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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人

沃罗夫斯基

（1905年）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5年第7期《真理》杂志上，署名尤·阿达莫维奇。

　　Nur der verdient sich Freiheit wie das Leben, Der täglich sie erobern muss.

　　Faust, II Theil[1]


一



　　生活以激流奔腾之势在不断“前进和上升”，它前进和上升着，吸引着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一切力量，让它们感染振奋、愉快的心情，给它们预示无限的前途。“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响起了嘹亮的歌声。这歌声不是使心灵充满对自然威力的恐惧，而是使它满怀着勇气和对生活的渴望，使它充分意识到“随血管跳跃”而迸流的奔赴事业的力量。而在这大地春回的雄壮的合唱里却有着可怜的噪音，这是那抱过幻想和愿望的垂死的一代的哀吟。在安·巴·契诃夫的剧本里，那些光荣的祖先的不肖子孙在我们面前忧郁地鱼贯而过。他们没有信念，没有意志，没有抱负，等闲消磨了自己凄凉的一生，——这是“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是多么怪诞不经的概念的组合啊。在宣称人为创造主，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的人们看来，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多余的”，只有人本身是例外。然而，不管理想主义者对人的庄严的颂歌，也不管现实主义者对人的较少浮文但却更深的敬意，生活却在无情地毁灭人们，经常使他们处于完全变成多余的境地。

　　“当我一想到，——伊凡诺夫[2]诉苦说——像我这样一个健康有力的人竟变成了一个不是哈姆雷特，就是曼弗雷特，或者是什么多余人，——一想到这，我几乎就要愧死……”

　　这个“健康有力”、可是多余的人用这样忧郁的口吻来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

　　“头脑昏沉沉地，心灵懒洋洋地，我身心疲倦，内心痛苦，精神颓丧，没了信念，没了爱情，没了生活目标，像一个影子似的在人海中漂浮着，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而在他之后，出现了另一些郁郁寡欢的人——同样是“多余的人”，阿斯特罗夫们，万尼亚舅舅们，屠森巴赫们，不幸的“姊妹们”和“海鸥们”，“樱桃园”的主人们[3]等许多人，他们都愁眉不展，备受那些渺不足道、可是无法摆脱的痛苦的折磨，显得可怜极了。透过作者对于自己人物的理想化的轻雾——或者说得确切些—透过作者饶有诗意的怜悯与同情的轻雾，可以看出这种生活是那么渺小无聊，它单调、沉闷、阴暗、讨厌，正像那阴雨连绵的秋天。

　　“那些在我们一二百年以后生活的人们，——阿斯特罗夫公允地说，——将会因为我们这么愚蠢、这么无聊地度过我们的一生而藐视我们。”他接着还承认说：“我们已变得像大家一样的庸俗了。”

　　然而作者并不是以描写和美化庸俗渺小的可怜虫为目的。恰好相反，他相当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人都曾经是聪明能干的人物，是某一个社会集团的精华。的确，这一社会集团并没有被历史指定去完成世界性的丰功伟业；的确，这个集团的任务很狭窄，都是以本集团为限而很少顾及更巨大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因而既不能开辟远大的前程，也不能发挥社会创造的奔放激情。……无怪乎这个集团的英雄人物的数量和他们活动的规模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不久以前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六十和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使我们熟悉那些代表更巨大的社会利益的典型……这个时期的文学人物寻求建立功名的道路，对自己提出广泛的社会任务，因此，如果某个伊凡诺夫的“敢作敢为”的气魄（例如他要娶犹太女人这种“功业”或是“非同等闲的学派”）只能引起他们善意的微笑，那是毫不足怪的。

　　当我们看契诃夫的戏剧时，我们就跨进了宁静的庸俗的泥沼，在这里，青蛙阁阁地自鸣得意，肥鸭带着群雏俨乎其然地游来游去。如果有一只幼雏心羡一飞而过的野鸭，也要冲霄高举，当它刚一飞到附近的柳树边，就扑嗵掉到水中，因而诉说自己是挑了力不胜任的重担时，我们是毫不为奇的。那时，老鸭将会叹着气安慰它，并且埋怨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也曾追求过理想，但有什么办法呢，额头碰不破墙壁，鸡蛋怎么能碰石头等等。

　　有一个时候，伊凡诺夫曾是“全县里唯一有所作为的汉子”，曾是一个活泼乐观的人。“我从前年轻、热情、诚恳，而且相当聪明，——他自言自语说，——我爱过，恨过，信仰过，但却与众不同，我一个人顶十个人似的工作过，希望过，我和风车搏斗过，我拿额头碰过墙。”

　　但是，当我们从这些动人的言辞转而观察他的工作以及“和风车”搏斗的实际内容时，就会马上看到，我们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个无能之辈。我们可以从他给医生李渥夫的劝告中看看他信仰什么，而又是为什么以额头碰墙的。“您不要娶犹太女人，不要娶精神病的，也不要娶个女学究……您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为敌，不要和风车搏斗，也不要拿额头撞墙。……但愿上帝保佑您，一辈子也不要卷进什么合理化的经营，什么非同等闲的学派，什么热情的演讲里去……”

　　大家知道，这个纲领并不特别惊人，何况在我们今天，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环境正提出更巨大的任务，必须以无比巨大的力量和公民的忘我精神才能付之实现。因此，无怪乎伊凡诺夫在努力解释自己颓唐的原因时，很少感动我们：

　　“我不自量力，欠思考，不懂什么叫生活，就挑起了重担，结果一下子就压断了我的背脊，扭坏了我的筋骨……请看，我跟它搏斗过的生活，多么残酷地报复了我啊……”

　　另一个以其身世打动许多心肠温柔的人物——万尼亚舅舅，他的anamnesis[4]更不光彩，更为渺小。这个人物，依他母亲说，曾是“光辉的人物”，他毕生为一个美学教授效劳，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结果这个天才原来是个毫无用处的家伙。

　　“从前我崇拜这个教授，这个可怜的害痛风病的家伙，——万尼亚舅舅发牢骚说——我像牛马那样地替他工作！……我把他的学问当作自己的骄傲，我把他看作我的生命，我的呼吸！他所有的作品和谈吐在我看来，都是天才的神思。……我上当了……我看清楚啦——我是痴痴呆呆地上当啦！……”

　　当他终于明白被骗时，他也像伊凡诺夫那样陷于绝望。但是他已年近五十，已经没有精力来结束庸俗的生活了，于是他哀诉说：

　　“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告诉我，该怎样来开始……从哪儿来开始呢……”对于这个问题，阿斯特罗夫十分合理地回答说：“哎，你得了吧！还有什么新生活哟！你我两人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契诃夫所塑造的所有其他“多余的人”——“三姊妹”的亲友和“樱桃园”的居民们——的生活和理想，那我们就会到处发现同一的特点：理想和生活目标非常渺小，当这些理想和目标破坏了生活时，就引起巨大的悲哀和痛苦。在愿望和不能如愿以偿所引起的痛苦之间的矛盾也好，不相称也好，使得痛苦本身乍然一看既可怜又可笑，而仔细研究起来，它却是有更深刻、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意义的。

　　契诃夫的人物是过去曾经起过巨大历史作用的那几代人的后裔，他们的毁灭也就是整个社会流派的生活的最后一幕。作为衣钵传人，作为快消灭的、再也不能独立生存的流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不能转到更有生命力的别的流派的观点上来，必然会失掉个性，变得毫无生气，离开社会而躲进个人的小天地，从积极活动一变而为消沉绝望。

　　在他们之间，凡是尚能在良好环境中复苏、尚能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扎根开花的人士，都像安尼雅和大学生（《樱桃园》）一样，从自己亲人的圈子里脱身出来。这个圈子本身在瓦解中，把它联系起来的一致的利益和有特征意义的集团心理在破灭中，逐渐解体和个体化的过程也正在进行中。

　　这个社会阶层的个别成员所提出的个人任务，由于该阶层的历史意义以及这些任务的个人性质，比起整个宏伟的社会过程及其所提出的世界性的任务、或即使只是一个民族的任务来，是微不足道的。整个阶层及其个别成员的生活都黯淡无光，一切社会性的利他主义的本能都匿迹销声，代之而起的是非常流行的小市民庸俗习气。

　　这个必然灭亡的社会阶层的生活——它正是契诃夫在自己剧本中所描写的——是不能滋养艺术家的创作的。

　　我们也确实看到，我们的作者在他所有剧作中描写的只是“多余人”生活的一个片断——即他们的毁灭。

　　伊凡诺夫自言自语说：“不到一年以前，我还是健壮的人”云云；万尼亚舅舅“直到去年为止”还信任自己的教授；《三姊妹》里的情节是在引起她们整个生活方式变化的、她们的父亲逝世“一年后”开始的。

　　剧本《樱桃园》也同样是给我们描写这个花园的主人们毁灭的过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

　　“多余人”的生活既然显得渺小、庸俗，他们的毁灭也就具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因为随着他们，我们社会生活的整整一个时期结束了，历史悠久，在俄国社会自觉心的发展上曾起过巨大作用的整个社会阶层彻底地毁灭了。

　　社会生活条件注定了该阶层的毁灭，这是值得“多余人”痛哭流涕的巨大事实，他们的理想和斗争是渺不足道的，因而让其消失在anamnesis[5]的阴影里，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此可知，为了艺术上的目的，作者有充分的理由利用“多余人”的毁灭和悲哀，同时只作一些简短的暗示而避开他们的积极内容。

　　现在我们来观察产生“多余人”并决定他们可耻地毁灭的社会过程。

二


　　现代的文明社会——分化了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分解为各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它们各有其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法的利益和理想。这些利益来自该阶层的生活条件，来自该阶层在生活财富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来自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些利益彼此间远非一致，甚至常常是直接对立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利益上的这种分歧，自然会引起他们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因此每个阶层都要力图夺取社会上的主导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指出，无论各社会阶级的整体，还是个别的阶层，都不仅表达了当时的某些利益，而且也表达了将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利益。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来观察各社会阶层，我们才能明了它们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

　　历史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及其内容，社会的技术文明的性质，创造了最最有利于某一个社会阶层的条件，而造成这些客观条件的同一过程，同时把这个集体的个人当作主体而创造了一些主观的条件——就是使其意识到有必要夺取而且也使其敢于夺取当前已经由客观过程酝酿成熟的那些财富。自发的进程从社会的群众中推出社会上主导利益的自觉的表达者，亦即社会上占优势的（就其意义而言）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表达者。这种历史过程的统一，乃是社会学上最有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这个统一，同时而且以同样原因形成了使一定的阶层在社会上起这种作用的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形成了推动这个阶层正是担任这种作用的主观的心理条件。只有弄清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自发的和自觉的两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才能完全了解所谓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因事件的进程而跃居首要位置，并因而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自然要实现它自己的“历史观念”。

　　领导社会的生产过程并因而成为它的主大和组织者的阶级，自然也力图以同样原则改组一切社会关系，使它们充分满足本阶级的需要。作为社会上主导的阶级，它自命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和表达者，因此力图把它的法、科学和道德上的概念作为必须遵行的准则，规定为全社会的法、科学和道德的概念。

　　其他一些阶级，在国内生产过程中处于另一种地位，因而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法和道德的概念，它们自然只有迫不得已时才顺从于所规定的准则。这只消回忆一下，法国的“第三等级”在数百年间曾怎样地与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各个等级所制定的准则进行斗争就够了。在哲学、伦理学和法上，“第三等级”竭力要表达1789年前那个时代里得到充分表现的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只有当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过程给经济上和统治上的封建制度送了葬，并为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作好准备时，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才能有这样充分的表现。某个社会阶级（或某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规定了它在社会生活里所能起的作用。如果发展过程注定这个阶级的经济作用前途远大，那么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中也会表现出力量、毅力、战斗的锐气；而如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功用注定趋于丧失，那这个阶级（或阶层）在社会生活里也将萎靡不振，丧失意义，而日趋腐败；另一些较为幸运的社会成分将一个又一个地夺取这个阶级的阵地，而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却将离开它而投奔别的社会阶层，而这个阶级本身当其在社会中尚未完全瓦解时，在政治方面将会成为某个比较接近的、比较有生命力的阶级的附庸。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份时，——正如上世纪欧洲所有国家从封建关系过渡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时所经历的那样——整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体系都要发生严重的变化。

　　新的主导的阶级——这是国家的经济制度、从而也是社会制度的新的组织者。它也像上文所讲的那样，努力要使整个社会生活制度适合于它自己的历史要求。

　　的确，在这个阶级欣欣向荣的时期，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于这些要求的，因为这个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者而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变革的结果和标志；否则，这个阶级就不能居于首要地位了。

　　但是问题也正在于，国家的经济生活暂时还只是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于新的主导阶级的要求。而只要这个阶级成为社会上占优势的（就其意义而言）成分，它的特殊的经济形式也就成为国家整个经济制度内占优势的形式了。

　　生活的新主人的历史使命是：改造整个经济生活和一切生产关系以符合于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改革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类似的改革中，也包含着这个阶级改组国家生活以利于充分满足本阶级需要的倾向。

　　例如在法国1789年革命的前夕，资本主义关系——特别在工业中——还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但是，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它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从修道院土地的收归国有到制定民法——以促进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改造国家生活以满足本阶级的要求。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往往是极其痛苦的变革。被卷入新社会经济生活漩涡的许多社会阶层，不得不改组它们全部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原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关系，适应于完全不同的要求的。

　　然而，并非任何阶层都能经得起这样的变革：这需要具备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条件。

　　同特定的经济关系密切联系的还有独特的观念、概念和习惯。特定的生产方式和以它们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要求特定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的。如果说半劳役的农奴制经济促进了贵族的懒散和荒淫，滋长了贵族的品质——奥勃洛摩夫性格，怠惰，挥霍，然而往往还有慷慨与无私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要求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品质了。

　　一方面是干练、节俭、谨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冷酷无情——正好是这些精神品质促进资本的发展，而资本的发展又从它们得到鼓励。

　　因此，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自然不是简单地从古老的贵族的生产关系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从农奴制到自由雇佣劳动制的转变而完成的。相反地，这种转变乃是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迟缓而长期的彻底改革，旧的经济方式对新的需要的新的逐渐适应，旧社会内部新社会因素的逐渐萌芽和成长。但是，当新的原则成为社会中的主导原则，当它们迫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接受自己的要求时，那些仍然保持旧的经济形式的社会阶层就面临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或是立时适应于新的要求，或是坐待毁灭。

　　就在这里大家看到了，许多社会阶层，由于经济和心理上的落后，不能很充分、很迅速地适应新的要求。于是，衰败、没落和毁灭的过程开始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这些阶层或个别人物在这种或那种局部事情上适应着新的条件，争取自己的生存，必须有漫长的岁月，生活才能彻底消灭过时的、但却很顽强的形式。

　　在这个由于某阶层不能适应新环境而产生的衰亡过程里，这个阶层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理的上层建筑、亦即这个阶层的理想、世界观及其特有的情绪也趋于颓废和退化了。

　　这个阶层既然失去它从前的意义而没有获得新的意义，因而它再也不能在社会上作为一个独立成分而起作用了。它的内部联系在削弱，阶层的心理也在分解着，阶层本身和其思想家之间开始了日益增长的分歧，较为活跃的力量离开了自己出身的环境，去为生活的新主人效劳，或者走向人民大众，无论在这种或那种场合下，他们都抛掉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层的心理。

　　但不幸的是这个阶层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不能在心理上和自己的环境决裂，又不能习惯于别个阶层的心理。他们不可避免地陷于可怜的生活，徒劳无益地和庸俗的、堕落的环境斗争。他们的理想是渺小的，用来斗争的力量是微弱的，——要知道这是优秀力量离开后残存下来的分子，——而他们经过短暂的努力后，伤心绝望，变得更加软弱无能了。

　　要像大多数他们的侪辈一样沉溺于纯动物性的生活，他们是不能的；意识病态地起着作用，折磨着他们；而要作进一步斗争却又缺乏毅力，于是他们变成“多余的人”了。

三


　　上世纪的中叶，俄罗斯经历了一次极不平凡的转变。我们指的不是六十年代立法上的改革，而是那种深刻的内部变革，这种变革把古老的、贵族的、等级制的罗斯变成了年青的、阶级的、或者像通常说的公民的俄国。

　　这个由增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所引起的意义重大的事实，一下子就消灭了以前严格的等级界线，搅乱了贵族和小市民的概念，从这一团混乱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这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它是注定要在未来起主导作用的。

　　在农奴制时代，俄国社会分成了壁垒鲜明的两大部分，在文化发展方面，一个部分要比另一个部分落后了数百年——这就是特权的罗斯和非特权的罗斯。当后者还过着纯粹动物似的生活，而其谦卑的希望也没有超出调整公民和法权关系的范围时，前者就已享受着欧洲文化的一切财富，拥有足够的广泛可能来“醉心于艺术和科学，沉湎于激情和幻想”[6]了。这个特权等级，至少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士，根据时代和时尚的要求，时而醉心于法国的理性主义，时而沉湎于德国的哲学。因此它产生了“激情和幻想”，由于这些“激情和幻想”，俄国进步贵族阶层很早就提出了公法性质的要求。

　　因此进步的贵族在农奴制时代成了西欧国家观念的历史代表者。农民解放和其他巨大改革的时代在颇大程度上削弱了等级的壁障，破坏了隔离俄国“第三等级”的长城——这个时代造成了现代资产阶级从其中产生的那种混乱状态，在这场过渡时期的混乱状态中，应该联结旧罗斯和新罗斯统治阶级进步人士的传统联系断绝了。社会的新组织者——垂死的农奴制贵族的合法继承者资产阶级诞生了，它在不能（至少在初期）继承进步贵族的法权口号的那些条件下出现在社会舞台上。

　　年青的资产阶级是在农奴制时代成长起来的，由于农奴制关系束缚并阻碍了无限制的和不分等级的私有财产原则的发展和彻底实行，年青的资产阶级很自然地把自己的desiderata[7]集中在这些民法的原则的实现上；当它从统治者手中得到了作为自愿的礼物的公民平等权利时，它就不再迷恋于自己先驱者的观念，不能成为他的政治遗训的执行者了。

　　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其兴起的历史条件，只带来有限的纯粹经济方面的自觉心，从其发展水平来说，它还处于这样的阶段，那时这个阶级是由“反证”的方法，只有同其他社会阶级对照起来才能得到确定，对于推动它前进一步，超出纯经济要求的那种内在的自觉心，它还是缺乏的。处在这种落后的状态下，它就不可能拾起衰亡了的一代手中所掉下的那根继承的线而继续织下去。

　　在耽溺于《樱桃园》的舒适的贵族之家里，几百年来那儿的书柜“散发着美德和社会自觉的理想”，而改革时代却连根铲除了它们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过，改革时代却不能在活着的几代人中铲除和破坏这些世代相传的“美德和社会自觉”的理想（见《樱桃园》）。而属于在社会意义上垂死的阶层的那好几代人，就必然会陷于这些理想和本阶层日趋缩小的社会力量互相矛盾的悲剧中。而当这股社会力量终于化为乌有时，理想也就黯然失色。对理想的信念动摇了，意志衰退了，抱负变成了消极，无聊代替了苦恼，于是我们所熟识的“多余人”的典型便形成了。

　　任何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的瓦解过程，首先表现在内部联系的松弛和这一阶级特有的心理的动摇上。比较活跃的，即比较敏感的力量不再满足于在他们之间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从别处探求新的理想，终于离开了自己人，投向另一个社会阶层。

　　在我们所感兴趣的进步贵族分化过程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起着巨大社会作用的一个支流，即所谓忏悔的贵族。在寻求新的理想中，忏悔的贵族人士转向人民大众，转向农民，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新观点正确地表现了这些群众蕴诸内心的愿望。

　　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写道：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不会怀疑，像农民那样贫穷，饱尝苦难，备受压迫，经历并体验过天知道是怎样的酸辛苦楚，肩负着千百年来生产劳动的重担——像这样的人，必然会抱着重新安排生活的无餍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得他们如饥如渴，他们期待着，可是不能如愿以偿，他们热烈地希望能够自由呼吸。”[8]

　　忏悔的贵族自然会想到，他们是那几千年来把劳苦推给农民负担的祖祖辈辈的合法继承者，现在，正是他们应当走向农民，帮助他们“重新安排生活”，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

　　在这种意向上，忏悔的贵族遇到了从社会下层成长起来的另一型人物，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两者在对时代实际任务的理解上是一致的。平民知识分子不像他们的身不由己的同路人那样有过去的负担；正像尼·康·米海洛夫斯基[9]早已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平民知识分子是没有什么要忏悔的。[10]

　　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身是各色各样的（在西欧，总括为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出身于下级牧师、商人、农民等家庭，他们怀有鲜明的民主情绪，这使他们具有否定资产阶级的心理。这种心理无意地推使他们走上忏悔贵族所走的那条道路。

　　“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说：——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辈们’在这儿过的这种糊里糊涂的生活，就会觉得，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规矩的、最合理的。可是不然；你会感到苦闷的。……你总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去跟他吵架也好，总是想跟他们来往的。”[11]平民知识分子par excellence[12]是思想家；既然是思想家，他们就得寻求适当的巩固基础，他们觉得这种基础可以在人民大众中找到。

　　“平民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无力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在跟他们那样受苦受难的下层大众中给他们蕴诸内心的目的寻求支柱，于是他们成为‘热爱人民的人’”。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心理的基本特点：“它们是直接由他们的社会地位产生的”（阿·波·《杂志简评》）[13]。

　　改革后头十年的俄国生活里，忏悔的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齐心协力地走向民众；前者“为了偿还痛苦的旧债”[14]（照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的说法），后者则“为了跟别人来往”。正确些甚至可以说，忏悔的贵族是追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的，因为这些年轻而朝气蓬勃的人，一开始就拿起了指挥棒，给整个运动打上自己所特有的印记。但是这样的同心同德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

　　这两派刚一遇到逆境便发生了分歧，两种心理的差异突出地呈现出来：平民知识分子开始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任务，而忏悔的贵族则开始使自己的任务适应于这种环境。而且越是往前，他们的道路也就越是分歧；富有朝气、满怀希望的平民知识分子走自己的道路，而忏悔分子却无力过独立的生活：他们以后经历的是日益堕落的历程。我们所要探讨的也就是这段堕落的历史，因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我们这篇论文的内容。然而，我们在探讨这段可悲的历史之前，应该先作一点说明。

　　平民知识分子和忏悔的贵族这两种类型，在本文下边的叙述中，主要是两种心理的类型。离农民解放时期愈远，这两种类型的阶级性质也就愈是变得模糊；两个阵营的成分愈来愈趋于驳杂，但是，平民知识分子和分化中的进步贵族各自带给自己流派的那种富有代表性的心理，继续对两个流派起着显著的影响。

　　忏悔的贵族这一流派，从其内部成分来说，也可以称为民粹主义文化派，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分化并消融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新的阶级中的、过渡性的中等贵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和观点在思想体系上的表现。

四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和人民结合的罗曼史”[15]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的，这就是：从农奴制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定会像摆脱自己以前的等级心理的贵族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那样地思维、想望和发展的。从这种空想的前提出发，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发生了“到民间去”、和人民打成一片、“大众化”等历史的可能性和道义上的必要性。

　　“我们去和人民打成一片，——塞尔巴罗耶夫说——我们投身到大地上去，像撒种子似的，让这颗种子萌芽，并像埃及的小麦一样，得到五倍到百倍的收成。”[16]

　　“你瞧，我现在在哪儿过活啊，——这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人物卡拉玛诺夫说。——同这个伯母谈话，全神贯注于雇农的生活、心灵和思想，熟悉雇农的利益，抛开雇农以外的整个世界，扼杀了因教育、财富和知识而滋长的内心的需要，从一个大地主、法学副博士和文学家变成打零工的，并且用打零工的人的狭窄兴趣来堵塞心中一切人类高尚的兴趣——一句话，和人民同甘共苦，以便了解他们，同他们打成一片，白嫩的地主的身子骨穿上粗麻的衬衫和外衣，细瘦的贵族的脚裹上包脚布，穿上草鞋，让自己感到包脚布的全部妙处和草鞋的作用。”[17]

　　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怀着这样的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意图到了农村，“与人民一起做工和思考”。但是，他们关于人民的概念原来是如此天真和富于幻想，正像他们关于“包脚布的妙处”和“草鞋的作用”的想法一样。真正的现实中的人民、而不是感伤主义旧小说中带点喜剧性质的人民，原来是不平常的实利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正像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正确地推测的那样，人民确实抱有重新安排生活的“无餍的渴望”；确实想“自由地呼吸……”但他们渴望安排一种精明的农民的新生活，渴望小资产者的物质上的幸福，想让自己的私有者的胸膛能够自由呼吸。青年们的理想主义激情碰上了实利主义的愿望：“有点土地多好”；他们的利他主义的宣传不能使雇农摆脱同村人的剥削。

　　“我们到民间去，到没有烟囱的小农舍去，——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将在那儿过活，在那儿耕地，并且播种的也不是现代的思想，而只是裸麦和大小麦，而当我们给土壤充分地施过肥上了粪以后，也就传播思想了。”[18]

　　然而现实日益明显地证明，给“种裸麦、大麦和小麦”的土地施的肥越是见效，土壤就越是不易接受“现代思想”的培壅。

　　农村的客观发展过程同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公式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分歧了。

　　在这个客观的、自发的、酝酿着一种巨大失望的过程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同青年们的文化活动相矛盾的、主观的自觉的因素。一方面，刚刚废除的农奴制以其全部惨景像一个阴森的幽灵在威胁着愚昧的农民，因而他们本能地不相信任何的“老爷”，任何不是出身农村的人，即使他是农民打扮也好；另一方面，就在旧制度崩溃后的第二天，在农村生活中一种新的人开始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人不是“为了思想”而穿着腰间带折的外衣和考究的长筒靴子，他们同这农村骨肉相连，心理上彼此相近，而主要的是他们工于钻营，很懂得这农村的心理。这种人就是富农。酒馆老板，小铺子掌柜等一类人，一般地说来手头有点资本，因此也有点威信，他们控制了整个农村公社和公社的经济，不仅对村政问题，就是对各个公社居民道德与行为方面的问题也起着主导作用。一切有钱的和精明的农民都因利害相通而倾向于他们，整个乡公所在他们掌握之中，乡长是干亲家，司书是要好朋友等等。

　　正是这种新的势力很快地就嗅出了以热爱人民的青年为代表的利他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全部危险性，他们有碍于它的恣意横行和擅作威福。无怪乎这批势力急于运用它的一切力量、关系和影响，来防止自己的信徒们同这些外来人发生不称心的、不利的接触。于是，对于农村中一切智力劳动者——医师助手，男女教师等的无耻迫害开始了。所有这些人听到了同样的呵斥声：“滚开，不要到处乱窜！你破坏！你捣蛋！”可是，就是这些把知识分子赶出农村的“短红胡子”，用自己的办法满足了这农村的全部需要。

　　“这种不识字的人什么都办得头头是道！——乌斯宾斯基写道，——他们改善风习和财务，排难解纷，加强民间的理想，整顿乡村和市镇，宣传卫生常识，建立科学等等，而这一切都说一就一地顷刻间完成，一切只花了少少的几个小钱。你只须对这种机灵鬼说：‘你去改进农村，制止邪说，发扬日常生活的原则，改善风尚，这里给你两个卢布作费用！’这个机灵鬼会回答你那句老是不变的话：‘遵命’，快马加鞭，一溜烟就走了。你刚回过头来，一切都办好了，全部开支甚至要不了两个卢布，还找出七十五戈比来呢。”[19]

　　但是，在理想主义热情勃发的初期，甚至任何短红胡子的“机灵”和他们的“不要乱窜”的呵斥，都不能制止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在农民大众之间开展文化活动的意图。关于他们怎样在农村里生活的情况，俄国的历史和文学的篇页上满是辛酸的回忆。必须怀着笃信自己事业的伟大信念、必须对这些不怀善意的、往往是残忍的人民抱有伟大的爱和希望，必须具有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忍受得了这一切艰辛和痛苦，才不至于一开头就悲观失望，意志销沉。

　　“开头她碰上小风暴，——上引的莫尔陀夫采夫的小说里描述一个女教师的遭遇说。——教会里的职员跟她恶意捣蛋，唆使孩子们作难她，往她的大门上涂柏油[20]，用粉笔在她的大门旁围墙上写各种下流的话，甚至经过那儿都觉得可耻。亲爱的，她真是吃尽苦头，但她坚持下来，终于一切都顺利地应付过去了。只是受尽苦恼，毫无益处，可怜的女人。”[21]

　　但是，这种以血和神经为代价获得的可疑的“顺利”，也不是经常能够获得的。不知有多少次事情的结局就像诺沃特沃尔斯基的充满悲剧气氛的短篇小说《纪念品》里所描写的那样，男主人公——乡村教师——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而女主人公——医师助手——却自杀了。所有这些惨事和悲剧都是在人民群众面前发生的，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逸和幸福，往往还牺牲了生命；这些群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保持消极和冷漠的态度。然而这种文化使命的吸引力是这样强烈，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的毅力是这样坚强，以至于需要经过多年的经验和数百、也许是数千人的徒劳无补的牺牲，才能使他们对任务本身以及实现它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但是，所有这种经验和这些牺牲，结果还是导致失望、导致“怀疑和动摇”。这是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结合中初次出现的失望。它像一块石头落入热爱人民的激流上，激流冲击着这块石头，然后分成了越来越趋分歧的两股支流。

　　我们所谈的七十年代中期的转变就是这样在当时极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的情绪上反映出来的：

　　“饥饿！你什么时候才会离开我？肉体上和精神上永恒的饥饿啊！就算你绝顶聪明，如果把你投入深不可测的泥潭，你也会同样惨遭灭顶，就像最无用的凡人那样！我现在痛苦极了。我清楚地感到，我目前离开人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远；我现在不仅不能做一个粗工，像我曾经幻想的那样，甚至一个人民教师的职位我也未必胜任。事情很明显：我厌恶那种一提起‘农夫’二字就会感到的无家可归的情况，我厌恶，因为我精疲力竭，而他却没有变化，因为我受尽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使我疲惫不堪（不管痛苦如何，这痛苦并非总是愚蠢的），而他们却不太懂得这些痛苦……可是我却勉励自己，要和人民打成一片！这简直是嘲弄！这是我对逻辑的嘲笑，也是环境对我的辛辣讽刺！”

　　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是一个非常敏感，善于观察的人，一八七六年二月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22]。这种悲观情绪并非作家个人的特点。他在自己同时代人身上也看到这种情绪，他看到了并在自己的一些短篇小说里写了下来。

　　“晚上他（彼切里察）坐下看书，——诺沃特沃尔斯基在短篇小说《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人的生活片断》里写道，——不到几分钟，他便激动地在房间的一小块地上徘徊起来，在他那忐忑不安的眼神里，我清楚地看到他那种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人的怀疑和动摇；如果这时进来任何一个外人，彼切里察便会像一个有权势的人那样，以一种坚定的语调，同他进行有条不紊的谈话，可是我十分明白，他的心里却像一团乱麻。他与我的全部区别只不过是：我可以说是从高加索的顶峰逐步下降，而他却是从平地成长起来的。”[23]

　　如果说从高加索顶峰下降的忏悔的贵族和从平地成长起来的平民知识分子当时在共同的“怀疑和动摇”的情绪上趋于一致，那末，在这种情绪里，刚好也就在这种情绪里，已经蕴含着他们后来分歧的出发点。“怀疑和动摇”原来是一种社会的试剂，它能够把身分复杂的大群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分解为两类人：其中一类克服了自己暂时的情绪，并能摆脱它；另一类却“不能战胜残酷的思想”[24]，暂时的情绪却制服了他们，成为他们主导的情绪。在诺沃特沃尔斯基的短篇小说《清算的前夕》里，有一段描述上升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过时的贵族文化派两者的会晤的情景：

　　“我是不配服侍这个青年人的……——贵族子弟波普特科夫谈到自己的‘精神上的儿子’说。——那种在我只是成为一种抽象理论或者是蕴诸内心、不告外人的神经细胞的附属品的东西，在他那儿却变成了一般的、特殊的情绪……他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他也向我伸出了手……
　　“哎呀，您……我亲爱的人儿！为什么您这……推开了这只手啊？
　　“是啊，因为我实际上什么也不会。”[25]

　　但是，尽管波普特科夫这样真诚地承认自己不能干出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却决不能说他那一派人也都是这样地坦率。反之，像在下文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以一切过时的流派所固有的那种不明事理的态度，竭力用极其不利的外在环境来解释自己不能起着独立的社会作用的原因。

　　对彼切里察及其伙伴说来，这种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人的怀疑和动摇应该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像克服暂时的悲观情绪一样。尽管作者说有陷入泥潭的危险，他们是不会陷入的，即使只因为像彼切里察后来谈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的头脑里产生了某种照人类进步的规律必定获得发展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会死去的”。

　　然而，对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部分，却不能说同样的话。在这些人的“头脑”中日益明确地形成的一切想法，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了他们这个社会阶层由以产生的生活方式趋于解体的情况；不论这个集团还是它的思想家们，都是被历史注定要毁灭的。“樱桃园”作为特定的、独立的经济范畴的崩溃，以及在这些“樱桃园”的温和氛围中形成的华而不实的世界观和细腻的情绪的破灭，在忏悔者的头脑中以世界性的悲观主义的形式反映出来。

　　离开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上的领导，文化派终于达到了自觉，但这种自觉却像荒漠上的沙土，是百无一用的。

五


　　民粹主义文化派从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整体中分化出来以后，就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具有那种在历史意义上过了时的社会阶层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以前由于平民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领导曾是隐晦不明的。

　　只有在这次分道扬镳以后，我们谈过的两种典型的情绪：平民知识分子的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的情绪，忏悔分子的忧郁沮丧的悲观主义的情绪，才开始形成并突出地表现出来。围绕着这两种情绪形成了两派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还不如说是上述的心理因素。问题在于：不论平民知识分子或忏悔的贵族都没有一种巩固的阶级基础可以权威地决定并指导他们这个集团的观点、趣味和概念的发展；他们两者都出身于过时的、不能过独立社会生活的阶层。平民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名字本身就可以知道，乃是分化的产物，是各种社会阶层的杂凑。不管他们出身于作为等级而分解了的农民，还是出身于没有在俄国发展成独立角色的小资产阶级，或是出身于僧侣或小官吏这样变化无常的阶层，——他们的心理基础永远是同自己人断绝关系。对于自己所出身的环境来说，他们是一些“过剩户”，是离乡背井出外寻求幸福的移民，因此，他们既否定原来的那个环境的经济条件，也否定其社会作用和典型的心理。至于他们到什么社会集团去体现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为哪一社会集团服务，这当然要看这种否定的力量和小市民因素在他们心理中的渗透程度而定。

　　不能不指出，在目前，当资本主义关系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分化程度在俄国形成十分明确的形式时，大多数平民知识分子是消融在资产阶级之间的；但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在分化尚很微弱的时候，平民知识分子大多是热爱人民、并在人民中间寻求自己理想的实现的。

　　另一个流派——忏悔的贵族的社会基础，虽然也同样动摇不定，却略有不同。这一派出身于地主贵族阶层，可是这些阶层由于自己生活的经济性质和社会性质，已不能适应于新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思维的方法了。因此，这个流派是衰落、腐败、注定要毁灭的社会阶层的产物。从自己出身的环境中它对自己这个环境的罪孽的过去做出了否定，同时对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制度也采取了敌对态度。

　　决定这一派心理的是一种想在商品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保全“樱桃园”的诗趣的愿望，是介乎农奴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过渡情况。无怪乎忏悔分子向往于已经摆脱农奴制的依从地位但尚未加入资产阶级经济的商品流通的农村。因此，忏悔贵族的心理也以否定自己出身的环境为特征，但这种否定与平民知识分子不同，是踌躇不决、依违两可的。只有能够克服这种犹豫态度的个别人士和团体，最后参加到平民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来。

　　我们上面谈到的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分裂，不仅使他们鲜明地划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隶属于两种心理类型的集团，同时也使这两种心理类型能够各自独立发展，并采取最能充分表现自己实质的形式。在民粹主义文化派的因分化而摆脱约束的心理中，哀愁和悲观的音调——社会性的退化和没落的反映——立刻占据了首要地位；这些“怀疑和动摇”的音调在他们心理中开始起着主导的作用。从高加索顶峰下降的忏悔分子是这个流派的中坚和领袖，他们也给整个流派盖上自己典型心理的印记：

　　曾几回我们垂下了双手，
　　曾几回抛开了狂烈的论争，
　　又重新怀着勇气，走向痛苦，
　　去争取自由和光明……[26]

　　一个派别借贝·雅的口咏叹说。

　　屈从催我在摇篮里入睡，
　　软弱为我挖掘了坟墓……[27]

　　另一个派别用福鲁格的话回答说。

　　民粹主义文化派以哈姆雷特精神来对抗平民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

　　“有人说，无情的分析是一种痛苦，——1877年，十四岁的少年纳德松[28]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刚好相反，我在这种分析中发现某种特有的愉快，特有的满足……”

　　纳德松注定要为之充当歌手的那一代人，把腐蚀心灵并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的那种分析作为自己心理的基础。这个必然要毁灭、要退化为“多余人”的社会流派，由于它特有的眼光短浅，不是在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软弱无能里，而是在外部环境，在人们的庸俗和世界的缺陷里探求自己悲观主义的原因。

　　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相信未来和渴望斗争——人类天性的这些积极方面，被看成庸俗的象征；而一切趋于毁灭的流派所特有的消极的特点——软弱、不满、缺乏信心、悲观主义等，却被当作金科玉律，奉为座右铭。因此，无怪乎我们所研究的一代人的另一个思想上的权威——迦尔洵[29]在致法乌谢克的信里写了下列几行刻毒的话：

　　“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分为两种，或者说得确切些，分成两个极端：一些人具有可以说是良好的身心感觉，另一些人则具有恶劣的身心感觉，一种人在生活中从任何感觉都得到充分的快感：他吃东西，感到愉快；眺望天空，也感到愉快。甚至在执行低级的生理机能的要求时也带着显然满足的心情。从厕所出来时他也说：哎，老弟，真是，我真舒服……云云。”[30]

　　这些恶毒的话很鲜明地表现出没落的社会阶层所特有的对哀愁痛苦情绪的崇拜。他们本能地敌视一切朝气蓬勃的事物，这在后来九十年代，也明确地流露出来，那时候，往日进步流派的后裔，在饱尝公民的悲哀之后，带着敌意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对什么都感到愉快”的年青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鲜明地描绘了这种情绪的嬗替，明显地证明：人们除了在心理上分为哈姆雷特们和堂吉诃德们[31]、分为身心感觉“良好”或“恶劣”的人之外，还存在着同样的社会学上的区分，因为社会发展的条件也赋与某个集团的情绪以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色彩。

　　因此，不论迦尔洵和整个文化派或进步派别的情绪，并不像这个迦尔洵所感觉的那样，是个人生理构造的产物，而是这一流派在社会生活里所起的作用的产物，正是这种作用注定了这个流派陷于“既无工作也无休息”（格·乌斯宾斯基语）的生活的。

　　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忏悔贵族的主观心理成分而渗入他们心理的还有清偿“痛苦的旧债”这一道义上的要求。知识分子曾为了这种要求穿上农民衣服和草鞋，去壅培现代思想的土壤。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这种作法怎样感到失望，怎样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而这些怀疑和动摇又怎样引起了分裂，使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巨流分为两支。民粹主义文化派面临着这种失望，企图用他们特有的方法，使自己的要求适应于外部条件，坚持生活在人民大众中间。

　　“人，特别是这样一种人，还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工作吗，——这个流派说——他知道自己力量的价值，心甘情愿接受随便怎样微小的活动范围，只要这种活动场所同必然有利于自己人的正当事业有关就成了。”[32]

　　但是，就是这种甘于自阉，这种由“现代思想”到“微小的事情”的转变，也不能使热爱人民的人摆脱“不要乱窜！”[33]的可怕的呵斥声。民粹主义文化派既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自己的阶级利益，又不能完全采取其他某个阶级的观点，甚至也没有顺利地去作纯文化的、慈善工作的外部可能性，因此，它必然要陷于缓慢的、痛苦的濒死状态，它的处境变得毫无希望了。

　　“那时，许多人都毁掉了，——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写道，——不知道我怎么却会安然无恙，怎么没有跳进涅瓦河，没有弄得神经失常。我只记得那些致命的疯狂的年头。有时候，你老是看到，一个人眼看就要发疯了，他在做着什么，不安地折腾，用一种吓人的眼光张望着；果然，过了一两天——人们说——他被送进疯人院去了！要不就有某某人来说，他坐了十个月的牢，刚从远地回来。而同时，在这种既无工作又无休息、被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状态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中间，流传着某种害人的伪善的说教，它鼓吹心灵的温顺与单纯，几乎要人们对那十足无聊的东西表示感动，它根本不要人承担什么责任，不管是善的也好，恶的也好。”[34]

　　乌斯宾斯基这段描述已经明显地刻画出民粹主义文化派的瓦解过程：一方面，分化出来了在社会意义上最消极的一个集团，它发挥并且实现忏悔贵族的老公式的一个部分——悔过的道德说教。这一支派只求满足道义上的心安理得和伦理上的修身这些纯主观的要求，它当然不难解决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居住区和文化派活动里的“棘手问题”。

　　而对另一个支派说来，在以前的公式里，重要得多的是另一方面——清偿痛苦的债务，也就是说，不是对自己本身的道义责任，而是对人民所负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个派别没有可能用它唯一可行的方式去清偿这一债务，因而不可避免地陷于“既无工作又无休息”的生活，他们无所作为，只是沉溺在极度悲观的自我分析以及自怨自艾和绝望的怅惘中。而且这样的分析每一次都会使他们在悲观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收到Alex. Heard, Esq-re从London[35]来信”，早在1876年迦尔洵就在给德连捷林的信中说。“他也闷闷不乐。天啊，躲到哪儿去才好呢！难道真的要醉心于哈特曼[36]的那一套或者其他什么无稽之谈吗？怎样也不能醉心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大脑毕竟构造得还好，哈特曼是迷惑不了的。”

　　哈特曼——爱德华·哈特曼的悲观主义哲学当然迷惑不了迦尔洵和像他这样的人。“醉心于哈特曼的那一套”，就是说，把自己的社会的悲观主义提高为哲学的原则和世界的规律——对于这一点，大脑确是构造得太好的，有人不是已经对类似的“无稽之谈”感到兴趣了吗，他们“几乎对十足无聊事物都表示感动”了。“良好的头脑”必须有良好的工作。而在这一点上事情是令人绝望的……

　　这样，就开始产生了疑问：是否需要这种良好的工作呢？对这个问题可以听到纳德松的回答：

　　当我们又天真又热情地幻想：
　　人生的使命就是斗争和劳动，
　　就是忘我的爱情和忧愁……
　　我生怕我们可悲地犯了错误，
　　君不见那正确无误的大自然
　　正把我们推向敞开的坟墓。[37]

　　但是，如果“斗争和劳动”不是人生的使命，而只是海市蜃楼，只是幻想的果实，那末人们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不斗争——那就意味着忍受痛苦。于是痛苦和悲哀就成了不能斗争的人们的主要情绪。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怎样把精神奋发、朝气蓬勃的情绪和庸俗混为一谈，而现在他们却进一步宣扬崇拜悲哀和痛苦了。

　　有谁一旦肩起了十字架，
　　他就将永远给钉在上面。
　　牺牲中要是存在着幸福，
　　他的幸福将是无穷无边。[38]

　　牺牲的幸福！社会上的进步人士跑得多么快，离开巴扎罗夫的“我们要战斗”有多么远啊。然而，如果说明斯基先生的思想还是通过假定的方式来表现（要是存在着），那么在纳德松的诗里，牺牲的幸福却已被颂扬备至得无以复加了：

　　你的心原是病态的心，没有悲伤
　　像田野没有风暴它就要荒芜：
　　它不会拿美满的苦和泪的十字架
　　去换取那安宁的幸福。[39]

　　那末，这种生活本身将是什么呢？它不久以前还允诺要斗争和劳动，而现在，当它临近时，却只给人以痛苦和眼泪。这种生活只不过是欺人的海市蜃楼而已：

　　丐妇似的贫穷，女奴似的撒谎，
　　生活披戴着五光十色的破烂，
　　只有远观才显得华丽娇艳，
　　也只有远观它才使人迷恋。
　　（1882年）[40]

　　但是，如果近看时生活既不华丽又不娇艳，那么也许它毕竟还有点可能打扮得稍稍华丽些、娇艳些吧？

　　呜呼！诗人的失望把他从否定的滑梯上推了下去，他所看到的生活不仅不华丽不娇艳，而且还是不毛之地：

　　我用无神的眼光含愁眺望，
　　这生活昨天还那么夺目鲜艳，
　　百花如锦，像一片绚烂的花园，
　　在我眼前却成了不毛的荒野。
　　（1883年）[41]

　　生活是不毛的荒野，在这片荒野上不但斗争和劳动，就是悲哀和痛苦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为什么而牺牲而痛苦……
　　为什么我这么晚才醒悟，
　　在人世的斗争和纷纭里
　　唯一的目的是寂灭虚无？！
　　（1884年）[42]

　　这样，瓦解中的社会阶层由于生活上的软弱无能，使得他们的思想家彻底地否定了世界和社会的进程的任何意义。该阶层由于这一进程不符合它的利益，因而认为进程本身是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在这里，本来只是在目光如豆的“樱桃园”的居民看来才是荒唐的事情，而他们却以为从世界进程的目标来看是荒唐的事情。

　　在迦尔洵的情绪里，也渗透着同样阴郁的悲观主义。这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Attalea princeps”[43]里。这篇小说是大家熟知的，它的内容用不着转述了；我们只引用它的结尾的一段：

　　“当Attalea的顶端伸到露天时，已经是深秋了。雨雪霏霏，寒风低卷着叠叠的乌云……不过如此吗，——它想道——我这么久受折磨，吃尽苦头，就是为了这一切吗？而达到的这一点就是我最高的目的吗？”

　　任何在衰亡中的流派的特征都是：它不能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它的脆弱的心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缺乏适应的能力和脆弱性，也全都在棕榈的厄运以及它的议论里反映出来。

　　Attalea princeps在木桶中长大，在温室的人造气温中培养起来。如果它能在正常的土壤里扎根，并且像在户外长大的松树那样扎得深深地，又像松树那样在通常广阔的环境里成长，那它大概不会因秋天的阴雨或是冬日的寒威而惶惶不安，不会陷于悲观主义，也不至于怀疑历史进程的意义了。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社会流派的没落和瓦解过程里，多少有点朝气和生机的人士全都离开了这个流派，加入了其他集团。而那些由于这种那种原因无力摆脱自己流派而加入其他集团的人们就在绝望的悲观情绪压抑下毁掉了。优秀分子的脱离，自然会降低整个流派的水平，并使整个流派只能陷于庸庸碌碌的徒然的奔忙，也正是这种徒然的奔忙标志着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社会集团在八十年代末的特征。

　　这就是同一个迦尔洵所描绘的画面：[44]“我们和瓦霞等六个人一起去X君那里；青年教师、士官生、实验员等十五个同窗好友，聚在一起过命名日。给我的印象可很坏。谈到了各种单位数、几何学的难题，还有鬼才知道什么三氯甲基苯酸（当然，这个名称是我这个野人胡诌的，但是se non é vero é ben trovato[45]）——这是第一部分。无耻透顶的笑话，加上既无聊又笨拙的胡说八道和猥亵言谈（像是土耳其的或者塔什干的），——这是第二。接着就是所谓‘开怀畅饮’——这是第三。此外再没有别的了。不仅连一句理智的话都没有，甚至稍微有趣的话也没有。真的，这是一种野蛮现象。”

　　这幅画把我们直接带进了庸俗的王国，契诃夫的剧中人物——“多余的人”，正是在这个王国里成长、活动、以至沉溺而不能自拔的。

六


　　我们已经看到，完备的“多余人”典型是在八十年代末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作为九十年代标志的社会运动的新高涨，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所分析的典型所具有的反面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正趋没落和衰亡的流派是有其代表性的。正像积满沙土长了水藻的朽烂的破船，当上面飘流过盈盈春波时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河底一样，我们的民粹主义文化派的末流，当乍涨的春潮在他们头上响起喧扰的涛声时，也不能摆脱水藻的缠绕而升浮到水面上来。于是，生活从他们身旁流逝了。

　　“多余人”的典型心理，像我们上文说过的那样，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垂死的社会典型的生活——的“上层建筑”，因而必然会染上悲观主义的阴暗色彩；正像五月清晨生机盎然的灿烂美景不能透过黑玻璃来领略，春天健旺的声音也传不进“多余人”的悲观情绪的外壳。他们的处境已成为绝望的了。他们已经是日暮途穷了。“多余人”只能苟且偷安，坐待毁灭，要不就只有彻底转化为其他的社会典型，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流派或者社会阶层的“多余人”仍然是毁灭了。转化与毁灭这两种现象，在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中间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多余人”的基本心理特点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这种特点对所有正趋衰亡和离开历史舞台的社会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富于代表性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如果由于客观历史条件而必遭灭亡，那它就再也不能高瞻远瞩，具有远大抱负，提出进步的任务。它的作用实质上是保守的。这一集团的个别代表人物也不能提出重大的任务，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该集团的利益和特有的心理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传统。因此，无怪乎我们所谈的人物的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首先表现为不能有所抱负，缺乏重大的思想任务。

　　“当你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森林，——阿斯特罗夫自己承认道，——如果在远方闪耀着星星火光，那你就不会觉得疲劳，不会觉得黑暗，也不会觉得多刺的树枝弹着你的脸啦。我在全区里比谁都努力地工作，……但在我的远方却没有一点星星火光。……”

　　缺乏火光，缺乏指导性的目标，这反过来不能不使旺盛的精力趋于瘫痪，不能不引起意志的完全颓丧。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工作的决心，不仅不想替亲近的人做点什么，甚至也不想去爱他们。人彻底地变成了冷漠无情，有理性的生命失去了一切魅力。

　　伊凡诺夫诉苦说：“头脑昏沉沉地，心灵懒洋洋地，我身心疲倦，内心痛苦，精神颓丧，没了信念，没了爱情，没了生活目标，像一个影子似的，在人海中漂浮着，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不论是脑，是手、是脚，都不听命了，——他接着说。——我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的心灵因为害怕明天而在发抖。”

　　阿斯特罗夫几乎就用一模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什么也不想望，什么也不需要，谁我也不爱。”

　　但是，这种意志的衰颓，并没有引起意识的麻痹，刚好相反，意识在不断地活动，不断地突出并斥责多余人精神上的软弱和无能。

　　“我的良心日夜痛苦，——同一个伊凡诺夫说，——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我究竟错在哪里，我可不理解……当我一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健康有力的人竟变成了一个……多余人，我几乎就要愧死。这刺怒了我的自尊心，羞耻折磨着我，叫我苦恼不堪。”

　　这段自白是很有特征意义的。伊凡诺夫感觉到自己有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他意识到，他的无所作为，缺乏毅力，他的寄生生活——这是对社会犯下的罪行，但是他却不能了解使他变成一个百无一用的人的那些客观原因……他拼命挣扎，徒劳无益地寻求苦恼着他的问题的答案。“二十岁的时候，我们都是英雄……三十来岁，可就精疲力竭，一无用处了。你说，该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疲倦感觉呢？”为什么俄国的知识分子“伴着老婆也苦恼，照料家务也苦恼，管理产业也苦恼，张罗牲口也苦恼呢！”韦尔希宁也跟着说道。

　　“为什么我们刚一开始生活，就变得苦闷、衰老、无聊、懒散、冷淡、无用而又不幸呢……”——安得烈·普洛佐洛夫[46]哀诉说。所有他们——这些可怜的、软弱无能的、多余的人——对生活提出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但是真正的，深刻的原因，他们是无法了解的，他们只能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满足于天真的答案。

　　“我不自量力，不思考，不懂什么叫生活，——伊凡诺夫说，——就挑起了重担，结果一下子就压断了我的背脊，扭坏了我的筋骨……请看，我跟它搏斗过的生活，多么残酷地报复了我啊。”

　　这种解释，就像借口说“环境”“令人痛苦不堪”的老调一样，当然不能解答“多余人”这种“疲倦感觉”的根源何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别的人没有疲倦，为什么别的人没有压断背脊，为什么环境不会使别的人痛苦不堪呢？历史用成百上千的先例告诉我们，如果生活本身注定某些社会阶层有远大的前途，那么，这些阶层或其个别代表人物就会担得起异常巨大的工作。相信理想，渴望它们实现，并且以巨大的毅力为它们而斗争——这就是一些主要人物应有的功能，他们能够决定自己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自己阶层的理想的内容，并使这些理想在历史发展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这些人物的狭隘的阶层心理使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渺小的主观痛苦的深刻的客观原因。

　　的确，也正是这种心理，由于它的肤浅，允许他们以没有远见的浅薄解释来自我慰藉。承认真理，承认他们处境完全绝望，就意味着他们的死亡。反之，伊凡诺夫对于“疲倦感觉”的解释，却使他们得出了足以为他们的生存辩护的结论。这些结论十分简单而明了：如果伊凡诺夫之流之所以被毁是因为他们挑起力不胜任的重负的话，那末显然，他们既然苦于这样的“疲倦感觉”，就应珍惜背脊，减轻负担了。

　　“您不要娶犹太女人，不要娶精神病的，也不要娶个女学究，——伊凡诺夫规劝说，——您要选择既无鲜明色彩、又无繁杂声音的平庸乏味的东西。总之，您要按老样子安排整个生活。背景越是单调乏味就越好。亲爱的，您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为敌，不要和风车搏斗，不要拿额头撞墙……让自己蜷缩在自己的甲壳里做上帝给你安排定的小事情……这样会亲切得多，老老实实，舒舒泰泰……”

　　答案找到了，“多余人”的重大任务解决了。只要照小市民的老一套安排生活，您的心灵就不会厌倦，良心也不会痛苦，您也不再成为多余人了。阶级的本能提示了生活的实践规矩，而这些规矩在其理论的表达方式上却曾被他们那么慷慨激昂地拒绝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滚开，小市民的个人幸福生活万岁！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存，为了不再成为“多余的”，“多余人”应该扔掉身上那么累人的理想主义的装束，成为和和气气的资产者，正像按照历史规律他们该做的那样。

　　但是我们的人物在找到实践任务的解决方法、找到生活规矩之后，却还不能以此满足：因为还得理解这种生活的意义，还得以星星之火的回光来照一照它，——不管这种星星之火是怎么样的，阿斯特罗夫就因为看不到这火光而诉苦。

　　“人应该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呢，还是把一切都看作鸡毛蒜皮，满不在乎呢，”三姊妹之一的玛莎说。可是在“按老样子”安排的“平庸乏味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或多或少地崇高的目的呢？这里万尼亚舅舅来帮了忙。

　　“一个人要是没有真正的生活，他就只好活在幻景里啦，——他说。——这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这种必须用来点缀生活的幻景，就是关于后代幸福的十分特别的一种理论：“我们”正是为了后代的幸福而生活，而且是应该为这种幸福而生活的。“我们没有、也不会有幸福，我们只是期望着它。”幸福——这是远孙末裔的幸运，“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存和劳动来为他们做准备的。

　　“再过二三百年以至一千年——问题不在于时间——那幸福的新生活就来到了，——韦尔希宁说。——当然，那种生活我们是赶不上参加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为着这种生活而活着，为它工作，嗯，为它受苦，我们在创造它——这才是我们生存的唯一目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幸福。我多么想给您证明，——他补充说，——对我们说来，现在幸福是没有的，它不应当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的……我们只该工作、工作，而幸福呢，这是我们后世子孙的幸运了。如果我们得不到幸福，至少我们的远孙末裔会得到的。”

　　阿斯特罗夫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把被砍伐的树木抢救下来，栽种了新的，他满怀希望说：“千百年以后，如果人们能够幸福，那我也不无微劳吧。”同样的想法也粉饰着三姊妹阴暗到了绝望地步的生活。

　　“时间会飞逝……——她们说，——我们的痛苦都变成了我们后人的欢乐，幸福与和平将降临人间，他们都将替活在现代的我们祝福，为我们歌颂。”

　　的确，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阿斯特罗夫，有时是敢于怀疑后世子孙的感谢心情的。“活在我们一二百年后的子孙们，也就是我们现在拼命给他们开辟道路的人们，——他思忖着说，——难道会说一句好话，记起我们吗？他们才不会呢！”

　　然而，玛莎用绝对的口吻来反对这种信念不坚定：“人都得有信念，或者都得去寻求信念，要不然他的生活就是空空洞洞的了。”

　　必须有信念是“多余人”的心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但同时这也是从他们的整个立场合乎逻辑必然性地产生的。强健而振作的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是推动他们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提出一定的目标和口号的总的情绪的不可分的有机部分。对于这些人，用巴扎罗夫的确切说法[47]，原则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感觉。他们完整的天性不懂得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手段之间的矛盾，不懂得意识和意志之间、信念和信心之间的不相协调。他们是在一致的情绪、一致的感觉的影响下思索、信仰、行动的。没落和衰亡的流派可不是这样。

　　他们的踌躇不决和内心分歧必然会使原则和感觉、义务和愿望彼此对立。因此，义务成为某种枘凿不入的外加之物，成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命令，像恶运一样威胁着人类。它不是完全符合于他的意志和总的情绪，有机地来自主体的完整的心理，而是由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强加于人的某种外在的严酷法则。而奴性的人，虽然苦于这种法则的压迫，但显然又顺从于它，因为他感到，他的奴性的心灵只有在这种奴性的气氛里才能苟且偷安。他已经分裂了：在他的意识和意志之间横着一条深广的鸿沟。意识强调说：你应该为后世子孙的幸福而工作；意志回答说：我不愿意，我没有信心。

　　就这样，义务这天经地义威胁着奴性的人：你应该有信仰，否则你就要毁灭了。于是奴性的人就求救于各种理想主义，制造出于人无害的人类幸福的海市蜃楼，他似乎就是为了这种幸福而活着，并且千方百计地竭力粉饰自己不光彩的生活。因为像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屡次强调的那样，“得活下去”。

　　“人都得有信念，”值得开枪自杀的失望的“多余人”很快地在这种哲学中找到为庸俗、为自己动物般的生活作辩护的充分理由。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必须活下去，”[48]——他同苏尼亚一起叹息着，并且为了后代的子子孙孙而继续活下去。

七



　　要同日常生活中的庸俗现象妥协，因为“必须活下去”；要用后世子孙幸福的幻景来粉饰这种庸俗生活，因为“对我们说来，幸福是……不应当有”的；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公式：“人都得有信念”——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垂死流派用以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一些论点。不错，抽象的道德公式不能扼杀痛苦的良心呼声，但却能出色地为庸俗的小市民生活辩白。它们不能填平意识和意志之间的鸿沟，但却能在要求不严的奴性的人面前把这道鸿沟掩盖起来。但尽管有这些妥协的公式，尚未彻底庸俗化的“多余人”的痛苦良心，当然还会一再骚动不安。他在冗长地谈论“我们远孙末裔”的幸福之后，将一再捶胸跺足，绝望地叹息：“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受苦？要是能知道就好了！”而万尼亚舅舅也将不止一次地抛开自己的账册，哀号着说：“我怎么度得了这十三个年头？我将怎么办，用什么来填满这么悠久的岁月啊？”

　　但是，如果说妥协的公式不能满足某个怀疑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却能满足成千上百失去个性的姚尼奇[49]们或安得烈·普洛佐洛夫们，这些人不只在盛大节日里、甚至私下也会叹息着说：“我看见了自由（当然在‘未来’），我看见了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摆脱了游手好闲、吃、喝、睡午觉和卑鄙的寄生生活了。”[50]普洛佐洛夫们充分相信（要知道“人都得有信念”！）“未来的”某一代自己会关心使“多余人”摆脱他们的游手好闲和寄生生活，也就是摆脱他们本人，因而他沉湎于泥坑里，在小市民的幸福的泥泞里打滚，他们的周围是称心的太太和可口的美味，还有与他们相仿佛的同事和必将解放的一群子孙。他们只有一点确实是对的：未来将会消灭“可憎的今天”。未来、亦即社会的发展，当然不是使“多余人”摆脱了吃和喝，而是使整个社会摆脱了“多余人”，摆脱了这种只靠不健康的温室气氛才能苟延残喘的渣滓。

　　“多余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现在就快消灭了，一部分是死亡殆尽，一部分则转到了别的社会集团。这种脱离自己出身的集团的现象也曾被契诃夫描绘过，虽则用的是很模糊的线条。这在他戏剧里的人物身上表现为他们所特有的心理里有时夹杂着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成长扎根，将会占据重要位置，给整个心理盖上自己的印记，并给加上别的集团所特有的独特色彩。这类起瓦解作用的特点可以指出的大体有三，它们开始了三种不同的倾向，而他们的发展和基本心理的瓦解都是在这三种倾向中进行的。我们再说一次，在契诃夫作品里这一进程只不过粗具轮廓，因此，我们不得不以来自文学与观察生活所得的类似现象来说明它。

　　“多余人”的天地——这是无所事事、苟且偷安的天地，是懒散和寄生的天地。作为这种消极与冷漠的反应，自然会提出积极性的原则；这种原则作为一种瓦解因素而渗入“多余人”的环境和心理之中。它以三种形式出现：艺术创作，生产劳动，社会活动。

　　早在契诃夫塑造自己的“多余人”典型好久以前，在俄国社会的所谓进步的社会阶层中间，就开始显现引人注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上述的俄国社会生活中全部变故所引起所决定的。大家都看到，已经变成“多余”的失望的人们由社会理想和社会服务逃向美的理想、为“纯”艺术服务。这个过程，当然没有被任何的统计所记录，也无法估计其全盘的规模，然而从最敏感的指标——文学里仍然是可以观察清楚的。在七十年代自称为“有倾向的”、“有派别的”作家，简单地说，就是社会活动家，渐渐改弦更张，为了能够弹奏出更“不着人间烟火气”、更“超然物外”，但——应该承认——多半是艺术性更差的歌曲来。大家当然记得，例如明斯基先生之流的作家在八十年代所发生的那些有代表性的变化[51]。社会形势造成了这种转变的基础，而且毫不足奇的是，在社会方面不很坚定的一些人士，都循着这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当然，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正在成长的几代人，由于在“多余人”之间长大，无力摆脱这种不良环境的压力，自然会向往于同一唯美主义，虽则与此同时，国家却似乎刚好在要求最充沛的力量能应用于别的活动领域里来。

　　一部分曾经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向往，在契诃夫作品里也曾指出过，固然必须承认，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医生阿斯特罗夫当自己全部理想、“星星的火光”和希望一一破灭之后，对美的崇拜终于成为他唯一的迷恋了。“我不爱任何人，也再不会爱任何人了。——他自白说——还能让我感动的就是美。对于它我不能不动心。”这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明斯基先生的话，这位明斯基先生，当他也落到阿斯特罗夫的境遇时，曾经喝道：“人世间没有爱，人世间没有善，有的只是美……”[52]透过阿斯特罗夫心爱的造林事业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美的底蕴。“俄国的森林在斧斤砍伐之下，正是毕毕剥剥地叫啦，——他发牢骚说，——绝妙的风景都一去不返了……只有没开化的野蛮人，才会把这么美丽的东西送到火炉里烧掉……大地也一天比一天变得更贫乏、更不像样了……”苏尼亚在转述他的话时，更充分地道出了他那美的生活哲学：“在气候温和的地方，人就更温柔更和蔼；在那里人们是美丽的，温柔的，多情的；他们的谈吐是文雅的，他们的举止是优美的。在他们那里学术和艺术都欣欣向荣，他们的哲学不是忧郁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也是十分温文尔雅的。”

　　如果说曾经是一个社会的人的阿斯特罗夫，偶尔会像昔日的回声似的流露出有关人们的、虽则是遥远的子孙的幸福康宁的想法，那末《海鸥》中的年青的人物则已经完全抛开这些“怀疑和动播”了，他们以终生的岁月陶醉于艺术，从社会的要求逃避到艺术创作中来。这个第二代已彻底地同父辈的“幻想”分手，完全离开了关于人类幸福的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多余人”曾经体验过多少希望和多少失望啊。

　　但是，如果说艺术创作就其本身性质说来，只有有限的一些人，在许多“特邀者”中只有不多的“特等人士”才是可行的，那末另一条道路——通过生产劳动来摆脱“多余人”这个圈子的道路，更是难以接受得多了。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成了某种理想，成了解救一切不幸的某种万应灵膏。应该工作，工作！颓唐的知识分子反复地说，他们感到自己还有一线希望，能够跳出令人陷溺的庸俗深渊，幸免于“多余人”的命运。“就让我一辈子只做一天工作也好，要拼命干活，到晚上回来，精疲力竭，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屠森巴赫心里想。——工人们睡觉一定睡得很熟啊！”对于我们这个人物说来，不幸的是，他离开真正工人的真正生活是如此之远，以至把他们的生活条件想象作理想，而实际上，这些生活条件是任何一个慢慢觉悟的工人要以全力来摆脱的。但是，“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逐渐形成的鸿沟，使得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竟把当时“人民”中先进阶层的日常生活想象成一种神奇迷人的画面。

　　由于“既无工作又无休息”而疲惫不堪的“多余人”梦想得多么天真，这在依丽娜[53]的幻想里明白不过地表现出来。她说：“人应当劳动。不管他是谁，应该去工作得满头大汗，他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他的幸福，他的欢乐都在这里。当一个工人，大清早就起身到街上砸石头，或是当一个牧人，或是当一个教师，或是在铁路上当一个司机，那该是多么好啊……我的天啊，不要说做人，就是当一头牛或者一匹驽马，只要能工作，也强似作一个青年妇人，中午十二点钟才醒来，坐在床上喝咖啡，然后再花上两个来钟头穿衣服。……唉，这多么可怕啊！”后面几句话是无可辩驳的真理。的确，当一头有用的牲口，也强似做一个无用的人，但依丽娜却完全是从上面说到的“青年妇人”的观点来描绘劳动的魅力的。工人未必因为他们黎明即起，整天在街上敲打石头而感到特殊的兴奋。就是生活的“意义”，他也不一定想象为光是白天砸石头，晚上睡好觉……依丽娜关于劳动的十分幼稚的想法是那种抓住劳动当作摆脱空虚生活的救星的心理所特有的。“我这么想工作，就像大热天里有时想喝一口水似的，”——依丽娜说。这也正是说，对她说来劳动就等于大暑天的一杯开水。这并不是正常的要求或必需，而是治疗特殊心情的特效药。劳动远不是“幸福”或“兴奋”——至少对被迫从事劳动的那些人说来是如此。在正常的情况下劳动是必要的，而且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必要。因此，在劳动中寻找诗意的人只是那些不去劳动也无衣食之虞的人。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当依丽娜在第一次尝试过“劳动”之后就垂头丧气了。“应当另找一种工作，——她诉苦说，——这工作我不称心。它恰恰缺少我所要的和梦想的。这种劳动没有诗意，没有意义……”是的，诗意和意义同劳动是很不调和的：劳动落入思想和诗意的境界，就会萎缩退化；而思想和诗意如果落入劳动的环境，就会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唤起劳动负荷者起来反对他的负担。因此，“多余人”要借劳动以自救的企图自然会使他们趋于失望，会使他们或是放弃劳动，或是放弃诗意和思想，这也就是沉溺于那个小市民的泥坑里，正是在这片满是污泥的土壤上繁蕊浓英般地怒放着关于劳动（当然是别人的劳动）的富于诗意的童话。

　　然而要摆脱“多余人”的圈子尚有第三条出路，的确，这一条出路契诃夫也只是勾勒出一个轮廓。走这条路的是一个古怪的、有点可笑的“永久的大学生”和安尼雅（《樱桃园》）。这条路是最正确的，可也是最艰难的，万尼亚舅舅或伊凡诺夫不会走这条路，而在这腐朽的环境中长大却还没有被它扼杀的一代代年青人却是会走的。在这条路的入口处，应该焚毁自己的舰舶，像从前诺沃特沃尔斯基的小说里的人物曾经焚毁过它们那样；还要抛开樱桃园，要从这些“满是乳汁的”樱桃园的迷人环境中抽出诗意和思想，带它们投入作为救命剂的劳动环境中。这一步是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一去不返地离开了亲人，从自己脚上永远地抖落他们的尸灰。

　　“要是您有管理家业的钥匙，就把它们投到井里再走吧。你将会自由自在，像风一样。”只有能够实现特罗菲莫夫[54]这个忠告的人才会摆脱游手好闲、无能和寄生的绝境。

　　“时候到了，——屠森巴赫说，——山岳般的乌云正向我们迎头压来，一场强大、猛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它起来了，它已经逼近了，它马上就要把我们社会上的懒惰、冷漠、对劳动的偏见、腐朽的愁闷一扫而光的。”真的，时候到了。这是年青的、健康的新时代，它有新的伟大任务和新的巨大要求。这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不是可怜的、逆来顺受的，对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诉苦不迭的奴性的人，而是刚毅、高傲、信念坚强的一代才能完成复兴生活的伟大使命。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而他们也就要来到了，他们将从平地成长起来，他们将会带来巴扎罗夫对命运的高傲的挑战，带来他的渴望斗争的精神。

　　而“多余人”呢？社会的波涛将会无情地冲洗掉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及时地迎着新生活振作起来。在被暴风雨的激流冲走时，他们当然会死死抓住生活，抓住动物般的庸俗生活——他们唯一的宝物。但是所有这些万尼亚舅舅，这些“姊妹”和她们的亲友们，所有这些樱桃园的主人们都是被命运注定要毁灭的，他们全体以及他们猥琐的愿望，毫无热情的激动，他们渺小的思想，他们可怜的痛苦，是不能博得提出“前进和上升”的口号的人们的怜悯和同情的。当这些可怜虫死抓住生活，努力用苏尼亚的话“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必须活下去！”为自己辩解时，我们只有和尼采一起反驳他们：“为什么必须？”

（陈燊 译）




注释：

[1] 德文：“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

[2] 契诃夫同名剧中的人物。

[3] 这里谈及的都是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三姊妹》、《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的人物。

[4] 希腊文：病历。

[5] 见注释4。

[6]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黑夜·我们才得到充分的享受……》一诗，但本文作者的引文并不完全忠于原诗。

[7] 拉丁文：愿望。

[8] 《怪老爷》，见《乌斯宾斯基文集》第二卷，第189页。——作者注

[9]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与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

[10] 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1874年书刊札记》第四部分里谈到这个问题。

[11] 《父与子》，第134页，马克斯出版社。——作者注（译者按：这一段引自《父与子》第21节）。

[12] 法文：多半。

[13] 阿·波（阿·波特列索夫）：《杂志简评》。在我们引用的这篇有趣的文章里，作者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包括忏悔的贵族，这可以从另一处知道，在那里他是这样确定平民知识分子阵营的成员的：“被农奴解放所惊呆了的没落贵族的子弟，外省的僧侣、官吏和一切职员的子弟，小市民、甚至农民的子弟……”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必须区分平民知识分子和忏悔贵族这两个类型。——作者注（译者按：阿·波这篇文章的全名是《关于“遗产”和“继承人”的杂志简评》，发表在1899年第4期《开端》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是经过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节的。沃罗夫斯基的引文见波特列索夫的《遗产与继承人》一文，此文收在后者的《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考察》一书，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91至92页）。

[14] 这句话可以说明奥西巴维奇（即诺沃特沃尔斯基）短篇小说《纪念品》的女主人公纳杰日达·阿列克山大罗夫娜的觉醒，她是一个上校的女儿，后来到农村去当医士。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1853-1882），俄国民粹派作家。《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人的生活片断》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它像他的其余作品一样，反映出七十年代民粹派运动的危机。

[15] 这是安德烈耶夫斯基在《论涅克拉索夫》（1889年）一文中的一句话，见安德烈耶夫斯基《文学札记》，圣彼得堡，1902年，第193至194页。

[16] 莫尔陀夫采夫：《时代的征兆》，第312页。——作者注（译者按：达·卢·莫尔陀夫采夫（1830-1905），俄国作家与历史家，后期转向反动的立场。《时代的征兆》写于1869年，以塑造“新人”的典型而受人欢迎）。

[17] 莫尔陀夫采夫：《时代的征兆》，第270页。——作者注

[18] 莫尔陀夫采夫：《时代的征兆》，第311页。——作者注

[19] 《乌斯宾斯基文集》，第二卷，第265页。——作者注

[20] 表示侮辱。

[21] 莫尔陀夫采夫：《时代的征兆》，第39页。——作者注

[22] 《安·奥西巴维奇（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文集》，圣彼得堡，1897年，《序言》。——作者注

[23] 同上。——作者注

[24] 引自涅克拉索夫《片刻的骑士》一诗，但本文作者作了改动。

[25] 《安·奥西巴维奇（安·奥·诺沃特沃尔斯基）文集》，圣彼得堡，1897年，第383至384页。——作者注。

[26] 贝·雅：《诗集》，第一卷，第9页。——作者注〔译者按：贝·雅，即贝·菲·雅库包维奇（1860-1911），俄国诗人，民意党人。他的公民诗反映了革命民粹派在其运动艰难时期的情绪。上诗引自贝·菲·雅库包维奇的《航行者》。〕

[27] 引自福鲁格的《命运》一诗。塞·格·福鲁格（1860-1916），俄国诗人。

[28] 塞·雅·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他的优秀诗篇富于热爱人民的思想，具有民主性质。在八十年代政治上反动势力嚣张和民粹派思想危机的条件下，他的诗歌里出现了悲观、怀疑和没落的情绪。

[29] 符·米·迦尔洵（1853-1888），俄国作家。他的优秀作品充满了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想，但也夹杂着悲观情绪。

[30] 《纪念迦尔洵》（文集），圣彼得堡，1889年，第48页。——作者注

[31] 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所有的人可以分为两型——哈姆雷特型和堂吉诃德型。

[32] 《小伙子》，见《格·乌斯宾斯基文集》，第二卷，第263页。——作者注。

[33] “不要乱窜！”一语是乌斯宾斯基《农民和农民劳动》一组札记之一的篇目（1880年）。

[34] 《小伙子》，见《格·乌斯宾斯基文集》，第二卷，第265页。——作者注

[35] 英文：亚历山大·赫德先生从伦敦。

[36] 爱德华·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37] 引自纳德松《被他们爱吵闹的朋友忘了的两个人……》（1881至1882年）一诗。

[38] 引自明斯基《赫夫西曼的花园》一诗。——作者注〔译者按：明斯基系尼·玛·维连庚（1855-1937）的笔名，俄国颓废诗人，十月革命后亡命国外。〕

[39] 引自纳德松《在不幸的绝望里烦闷痛苦》一诗。

[40] 引自纳德松《帷幕摘下了……》一诗。

[41] 引自纳德松《我不爱惜自己，我自己去迎接折磨人的怀疑……》一诗。

[42] 引自纳德松《未来》一诗。

[43] 《第一颗棕榈》。

[44] 1883年12月致拉特庚的信。——作者注。

[45] 意大利文：即使并不对头，毕竟想得很妙。

[46] 《三姊妹》中的人物之一。

[47] 沃罗夫斯基指的是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里主人公说的话。

[48] 这实际是《万尼亚舅舅》末场中苏尼亚说的话。

[49] 姚尼奇是契诃夫的同名的小说里的主人公。

[50] 这是安得烈·普洛佐洛夫的话。

[51] 明斯基早期的诗描写了人民的苦难，颇得民粹派的好评，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诗表现出神秘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52] 引自明斯基的《爱之歌》第三组诗《月光》一诗。

[53] 《三姊妹》中的主人公之一。

[54] 《樱桃园》中的人物，即上文提到的“永久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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