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六章 帕特森
结束周一晚上在路德维希·洛尔布鲁克林公寓的晚餐会之后，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乘火车回到了新泽西帕特森市。在旅途中、在第二天，她都在为自己耳闻之事担忧不已。这次聚会令人愉悦，同莉莉·洛尔、俄国朋友们谈天的机会也很好。但除此之外，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辩却主导了当晚的走向，也令她担忧不已。柯伦泰对她的布尔什维主义看得很重，她并不将意识形态争辩视为一场简单游戏，或是智性激荡本身而已。她强烈赞同布哈林的观点：美国左翼应该离开社会党保守派，组建他们自己的新党。柯伦泰已经见过了莫里斯·希尔奎特这样的社会党领袖；他们并不是革命者。
然而托洛茨基却出来碍事。他在全体与会者面前反驳布哈林，来了个釜底抽薪。这就是托洛茨基的错了。似乎托洛茨基一直觉得，如果他要赢得论点，他就会争辩到底——不管他懂得辩题与否。
两次旅美期间，柯伦泰对美国的愤嫉与日俱增。她已经迫不及待离美返挪了。现在，望着纽约天际线的柯伦泰不再将其描述为“奇妙塔楼”，而是“庞大，扭曲，毫不退让、直插入天的一排线。”她在自由女神像那里看到的唯有失望，“一段老去、淡忘的传奇，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童话。唯有在我们祖父辈的回忆中，她才能寻得踪迹。”柯伦泰在文章中哀叹警察对罢工工人的镇压，挨饿的家庭主妇，腐败的法庭，以及“卑躬屈膝”的媒体。[1]
这都是社会党宣传中的惯常语调。但在柯伦泰看来，社会党的宣传已经过于顺从、陈旧不堪。
柯伦泰把自己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新泽西。“纽约市被这条冥河（Styx）环绕着，”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她将形容乡下的美国俚语与但丁笔下横跨地狱的著名河流合而为一。“我们住在小镇边缘的一块区域（帕特森），这里由直来直去的小街道分割开来，街边种了一排枫树。从街边延伸而出了一列列千篇一律、带有门廊的板房。女人们晚上会从家务活里脱身而出，坐到摇椅上聊家常。看起来，她们颇为无聊。”[2]
一到两天之后，柯伦泰最终在帕特森拿起笔来给瑞士的列宁写了一封信。她很快进入正题，谈到了在路德维希·洛尔公寓的聚会、和托洛茨基的争吵：“那位荷兰同志罗格斯（一位仲裁者）、片山潜和我们这个小组都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迈出了一步，”她写道。“然而，托洛茨基的到来加强了右翼力量（在列宁眼中这一直是敌人）。直到我离开，这份纲领也没有通过。”[3]
柯伦泰在信中也谈到了布哈林：他如何在纽约市落脚后，就在《新世界》赢得了声誉。但是，托洛茨基的到来，恐将使布哈林在那里黯然失色。
她深知列宁会生气。是不是布哈林促使她写的这封信？大概不会。在洛尔公寓的那场辩论/争论中，布哈林没有流露出半点同托洛茨基生气的迹象。如果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和托洛茨基看起来都享受着这场论辩。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柯伦泰自感职责所系，有必要周知列宁。她将信件寄往瑞士，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送达，也许要好几周。信件抵达的时候，也许柯伦泰已经独自一人登船出海，航向家乡。
[1] Alexandra Kollontai, “The Statue of Liberty,”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2006,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16/statue-liberty.htm.
[2] In Porter, 226. See also Clements, 99.
[3] In Gankin and Fisher, 576, footnote 125. This letter is usually cited as from January 11, 1917, an impossibility since that predates Trotsky’s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usion most likely stems from a simple handwriting flourish, with the actual date being January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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