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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写道：
“被称为‘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注意：也有策略。——列·托·）的思想体系，区别于列宁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在一起了。”
同这条基本罪状有联系的，或者由此产生的，还有其他一些严重性一点也不小的罪状：托洛茨基不了解“在俄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不从民主革命当中产生出来”；因而得出结论要“跳过民主专政阶段”。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而这正是“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的观点的共同性”所在。正如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要用间接证据来证明我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说实在的，从表面的文字来说，拉狄克是到处都可以引用列宁的话的。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每个人“手头”都有这一部分引语。但是，正如我就要在下面说明的，列宁的这些同我有关的争论具有一种插曲的性质，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这些争论根本没有说明我的真正立场是什么，甚至包括我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在列宁本人的著作中，关于我对革命基本问题的态度，有十分不同的、直接相反的和有根据得多的评论。拉狄克甚至没有试图把列宁各种各样的和直接矛盾的评论统一起来，通过把这些评论同我的实际观点作一比较而阐明这些论战中的矛盾。[1]
一九〇六年，列宁出版了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的一篇论文，并为它写了序言。我在狱中一点不知道这件事，也翻译了考茨基的这篇论文，同时也写了一篇序言，把它收在我的《保卫党》一书中。列宁和我都对考茨基的分析表示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回答是：我们的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了，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说，它代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序言中写道：
“就一般性质说来，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说，这是老一套的说法。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
但是，在列宁写这篇序言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段落，他都明确地把俄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是矛盾呢？如果用目前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些人们的方法来对待列宁，那末，这样的矛盾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出几十个几百个，而在严肃的和正直的读者看来，这些矛盾只不过说明了对不同时期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破坏列宁概念的根本统一性。
另一方面，从革命的当前历史任务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是从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否认那种性质。那个时候（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我论述不断革命的基本著作是以下面的话开始的：
“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称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指出：革命的直接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正常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或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它反过来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展望。”（《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总结与展望》一文，第224页）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同上，第249页）
由此可见，我并没有否认当时已经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也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是我努力表明，在我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将会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连民主任务也不能解决。
在同一篇论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中，我写道：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们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客们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第245页）
这几段话包包含着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次论战，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流行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而且规定了列宁回国以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调子，并且在李可夫在四月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现。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即被经院哲学所败坏了的实利主义的“常识”，构成库西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的演说的“科学”基础。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十年！
由于我不能在这里陈述《总结与展望》的整个思想体系，我将再从我在《开端报》（一九〇五年）发表的论文中摘引一段概括的话：
“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在革命达到最高潮以前就以反革命力量出现了。在每次严酷的时刻，我们知识界的民主分子都只表现了无能。农民整个来说是一种反叛的自发力量，——只有一种把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为革命服务。……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地位，它同革命农村之间直接建立的联系，以及它借以使军队服从自己的那种吸引力——所有这些都必然推动工人阶级去取得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点又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的性质。”（《我们的革命》，第172—173页）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在这里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同拉狄克所写的全部东西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革命称为不断的（不间断的）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认为的那样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才到来。如果是像他所说的那样，那在俄国简直就不可能，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农民的任务在前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话，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不，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出现，正是因为没有别的政权和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开辟了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来的意图。
“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总结与展望》，第258页）
请让我们进一步看下去：
“我知道一次革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一九〇八年反对孟什维克切列瓦宁时这样写道），在这次革命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是胜利的无套裤汉[3]的恐怖专政所准备的。这是一个大多数城市居民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时期。结果带来了雅各宾党人的领导。俄国的大多城市居民今天是由产业无产阶级组成的。仅仅这种对比就指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局势的可能性，在这种局势中，‘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才会得到证明。那末革命是不是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了呢？也是，也不是。这一点并不决定于形式上的定名，而决定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种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其中也包括被无产阶级解放了的农民）所推翻，那末，革命就会保持它的有限的资产阶级性质。然而，如果无产阶级证明有能力并且认为有可能使它的全部政治统治工具开动起来以便突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末，俄国革命就可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变动的序幕。俄国革命将达到什么阶段呢？这个问题自然只容许一种有条件的回答。只有一件事是绝对地无疑地正确的，那就是：把俄国革命的特点只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点，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的内部发展型式，同时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要求者，必须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行为。”（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63页）
同一篇论文中还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同产生它的那些直接任务有关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业人口的极端阶级分化，这种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通过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能力结合起来而使自己居于人民群众的前列。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担负起责任来，在难以和解的冲突和残酷的失败的严酷锻炼中为自己的胜利创造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没有别的道路。”（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67—268页）
必须再引用几段《总结与展望》中的话，这几段话是关于受到最猛烈的攻击的一点即农民问题的。在专门论述“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章中，有下面几段话：
“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移到富裕阶级身上，常备军改为民兵，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护拿破仑·波拿巴军事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刺刀的力量向新的有产者保证他们的土地的不可侵犯……
“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第251页）
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九二九年写的，也不是一九二四年写的，而是一九〇五年写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话像是“忽视农民”吗？在这里哪儿说“跳过”土地问题呢？朋友们，这不是应当多少更加谨慎一些的时候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谨慎”的。我在纽约写的关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论文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同列宁在日内瓦写的论文都是一致的，而这位党的反动理论家在提到我那些论文时却写道：
“……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4]
在“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方面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是令人惊异的。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应当是这样：“不要工人政府，而要沙皇”。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口号”。这里首先让我们听一听另外一个冒充的当代思想大师是怎么说的，这位大师也许没有那末愚昧，不过他已经同任何理论上的谨慎永远告别了——我说的是卢那卡尔斯基，他说：
“一九〇五年，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倾向于这种想法：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并且必须不要支持资产阶级，因为那样就会是机会主义；然而，只靠无产阶级是很难完成革命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人数这样少，不能赢得胜利。因此，列夫·达维多维奇决定，无产阶级在俄国必须保持不断革命，即为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斗争，一直到这场大火的火花使整个世界火药库爆炸为止。”（《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第七期，卢那卡尔斯基：《论十月革命的特点》，第10页）
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一直到火花使火药库爆炸为止……许多人民委员写得多么好，他们当时还没有“孤立”，尽管他们自己的小脑袋[5]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我们不愿让卢那卡尔斯基感到过分为难；每个人只能各尽所能。归根到底，他那看来胡里胡涂的荒谬并不比其他许多人的荒谬更没有意义。
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究竟如何使“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呢？让我们引用一段我为反对司徒卢威[6]而写的一本小册子（一九〇六年）里的话。顺便提一笔，当时卢那卡尔斯基曾经过分赞誉这本小册子。在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章中，我说，在资产阶级政党离开正在觉醒的群众而“完全站在旁边”的时候，“政治生活便集中在工人苏维埃周围。小资产阶级城市群众对苏维埃的态度（在一九〇五年）很明显是同情的，即使不是很有意识的。所有被压迫的和受损害的都寻求苏维埃的保护。苏维埃那种深得人心的威望远远扩展到城市的范围以外。它收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农民送来的‘请愿书’，农民的决议源源不断地送交苏维埃，村镇的代表团纷纷到苏维埃来。在这里，正是在这里集中了民族的注意和同情，集中了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各个民主的民族的注意和同情。”（《我们的革命》，第199页）
在所有这些引语中——这种引语的数目可以轻而易举地增加到两倍、三倍乃至十倍——不断革命都被描述为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在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的周围，它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从而为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性。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造。这就是从一九〇五年起我所想象的和所说明的不断革命的前景。
拉狄克重复一套陈辞滥调，说帕尔乌斯[7]的看法是从沙皇政府“跳跃”到社会民主政府，他对帕尔乌斯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帕尔乌斯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同我的看法很接近的，但并不完全一样。拉狄克在他的论文的另一部分，十分正确地顺便指出了我同帕尔乌斯在对革命的看法上的真正不同之处，这实际上就是驳斥他自己。帕尔乌斯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在俄国，一个工人政府可以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即并不认为工人政府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专政。正如拉狄克自己所引用的一九〇五年引语所证明的，帕尔乌斯把工人政府的任务只限于民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什么向社会主义跳跃呢？甚至在当时，帕尔乌斯心中所想的就是按照“澳大利亚的”型式建立一个工人政权，作为革命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后，帕尔乌斯还把俄国和澳大利亚并列起来，当时他早已站到社会改良主义的极右翼方面了。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断言，帕尔乌斯是在事后才“想出”澳大利亚的，以便掩盖他过去在不断革命方面所抱的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九〇五年，帕尔乌斯就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出现的是走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他给无产阶级所规定的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八个月到十个月中它在俄国实际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更确切地说，帕尔乌斯甚至在当时就指向了当时的澳大利亚式民主，也就是说，指向了这样一种政制，即工人政党在其中的确是在进行管理而不是在进行统治，它实现它的改良主义要求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纲领的一种补充。在命运作弄之下，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的右派—中派集团的基本倾向正好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接近澳大利亚式的工人民主，也就是接近帕尔乌斯的预断。二三十年前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报刊上不断地把澳大利亚描述成一个工农国家，它用高筑关税壁垒的办法同外部世界隔绝，发展“社会主义”立法，并且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回想到这一点，上面所说的就更清楚了。如果拉狄克把问题的这个方面提出来，而不是去重复那些关于我的想入非非的跳过民主的神话，那他就做对了。
[1] 我记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引用这些同样的引语时，我对他大声说：“但是列宁的言论里也有直接相反的话。”布哈林有一刹那很窘，然后他反驳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论家的心理状态！——列·托·
[2] 《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5页。
[3] 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革命贵族对广大革命群众的蔑称。——中译者注
[4]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90页。
[5] 在上段译作“火花”的俄文字，也可作“小脑袋”解释。——英译者注
[6]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右翼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中译者注
[7] 应当记得，当时帕尔乌斯是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翼的。——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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