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三章 哈勒姆河赌场
就在托洛茨基那艘经停哈利法克斯和挪威前往俄国的船只起航的头一天晚上，纽约社会党人为他张罗了一场盛大的送别晚宴。在第127街的哈勒姆河赌场，800多人为了托洛茨基欢聚一堂。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将在1920年买下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并将之改造成一家电影制片厂（名叫“环球影业”）。赫斯特在此拍摄电影，捧红了他后来的情妇、目前的齐格菲喜剧女郎、金发碧眼的女演员玛丽恩·戴维斯（Marion Davies）。这家影厂将于1923年付之一炬，但它在之前不久制作出了它最出名的影片——历史戏谑片《当骑士动情时》（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故事背景是17世纪的英格兰，戴维斯在片中饰演痴情的玛丽·图多尔（Mary Tudor）。与她演对手戏的正是当时一位前途无量的杂耍演员、后来《瘦子系列》（The Thin Man）电影中的尼克·查尔斯（Nick Charles）扮演者：威廉·鲍威尔（William Powell）。此时的鲍威尔仍是一名奋斗中的纽约后起之秀。这部电影卷走了超过15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1922年的第6大赚钱电影。
在托洛茨基的欢送会上，所有人都精神昂扬。纽约当天下起了雨，大厅内有一支乐队奏起了伤感的音乐。人们唱着，两两成对地跳舞。四面墙上挂着红色条幅，大家喝着杜松子酒，与老朋友们拥抱拍肩互致问候。现场布满了纷繁多彩的各国语言。一如这些天来此类活动的惯例，他们将帽子传来传去，募得了几乎300美元。这笔钱将捐给托洛茨基，由他带回俄国支援革命。
人群之中处处有左翼名人点缀其间，但没有人比美国最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更受关注了。戈德曼站在她25年以来的情人/伴侣亚历山大·波克曼（Alexander Berkman）一旁。戈德曼享有备受激进者们拥戴的特殊地位，人们也簇拥在她周围，希望能接触或是看一眼她。1917年初的戈德曼最出名的是她的《母亲大地》（Mother Earth），这份杂志的订户超过1万人。戈德曼还常常发表有关节育、滥交（free love），以及政治、劳工和社会主义主题的演说。站在讲坛上的戈德曼自有一番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她曾于1894年造成了一场反叛：鼓动纽约制衣厂罢工工人们袭击了第5大道上的富人住宅，并从他们的桌上抢走了面包。这次事件使戈德曼第一次入狱，她在纽约东河的布莱克维尔岛（Blackwell’s Island）上服刑一年。数年之后，那位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于1901年刺杀威廉·麦金莱总统（William Mckinley）的列夫·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曾经宣称，他在行刺前不久曾听过艾玛·戈德曼的演说，这给了他一大激励。这番声言又招致了更多逮捕。
但若是与她接下来和伯克曼之间长期自由恋爱的关系相比，这些历险都会黯然失色。伯克曼曾于1892年对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有过一次失败的刺杀，并因此入狱14年之久。弗里克是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市（Homestead）卡内基炼钢厂的经理。在1892年那场恶名昭彰的罢工抗议中，弗里克雇用300名全副武装的私家警探驱散占领工厂的一队工人，结果双方交火。在8000名宾夕法尼亚民兵赶来介入、恢复秩序之前，共有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戈德曼和伯克曼本就计划将这次犯罪弄成一次宣传行动，期许能点燃更广范围内的劳工烽火。面对暴风雨般袭来的批评，她仍为伯克曼辩护。[1]
现在，她和伯克曼与任何一对身材微胖的中年夫妇并无不同，礼貌地与仰慕者们交往。艾玛·戈德曼从未见过托洛茨基，她无法抗拒这个在纽约会晤他的机会。后来戈德曼回忆说，当晚她见到了一位相貌平平的男人，“中等身材，形容枯槁，发色微红，长着一脸蓬松的红胡子，”但他在讲台上光彩夺目。
艾玛·戈德曼并非是唯一在场的名人。当时，甚至连得到英国情报机构通风报信的纽约警察局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派出一名警探到现场侦测。
当晚目睹人潮的托洛茨基一定志得意满，他看到自己仅用10周时间就于美国成就的事业正以人数的形式显现。“托洛茨基奠立了一大批热情的私人追随者，”路德维希·洛尔解读说。[2]托洛茨基已经开创了一场运动、一个大到无法忽视并准备好了战斗的政治派别。当晚的宾客名单并无一份存留，新闻报道也只提到了一部分知名人士。大厅里的托洛茨基仰慕者们还没有以任何特殊名字自称：“托派分子”（Trotskyites）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s），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不过，这些标签也将很快到来。
但目前为止，托洛茨基追随者已经成为社会党圈子里别具一格的声音。路德维希·洛尔于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在自家布鲁克林公寓里聚拢而来的晚宴来宾们，现在都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当晚都作了演讲。现任《国际主义者》编辑的路易斯·弗拉伊纳已经成为托洛茨基的门徒，他正在为激进化社会党而战。另一位新追随者叫詹姆斯· P.坎农（James P.Cannon），是个西方人。坎农曾于莫里斯·希尔奎特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俄国革命”大集会上现身，并喊出了一句革命号召语：“如果我们不能用选票得到自由，我们就将动用他们放到我们手里的刺刀，”坎农还在当晚向集会的人众们说了一句笃定令希尔奎特懊丧的话。“洛克菲勒和摩根的宫殿将像俄国罗曼诺夫的宫殿一样倒塌。”[3]
抵达这个国家数周以来，托洛茨基通过辛勤工作——他那数十次演说、专栏和集会——已使他的追随者从寥寥数人增长到了数百人。现在随着俄国革命爆发，托洛茨基脱颖而出，成为联合极左翼的标志性人物。他曾与本地领袖们争执不休，并常常觉得自己与他们凿枘不投。尽管如此，这天晚上的托洛茨基似乎归于平静。纽约也与他相安无事。很快他就将离去，再也不能掀起波澜了。这天晚上，托洛茨基可以使自己呈现为新俄国驻纽约的大使。舒舒服服从家里来的美国人可以援助托洛茨基几个美元来支持他，并以此申明他们作为革命者的忠诚（bona fides）。
当晚的高潮时刻终于到了：托洛茨基走上讲台，发表他的临别长篇演说。他讲了足足两个小时。先是用俄语，接着又用德语作了整段重述。托洛茨基告诉他们，他对不能长待美国表示遗憾。但是“革命召唤之时，即是革命者奋起之日。”对即将返俄的他们这些同道而言，“世界即是（我们）国家，（我们）为之生存，为之战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随时为之而死。”[4]
演讲稿没有任何副本留存。艾玛·戈德曼抓住了其中激动人心的要点，并记述说：“他对这场战争起因的分析堪称卓越，他对俄国那个效能不彰临时政府的贬斥也毫不留情，他对那些引发革命的条件的阐述也启人深思。他用一段对本国工人大众的动人致敬词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讲话。观众的热情高亢激昂到了顶点，萨沙（伯克曼）和我都倾情加入了如潮的掌声之中，为演讲者欢呼。”[5]戈德曼觉得托洛茨基的全程表现都“铿锵有力，兴奋激动”。
路德维希·洛尔回忆说，一种“几乎宗教般的热情”回荡在多国、多语言的人群之中。[6]
就连纽约警方派出的间谍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演说耸动人心，极复魅力。他在报告里引用了演说的英语译本，并宣称，托洛茨基演说的高潮是号召在美国当地革命。“我即将回到俄国推翻那里的临时政府，并阻止同德国的战争，”报告引述了托洛茨基的说法。“我希望你们这里的人民组织起来、并保持组织，直到有能力推翻这个国家那可恶腐烂的资本主义政府为止。”[7]
演说结束之后，欢送会也随着结束。人们分头退散到纽约的寒夜之中。艾玛·戈德曼见缝插针逮到了托洛茨基，她后来回忆这场会谈时说：“他了解我们，他也询问我们何时有意向去俄国帮助重建工作，”戈德曼写道。“我们肯定会在那里相会，”托洛茨基对她说。[8]
第二天一大早，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离开了布朗克斯的维斯大道。他们没有给大门上锁，留下了所有没法装进他们小旅行袋的行李，让邻居们各取所需。布朗克斯家具店的销售亨利·福伊尔当天前来收回家具，他回忆说，这些家具仍处“甲级”（first-rate）状态，质量良好，足以再拍卖出售。[9]托洛茨基曾以每周2美元的“预付计划”（layaway plan）购买这批家具，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了一笔余额没付。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邻居、知名作家肖勒姆·阿斯奇声言，他就是那个支付余下200美元的担保人。“我对俄国总理传袭给我的这笔负担大为荣幸，”1918年初，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新任外交部长。阿斯奇坐在一家下东区咖啡店里，向一名记者开着玩笑，告诉他这笔数月之后的未付账单。“托洛茨基阁下响应了本国的呼召，离开纽约，把债务留给了我——这笔我作担保的债务。”[10]
在托洛茨基登船返俄的这天早晨，纽约已经改变。托洛茨基于1月抵达之时，美国仍在享受和平，俄国还归沙皇统治，托洛茨基本人也只是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现在已是3月下旬，俄国已推翻了它的沙皇，美国距离加入欧洲战争只有两个星期。以及，不管托洛茨基自知与否，他本人的动向都正被全球团队追踪。
纽约本周的最新丑闻堪称这一变革的典型。这次事件牵涉进了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他刚刚以战争鼓吹者的身份发表了最新政治言论。“今天大厅内的同胞们！请听我说。我们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美国人和叛国者。”本周在卡内基音乐厅，米切尔就是这么对人潮们说的。[11]现在他变本加厉，公开指斥坦慕尼协会老板查尔斯·墨菲的门徒、后来连任四届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Robert F.Wagner）。瓦格纳40年前出生在德国，这就足够令米切尔市长指控他不忠了。米切尔声称，瓦格纳曾在州议会推迟一项在洛克威角（Rockaway Point）附近征地建设防御基地（毫无疑问，这会引发一些人的反弹）法案的投票表决，从而捍卫“德国利益”。米切尔称瓦格纳为“那位普鲁士来的先生。”[12]瓦格纳称这个指控“大谬不然，居心险恶”。[13]
身为高规格公众人物的瓦格纳在这场政治攻击中成功存活。但随着战争迫在眉睫，对德裔美国人的公开人格诋毁也已开始。
乘坐高架列车从布朗克斯到下曼哈顿、再跨过布鲁克林桥抵达布鲁克林的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行经令人目眩神迷的纽约街景，及其摩天大楼和喧闹拥挤。列车穿过“五点区”﹝1﹞（Five Points）周边街道和下东区时，托洛茨基也许已看到街角有一群群强壮的小孩和少年。他们之中有“查尔斯·卢西亚诺（后来的‘拉基’）”或是“梅耶尔·兰斯基”这样的人，也有兰斯基的年轻死党，名叫“本尼·西格尔”（后来的“布格西”）的小孩。这些人都是未来纽约的犯罪之王。在布鲁克林，托洛茨基越过一排排仓库和谷仓，以及开设在住户之中的工厂。
超过300名好心人赶到南布鲁克林伸入东河的码头上送别他们，就像是一团流动的盛宴从昨晚的哈勒姆河赌场庆祝会出发，轻巧地踏上地铁追随托洛茨基夫妇而来。“大雨倾盆而下，”路德维希·洛尔回忆当晨情形时说。但降雨并未阻挡大家的热情。人们挥舞着红色条幅，投出了一束束花环。“托洛茨基抵达（码头）之时，仰慕者们将他托上肩头，放到了一个大包装盒上。托洛茨基一脸喜气洋洋，笑意盎然。他向大家致以最后的告别问候，”洛尔写道。[14]
大约在早上10点，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最后一次和朋友们道别，缓步走上连结“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主甲板的船板。这艘蒸汽船有500英尺长，两支巨大的烟囱涂着“挪威-美国轮船公司”的颜色。步出大雨之前的托洛茨基最后一次挥手告别。但据洛尔回忆，美国人的情绪却留在了欢迎队列之中。他们驻足目送，甚至托洛茨基从视线中消失之后，他们还在继续欢送。洛尔写道，“在倾盆大雨之下的码头，人群继续逗留，久久驻足不愿离去，似乎他们待在那里就会如愿使托洛茨基离陆地更近似的。”[15]
几分钟之后轮船起航，拖船将它带出码头并驶向自由女神像。甲板上的人们望着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建筑物渐渐远去，并隐没于铁蓝色的天空之下。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托洛茨基很难整理他的思绪。他有过一些非凡经历，但是欲辨已忘言。现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甲板上的他只能尽力组织语言。“我正在前往欧洲。我的感受就像是一位只是偷偷看了一眼铸造车间、命运却是进来锤炼的人，”他写道。“我唯一的慰藉是，我觉得我或许会回来。”[16]
托洛茨基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的纽约、或者说在曼哈顿南端，至少还有几人和他没完。
及至轮船渐渐远去，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从他白厅街44号的办公室里向窗外瞥了一眼。迄今为止，尽管怀斯曼知晓一切，他也并未做任何事情阻止托洛茨基。不过，怀斯曼并非是这栋建筑物里唯一一位知道他们放走了谁的人。
﹝1﹞ 曼哈顿的一处街区。
[1] See Morris and Stillwell.
[2]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5–6.
[3]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17.
[4] New York Call, March 27, 1917.
[5] Emma Goldman, chapter 45.
[6]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6.
[7] From 1919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f New York Police Bomb Squad inspector Thomas J. Tunney. This account was presented at the height of the postwar Red Scare and thus may have been highly embellish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19.
[8] Goldman, chapter 45.
[9] Kirchwey,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3–4.
[10] Moskowitz, “Trotsky on the East Side.”
[11]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24, 1917.
[12]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17.
[13] New York Globe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 March 23, 1917.
[14]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7.
[15] Ibid.
[16] Trotsky, My Life,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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