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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王国”里的分崩离析
沃罗夫斯基
（约1903年）
〔说明〕本文作者生前未曾发表。鉴于作者在文中提到1903年初知识出版社（同仁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的《在底层》，因此本文大约作于1903年（《瓦留申的孩子们》和《小市民》分别出版于1901年和1902年）。
在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并细心观察他笔下所刻画的那个“黑暗王国”的时候，您就会在无意中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把所有的典型人物串联起来，他们当中不管是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也不管是笨伯和聪明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东西。尽管这些人物的个人趣味、社会地位和秉赋才能是多么的不同，也不论在某种场合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是如何的迥然各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上的烙印使他们所有的人见不出什么轩轾。富翁基特·基特奇和他那个孑然一身的贫寒侄儿[1]，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的评价固然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在观点和趣味上的全部差异又都植根于一个共同的心理上的内在原因，植根于某一阶层的“典型心理”[2]。这个阶层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差别又还没有鲜明到和具备各自不同特点的地步，即是说，使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和代表性的心理，——总而言之，它们都还不曾具备鲜明的阶级特征，它们依然不过是
属于同一个闭塞的天地、同一个“黑暗王国”里的一些不同的个别集团而已。那个穷侄儿只消一旦成了暴发户，他穷困时期的那些观点很快就会一扫而光，而跟那般富家子同流了，并且不管是对于这些人，还是对于他自己的穷侄儿，他都会变成第二个基特·基特奇。基特·基特奇也是这样，即使他破产了，穷途潦倒了，他也不会失去他那个典型集团的心理。总之，在这个“黑暗王国”的不同代表人物之间，不管他们的外部条件是如何的不同，但是在他们的世界观上并不存在什么根本的矛盾。他们说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能懂得的语言，虽然有的人是扯着大嗓门说，另一些人则是在那里轻言细语。
如果我们把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或者更精确些说，把他们这个社会阶层的特点拿来跟同一时代，同一国度的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特点，亦即同屠格涅夫小说里的贵族阶级的特点加以对照，就会显得更加鲜明突出。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还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宛如被一道中国万里长城式的阶级藩篱隔绝起来的天地里生活、逗乐、苦恼、挣扎、痛苦和毁灭的同时，而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我们就会一下掉进那个所谓“父”与“子”的争论不休的世界，——已经把这种争论搬到社会生活的广阔的露天舞台上来了，这种争论已经远远越出了贵族阶层的界线，并且已经成了重大的社会现象。那个时代贵族阶级父与子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某个日常问题的看法不同，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也并非由于年龄、才能或相互依存关系上的一时差别，而是基于“典型心理”的根本对立。远在解放时代之前的数十年，在改革[3]前的农奴主贵族阶级的主要核心里就已经开始了分化，那班不满分子最初还是一个统一体，后来就逐渐分裂成了一些越来越大的集团，有的向右，有的朝左。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不利的外部条件，亦即受着不给新生力量以出路的这个外部条件所制约的过程，毕竟还是不声不响地逐渐发展和成长起来，到了五十年代末，这个过程就终于达到了白热化的紧张程度。一旦受到外来的第一次推动，它就把它长期积蓄起来的全部能量变成一次广泛的社会运动，把它的右翼引上了那个托名“伟大改革”的社会改造的方向，而把它的左翼也就是忏悔的贵族推进了“匿名的俄罗斯”[4]的行列。
如果仔细地考察这两个派别的生活及其彼此之间的斗争，以及仔细地考察从这个王国开始分崩离析以来一直到我们现在，这场斗争也还远远没有完结的情况，您就会发现在我国这个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同祖同宗的阶层的衰退过程里，在这场父与子的，确切一点说，也许是父亲、嫡子和庶子之间这场斗争的过程里，一种特殊的、独具一格的心理，已经在每个新兴阶层的身上形成和发展了起来。这种独具一格的心理不光与父辈的心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它们还是针锋相对和彼此敌视的。
如果我们现在将上面讲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加以对照，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来解释这两个阶层，即一个顽固不化和闭关自守的阶层与另一个内部还不稳定而且还软弱的阶层的不同地位呢？这种原因是否就在于内部的结构上，还是在于这两个阶层各有各的先天的特殊品质，或者说，是否应该到多多少少有利的外部条件里去寻找原因呢？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一般地说，外部条件对于贵族阶级还是比较有利的，它使贵族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来保障它的稳固性，但即使这样也不会因此使得这个贵族阶级，也就是使这个一贯表现为闭关锁国的整个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不过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内部结构只有当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它的社会成员的“典型心理”得到满足时，才会树起一道铜墙铁壁。但是，只消在这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与这种“典型心理”相对立的要求和需要，这个闭关锁国的阶层就会一下分裂，原来的统一体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去研究那支撑着某一社会阶层的“典型心理”的统一体的是些什么力量，能够使这个统一体以及造成这种心理的分裂的又是些什么影响。这样提出问题，就是基于我们所持的这样一个论点：现在存在着的某些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就制约着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心理”，由于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些条件，这种心理才会深深地渗透到某些社会集团中去，并在这些集团里起着唯一的和绝对的主宰作用；此外，也还存在着一些破坏这种心理结构的条件，产生出与这种心理相对立的世界观，而且在破坏这个现存的社会阶层的同时，还会产生出另一些新的阶层。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这个“黑暗王国”来说，父与子不能相互了解，以及他们“典型心理”上的差距将成为他们之间一道不可渗透的墙壁的时刻，就会随之而到来。显然，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研究与描绘“黑暗王国”的生活及其习俗的文学（这已经由奥斯特罗夫斯基巧妙地发展了起来，并且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文库），在最近这个时期，这套文库还因两部采取同样形式即戏剧形式的作品而丰富起来。这两部作品都提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黑暗王国”里的父与子的冲突问题。一部就是纳依杰诺夫先生的《瓦留申的孩子们》，另一部则是马·高尔基先生的《小市民》。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引起这种冲突的条件，同时并根据对纳依杰诺夫和高尔基两位先生作品的分析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结论。
不妨假定说，我们面前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如奥斯特罗夫斯基时代的商人阶层。这个集团是在历史过程中根据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即心理活动是与社会经济条件和要求相适应的这条规律而产生和形成起来的。生活在同样社会经济形式中的人们，这些人是靠从事相同的事业来维持其生存的，因此他们也就必然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通过相同的道德和法的观念、相同的观点、趣味、要求以及相同的世界观表现出来的。因此，某一集团的这种“典型心理”是同它的社会经济生活完全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产物，而且还决定着这个集团的一切积极的表现，诸如它的愿望、理想、它在社会上的作用以及它对其他社会集团所采取的态度。当然，集团的这种心理与其经济上的要求并不是一下就相适应的，也并不是从这个集团诞生的头一天起就相适应的，而是通过缓慢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充满斗争的过程才形成起来的。只有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也就是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了最初的形成过程的时候，人们才会发见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完全相适应的情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才是某一社会组织达到内在和谐的时刻，才是某一集团产生出自我意识的时刻，尽管[5]这种自我意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的不同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集团的自我意识、这种“典型心理”，就是一定集团的社会经济要求的一种复杂的职能，不受社会上其他一些集团对它的影响。这就是说，当任何一种变化中的事物还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时候，它们的职能，即集团的心理本身，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而且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整个进化的过程、整个社会制度都会随之而起变化，而构成我们这个集团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也要发生变化；同时，那些通过其他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这个集团的心理结构的那些东西也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但是，除了历史的这种积极的因素以外，还有消极的因素即社会的惰性，也起着作用。这种惰性就表现在，不仅单个的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连那些社会集团都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一切细小的、渐变中的东西一丝不落地由它的心理活动承担和接受下来。处在非常细微地增长中的客观的发展进程，对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那无数细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部分地是自觉的，部分地是不自觉的个别人斗争和工作的结果），就作为集体的意识来说，是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细微末节都了如指掌的。只有当这些细微末节发展成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整体时，它们才会成为一种影响集团心理的因素。除了这种社会的惰性之外，每一个社会集团光是通过其“典型心理”来观察和认识社会现象的能力，也起着并非不重要的作用；有如吸收了各种色彩的彩色玻璃放射出来的只能是某种色彩的光线，心理活动也只是把外部生活的各种因素，就是说只是把在心理活动范围内这样那样地形成的各种因素，反射到人的意识里去罢了。显然，在这两种场合，对于社会变化比较敏感，对于它们的评价比较客观、比较进步的是那班站在集团之外，处在集团“典型心理”影响之外的人，也就是那种离开了某一社会集团或者尚未依附于某个社会集团的人。在前一种场合，我们指的是所谓déclassés，即分化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谈。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指的是那尚未了解父辈全部心理，以及在本集团的经济生活中尚未找到可靠立脚点的年轻的一代。由于这种日积月累的变化，对于那些智力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来说，就较之那些已经走到自己发展的顶点，并且停留在某种思维方式上的人，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年青的一代比较容易适应新的要求和新的思潮，而且每个社会集团生活中的内部的转折，大多数情况都是通过父与子的冲突来表现的。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过程。孩子们在周围各种现象、概念、观念、趣味、同情与厌恶的影响下，心灵里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因，而这个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心理结构及其“心理方式”（这也是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教授的用语），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及先验的心理来理解外部和内部世界的一切现象，而且，他们终其生都不大容易摆脱掉这种先天的心理，可是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先天的心理，他们也就根本说不上是一个真实的人。当然，孩子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家庭、学校、校外的社会、街道、同各种陌生的社会集团的接触、学习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交相影响下，个人身上那些生就的品质上的优点，就不仅构成这个未来公民的心理面貌，也构成他独特的个人面貌以及这种面貌所具有的族属的和社会的特征。总而言之，这些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各不相同的力量，而且往往还带有偶然性。关于它们的规律性以及关于某些占居优势地位影响的历史及心理的必然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当然，因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在这里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将把几个要点指出来，它们将会向我们表明在某一类因素里以及在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气质的影响中所存在的一定的规律性。
我们可以把上面提到的全部影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了所有这样一些现象和影响，不管它们的性质如何，这些现象和影响能在孩子身上把他父母的精神气质及其父母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所固有的特点保存下来。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影响叫做保守的因素。属于第二类的，则是所有那些力图削弱或者消除保守因素作用的，以及力图给正在成长中的人的心理带来新的，甚至往往是具有跟他所从出的那个集团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并相敌对的那些特点的影响。这就叫做破坏性的因素。这两类因素的冲突和斗争就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倾向的形成。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就是整整一组按一定幅度组合起来的斑驳的色阶。一个人的外表可能跟他的先辈惟妙惟肖，但也可能绝然相反，和他们的先辈毫无共同之处。类似这种跟自己的社会集团全然不同的例子，我们可以俯拾即是。不过，要使这种现象失去其个别的和偶然的性质，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事实，那就必须使产生出这种社会性的事实的原因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质。换句话说，那些占着主导地位的因素和占着主导地位的影响都是受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制约的，而且它们还影响到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所以，那些占着主导地位的因素和影响具有的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性质。为此，我们说必须把上述两类因素的相互影响放到社会的基础上去；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由两种历史因素的结合决定的：某一社会集团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这个集团的历史发展的程度。在这两种现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依附性，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深入到它的内部去进行考察，因为这样一来，只会把事情搞复杂，而且也丝毫无助于把它说清楚。
任何一个集团，即由物质的和社会的利益结成一个统一体的社会组合，都把投入斗争的必然性当作是自己存在的一个事实。它的发展也寓于这个斗争之中，而且在这个发展中可以看到三个大的阶段：为自我意识而斗争、为争取法律的保障而斗争、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我们不妨就拿近半个世纪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来加以证明。拉萨尔的活动是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他曾经断言德国工人可怜到连自己是什么都还认识不清。这就是必须向人们说明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的阶级利益。第二个阶段就是为权利而斗争，已经在现代议会制里发展了起来。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以理论上的争论为对象。只有意识到本阶级的巨大意义，而且又具备了合理合法的社会条件，才谈得上这个阶级的稳步发展。在客观上，由于同那些千方百计想达到自己最终目的的其他社会阶级的冲突和斗争，而使这个发展的进程复杂起来。比方说，我们知道，旧俄的商人阶级，它在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权利得到保障之后，就在这个阶段上停了下来；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得不采取痛苦的分化过程的办法来改造自己并使自己去适应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生活要求。因此，为了给自己说明那些影响着集团和个人的“典型心理”气质的社会条件，就必须考虑到上述两个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即：一定集团的历史作用及其发展的程度。
对于这两个历史因素，我们可以定出如下的一些共同的原理：某一社会阶层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即它越是有力和强大，则这个集团身上的保守因素就越大，这个社会组合对于异己的影响的排斥就越是顽强，它身上的传统就保持得越牢靠，越富有遗传性，因而年轻的后一代对它先辈的世界观的仿效和掌握也就越全面。相反的情况是，某一社会集团越弱，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是微不足道，因而它也就越容易屈从外来的和异己的影响，而那些破坏性的因素对于年轻一代的作用也就越大，比较有才能的和积极的分子也就越容易离开这个集团，而这个集团面临的分化过程，即同其他社会阶层互易其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二个历史因素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客观上，那些方兴未艾的社会集团也往往具有衰落下去的社会集团的全部缺点。但是，随着这种集团的成长和壮大，它就开始逐渐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而与此同时，集团的自我意识也就在它身上逐渐发展和巩固起来。从此，它就开始表明它的世界观，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总之，它开始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了。随着它内部的统一和壮大，它通过保存自己族属特点和排斥异己的影响，而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抗拒力。总起来说，它身上的保守因素将会绝对超过那些破坏性的因素。这种情况将一直继续到它发展到顶点时才止。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在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是战斗的精力用来保障本身的既得利益时，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不管它怎样力图在“心理上”使自己超然于整个社会，它也决不可能把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的它自己的经济活动领域孤立起来。因为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经济生活就会把我们这个集团的经济利益吸引到这个发展中来，于是，在集团的心理和变化着的要求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的局面。一旦到了某一集团的内部出现了分化，原来的平衡遭到破坏的时候，那些破坏性的因素就会逐渐超过保守的因素。这样，“父”与“子”之间就会发生龃龉，“儿子”跑掉了，上文讲的那个分化过程就控制着整个社会集团。在这种发生分化的社会里，个人的存在，总的说来，是不可能置身于集团之外的。随着社会集团的分化，不是同时出现一些新的集团，就是分裂出来的分子投靠到现存的其他集团里去。千真万确的是，人们可以在历史上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社会改组；另一方面，现存的其他集团吞吃了那个分化集团的食料。但是很明显，那证明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统一性的这个事实，即衰亡下去的那些集团的分子的再分配这个事实，只有当这一过程本身具有广泛社会性质的时候才会表露出来。社会规律只顾及人们中的大多数，而对于单个人，它是无情的。集团不是一下就瓦解的，而数以十计、百计的单个人，“多余的人”，则在还没有给他们准备好工作的基地之前，在还没有给他们在这架社会机器里找到立脚点和职务之前，就呜呼哀哉了。
所以，这两个历史因素的结合，即某一集团在社会上的作用及其发展的程度的结合，就会创造出一块社会基地，只要上述那些有培养价值的因素在这块基地上起着某种相互影响，或者某一个集团将它们在这块基地上组合起来，并且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质，它们就会制约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派别和潮流。这种组合如果趋向的是保守的因素，那些人就会被看成是其父辈的孝子贤孙，反之，就可能完全成为不肖子孙，并同自己有宗主关系的那个集团完全分道扬镳。在这两极的典型之间，显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不是趋向这一极就是趋向另一极的过渡的典型。为了说明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来谈一谈这种中间典型，也就是来谈一谈保守的和破坏性的因素已经非常尖锐地集于一身的这种典型。当然，完整的社会典型是不可能这样产生出来的。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具有双重心理的典型样板。这种典型把两种绝然相反的和不可调和的世界观集于一身，这种典型不可能在自“我”身上找到认为整个世界是有着正确前景的统一的出发点，它身上有两个出发点。他不自觉地用一种观点来看待某一类现象，而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待另一类现象，它的依据就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看哪些现象经常同保守因素的影响相吻合，哪些又往往同破坏性因素的影响相一致。这种双重心理在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对照时，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从这种中间典型过渡到某一极端的典型，这须看哪一种组合的成分占优势。我们不妨再稍微来谈一下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机械的公式，这样我们就会发见，要想使保守的因素完全等于零，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浑然一体的合成的东西。这就是说，任何个人想彻底摈弃他们出身的那个社会集团的影响，也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换言之，不管哪一个人怎样彻底地和百分之百地使自己具备了某一个新集团的心理和世界观，在他身上也还是往往残留着那个产生他的社会集团的某些“典型心理”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处于萌芽的状态。
奥斯特罗夫斯基不得不去进行考察和研究的那个市侩商人阶层，就是一个完整的和非常复杂的，与一定生活条件相适应的社会机体。这些条件是：从一方面说，是改革前俄罗斯的经济制度以及商人阶级在这些关系中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这个阶级的社会作用及其处在受其他阶级排挤的那个社会中的地位。一个阶级在其不能从外面找到施展其力量的余地时，它就到自己内部去找，目的在于彻底摆脱那一整套闭关锁国的和内部纪律的——往往是既不人道而又残酷的意识，如同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描绘出来的那些图画中所经常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图画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异常复杂，并且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还具备了非常发达的自我意识、非常鲜明的“典型心理”，而且非常的执拗和顽强。
改革前俄罗斯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即地主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在农奴制度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国家的整个经济制度，因而也就决定了这种商业关系的制度如何能够在既无自由劳动，又无普遍发展的大工业，以及在半自然经济和缺乏交通工具等等条件下发展起来。“黑暗王国”的心理状态就与这些经济生活的条件相适应，而把各个社会阶级用等级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就使得内部纪律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用来保证那些保守的因素能长期地占居优势地位。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改革时代的前夕，即在全俄生活处于大转折的前夕，就着手研究“黑暗王国”的生活。不管产生二月十九日[6]法令的那些实际条件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即生产关系和国家的整个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生活的因素已经成熟，并且还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上引起了这样那样的反应。这些变化着的条件必然会融化到“黑暗王国”的经济生活里去，并从那里产生出一些新的要求、利益和与此有关的一些新的概念、观点和趣味。某些分子心理上的这些新的特征还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令人窒息的等级氛围的压抑，使那些流行的各种等级概念不得有任何逾越。但是，那些新的特征还是存在着，隐蔽地、潜在地存在着。它们只好翘首等待那使它们能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一击的到来，那时，它们就会把整个“黑暗王国”或者推上发展的道路，或者让它成为一堆破烂。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包括市侩商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在改革前俄国生活的外部条件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而在它的内部则已经开始瓦解，这个市侩商人阶级曾经极力去适应这些条件，以便彻底消除这些条件，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六十年代的某些改革对于“黑暗王国”就起了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改革给新的经济制度打开了大门，使新鲜空气流进了那臭气熏天的基特·基特奇的王国，而且还把基特·基特奇之流从黑暗的角落里拉到光明的地方来，拉到人来人往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里来。新生活很快就开始渗透到那个闭塞的天地，于是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固然，像我们适才提到的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敏感的分子——他们的心理在这个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基地上早就成熟起来了——同这些新潮流当然是一拍即合。而“黑暗王国”里占居主要地位的潮流则硬给所有的社会集团都打上它自己的印记，并把所有那些跟它闹别扭、闹矛盾的集团压下去。可是，只消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打下了占居主要地位潮流的威风，则所有那些在暗地里跟它闹别扭、闹矛盾的集团就会一下脱颖而出，公开地表现出来。但是，为了使这种具有分化瓦解能力的，能把发展带到任何腐烂着的机体里去的因素渗透到“黑暗王国”的心灵里去，还须要时间。这个时间现在已经到了。眼下，我们已经可以参与这个纳依杰诺夫和高尔基两位先生在他们的戏剧里通过实验室的条件给我们描绘出来的这个分化过程，即历史的过程了。
他们是通过社会的核心组织，也就是家庭把这个分化过程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他们把这个社会的核心组织看成是分崩离析的批判因素，亦即看成是“父”与“子”的矛盾，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父”与“子”的矛盾是这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老一代是两对父母，即瓦留申和别斯谢苗诺夫夫妇。在这两部作品里，老人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从他们的性格上，我们简直分辨不出他们有什么一丝一毫的差别。须要指出的是，两位作者笔下的老人形象比起年轻人来，说得上是刻画得非常鲜明和极其丰满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子辈”毕竟还处在im Werden[7]，——因此不大容易精确地指出他们将来的情况。倘然作者凭空地把“子辈”身上还在形成中的特征刻画得相当鲜明，倒反会铸成违反艺术真实的大错。“父辈”却不是这样。生活本身已经孕育出了非常完满的典型，他们的全部特征突出和鲜明得就跟他们脸上的皱纹一样，简直可以不假思索就能把他们勾勒出来，而他们也就会不知不觉地跃然纸上。我们面前就有着正在衰亡着的世界的两个鲜明有力的人物，——他们有着一切恶行和美德，有优点和瑕疵，有罪过和痛苦。两位作者都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把性格上的某些好的东西置于突出的地位，因而这些人物身上所有那些反面的、坏的和庸俗的东西就与我们有着一定的距离，显得比较模糊和不那么清晰。当然，也不是把这些“父辈”放在充满爱和德行的氛围里来描写的，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说，他们“生活过，做过工……造过孽……也许造孽造多了……”[8]然而，作者恰好正是在这里通过“父”与“子”的这种特定的冲突来刻意描绘“父辈”身上这些正面的东西，所以非常富于艺术真实；因为通过这种冲突才有可能把那种还没有被意识到的、自发的分崩离析的必然性及其历史意义鲜明地表现出来，才能够指出新的会战胜旧的，而不管旧事物身上那些正面的东西如何，并且不好的新东西也必然会战胜好的旧东西，因为Vernunft会变成Unsinn，[9]如塔季雅娜[10]所说，因为有“两种真理”。就是取得胜利的因素也远远不等于善的理念，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了解。
我们曾在上文谈到社会集团的分化条件时，指出分化过程是在朝着各种不同的方向进行的，它产生出很多新的现象。在保守的和破坏性因素的各种结合的影响下，同一个分化过程就有可能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用来研究的剧本里，“子辈”的代表人物就给根据这个观点来分析上述过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为了对这种多样化进行分析，我们不妨先选出这种分化产物的两个典型来研究一下：一个典型是，他是他出身的那个集团的反面，然而同时他还保留着那个集团的“典型心理”的某些主要的因素。他已经不具备“父辈”心理上的许多特点，也抛弃了“父辈”生活的那种外部形式、“父辈”的趣味、习惯、概念，可是还保留着“父辈”身上一些基本的、本阶级的思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抛弃了这种思想的整个正在消失的形式，而保留了它的内容，他给这种内容创造了一种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新形式。这个典型只不过是从外表上否定了他所出身的那个社会集团，而实质上他还是这个集团的继承者和苗裔。
我们要讨论的另一种典型是那种完全不同于父辈的典型。他心理上保留着的只有一丁点原来的保守因素和大量的破坏性因素。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典型。从一方面来看，这种新人不了解“父辈”，但他与“父辈”又有着血缘关系；再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是个“叛逆者”，declassé，与自己出身的集团割断了一切联系。第一种典型的代表就是康斯坦丁（《瓦留申的孩子们》），第二种典型的代表就是尼尔（《小市民》）。
在谈到《瓦留申的孩子们》中那几个典型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作一点声明。纳依杰诺夫先生整个剧本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年轻一代的描绘很不得力。就是典型化不强。《瓦留申的孩子们》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大都是典型性很差，而个性又有余。剧本的全部情节及其结局也同样是典型化不足。戏剧艺术创作的基石，就在于须有具备各种社会的、心理的典型人物的个别形象（性格），这可以称之为现实的典型化。正是这种东西在纳依杰诺夫先生的作品里是太少了。因此，整个剧本所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来自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来自演员的剧照。基于这个原因，在分析纳依杰诺夫先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时，我们就不得不多少作些扩充和概括。[11]
康斯坦丁·瓦留申是一个有趣的典型，可以这样说，在他身上无意识地反映出和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他根本不是他那个阶级的“白痴”，总的来说，他虽然并不聪明，思想也贫乏，而且还是一个见不一见的那种懒汉。但你们同时也会发现，他虽说根本没有什么行动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明确地认识到的目的，但他毕竟还是朝着某个方向在走，可以说，他还是朝着他那一派人中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代表人物走去的那个方向在走。从童年时代起，环境对他就是很舒适的。虽然家里有老人的全部守旧的家风，可是他的家庭里也还是有一些新的现象，那是通过女仆和食客们等等表现出来的新现象。我们知道，例如像教育这种十分顽强的保守因素，在他父母身上已经荡然无存，而且还变成一种为他们所敌视的破坏性的因素。瓦留申的另一个儿子责备年老的父亲说：“您养下我们，就把我们高高地供起来。很少让我们下来，走到您跟前去，如果不是为了吃喝的话，而您也只是非揍我们和骂我们一顿的时候，是不到我们身边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孩子就常常从这个“上面”，从屋檐上逃出家门。当然，这种事在过去也有的是，可是现时家庭外面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家里逃走，指的是受了别人的影响，说的是离开了保守的影响而接受了破坏性因素的影响。但越是往后，就越是每况愈下。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老头子就埋怨起来：“总是跟着别人的脚后跟跑，去听那些笨蛋的话，学习……学习也得用自己的脑袋。”当然，如果说学校不能影响年轻的瓦留申的思想和信仰的话，那还是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趣味、习惯和某些观点。中学毕业后，他甚至还打算投考大学，以便将来接手他父亲的事业，大概是不太用功，大学没有录取他。他父亲的一生就跟他的祖先一样，只看重那条陈年的经商原则：买卖人的眼光和买卖人的手都只应是锱铢必较。对他来说，铺子就是他生活的中心和主要的东西。为了铺子，老人们千方百计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他们混上了参议员，成了市里的头面人物；社会活动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巩固自己这块生意阵地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经商的目的。只有后代即“子辈”才注定会走一条新的路子，不至于死死瞅着自己的经济和法律地位，而会竭力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马雅金的话来说，投身到“生活建设”中去，这就比“父辈”的目光短浅的捞钱行径要高明得多。[12]年轻的瓦留申也只是马马虎虎弄明白那些新的原则，——不过压根儿没有人要他成天在铺子里戳着，眼睛就盯住那几个铜板。他感到新时代要把他拉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他将面临的是一种新的事务，这是一种有着广泛社会意义的，确切些说是政治生活中的经济活动，既有分工，又要求专心致志。诚然，父亲是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新的要求和新的心理学的。在他的心目中，儿子简直是一个不可药救的懒汉。“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他父亲埋怨说，“屁也不懂，对什么都心不在焉”。但是，别以为康斯坦丁压根儿不想发财。当他的父亲在激烈的争吵中脱口说出“破产”这个字眼时，一个未来的事业家就在这个年轻的瓦留申身上转世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破产”，他颇为威风地说道，“对您来说，反正无所谓，可我今后还有一辈子的日子哩”。你们可以相信，他不许破产，未免有些大言不惭的味道，若是果真发生了这种倒霉的事，为了捞到好处，他是会不顾一切地马上采取冒险行动的。你们也不必这样认为，高尚的情操会使他觉醒过来，他会为了体面而放弃跟那个做买卖的女人拉斯波娃结婚。当然，他自己对家庭的看法是跟他的父母完全不同的；不妨把话说穿，他是会跟一个他真心相爱的女人结婚的。但是，除非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才会有这种偶然性。尽管他迟疑不决，半心半意，但他还是会走上那条正道上去的。就以他的那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趣味来说，他也需要一个新的天地。他眼下还无力改变他的居住环境，——他需要一定的社会集团、需要关系，而这一切，他只有娶一个在这个社会里有联系和有地位的女人才能办到。他终于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找到了一个真正使他动心的姑娘。这固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以说，像这类带社会色彩的事实是极为少见的。要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未婚妻，他在结婚之前是会反复考虑的，不过，最后他大概还是会为了“关系”而结婚的。在日常生活中，他遵循的是那些经过改组的小市民的东西。他父母身上那种小市民的舍本逐末和锱铢必较的习气，使他感到厌恶。同时，旧式商人阶级的那些东西也使他感到愤怒。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优点，因为他对待穷亲戚是和善的，在主仆之间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持平等待人的态度。整个家长制也使他感到厌恶。在他这个现代小市民的头脑里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家长制：雇主与雇工有别，不计较“多余人口”以及改善个人生活的教养条件。
须要指出的是，康斯坦丁·瓦留申还是一个过渡典型，因此他具有过渡典型的那种还未定型的和矛盾的性质，不过，根据他身上的那些明显的特征还是可以判断出，今后肯定还会出现跟他一模一样的、非常完善的这种典型。这种完美的典型既算不得俄国文学中的新鲜事，也算不得俄国生活里的新鲜事。例如，鲍鲍雷金[13]先生经常介绍给公众的就是这种典型。
我们所指的以尼尔为代表的第二种典型，须要加一条但书。就本质上说，他就是从他所出身的那个集团身上掉下来的“一块碎片”，是一个“叛逆者”。虽说前一种典型是一定社会集团的发展的最高形式，是这个集团的发展的最后阶段，而这个典型却只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废料。我们可以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就量的方面来说，这种典型还算不得重大的社会现象；第二，最容易渗透到这种典型身上去的一定集团的那些因素来说，则对这个集团的“典型心理”影响最小。例如，我们知道，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在贵族阶级内部发生转折的时候，从这个阶级身上就分离出不少第二种典型的分子，即人所共知的文学上称之为“忏悔”的分子。而且这个派别在量的方面比起第一种典型所提供出来的要少一些。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在当前市民-商人阶层发生分化的情况下，这个过程较之贵族阶级在同样条件下发生的分化过程要弱一些。遗憾的是，这样谈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甚，因此，我们只能限于指出构成这种差别的两种因素。第一，商人阶级分化的历史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环境。贵族阶级分化时，在整个生活领域里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当时，就出现过一些非常罕见的类似“匿名的俄罗斯”那样的知识分子派别。这样的派别就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废料。现在条件已经不同：同样一个“匿名的俄罗斯”就是由各种不同的分子组成的。对知识分子的需要不仅未见减少，甚至还在大大地增长，但分布的情况已经不同，知识分子中的主要部分进入了工业和行政机关之类的领域。第二，“黑暗王国”里发生的分崩离析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速度上都不一样了。这种分崩离析是缓慢地、不间断地和正常地发展的。在贵族阶级里，由于外部条件的关系，过去发生的那种分崩离析已经停止。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种分崩离析的现象才在现在变得尖锐起来。不光在“废料”的数量上，而且在社会的分布上都出现了这样不正常的速度。
所以，根据我们对“黑暗王国”分化过程的研究，我们不应该期望第二种典型即“叛逆分子”会大量地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在量上似乎要少一些。不过，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征兆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指的是，分化对于原来那些没有把集团的“典型心理”鲜明地表现出来的分子会有强烈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可以用来说明这个情况的，就是高尔基先生剧本里的尼尔，他就是上述第二种典型的代表。他并不是别斯谢苗诺夫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养子。他十岁上就到他养父家来了。也许由于他身上留下的某些印象，使他跟小市民的思想方式不大合拍。虽然他在这个家里被当成亲儿子看待，但他还是感到他不是亲儿子。尽管他也同别斯谢苗诺夫那几个亲生儿子一样受教育，但他还是不得不过早就出去干活挣钱了。这种具有全部否定因素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者的社会、同资本卖命和同家庭里的权威成天发生的冲突——这一切才是具有奇迹般的教育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家庭环境的那全部保守影响都无能为力。可是，你们不要以为，别斯谢苗诺夫把尼尔当成了外人，把他完全当成是供他剥削的一个劳动力。不是的，他还打算给他安排好小市民的幸福，就像他给自己的孩子安排的那样，也许给尼尔的稍稍差一点，但基本上是一样的。比方说，他想给他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作妻子，而且还准备给他弄一个差使。也许有谁知道，如果他自己愿意的话，他是会同意跟塔季雅娜结婚的。尼尔对于他根本不是什么外人，况且，这个老头对他养子的说一不二的性格和能力是很器重的。但是，由于过渡时期的这种条件，即家庭和教育的影响都对付不了外部因素的破坏力量。因此，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小市民环境里教养大的青年人身上，就有着一种朝气勃勃和战斗的心理。“生活就是有趣的玩意儿”，“活在世界上是很大的愉快”。他整个人同丰富多彩的外部印象都是十分和谐的，他贪婪地想抓住它们，拿它们好好地享受一番。但是他知道，生活中还有不少黑暗的、愚蠢的和不公正的东西。他为了把这些看清楚，他总是寸步不离开生活。他身上的另一个特点，即渴望斗争，也随着他身上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而发挥出来了。让生活把它的劲都使出来吧，它总是巴不得束缚住、遏制住向往幸福的人的手脚，这是妄想！“我要迫使生活按照我的想法做出回答！”“我们一定会胜利。我要一门心思地用尽一切办法来使我闯进生活最深处的愿望得到满足……把生活捏成这样、那样，对于那个干涉一下，对于这个帮助一下……这才是生活的乐趣。”[14]
对我们来说，尼尔这个人身上特别可贵的是，他不是一介书生，他的看法和判断都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者其他什么指导读物上搬来的，而是从他身上自发地、在四周生活的压力下产生出来的。但是，对于他的这些看法和判断，决不能这样说：即使他有那样的看法和判断，也不过是一鳞半爪的东西，还没有具备概括的形式。那种不许他同生活妥协并促使他前进的精神，是比什么都难能可贵和有益的。不管尼尔的思想内容多么的贫脊，但只要有这样的精神，就可以使他的思想丰富起来，就能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使他找到生活的目的，正如鲁卡（《在底层》）所说的那样：“谁要是去找，就准能找到……谁想得最厉害，就一定会找到。”[15]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有趣的情况。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巧合。在尼尔的话里，我再重复一句，那番话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从一个艺术家发掘出来的真实的典型人物的内心里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我们从尼尔的话里听到了一支我们熟悉的生活赞歌的调子，这是一曲赞歌，用他们“父辈”的话来说，全俄罗斯那些“总是笑，总是快活”的人已经唱了十个年头了。这支令人兴奋的赞歌的回声响彻了天涯海角，它紧紧地扣住了那些生下来还没有听过它的人们的心弦，它能以其激越的情绪去感染那些跟它完全陌生的人，它还能鼓舞诗人、艺术家和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们去进行创造、斗争、生活。尼尔口中所唱的这支赞歌有如在号召革新，给那班心灵被别斯谢苗诺夫和瓦留申家的朽木味和树脂味窒息着的人们敲响了复活的钟声，它号召所有的人走向光明，走到露天里来，走到广阔的天地里来。而且尼尔是在对所有其他的尼尔发出号召，他有权这样说，就像他对叶莲娜讲的那样：“请您了解我。我刚才唱的是生活的赞歌！喂，您说吧，‘生活就是愉快’”，因为：
Nur der verdient sich Freiheit wil das Leben, Der täglich sie erobern muss! [16]
我们先来谈这两种极端的典型，第一，因为他们是从“黑暗王国”里分化出来和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最优秀和最有特点的代表；第二，因为他们这些极端的典型，现在已经走上生活的舞台，是最有适应能力的人，是在社会斗争中最有可能活下来的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至于其余的、中间的典型不是死掉，就是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再不然，最后也会成为上述两种极端典型之一。
现在再来谈一谈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中间典型中的某些典型，比方像别斯谢苗诺夫的儿女：彼得和塔季雅娜。他们就是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具有分裂心理的两个例子。他们身上的小市民因素同正在消失的旧知识分子典型身上那些特点混合在一起。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我们在契诃夫先生的剧本里就看见过。在别斯谢苗诺夫的儿女们的精神世界里，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正是那些保守的和破坏性的因素。不过要说明的是，尽管前者（译者按：指契诃夫笔下的典型人物。）身上表现出软弱的小市民心理，但他们毕竟还做了一些正经事；后者对周围的现实是批判的，而且还憎恨那种外表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绝然相反。无论是塔季雅娜的教书生活，还是彼得的大学生生活，都不可能使他们保持长久的兴趣，因为这完全是徒劳而吃亏的事。只要酒一醒，那莫名的烦恼就会袭上他们的心头。广阔的、非小市民的社会活动跟他们那种小市民的心理完全不合拍，而那种酒醉饭饱和只顾攒钱的生活也不合他们这班知识分子的口味。剩下来的就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活下去，但是，这种平平安安的小市民幸福却因它的小市民气而令人为之厌恶，在他们小市民的心灵里根本就没有一点儿舒展的余地、没有意志的力量，甚至没有希望的力量去感受丰姿多彩的生活。在这里，只有可诅咒的模棱两可的和分裂的心理。
彼得倒很可能抛掉知识分子阶层带给他的那些见解和趣味，而还他本来的面日，即使他再变成一个“曾作过半小时公民的小市民”[17]，但他无论如何也抛弃不了他那双重的心理，不管他从事什么活动，他也只能是那个康斯坦丁·瓦留申。而塔季雅娜连这样的一种满足都得不到，她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虽然她还可以活四十年。她过的完全是个空空洞洞的幽灵的生活。小瓦留申，即阿列克赛是一个多少有点不同的典型。顺便说，他所受的全部教育就说明，他虽然把凡是能够落到他心头上的所有那些传统的、代代相传的和小市民的东西都给打破了，然而教育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好的东西。那支持他使他避免了彻底毁灭并推动他走向美好生活的整个道义的力量就是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具有一般道德性质的概念。不顾那些教育他的人如何作梗，这几个概念总算落到了他的心田，并在他性格上那些表明是优点的地方找到了一块良好的土壤。但是，阿历克赛的这种不肖，与其说是由于道德上的蜕化，还不如说是外部条件的腐败。他最先在彼得堡时就受到一些好的影响。作者没有告诉我们阿历克赛后来的命运以及这些新的影响的性质。由于某种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倾向的关系，使他原来从家庭里带来的那些特点有可能基本上被克服掉，阿历克赛有可能成为近似尼尔这样的典型。但最可能的后果还是他父亲的那些特点对他的“典型心理”的强大影响，所以他也会变成一个社会面目还不清晰的过渡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就起不了什么社会作用，起码也会受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一类的指责。
我们加以研究的所有这些典型，不光在于他们是某个剧本中的人物，作者使我们对他们的命运感到兴趣，而恰恰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典型，是社会过程的产物。现在遍及整个俄国的就是这个旧式小市民商人阶层的分化历史过程，不管在甚么地方，这一过程都产生出大致相同的结果，因为正在分化的阶层也还是同一个阶层，而分化的外部条件和内在的各种因素，又都是相同的。由于过程的这种共同性是通过它的各种典型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些典型也就是社会的典型。同时，这些典型又因受社会引力的作用，而结成了集团，并力图阐明他们共同的要求、概念和趣味，总之，就是要形成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在他们的共同心理和“典型心理”的基础上形成他们这个集团的自我意识。破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立的过程。在历史的这架织机上织布梭往来不息，它正在给神灵即人类一件一件地织着未来的“生动的衣裳”[18]。
（程代熙 译）
注释：
[1] 基特·基特奇是奥斯特罗夫斯基《代人受过》一剧中的人物，但作者想说的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中的主人公吉特·提郭意，因为他的侄儿鲍里斯，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2] 这是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教授的说法。——作者注。
[3] 指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
[4] 典出屠格涅夫描写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活动的长篇小说《处女地》。这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巴克林的话。
[5] 在某一集团还不具备自我意识及还在为自己的世界观进行积极斗争的时候，历史条件往往不会使某一集团发展起来，并使它成为具有自己个性的集团，例如，波兰贵族阶级的“中间阶层”以及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就是如此。——作者注
[6] 指1861年2月19日，沙皇在这一天颁布了改革农奴制的法令。
[7] 德文：意思是“形成的过程中”。
[8] 这是华西里·别斯谢苗诺夫的话，参见高尔基《小市民》第二幕。
[9] 德文，即“有理”，“无理”。靡非斯特对学生说：“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幕《书斋》。
[10] 塔季雅娜，高尔基《小市民》里的人物。
[11] 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个剧本进行艺术分析，也不是对作者笔下的典型人物进行心理的分析。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些典型时，就只能限于说明上文所需要的为度。——作者注
[12] 雅柯夫·马雅金是高尔基中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中的新式商人，他要年轻人投身“生活建设”，做一个生活的“建设者”。
[13]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鲍鲍雷金（1836-1921），俄罗斯作家。
[14] 都是尼尔说的话，参见高尔基《小市民》第四幕，引文见高尔基《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3、125页。
[15] 参见高尔基《在底层》第三幕，引文见上引书第233页。
[16] 德文：“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
[17] 捷捷列夫对彼得说：“曾经做过半小时的公民”，参见高尔基《小市民》第一幕，引文见高尔基《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1页。
[18] 这是歌德《浮士德》中地祇说的话，见《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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