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四章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

　　“旅客名单冗长而神秘。托洛茨基与一群革命者们待在驾驶舱；我的客舱里有一位日本革命者。许多荷兰人忙着从爪哇回家——他们算是船上最“无害”的人了。剩下的乘客都是“战争信使”：有两人从华尔街去往德国；有间谍；有军火商人；一名战地记者……没有游客。”^[1]

　　——曾与托洛茨基同乘“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于1931年

　　第二天，就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扬帆起航、离开纽约差不多有24个小时之后，白厅街44号的英国情报处发出了第二封加密电报。这一回的信息滴水不漏：“紧急。托洛兹基（TROTZKI）昨天登上蒸汽船‘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出海，同行的有沃斯科夫（VOSKOFF），克拉德诺夫斯基（CLADNOWSKI），穆辛（MUCHIN）等俄国社会党人。”电文接着说：“据可靠报告，托洛兹基拿着社会党和德国人捐助的10000美元，计划发起一场针对当前俄国政府的革命。各色各样的德国人送别了托洛兹基。我正在通知哈利法克斯，告诉那里的行政当局：试着扣下这艘轮船，直到他们直接收受你们处理这些人的指令（原文如此）。”^[2]
　　不同于先前一封，这第二封电报并非出于纽约市英国“军情1c处”情报机构首长、那位精明干练的威廉·怀斯曼之手，而是来自1月份时那位被怀斯曼排挤的海军武官——盖伊·冈特船长。怀斯曼倾轧冈特，以此推行他本人的一套外交谋略。数周以来，冈特早已对此事心生怨怼。他这第二封电报并未发给怀斯曼的机构——“军情1c处”的任何人，而是给了冈特本人在皇家海军的顶头上司军官——海军上将、伦敦的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眨眼将军”（Blinker）雷金纳德·霍尔（Reginald Hall）。
　　冈特是如何了解托洛茨基的？他是不是借着发出这个警报在怀斯曼的背后捅上一刀、试图给怀斯曼难堪，从而报怀斯曼那圆熟办公室政治的一箭之仇？他在发送电报之前有否与怀斯曼讨论此事？他们有过争论吗？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成谜。而截至到那时为止，怀斯曼对外释放的所有信号都是在决定让托洛茨基离开纽约回到俄国，不加干扰放虎归山。他已允许托洛茨基从英国领事馆拿到他的签证，他也目送托洛茨基乘船离开，没有丝毫阻拦。怀斯曼也有大把理由为他的选择辩护。指控托洛茨基是一名德国间谍的证据太过薄弱，英国拘捕他的法律依据少得可怜。怀斯曼也许还担心惹恼俄国人——他们刚刚给托洛茨基发了一本护照。又或者，怀斯曼也许认定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之后对英国更有利，他回国后或将发声反对同德国单独媾和。甚至于，怀斯曼也许得到了伦敦“军情1c处”长官们的决策批准。这一时期的英国情报档案提到了一份怀斯曼呈递给他老板“C”的一份秘密报告，主题是“在纽约的俄国革命者——托洛兹基·列夫的活动和动向，”但这份报告本身却已不存。^[3]
　　但是，表象足以骗人，谍报艺术尤然，此地尤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所有怀斯曼对托洛茨基旅程的批准都是一个圈套。也许怀斯曼从一开始就已决定将托洛茨基关起来——但他选择在加拿大拦住并逮捕他，而非美国。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是一个英国港口，那里远离叽叽喳喳的纽约报纸。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那么盖伊·冈特也许是在获得怀斯曼首肯之后，发电报助他一臂之力。
　　档案史料对这一问题惊人般沉默。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揣测。
　　但还有一些未尽事项。冈特当天早晨的电报草率随意，错漏百出。船上并没有一位名叫“沃斯科夫”（Voskoff）的人，“丘德诺夫斯基”（Chudnovsky）也拼错了。电文里提到的那个“穆辛”（Muchin），人也不在托洛茨基的圈子里。更有甚者，电文声称托洛茨基带上了社会主义者和德国人捐给他的10000美元，拿着这笔钱回国闹革命。但这一断言也缺乏明显证据。在1917年，一个人随身携带10000美元可是一大笔巨款，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美元，足够购买一个车队，或是一艘小船，也可以为100人配备步枪。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在纽约期间明面上挣到的所有钱财：他在《新世界》每周20美元的工资；他从文章和演说中得到的约10美元稿酬；甚至在两天前哈勒姆河赌场欢送大会上，主办方号称募得的300美元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这笔钱究竟存在与否？是不是盖伊·冈特等人只是捏造了这个数字炒作一番？又或者，是否托洛茨基的确从一名德国间谍、或是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及社会主义者们那里拿到了这笔款项？如果英国人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托洛茨基的话，至少他们有机会搜查他，并找出这笔钱。
　　就这一问题而言，英国情报档案的确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不久之后，怀斯曼的一名上级长官要求他透露这个情报的消息来源，怀斯曼也如实告知：它来自卡西米尔·派尔纳斯——怀斯曼那位讲俄语、曾与俄国保卫部有过瓜葛的线人。派尔纳斯曾在勒诺克斯赌场聆听托洛茨基的发言，并且看到他们传递募款的帽子。^[4]
　　盖伊·冈特当天的电报就像是一段咒文抵达了伦敦，搅动了政坛的一池春水。仅用了不到24小时，那里的英国海军情报官员们就决定行动。他们向“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第二天预定的停靠地——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拍发了一封他们自己的加密电报。他们依循冈特的说法，要求那里的英国海事管理局一位名叫O.M.马金斯（O.M.Makins）的海军上校扣下“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鉴识船上的可疑俄国人，并将他们“带离船只，拘押起来听候指示。”为防马金斯认识不到紧迫性，他们还解释说：“这是一群离美赴俄、意在发动革命对抗当前俄国政府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据报告，托洛茨基身上有社会主义者和德国人为他募集的10000美元资金。”^[5]
　　身为一名久经战阵的海军军官，马金斯可无意让这么危险的人物从眼皮底下溜走。
　　“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踏上了经停挪威前往俄国的旅程。扬帆出海的最初几天里，一片片禁锢般的灰色天空笼罩着海面。按照惯常路线，轮船将紧挨长岛海岸航行，行经南汉普顿（South Hampton）和阿默甘西特（Amagansett）的沙质海滩，绕过蒙塔乌克角（Montauk Point）和科德角（Cape Cod），然后进入北大西洋，航向新斯科舍。凌厉的北风扫过开阔海面，暮冬酷寒令甲板上的所有行人都冻彻骨髓。
　　在他们的二等舱舱室安定下来之后，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就开始在这艘船上漫游。他们的情绪分外高涨，无比欢欣。绝大多数和他们一样前往俄国的乘客们也突然觉得，这艘船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人们谈论着未来、归家、革命，以及他们希望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托洛茨基这一回带上了他的朋友们：他在纽约的激进者圈子。一位名叫罗伯特·芝沃托夫斯基（Robert Zhivotovskii）的头等舱乘客甚至可能就是他的侄子。
　　一等舱里有一位供职于《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和《纽约晚邮报》的著名“扒粪记者”（muckraking journalist）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他大概是船上最受关注的乘客。除了他的书籍、演讲，斯蒂芬斯还报道了不久前的墨西哥革命，同叛军将军庞丘·维拉（Pancho Villa）一起翻山越岭。在《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里的一桩谋杀诉讼里，他还声援了知名辩护律师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现在，斯蒂芬斯希望在俄国目睹下一场全球剧变。他与一位准政治人物同行，他就是美国前任驻华公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竞选资金捐助人、金融家查尔斯·R·克莱恩（Charles R Crane）。
　　据斯蒂芬斯回忆，他曾在航海的头几天里拜会托洛茨基。斯蒂芬斯在纽约时就已知晓托氏的声誉，他想听听托洛茨基对彼得格勒的意见。“我叫上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斯蒂芬斯写道，“我们聊了聊。”^[6]斯蒂芬斯在一封信里记述了这次船上谈话，大家如何“一致同意，这场革命只是处于第一阶段”，以及“我们应当在彼得格勒，发起再次革命。”^[7]这次旅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斯蒂芬斯都将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他为托洛茨基1918年版著作《战争与国际》（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撰写了前言，并一度倾心于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目睹革命进行之后的斯蒂芬斯于1919年回到了美国。他评论说，“我已身处未来之中，它欣欣向荣。”这句“切口”后来被简化为“我见到了未来，欣欣向荣的未来”，并成为1920年代最受青睐的一句苏联宣传语。不过，斯蒂芬斯此后与共产主义关系恶化。^[8]
　　3月30日周五，“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在经历了3天海上航行、几乎1000英里的羁旅之后，终于抵达了新斯科舍。轮船绕过佩吉湾（Peggy’s Cove）的灯塔，自北大西洋进入一条航向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 Harbor）的海峡——这里是船只在纽约和挪威之间唯一预定的经停处。哈利法克斯市就坐落在港口内一个防护良好的半岛上。在半岛“身后”，港口豁然开朗，扩成一片水深宽阔的港湾，它叫“贝德福德湾”（Bedford Basin）。欧洲战事现已进入第3个年头，此地已然成为一块吸引舰船的“磁石”，各色大小、形貌各异的船只均在这里汇聚。加拿大海军将其大西洋舰队部署于此，英国海军也在这里拥有可观力量。烟囱、风帆与木质桅杆交错，拖船、纵帆船和渔船并行；军舰、客轮挂着数十个欧洲国家的旗帜，货物和救援物资的护航舰严阵以待，准备对付德国潜艇的挑战。
　　港内许多舰船都装载着大量武器弹药，给这些拥挤繁忙的海域带来了极大危险。1917年12月，一艘满载着200吨TNT烈性炸药和2300吨苦味酸炸药的法国军火船“蒙特-布兰科号”（Mont-Blanc）与一艘比利时物资船“伊莫号”（Imo）相撞并引发了一场爆炸。这场爆炸摧毁了大片城区，杀死了1800人，摧毁的建筑物超过1600栋——这是哈利法克斯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类似灾难。
　　一俟“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入港、下锚、停泊，船员们就发现一艘英国军舰高速驶来。没有人惊慌失措。这只是正常程序。英国人告知船员，让乘客们登上甲板接受检查。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得在英国封锁之下的哈利法克斯停留，这就是为了给英国海军军官登船检查、缉私货物、检核乘客之机而设的。不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回是英军军官亲自指挥行动——当地海事管理局主管、海军上校O.M.马金斯执行来自伦敦的命令。
　　登船后的英国官员们一如往常开始了检查。乘客们排成一队，英国水手挨个检查。勘验文书，查缉行李。但是，当天和另一队乘客一起在甲板上接受检查的斯蒂芬斯却注意到，检查工作有着超乎寻常的强度。“英国人来到我们队列中，限时要求我们取出所有不得不藏匿的东西。接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搜查我们，一遍，又一遍，”斯蒂芬斯说道。英国人的粗鲁态度对斯蒂芬斯触动最大。正如他所说，“英国人对你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们就像是真的主宰了海洋似的。”^[9]
　　直到英国检查员们结束了对讲英语乘客的搜查之后，他们才开始对付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朋友圈子。英国人“以沙俄宪兵的作风命令我们俄国人立即接受检查，”托洛茨基回忆说。^[10]古怪之处在于，英国军官们并未询查他们的护照和签证（托洛茨基知道，仅仅数天以前，他刚刚从俄英两国领事馆拿到这些合法证件），而是开始问起了政治：他们如何看待俄国、世界大战和临时政府？这并非标准程序，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位乘客身上施行。
　　更有甚者，托洛茨基注意到一位俄国军官突然现身。此人同马金斯上校并肩而立，协助盘查。他叫安德烈·卡尔帕斯奇诺科夫（Andrei Kalpaschnikoff），一名一等舱乘客，从纽约上船的陆军上校。紧紧盯着此人的托洛茨基大概已经认出他是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也许，卡氏曾在海上航行的头几天与托洛茨基相处甚欢。卡氏可不仅仅有军衔，他还曾是沙皇麾下的一位杰出外交官，战前是华盛顿的俄国驻美大使馆的秘书。他以红十字会采购人的身份从纽约回国，并在那里成为皮埃尔·罗茨基的密友——那位俄国领事曾于数天前与托洛茨基就其护照问题有过一番攻防。
　　卡尔帕斯奇诺科夫后来否认他在当天与英国军官有任何瓜葛。卡氏声称，当时许多俄国人不大能说英语，自己不过是在一旁协助翻译而已。“我是（现场）唯一的（俄国）政府官员，港口统帅请求我帮助他。我极表乐意。”卡氏如此辩白说。“托洛茨基就是在诸多侨民之中质疑我身份立场的那一位。”^[11]
　　不过，当天见到卡氏的托洛茨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疑：正是纽约的俄国领馆以某种方法配合着这次盘查。事实上，托洛茨基也许是对的。罗茨基也好，盖伊·冈特也好，乃至线人卡西米尔·派尔纳斯都能轻而易举地将托洛茨基的情况、逮捕托洛茨基的计划告知卡氏。托洛茨基本人对此坚信不疑。两年之后的1919年，托洛茨基在俄国以“从事反革命活动”为由逮捕了卡氏。^[12]当年稍晚时候，卡氏获得自由、重返纽约完婚。他坚持邀请皮埃尔·罗茨基作为贵宾出席婚礼。^[13]
　　但现在站在哈利法克斯港内“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甲板上、并直面英国质问者的托洛茨基却拒绝回答。“我同俄国国内政治的关系目前并不受英国海警管辖，”托洛茨基告诉他们。^[14]
　　然而，英国军官拒绝接受他的答复。眼见托洛茨基沉默以对，英国人开始向其他乘客询问托洛茨基及其党派。有没有英国人同乘客们交谈、并且听他们的意见？据托洛茨基回忆，一名乘客称他是一名“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称盘查全程为“尊严扫地”，数周之后他也在一份正式抗议中提出了这一点——英国人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对待俄国乘客们，他们可是大不列颠一大盟国的公民。^[15]
　　马金斯上校一意孤行。他手下军官们继续盘查，最后成功检核了每一位俄国乘客，一共鉴识出6名看起来符合马金斯命令描述的人，其中有三人直接契合伦敦密电中提到的姓名，另外两人则与托洛茨基有明显瓜葛——《新世界》撰稿人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托洛茨基旅行小队的成员康斯坦丁·罗曼琴科。第六人名叫李贝·费希莱夫（Liebe Fisheleff），是犹太流行无政府主义周刊《劳工自由之声》（Freier Arbeiter Stimme）的一位撰稿人——这个身份使他成为目标。尽管，他与其他五人并无明显关联。
　　鉴于这些名字与英国海军情报机构的原始名单并不相符——马金斯上校没找到沃斯科夫。费希莱夫、罗曼琴科和梅尔尼尚斯基都是新名字——他决定电告伦敦，请示行动。马金斯报告说，这六人“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许与美国的德裔社会主义者们合作良好，也极有可能就是当前俄国政府的一大障碍。”基于这些论点，马金斯建请逮捕他们六人，并加上一条，“我建议，也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赶下船，”并予以民事拘留。^[16]
　　收到下一步命令之前的马金斯上校在此期间对乘客们不发一语，他只是命令“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泊在港内听候处置。这段延迟也许让托洛茨基烦扰不堪，但他也找不出理由认定自己的旅程面临危险。托洛茨基手上有一本合法的俄国护照、一张合法的英国签证。是的，英国军官行事粗暴，但纽约的英国领事曾经说过，他们不会为托洛茨基的归途设置障碍。至少到目前为止，托洛茨基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没说实话。
　　最终在三天后的4月3日（周四早晨），马金斯上校回到了仍在哈利法克斯港下锚停泊的“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这一回他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刺刀上膛的英国水兵。“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俄国军官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回忆说。“一艘满载着全副武装水兵的海军快艇靠了过来，打破了海面的平静。我们都跑到甲板上，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17]
　　登船后的水兵们迅速围住了托洛茨基及其家人、以及另外5名辨识而出的俄国人。他们随即告诉托洛茨基：立即和他们一起登上快艇靠岸。托洛茨基质问原因，但水手们表示，他们只能在哈利法克斯的陆地上解释这个状况。托洛茨基又一次出言拒绝，他坚称这个要求非法，他也不会离开这艘船。于是马金斯下令水手们抓捕托洛茨基。
　　之后的事件进展有许多不同版本。据托洛茨基本人说，水手们揪住并拖拽他，在一些乘客高呼“无耻”的喊声中把他架走。这刺激了他的大儿子、11岁的利奥瓦。利奥瓦挥拳打向一名水手，并拽住他大喊“再揍他一拳如何，爸爸？”^[18]据一家友善德语报纸的另一个版本，一名水兵对拒捕的托洛茨基开枪，并打中了手臂。随即在英国人拽走他时，托洛茨基大喊：“自由之敌英格兰！社会主义万岁。”^[19]
　　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就站在一旁。他记述了托洛茨基是如何“抗议、踢打，但仍被高大魁梧的水手们架走的。水手们有条不紊、冷静沉着地完成了任务，”将托洛茨基带离轮船。卡氏接着写道，“就在小艇离去之时，托洛茨基对英国军官们老拳相向，嘴里还咒骂着英格兰。”^[20]
　　一名加拿大出版商、退役中校J.B.麦克莱恩（J.B.Maclean）则描绘出了一幅颇为不同的图景。当天并不在船上的麦克莱恩过了几乎整整一年才写下了他的版本，这个版本主要依据他与一位不具名警方信源的交谈。这名警察给出了一个不那么溢美的说法。面对水手的枪口，“（托洛茨基）蜷缩并哀嚎着，在极度恐惧中大哭，”麦克莱恩写道。但是，唯有“当他知道自己不会被枪杀（之后），他的劲头才回来，并猛烈抗议。”^[21]
　　不管过程如何，抓到托洛茨基和其他“战俘”之后，水手们将他们从“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带到了一旁等候的一艘海军小艇上。小艇驶向哈利法克斯，一艘巡洋舰加入队列为他们护航。马金斯上校和手下当天将9人抓上了岸。他们包括托洛茨基、另外5名俄国人，再加上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之后，马金斯上校命令“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起锚离港，继续航向挪威。“他们扣留我们达一个多星期。在这焦虑的一周里，所有人都不堪其扰。”林肯·斯蒂芬斯目睹事件全过程之后写道——是所有人。“除了前往德国的华尔街信使们。”^[22]
　　离开纽约六天之后，托洛茨基发现他本人再次被捕。他未遭犯罪指控，也没有被剥夺任何法律权利。而且，现在除了英国人和“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上的几名旅客之外，甚至都没人知道他被捕了。
　　尽管马金斯上校和手下水兵们两次突袭并盘查了“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尽管他们在施行逮捕之后又搜查多次，但加拿大和英国情报档案没有任何一处提及托洛茨基夫妇或是他们六人中的任何一人随身携带着10000美元，或是任何接近这个数字的现钞、黄金、其它形式的货币。如果托洛茨基确实带了这么多钱，他恐怕就得事先将其扔到船外、沉入大洋或是贝德福德湾的深水区，以此防止英国人发现。托洛茨基不大可能让数百名目击者在甲板上抓他个正着。伦敦给马金斯上校的命令里特别提到了那“10000美元”，马金斯也一定会周知检查员们特别注意搜查这笔钱，并且一旦找到就立即上报。英国也会将这个大新闻作为一项宣传大杀器传布全世界。然而，无论公开还是私下，英国人对此都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英国人的沉默足证这“10000美元”的指控从一开始就是无中生有，充其量也不过张皇其事而已。不过，不管这个“10000美元”的数字有无凭据，现在它已于英国政府的两封正式情报电文中露面，“自我证成”了。“10000美元”之说也将很快进入公共场域，在此后一个世纪里都成为一套阴谋论的原料，搅动人们的心神。
　　就在四月初这个时间点，全世界俄国激进分子的归国步伐都在加快。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是第一批抵达彼得格勒的人之一。她于3月31日带着弗拉基米尔·列宁要求她在返抵俄国时转交给《真理报》的信件离开了霍尔门考伦，乘火车穿越800英里苔原之后抵达了芬兰边境车站哈帕兰达（Haparanda）。在彼得格勒之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站——贝鲁斯特罗夫（Beloostrov），一名卫兵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远至1908年沙皇时代的柯伦泰逮捕令，一边笑着一边将其撕成碎片，以此欢迎她入境。及至柯伦泰离开岗哨，这名卫兵殷勤备至地抬起她的手亲吻。抵达彼得格勒城区的柯伦泰得到了朋友和亲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热切希望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柯伦泰1915年写成的小册子《谁需要战争》早已送达前线的数百万士兵和他们在后方的眷属手中，她也藉此成为俄国知名度最高、最受热爱的布尔什维克之一。现在，终于回到彼得格勒的柯伦泰发现，这座城市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她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已经落入两位本地领袖手中：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这两人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并在革命爆发后因克伦斯基的大赦令得以自由。他们跑回彼得格勒，取得了《真理报》的掌控权，并主动宣布了一条新党纲：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
　　柯伦泰对此付之一笑。身为列宁私人信使的柯伦泰深知，列宁将立即否决这条新党纲。列宁可没有任何给予克伦斯基、米留科夫及其派系支持的打算。不管是“有条件”还是什么类型的支持，都没有。列宁早已摹画出一条新激进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石就是为苏维埃夺取政权。柯伦泰的口袋里有足以证明这条道路的列宁信件，她回国的第一天早晨就立即在《真理报》上转载了这些信件。
　　列宁动身返俄的时间要比柯伦泰晚上那么几天。他带着一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苏黎世乘当地火车抵达了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森（Schaffhausen）车站，并在这里转乘另一列由德国政府提供的火车。德军士兵们带着他们来到一节专为他们准备的特殊车厢坐定。士兵们锁上了车厢四扇门中的三扇。列宁一行用了6天时间横穿了德国。火车在柏林停靠，但这些旅行者们并没有下车。他们在车厢中吃睡，甚至还共用其小浴室。在波罗的海之滨的萨斯尼茨（Sassnitz），他们登上了一艘前往瑞典南端特雷勒堡（Trelleborg）的渡船。在特雷勒堡，身为德国特工的雅各·福尔滕斯伯格以一场奢华的晚宴欢迎了他们。
　　福尔滕斯伯格将列宁抵达的消息传给了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是第一批闻讯的人之一，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费心费力地安排此事。列宁从特雷勒堡到了斯德哥尔摩，接着是芬兰，并于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人们以更大阵仗的欢迎和庆祝活动迎接列宁。
　　而在当时，就连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新世界》的年轻编辑同侪——尼古拉·布哈林也踏上了他本人归国的漫漫羁旅。布哈林先是从纽约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接着又横穿太平洋抵达日本。布哈林在日本遭受东京行政当局的短暂羁押，之后又于俄国远东被当地的孟什维克逮捕。5月初布哈林才最终抵达了莫斯科，朋友们邀请他接续之前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席位。
　　就在他们都聚集在俄国时——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者，激进分子——他们以新的形态合纵连横，密谋着，策划着——唯独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仍然不见踪影。他困在4000英里以外的加拿大，在英国的拘禁下寸步难行。

^[1] Steffens, 744. See also Sutton, 26.

^[2] Unsigned cable from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New York, March 28, 1917,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See also Spence, “Hidden Agendas,” 17, and “Interrupted Journey,” 11, both citing Admiral Hall’s April 29 arrest order crediting Guy Gaunt as the source.

^[3] See Document 174400, undated,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4] Document CX 015649,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Reference PILENAS,”January 19, 1918,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Pilenas had presented it in a letter to Wiseman that Wiseman produced for his superiors, though it doesn’t show up in the intelligence files themselves.

^[5] Cable from London to Halifax, March 29,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ile.

^[6] Steffens, Autobiography, 774.

^[7] Steffens letter, from Sutton, 26.

^[8] Draper, 115–16. Draper notes that Steffens, quick with his passions, would also admire Mussolini as “historically due.”

^[9] Steffens, 744–45.

^[10]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8.

^[11] Kalpaschnikoff, 223.

^[12] Ibid. The December 1917 arrest was based on changes tha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with Kalpaschnikoff’s involvement, was using its charitable operations as a cover to sneak automobiles and other equipment to General Alexei Kaledin, a Cossack commander opposing the Bolsheviks. Kalpaschnikoff would plead innocence, backed by American Red Cross and diplomatic officials. See als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1917.

^[13] “Col. Kalpatchnikoff Weds,”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19. Kalpaschnikoff, apparently unknown to Trotsky at the time, had connections to William Wiseman’s British Intelligence circle back in New York City as well as to Russian consulate officials, raising suspicions that Wiseman or the Russians had asked Kalpaschnikoff to keep an eye on Trotsky during the trip.

^[14]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15]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8.

^[16] Letter from Makins to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April, 1,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ile. In the rush, Captain Makins listed Chudnovsky as “Tshadnovski” and Melnichansky as “Melniczanskoi.” Later reports would list these names as “Tshoodnooski” and “Melintchansky.”

^[17] Kalpaschnikoff, 223.

^[18]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19] “Extract from German Papers re Socialists Going to Stockholm,” June 18, 1917,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See also note to Kendall from Geo Bullock, June 6, 1917, Document 187268,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20] Kalpaschnikoff, 223. See also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5. See also Spence, “Hidden Agendas,” 17; Spence, Trust No One, 165; and Service, Trotsky, 159.

^[21] MacLean, “Why Did We Let Trotzky Go?”

^[22] Steffens, Autobiography, 7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