命与文化》一文里说，革命只会造成“对珍贵文物的否定”，他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把“理想主义的开明人士”视为进步的俄国“忐忑不安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的唯一继承者。
[4] 参见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的中篇小说《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人的生活片断》。
[5] 彼得·阿历克谢耶维奇·阿历克谢耶夫（1849-1891），俄国第一批工人革命家之一。
[6] 斯杰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尔土林（1856-1882），俄国工人革命家。
[7] 这是本文作者对马克思的话所作的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上文最后一句，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这样讲的：“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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