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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派—中派集团的领导下，面对着党内对理论的需要，却是连续六年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唯一在数量上没有限制而可以自由分配的产品。斯大林第一次从事理论工作是在一九二四年，当时他写了一些不朽的文章反对不断革命论。甚至莫洛托夫也在这个洗礼盘内作为一名“领袖”而受到了洗礼。目前伪造之风大为兴盛。几天以前，我偶然看到列宁一九一七年的著作将用德文出版的通告。这是给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件难以估价的礼物。然而，人们预先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正文中，尤其是在注释中，将会有多少伪造的地方呵。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目录的首位居然让给了列宁在纽约写给柯伦泰的一些信。为什么这样做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信里对我进行了粗暴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所根据的却是柯伦泰的彻头彻尾伪造的报道；在那些日子里，柯伦泰已经把歇斯底里的极左主义灌输到她的有机的孟什维主义当中。在俄文版中，不肖的门徒们不得不说明——即使只不过是含糊不清地——列宁是偏听偏信了错误的报道。但是，可以设想，在德文版中连这样含糊的保留也不会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在列宁给柯伦泰的那些信中，布哈林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当时柯伦泰同布哈林是一致的。然而，信中的这个方面是暂时被隐瞒起来了。只有到发动了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的时候，这个方面才会公诸于世。我们用不着等待太久的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另一方面，列宁的若干很有价值的文件、文章和演说以及笔记、信件等等至今还隐藏起来，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反对斯大林及其伙伴们的，同时危害到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关于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党的历史，简直没有一个地方是原封不动的：理论、事实、传统、列宁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牺牲品，这场斗争在列宁病倒以后就被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个人斗争而制造出来和组织起来，到后来则发展成为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点，挑起早已熄灭的争论，看来可能最没有用处，却常常可以满足当时某些不自觉的社会需要，虽然这种需要本身并没有追逐旧争论的路线。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对于新官僚来说，这种传统已经变得越来越碍手碍脚和不可忍受了。新官僚开始把他们要消灭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便逐渐变成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动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范围内以及部分地也在无产阶级范围内的表现，变成这种反动在党内的反映。具体说来，把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与农民联合”路线对立起来是在一九二三年全部形成的。这种对立被丑化了，从历史上看被歪曲了。这种做法是同社会、政治以及党的反动时期一道出现的，是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表现，它表明了官僚和有产者同世界革命反其“不断”动乱之间的有机的对抗，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和官吏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的咒骂，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当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基础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点证明来肯定或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隐蔽的基础，这场论战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一种无聊的学院性质。
近年来，我发觉我不能撇开新的问题而回到那些同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分不开的老问题上去，如果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主要关系到我的过去并且被人为地用来反对我的过去的话。要分析过去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而且要分析得那样透彻以致这些争论和错误将为年轻的一代所容易理解，当然更为那些在政治上曾经返老还童的老前辈所容易理解——那就需要写一大部书。在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新问题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把我自己以及别人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些新问题是：德国革命的任务，英国的未来命运问题，美洲和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英国无产阶级罢工所提出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最后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矛盾及任务——我认为，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我要把关于不断革命论的历史—论战工作继续放在一边。但是，社会意识是厌恶真空状态的。近年来，正如我所说过的，这种理论上的真空已经被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糟粕所填补。不肖的门徒、党的反动的哲学家和掮客堕落得越来越厉害，他们竟至于向头脑迟钝的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求教，把列宁践踏在脚底下，在泥沼里拼命挣扎，而他们把所有这些统统称之为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他们没有从事过撰写一本认真或重要到可以讲得出口而毫无羞愧心情的著作；他们没有提出过一个继续有效的政治评价，没有提出过一个得到证实的预断，没有提出过一个曾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我们前进的独立口号。没有别的，到处都是无聊的低级的工作。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是这种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心胸狭隘的一部官方手册，是充满陈词滥调（我尽可能使用最适当的词汇）的一部文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是……季诺维也夫主义的列宁主义，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季诺维也夫几乎是按照路德[2]的原则行事的。不过，路德说的是：“我站在这儿；我不能改变做法。”而季诺维也夫说的却是：“我站在这儿……但是我也可以改变做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阅读这些不肖门徒的理论产物是一样难以忍受的，不同之处在于：读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的时候，有一种棉花塞在喉咙里的感觉；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所引起的则是碰到精心切好的猪鬃的感觉。这两本书虽然各有其特点，却都是意识形态反动时期的形象和最高象征。
为了把一切问题都对准托洛茨基主义，不管是从右面还是从左面，从上面还是下面，从前面还是后面，不肖的门徒们终于设法使每桩世界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是怎样看待不断革命的。充满伪造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右派—中派路线由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破产而在世界各大洲遭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一九〇五年初出现的旧争论和预断加以估价，那末，今天同共产国际内的中派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至少是很困难的。
如果不通过论战对不肖门徒的滥著作出判决，如果不把党机器的看管者[3]在理论上无情地处死，那末，要在党内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从而恢复列宁主义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写这样一本书，的确并不困难。所有的有关材料都在手边。但是，写这样一本书也并不容易，这完全是因为如果这样做，用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的话来说，就必然要陷于“ABC臭气”〔即辛辛苦苦写成的废话。——英译者〕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这种几乎没有一点芳香的气氛中。虽然如此，这项工作已经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在东方问题上也就是在一大半人类的问题上对机会主义路线的维护，正是直接建筑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上面的。
在我已经担负起同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理论上的论战这项几乎没有一点魔力的任务而把用来消遣的俄国古典作品抛在一边的时候（甚至潜水的人也要不时地升到水面上来吸一口新鲜空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开始传播，这篇文章所论述的是不断革命论同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更为深刻”的对立。最初我想把拉狄克的文章放在一边，以免无法对付命运给我安排的棉花和精心切好的猪鬃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朋友们给我写了不少信，劝我更仔细地看看拉狄克的文章，结果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唯命是听和有意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拉狄克的文章比官方书籍还要危险——正如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伪装得越是厉害和用来掩饰它的个人声望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拉狄克在政治上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已为最近一个时期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然而，最近几个月来，许多同志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拉狄克的演变，他从反对派的极左翼一变而为反对派的右翼。所有我们这些拉狄克的亲密朋友都知道，他那卓越的政治和文学天赋是同一种少有的冲动和敏感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品质在集体工作的条件下是首创性和批评精神的一种宝贵的泉源，但是在孤立的条件下却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拉狄克的最新著作——这是同他过去的若干行动有联系的——引起这样一种看法，即拉狄克已经失去了指南针，或者他的指南针经常受到磁性干扰的影响。拉狄克的著作绝不是对过去的片断回顾。不，这篇著作虽然不是经过充分思考写出的，但是，由于它的全部理论上的神话，在支持官方路线方面却是同样有害的东西。
上面所说明的当前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政治职能，自然一点也不意味着，在反对派（它已经形成反对意识形态反动和政治反动的马克思主义支柱）当中不容许进行内部批评，特别是对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进行批评。相反，这样一种自我澄清的工作只能是有成果的。在这里，无论如何，对于历史前景采取一种认真维护的态度，对于根源进行一次严肃的调查，并且根据目前的斗争来说明过去的分歧，是绝对必要的。而在拉狄克方面，所有这些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拉狄克就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一样，他干脆就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亦步亦趋，不仅利用片面挑选的引语，而且利用官方对这些引语作出的完全虚假的解释。他在表面上使自己同官方运动分开，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样暧昧，以致于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重要”见证人的资格给予官方运动双倍的支持。正如在意识形态堕落的情况下所经常发生的一样，拉狄克最新的著作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学才能。这是一篇没有眼光没有深度的著作，一篇只限于引证水平的著作，而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也是一篇肤浅的著作。
这篇著作是由于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才产生的呢？是由于拉狄克同反对派绝大多数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确，我们也听到一些反对意见，说什么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今天没有关系”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语）。但是，这种反对意见不值得认真地考虑。全部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批评和吸取一九〇五年的崭新经验当中成长起来和定型的，而这些经验还只是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直接经验。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从新鲜的、还没有凝结的、还有血腥气的中国革命经验当中学习，那末，还能从什么事情当中学习呢？只有毫无生气的学究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搁置”下来，以便以后在闲暇的时候和“宁静”的时候进行研究。这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应该做的事，因为东方国家的革命一点也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同时谁也不知道哪天到来。
拉狄克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虚伪的立场，便试图用过去的事情来为这种立场辩护，把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片面地和歪曲地加以陈述。正因为如此，所以拉狄克才不得不从别人的武库中借用武器和不用指南针而在别人的航道上航行。
拉狄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更敬爱的是真理。为了驳斥拉狄克，我不得不再一次把关于革命问题的、范围更为广泛的著述放在一边。提出来的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予以忽视，同时这些问题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我在这里有三重困难要克服：拉狄克著作中的错误又多又复杂；二十三年来（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八年）可以用来驳斥拉狄克的文字上和历史上的事实不胜枚举；第三，我能够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短，因为苏联的经济问题日益居于突出的地位。
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本书的性质。本书没有把问题说透。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顺便说一句，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是其他著作（主要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一个续篇。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收集的大量事实材料必须保留下来，以便以后撰写我计划要写的书来反对不肖的门徒们，也就是反对反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的著作得出的结论如下：
“党的新派别（反对派）有发生某些倾向的危险，这些倾向将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离开它的同盟者——农民。”
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对于党的一个“新”派别提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新的结论，这首先要使人惊异。从一九二三年秋天以来，我们就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拉狄克是怎样为他转向官方的主要提纲辩护的呢？又是那条老道路：他又回到不断革命论上来。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不止一次想写一本小册子来证明这种想法：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用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即根据我们三次革命的经验来衡量，绝不能彼此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二者基本上是一样的。而现在，拉狄克在透彻地“重新”考察了问题以后——正如他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党的“新”派别所遭到的威胁，不多不少正是同农民破裂的危险。
但是，拉狄克是怎样“透彻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点情况：
“我们手头没有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四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所作的论断，也没有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我们的革命》中所作的论断。”
这里所说的年份是不对的，但是，不值得为此多费笔墨。整个问题在于，我或多或少比较系统地提出我对革命发展的看法的唯一著作，是一篇内容相当广泛的论文《总结与展望》（《我们的革命》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版第224—286页）。拉狄克所提到的那篇在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所主办的波兰文机关报上刊载的论文（不幸，他竟像加米涅夫那样地加以解释），并没有想写得很全面很充分。从理论上说，这篇论文所依据的是上面提到的那本书《我们的革命》。现在谁也没有必要去阅读这本书。从那个时候以来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伟大的事件，而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又学到了这样多的东西，以致说实话，我讨厌不肖门徒们目前的那种对待新历史问题的态度，他们考虑这些问题所根据的不是我们已经实现了的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而主要是只同我们当时对未来的革命所作的预测有关的那些引语。自然，我并不想因此而剥夺拉狄克也从历史文献方面考察问题的权利。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做得恰如其分。在几乎占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拉狄克一直承担着说明不断革命论的命运的任务，而现在竟然随口说出他“手头没有”的正是我提出这个理论的那些文件。
我要在这里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读到过我那本上面提到的基本著作，这在我现在阅读他的旧论文时看得特别清楚。这一点也许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说明，即《我们的革命》在一九〇六年出版以后不久即被没收，同时我们所有的人不久都逃亡国外，除此以外，也许还可以由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是重印旧论文这一事实来说明。后来我曾听到许多同志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阅读这本书，是因为他们以为书中收入的全部是旧论文。无论如何，列宁对不断革命作的少数零散的评论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帕尔乌斯为我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写的序言、帕尔乌斯的《不要沙皇！》宣言（这篇宣言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内部争论。列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分析过或者引用过《总结与展望》，甚至连偶尔提到也没有过；而列宁对不断革命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显然没有提到我）也直接证明了他没有读过这本书。[4]
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那就轻率了。但是，这好像就是拉狄克的意见。无论如何，拉狄克的那篇我不得不在这里予以考察的论文，不仅说明他“手头没有”我的基本著作，而且说明他从来没有阅读过它们。如果说他读过的话，那也是很久以前，十月革命以前的事了。无论如何，留在他记忆中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但是，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九年，就当时人们注意的个别论文，甚至就各不相干的论文中的一句话展开论战，是容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分裂的条件下。但是今天，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回顾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而不向自己提出下面一些问题，那就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是：那些被讨论的公式是怎样运用到实践中的？它们在行动中是怎样解释的和怎样分析的？运用了些什么策略？只要拉狄克耐心浏览一下《我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两本书（我的《全集》第二卷），他就不会那样冒昧地写出现在的这样一本书；无论如何，他会删去一系列气势汹汹的论断。至少，我是愿意这样希望他的。
从这两本书当中，拉狄克首先会了解到这样一点，即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不断革命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味着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或者它的任何具体步骤。他会使自己确信，虽然整个一九〇五年我在俄国过着秘密的生活，但是我所表述的革命的各个连续阶段的任务，是同列宁完全一样的；他还会了解，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报纸所发表的对农民的基本呼吁是由我执笔的；列宁主编的《新生活》在一篇编者按中坚决地维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写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的《新生活》以及有时列宁个人，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由我执笔的政治决议，同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次就有九次是由我担任报告人；十二月失败以后，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关于策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无产阶级进攻同农民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把这本小册子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潮”出版社出版并通过克努尼扬茨[5]告诉我，他是非常同意的；一九〇七年列宁在伦敦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对于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一致”的。对于拉狄克来说，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显然，这些也都不在他的“手头”。
那末，拉狄克对列宁的著作又是怎样的呢？不见得好些，或者不见得好多少。拉狄克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列宁直接反对我的引语，其实那些引语往往是说别人的（例如，布哈林和拉狄克；拉狄克本人曾经公开提到过这一点）。拉狄克无法援引一句新的反对我的引语；他只不过是利用现在几乎每个苏联公民“手头”都有的现成的引语材料。拉狄克仅仅增加了少数引语，这些引语是列宁向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阐明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的基本真理的——而拉狄克却把事情说成好像是，这些引语也是针对着我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拉狄克完全回避了过去的一些声明，在那些声明中，列宁很谨慎地很有分寸地但也格外有分量地承认，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在这里，一刻也不能忘记，列宁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我并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当时列宁无情地（也是十分正确地）攻击我是由于我的调和主义——不是由于不断革命论（在这一点上他只限于偶尔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而是由于我的调和主义，由于我对孟什维克向左演变抱着希望。列宁比较更为关心的是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孤立地在论战方面给予“调和分子”托洛茨基以打击的“正当性”。
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在维护季诺维也夫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行动而反对我的时候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关于季诺维也夫——列·托·），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目的。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6]
这种想法在这里是表述得粗野的——“什么人什么文风”——不过这种想法的实质是正确的，即使它极少有可能运用到十月时期的争论上去，因为当时的争论并不像“苍蝇”。但是，如果列宁对自己的一派最亲密的成员都惯于采取“教育的”夸张手法和预防性的论战办法，那末，他对一个当时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以外并且宣传调和主义的人就更其是这样了。拉狄克从来没有把这种必要的校正系数放在那些旧引语当中。
我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一九二二年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我对于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早于在先进国家建立这种专政的可能性和或然性的预断，十二年以后已为事实所证实。拉狄克模仿一些并不很吸引人的做法，竟把事情说成好像我把这种预断同列宁的战略路线对立起来了。然而，从那篇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那些符合布尔什维主义战略路线的基本特点的立场上提出对不断革命的预断的。一九一七年初我在一个脚注中谈到“重新武装”党的时候，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列宁承认党过去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而是说列宁回到俄国（即使迟了一点，然而对革命取得成功来说还是很凑巧的）教导党抛弃那个过时的而斯大林之流、加米涅夫之流、李可夫之流、莫洛托夫之流以及其他一些人还紧抓着不放的“民主专政”口号。一提起“重新武装”，加米涅夫之流就发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样做就是要反对他们。但是拉狄克呢？他在一九二八年才第一次开始发怒，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他自己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必要的“重新武装”以后才发怒。
请让我提醒拉狄克，我的《一九〇五年》（以及那篇罪恶的前言）和《十月革命》两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起了这两次革命的基本历史教科书这样一种作用。在那个时候，这两本书用俄文和一些外国文字重版了无数次。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说我的书里有两条路线的对立，因为当时，在不肖的门徒们转变为修正主义者以前，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党员把十月的经验从属于那些旧引语，而是相反，借助于十月革命来察看那些旧引语。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点也是拉狄克胡乱利用到不可容许的程度的，那就是：拉狄克说，托洛茨基承认列宁反对他是正确的。当然，我承认过。而且，在这种承认中，没有一点点外交辞令。我的心里牢记着列宁的整个历史道路、他的整个理论立场、他的战略、他的建党工作。然而，这种承认肯定不适用于论战中说过的任何单独一句话——论战中说过的那些话今天已经进而被滥用来实现同列宁主义敌对的目的。一九二六年，在同季诺维也夫组成集团的时期，拉狄克警告过我，说季诺维也夫需要我发表声明：宣布列宁反对我是正确的，以便多少掩饰一下他（季诺维也夫）反对我是错误的。自然，我很了解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指的是列宁和他的党的历史正确性，而不是说目前那些批评我的人是正确的，这些批评家是在竭力从列宁那里摘引一些引语来掩盖自己的。今天不幸，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话扩大到拉狄克身上。
关于不断革命，我所说的仅仅是它的缺点，而只要这个理论是一个预言问题，这些缺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布哈林正确地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整个概念。关于这些“缺点”，我将在另外一本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中加以说明，在那本书中我将努力提出三次革命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运用到共产国际未来的方针上去，特别是在东方。但是为了不致于引起误会，我愿意在这里扼要地说几句：不断革命论尽管有那么多缺点，而且即使像我最早期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与展望》〔一九〇六年〕）当中所说的那样，也还是不可估量地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因此它比目前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那种事后聪明以及拉狄克的最新著作都远为接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路线。
我提出这一点绝不是要说，我的革命概念在我的所有著作中都遵循看同一条不可动摇的路线。我没有从事于收集旧引语——现在我被迫这样做，只是由于处在党的反动和不肖门徒主义时期——但是我曾不管好坏试图分析生活的实际进程。在我的十二年（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新闻活动中，也写过这样一些论文，其中有一些插曲性的情节，甚至论战中不可避免的插曲性的夸张，突出地违反了战略路线。因此，例如，这样的论文是可以找到的，即我对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的未来革命作用表示怀疑，而由于这一点，我就拒绝把未来的俄国革命规定为“民族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为我觉得这种规定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在这里绝不能忘记，我们感到兴趣的历史进程，包括农民的进程，在已经完成的现在是比还在发展的时候明显得多了。让我也说明这样一点，列宁（他从来没有片刻忽视过农民问题的全部巨大历史意义，我们所有的人都从他那里学习了这一点）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还是认为不能肯定我们是不是能够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而追随无产阶级。我还要很概括地向那些对我提出严酷批评的人说明这一点：在一小时内找出别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在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当中的表面上的矛盾，要比保持自己的基本路线一致容易得多，即使只保持一年。
在这绪论部分中还有一点完全形式主义的考虑要提一下：如果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拉狄克说——托洛茨基就会在那个基础上组成一个巨大的派别。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此，必然……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
拉狄克的这个论据，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来看，没有一点辩证法的痕迹。人们可以从这个论据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或者马克思对英国事件的立场是不正确的，现在共产国际对美国、奥地利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所有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不正确的。
如果拉狄克的论据不是从其一般的“历史—哲学”形式方面看，而只不过是作为运用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的论据，那末，这个论据所打击的正是拉狄克自己。如果我曾经认为，或者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事态发展说明，不断革命的路线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是矛盾的，是冲突的，而且同后者分离得越来越远，那末，这个论据还可能多少有一点意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根据谈得上有两个派别。这正是拉狄克所要证明的。与此相反，我要表明的是，尽管在派别论争上有种种夸张的地方和对问题作出缺乏根据的强调，基本战略路线还是一样的。那末，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派别呢？实际的情况是，在第一次革命中我同布尔什维克是手携手地一道工作的，后来我又在国际报刊上维护这种共同工作，反击孟什维克叛徒们的批评。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我同列宁是一道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机会主义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今天已经被反动的浪潮高高地举起来，而他们的唯一军备是打击不断革命论。
最后，我从来没有努力在不断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创建一个组织。我在党内的立场是一种调和主义立场，在某些时候我曾争取建立组织，但那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我的调和主义是从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中产生的。我认为，阶级斗争的逻辑会迫使两个派别奉行同一革命路线。当时我还看不清楚列宁的政策的伟大历史意义，他的政策是在意识形态上要不可调和地划清界限，如果必要的话也不惜分裂，以便团结和锻炼真正革命政党的核心。一九一一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写道：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7]
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争取统一，我不自觉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孟什维主义中的中派倾向理想化了。尽管我进行了三次短暂的尝试，但是我没有达到同孟什维克担起共同任务的地步，也不能达到那种地步。然而，与此同时，调和主义路线却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更为尖锐，因为列宁既然同孟什维克对立，就要无情地否定调和主义，也不能不这样做。显然，根据调和主义的纲领是不能创建什么派别的。
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为了庸俗的调和主义而破坏或削弱一种政治路线，是不能容许的和致命的；在中派主义向左摇摆的时候粉饰它，是不能容许的；在追逐中派主义鬼火的时候夸大和渲染同真正革命的具有共同思想的人的意见分歧，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些就是托洛茨基的真正错误的真正教训。这些教训非常重要。甚至到今天它们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而应该对这些教训加以思考的正是拉狄克。
有一次，斯大林以其特有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玩世不恭态度说：
“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真理报》第二六二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8]
这是对现实的粗暴的和不忠实的歪曲，也就是对现实的纯粹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很不相同的。他写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在过去也有过。但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第十六卷第333页）[9]
列宁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是什么呢？是马尔丁诺夫或者库西宁吗？或者是加香、台尔曼和什麦拉尔吗？在列宁看来，这些人是有些像“最接近的流派中的优秀流派”吗？还有什么别的倾向比我在一切根本问题（包括农民问题）上所表现的倾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呢？甚至罗莎·卢森堡最初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是望而却步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根本没有疑问的。列宁在拿着铅笔起草他的土地法的时候，我是同他围着一张桌子坐在一起的。当时我们几乎只简短地交换过十几次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这个步骤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但是从历史上看却又是一个绝对不可避免的步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在世界革命的规模中，各种矛盾是会得到调整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如果说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对抗，那末，我没有放弃关于革命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同时又一点也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那样在一九一七年在农民问题上摔了跤，拉狄克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二月革命以后，目前这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等等，等等——采取的都是庸俗的民主主义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拉狄克又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还有：列宁在谈到布尔什维主义同与它最接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最优秀的分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呢？列宁在这种估价中对过去的意见分歧作出了确切的分析，这种估价是不是表明他根本没有看到有两种不可调和的战略路线呢？
在这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0]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是不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的问题。赞成联合的人甚至在会议上都竭力——说实在的，是非常胆怯地——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了暗示。列宁是怎么回答的呢？
“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谈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了这一点——而从那时以来就再没有更好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看来，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这样说来，要成为“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需要了解不可能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就可以了。
但是，拉狄克突然之间正好转到不断革命的问题上来，这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中了解到，拉狄克在一九一六年是同意“不断革命”的；不过他的同意是布哈林所解释的同意，根据那种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完成——不仅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已经完成，甚至不仅民主专政口号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完成——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纯粹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夺取政权。拉狄克显然是以布哈林主义的态度解释我当时的立场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宣称他既同布哈林一致，也同我一致。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列宁同跟他一道工作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进行论战，而假借反对托洛茨基的名义来反对他们（拉狄克在他的论文中也承认这一点）。我还记得，波克罗夫斯基[11]（他同布哈林的思想相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历史方案的创建者，他非常有技巧地把这种方案粉饰成马克思主义的）在巴黎同我谈话时，在这个问题上半信半疑地表示“一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讶。在政治上，波克罗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他老老实实地认为这种立场就算是布尔什维主义。
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还是依靠一九一六年的布哈林主义立场过日子，他依然认为这种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拉狄克在飞快地研究了列宁的著作以后，正确地抛弃了这种毫无希望的立场，而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发生的一样，他在我的头项上画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这是典型的做法。这样一来，布哈林（他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把自己整个颠倒过来，即从一个极左分子一变而为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也就经常把他自己过去的思想归罪于我，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我的运动的第一个时期，我还不时地强迫自己阅读布哈林的论文，当时我常常问自己：他是从哪里弄到这个的？——但是很快我就猜到，他是看了他过去的日记。而现在我怀疑，拉狄克从不断革命论的保罗转变为这种理论的扫罗[12]，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心理基础。我不愿坚持这种假想。但是我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无论如何，正如法国谚语所说的：酒已经倒出来，非喝不可了。我们是被迫深入旧引语的领域的。我尽可能地减少引语的数目。但还是有很多。那末就以这样一点作为我的理由吧，即在被迫从这些旧引语中进行挑选的时候，我将自始至终竭力找出同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有联系的线索。
[1] 这个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列·托·
[2] 指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中译者注
[3] 这里的俄文字экзекутор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语义双关的字，意思就是看管者。——英译者注（экзекутор一词的原意是指旧俄官僚机构中掌握机关总务的官吏。——中译者注）
[4] 一九〇九年，列宁在同马尔托夫进行论战的一篇文章中的确引用过我的《总结与展望》。然而，不难证明，列宁所援用的引语都是间接得到的，即从马尔托夫本人那里得到的。这是列宁针对着我而提出某些显然出于误解的反对意见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一九一九年，国家出版社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在列宁全集的注释里，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现在”特别值得注意，这句注释差不多也是在同一个时候写出来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究竟是读过我的《总结与展望》呢，还是仅仅翻阅了一下呢？关于这一点，我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我经常旅行，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我在这个期间同列宁会晤的时候——即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起过派别之间的理论问题。但是，越飞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谈论过不断革命论。越飞去世以前在给我的告别信中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我（见《我的生活》，纽约版第535，537页〔伦敦版第456、458页。——英译者注〕）。越飞的说法能不能这样解释呢：即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才第一次了解《总结与展望》这本书并且承认书中的历史预断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种推测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决定于对所争论的问题本身的核心如何估价。越飞说列宁肯定了我的预断的正确性，对于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时期里那些依靠理论上的人造牛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一定是不能理解的。另一方面，凡是仔细思考过列宁在革命本身的发展方面的思想演变情况的人都会了解，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必须也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新的估价，这种估价不同于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时期所作出的一些估价，那些估价都是根据孤立的引语、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考察过我的整个立场而杂乱地、顺便地乃至于常常显然自相矛盾地提出来的。
一九一九年列宁既然要证实我的预断是正确的，就没有必要把我的立场同他的立场对立起来。只要思考一下这两种立场的历史发展情况就够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列宁经常为他的“民主专政”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种内容与其说是从一个假设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不如说是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实际变化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内容已经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载入史册。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在所有最重要的场合下，只要我在策略上和组织上同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正确总是在他那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过去的历史预断只要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历史回忆，我就不想去维护它们。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是由于不肖的门徒们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不仅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理论上的反动，而且已经变成直接颠覆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列·托·
[5] 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у Кнунянц，1878—19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任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拥护列宁。——中译者注
[6]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94页。（托洛茨基的引文有时同原著稍有出入，这里完全根据托洛茨基的引文翻译。以下同。——中译者注）
[7] 《论调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40页。
[8]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301页。
[9]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7页。
[10] 大家知道，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卷帙浩繁的记录在斯大林专门发出的命令下从文献中删掉了，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对党保守着秘密。——列·托·
[11]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一九〇五加入联共（布）党。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12] 据《新约全书》，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一贵族，性残暴，反对基督徒。后来耶稣显灵，感召了他，变成耶稣最积极的使徒之一。扫罗传道后，改名保罗。在这里保罗指卫道者，扫罗指毁道者。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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