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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

（没有系统的札记）

一

***

》[8]第4—5期）上，它给人产生了难忘的印象。讲的是孩子的一颗幼小的敏感的心在自己家里经受的痛苦。自传用第三人称叙述，文笔惊人地朴素。一切都是最平平常常的：家庭里的斤斤计较和冷淡，各种细小的不公正行为，大人们顽固的墨守成规，无缘无故的称赞，随随便便的惩罚，一切都是最平平常常的，同时这又是多么严酷的家庭悲剧！“进行教育的时间不够。这件事先托给仆人，后又交给学校。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小饭馆和洗衣房，而且安排很不合理。人们又煮又熬，四处采购，熨熨烫烫，洗洗刷刷，——再没有别的了。为了几个人，有多少人忙得团团转。供数百人吃饭的小饭馆老板未必会花费更多的气力。”有时斯特林堡中断自己的叙述，他紧握拳头咒骂道：“啊，神圣的家庭，这个不可侵犯的、天堂般的去处……你是各种美德的徒有其名的栖身之所，那里天真无邪的孩子被迫说出第一句谎话，那里意志被专横所摧折，那里人的尊严感被聚成一堆的各种利己主义所扼杀。家庭，你是一切社会恶习的发源地，是所有贪图舒适的妇女的保证，是为一家之长锻造锁链的锻冶场，是孩子们的地狱……”发表的这一片断使人想到，斯特林堡的《一个心灵的发展史》除了它的自传意义外，还将具有严厉的起诉书的价值，它控诉了被称为儿童教育的那种胡来的和草率的训练。如果可以指望父母们和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们这些迟钝的人还能学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应当向他们推荐这本书。

　　欧洲的杂志——与报纸不同——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倾向。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选择文学材料的严格程度以及纸张和铅字的质量的不同。有时出版者能给自己的出版物打上自己的个性的印记，如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9]给《Zukunft》[10]打上印记一样。但是这并不是倾向——因为哈尔登有什么倾向呢？谁都不会根据这些杂志培养自己的“宇宙观”，如同我们在美好的、可爱的、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五六年前！）所做的那样。杂志一般在Café供人翻阅，人们不会到那里去寻找宇宙观。文章应写得有趣味，不要过深，主要的是要简短，并且用翻阅时手指感到舒服的好纸印刷。《Marz》[11]是这一类型的最合乎理想的杂志。考茨基有一次在谈话中这样说到它，说这是“Simplicissimus ins Ernst ubersetzt”（“用严肃的语言出版的《天真的人》”），——这个定义下得非常好。不过这个说法是自然出现的，因为《Marz》像《Simplicissimus》一样是由同一个朗根出版发行的，有几位共同的撰稿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教授和政党的领袖，因为《Marz》不吝惜稿费。这份杂志的目的是成为—个引人入胜的刊物，提供容易掌握的知识，并用不很粗俗的、容易引起轰动的消息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去年4月号刊登了威廉二世给一位英国勋爵的信件的“原件”——当时报刊上关于这些未发表的信件谈论得很多。而第二天发现，这仅仅是愚人节的玩笑……最近几天土耳其王子阿布杜尔—梅德日德愤怒地否认《Marz》上的一篇似乎是根据他的话写的文章。这是新的“玩笑”或是旧的伪造，实质上反正都一样。只要有趣就行。在最近一期上，“伟大的”法国女时装师Jeanne Paquin[12]根据编辑部的请求对自己的创作作了美学分析，她的创作在一年内不多不少要消耗两千两百万米丝线。这是给“我们的女读者们”看的。旁边是一篇政治性文章，是为庆祝威廉皇帝五十大寿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极其规规矩矩的，其中希望皇帝不成为一个把人民引向谁都不知道的目标的神秘莫测的领袖，而成为独立行动的民族的立宪的代表等等，等等。这是略带谄媚逢迎的味道的廉价的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可惜翻译成“严肃”语言的顽皮孩子《天真的人》就是这个模样：讽刺作品的这种空洞的激进主义自然会以……政治的奴颜婢膝来充实。

　　弗兰克·韦德金德去年向《天真的人》宣布要决一死战。他在剧作《Oaha》描写了讽刺杂志《Till Eulenspiegel》[13]的编辑部，同时用很容易猜到的假名描写了《天真的人》的出版者和撰稿人，其中包括他自己。这里有冯·蒂哈切克（即冯·雷兹尼采克），此人认为，除了女人的内衣外，世界上再也没有能提供俏皮话的更好的东西了。这里也有Dr. Kilian[14]（即Indurg Toma[15]），根据此人的意见，为讽刺杂志服务的人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既不应感到喜爱，也不应感到仇恨。这里还有出版者施特尔内（即朗根），一个粗鲁的无赖，他像刊登出色的广告一样发表污辱皇帝陛下的言论。正直的布特尔维克被送进监狱（韦德金德几年前确实因在《天真的人》上污辱皇帝陛下而被判刑），而施特尔内这时却大把大把地捞钱。整个剧带有下流的毁谤的性质，为了使人对他的这部作品纯属报私仇的创作动机毫不怀疑，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非常臃肿的韦德金德用当年《天真的人》借他的口说出来的一句恶毒的话作为题词：“这些可恶的脂肪破坏了我的魔鬼崇拜。”当然，《天真的人》给以回敬，描写了作家韦德尔格林德，此人向法庭发誓说，他内心是一个“秘密的君主主义者”，只是根据出版者的要求才污辱皇帝陛下的。

　　这整个令人厌恶的插曲，实际上与文学无关（《Oaha》这个剧糟透了！），其可资借鉴之处仅限于它稍稍拉开了那个遮住唯美主义者、政治上的超级怀疑者和出色的个人主义者的神圣小天地的帷幕……人世间的一切，包括所有政党、所有学说、所有希望，都是由庸人的恶作剧产生的。只是在《天真的人》的编辑部里才有无情的否定者，他们——为了稿酬——污辱皇帝陛下，并当众承认这一点，为了败坏出版者的名声……

　　稍稍刮一刮这个高傲的个人主义者的表层，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被收买的玩世不恭者。

二

　　1872年，色当的田野上法国和普鲁士的士兵们的鲜血尚未干透、而在巴黎梯也尔的审判的多管连珠炮还在继续发射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访问了柏林。请看他在那里碰到的东西。“佩刀，马刺，钢盔，胡子，帽檐边的两个指头，帽檐下裹在紧紧的领子里的是胜利者洋洋得意的面孔，——这些东西时时处处都能碰到；这里在敬礼，这里在换岗，那里像发神经病一样在用枪做什么事情，然后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走向某一个地方……在商店的窗户上挂着各种样子的胜利者的图片：他们在捅法国人的肚子，后来回到祖国，在拥抱自己家里的人；这些英雄们的连鬓胡子完全不朝应该梳的方向梳……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完全确信自己的事业，确信长牛角而不是长胡子就是美，而且比美丽的海伦[16]的美更纯真。”（《病态的良心》）这个时期几乎长达四十年。刚被俾斯麦装备好的德国依靠战胜奥地利和法国这一资本所产生的利息生活。德国正在普鲁士化，而欧洲则生活在德国化的威胁之下。俾斯麦把沉重的宝剑弄得铮铮作响，制服了自由主义反对派。威廉二世恢复了中世纪君主主义的神秘色彩。德国资本正在占领世界。

　　但是报应的时刻来到了。俄日战争后，作一个总结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俄国在满洲的土地上被击败，在柏林引起了回声。一个巨大的环节——旧的俄国的制度——立刻从欧洲平衡的机器上被撤除。传统的国际关系垮了，与它一起，德国传统的领导权也失落了。开始了力量的重新统计。结果发现德国从外部被孤立并从内部被瓦解。没有完整的国家机器。议会是无力的。国家通过受宫廷斗争掣肘的专制制度来治理。出现了艾伦堡事件，接着是“皇帝危机”[17]。资产阶级政党看到它们自己建立的官方的祖国的症结而发出惊叫。民族沉醉时期开始了。

　　我不打算在这里说明德国四十年专制政体破产的历史条件。读者如果读一下《现代世界》1月号刊登的帕尔乌斯的文章（《在帝国宪法的死胡同里》），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仅仅需要指出这样的事实本身，即对公牛胡子的不可动摇的确信整个地为爱国主义的不安情绪所取代。只要一翻开德国的报纸、杂志、抨击性的政治小册子，就会碰到民族的Katzenjammer[18]的明显特征。不知道这时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什么，是不知所措还是束手无策。政论充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从四面八方对德国文学进行着敲打，到处都发现缺点和漏洞，但是一到要作真正的政治结论时，便马上后退。关于在“民族的”阵营内进行严肃的、民主的清洗问题，甚至不敢吱一声，因为这样的清洗要求与奸党发生公开的冲突，而冲突就要动员群众，而动员群众就要……——不，需要设法采取道德自我治疗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这些栏目里讲了这样的拯救方案之一，其内容在于恢复贸易方面的以及整个的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这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是由哪些化学元素做成的，作者没有想到要告诉我们。这样的方案不少。

　　前不久，柏林召开了犯罪侦察学家的代表大会，这些人按一般的情况来说绝不是有概括总结的爱好的人。这次值得称赞的代表大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摆在德国警察面前的德国公民过高的犯罪率上。人们发现，例如在斯图加特，最近一年警察罚款达四万人次，在科伦达五万三千人次。全国一年的罚款次数无论如何不少于一千万次。这就是说，每一个德国公民，也包括吃奶的婴孩，每隔五六年要“被处罚”一次。而如果把婴孩、病弱者、老年人以及那些不受警察管辖的享有很大特权者除外，那么一个德国人平均每年要为自己的“恶习”至少付一次罚款。他经常违反警察的各种规定：关于大街上的行为、关于演奏音乐和唱歌的最大时限、关于登记和注销仆人的规定，更不必说关于做买卖、开饭馆、搞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章程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十个村庄，可能——在顺利的情况下——付十笔罚款，而且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有合法证明的马车夫如果身边没有他的马的合法证明，就要受处罚。如果马车夫睡着了，他就要付罚金。如果他离开赶车人的座位，即使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这样做，也会碰上惩罚的手。挑担沿街叫卖、乘电车、在公园里游玩、过生日、结婚和死人——所有这一切为罚款开辟了无穷无尽的来源。

　　是德国人的天性如此有缺陷，还是德国警察加给公民们难以承受的负担？——犯罪侦察学家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现出有意作出不利于警察的决定。

　　警察就是警察，《Kunstwart》[19]杂志（Erstes Februarheft，1909[20]）就这一点说道。但是要知道并非任何民族都允许用警察的规定作为铁丝网把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围起来。譬如说，在英国人那里这样的规定很少，然而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难堪的事情。杂志抱怨说，可见我们的民族天性有某种缺陷，它引用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讽刺，后者在大不列颠的自由空气中差一点没有被憋死。尊敬的迈尔到多佛后就开始感到难受：车站的入口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几乎看不到官员；行李不检查；墙上见不到规定、指示和说明；买了车票后，可以乘任何一趟列车：既没有补加费和追加费，也没有卧铺票。迈尔先生开始不安起来。这是什么国家：不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在伦敦，我们的这位旅行者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则？”——“只有一条——请特别留神，别伤着您。”迈尔先生到了公园里；林荫道，草坪都是围起来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肆无忌惮地跨过栅栏，躺倒在草地上。大陆来的这位诚惶诚恐的公民就去问警察。“栅栏吗？我们公园里的栅栏只是挡牲畜的。”但是一切最终都应有一个限度！当迈尔先生看到警察维持着露天会议的秩序，听到演说者把大不列颠国王和印度皇帝批得体无完肤也不去找他的任何麻烦时，这位旅游者完全忍耐不住了，他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愤怒地离开了那个警察的规定只适用于牲畜的野蛮国家。

　　不管您认为怎样，保守的记者说，das Subalterne[21]服从和尊敬上司的精神，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国家只训练和处罚市侩。“至于公民的教育，这件事便交给各个政党去办，而在政党之中则首先交给社会民主党。然后我们就带着嘲笑和懊丧谈论社会民主党的纪律。”作者最后说，我们过于长久地和过于安心地喝民族自大的饮料（Grande-Nation-Champanier），忽视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的培养……

　　关于这个题目，在现代德国资产阶级报章杂志上可以读到许多有趣的和一针见血的东西。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所作结论往往注定是产生不了什么结果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一年尽管政治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德国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而迈尔先生还像以前那样只按照警察的命令吻自己的妻子才行。

三

　　美国杂志《North American Review》[22]于1906年5月刊登了一篇文章，——根据杂志介绍，作者是“美国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位”，——题目是：资本家应当给我们指出可用来限制财产的积累、阶级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和巨大财富的危险的手段，“不然的话，美国的工人阶级就将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奋起，一下子就会把企业主扫除掉。”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Andrew Carnegie[23]，钢铁大王。在德国月刊《Neue Revue》的最后两个印张里，卡内基重新又回到他在《财富福音书》中所讲的问题上来。不能说“美国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的思想有惊人的深度或新颖之处。卡内基像美国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是“只有一个思想”的人。而且这个思想并不那么深刻。如同亨利·乔治[24]认为实行征收地租的单一税制是唯一的生路一样，卡内基借助于遗产累进税来解决“财富问题”。这位美国改良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动摇现存事物的基础。他写道：“假如我得出结论，认为遗产税有利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者会以某种方式窒息个人的首创精神，那么当然我将是为这一措施辩护的最后一个人，因为比起任何道理来我更相信这样一点，即进步的奥秘只存在于个人主义之中。”接下去，在这本德国杂志上这个尊敬的美国佬无情地批判马克思的学说——所有这些都是借助于杜撰的寓言故事做的，每个寓言故事都以这样的话开头：“某个农场主有五个儿子”……

　　然而不管卡内基在理论方面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战斗进行得多么顺利，他在实际行动中却在实现着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的理论，而且取得的成功要大得无可比拟。不久前在斯图加特出版的З.Ф.黑塞—瓦尔特格的《当代世界工业强国美国》一书对问题的这个方面作了清楚的说明。在这部著作中包含着“实际的数字”，这些数字要比讲英勇豪迈的农场主的圣经故事式的东西生动得不知多少。

　　支配美国经济生活的是四百四十个托拉斯，其中集中了八千六百个商行和股份公司。六个大铁路托拉斯之中的每一个拥有资本四十亿马克，而摩根的托拉斯则拥有五十亿马克。整个铁路网的四分之三——这比整个欧洲的铁路网还要大——掌握在七个人手里。以安德鲁·卡内基为主要股东的钢铁托拉斯1906年的纯收入为五亿三千三百万，而总收入则为二十五亿马克！在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的一千六百个企业中，有十七万工人。在钱柜里随时放着两亿马克现金“供日常开支”。卡内基根据十亿马克的股金，每年有八千万马克的纯收入。像您看到的那样，这个北美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与第欧根尼[25]很少有相似之处。在等待实行遗产累进税的同时，卡内基通过慷慨的捐款来恢复社会的平衡：他给一千四百个图书馆捐了四千二百万美元，给五十一所学校捐了八百万美元，给卡内基研究所捐了一千万，给苏格兰的几所大学捐了一千万，给海牙的和平宫捐了一百五十万，给匹兹堡的技术学校捐了一千万，等等。总共捐了一亿两千零五十万美元，即差不多两亿五千万卢布。在这样做时他还没有动用他的固定资本！

　　老洛克菲勒这个煤油托拉斯的脊梁比卡内基还要有势力。罗斯福[26]曾经试图对洛克菲勒、摩根和哈里曼发动猛烈进攻，把他们作为“最不受欢迎的公民”来反对。但是刚迈出头几步就反不下去了。哈里曼用手拍拍自己的记事本说：“我这里记着为你竞选的一些支出，特迪[27]。”罗斯福立刻安静了，并在1907年秋第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怀着敬意感谢这些“最不受欢迎的”亿万富翁，感谢他们“巧妙地防止了”可能出现的危险，不过这危险根本没有被防止，它变成一场至今仍未中止的毁灭性的工商业危机。

　　罗斯福反对托拉斯的“斗争”，如同卡内基为实施遗产累进税所作的宣传一样，有着同一个根源：对势头愈来愈猛的资本集中感到恐慌。Ф.黑塞用数字说明这种集中。美国的全部财富的价值为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八十四万人手中掌握着一千零三十亿美元，而八千三百万人只拥有剩下的一百二十亿美元。这就是：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国民财富，八千三百万人年收入为人均一百四十美元，二百七十五万个家庭的收入为五千到十二万马克。每人掌握几个亿的有几百人，每人拥有五亿的有几十人，三个人的财产达到几十亿。

　　人们曾安慰自己，说这些骇人听闻的托拉斯至少会使得生产具有计划性，会消除生产过剩的灾难。但是这些希望同几十个银行和工厂一起于1907年破产了。现在已是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三百万人的第二年。美国轮船把几万名从美国返回的侨民运到这里，运到欧洲来。

　　罗斯福把白宫的住宅连同反对托拉斯、即实际上反对资本集中的无法限止的过程的责任移交给了塔夫脱[28]。塔夫脱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但是欧洲交易所里的商人跟在美国交易所后面快活地窃笑着。既然大力士、打虎将罗斯福无法给黄金龙以任何打击，那么这个体重达二百五十公斤的大胖子塔夫脱又怎么能办得到呢！……他将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随大流。

　　“但是这般潮流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卡内基使人有所警惕地问道，接着便讲关于勤劳的农场主的寓言故事……

　　请您在想象中把约翰·戴维逊·洛克菲勒从里奇福德请到——您猜请到哪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带他进托尔斯泰伯爵的书房，请他们面对面坐下，让他们“交换思想”。他们的岁数相差不太大；托尔斯泰不久前过了八十岁，洛克菲勒今年7月满七十岁。但是一个是穿着农夫粗毛料外衣的贵族，一个是登上世界交易所宝座的平民，难道能想象得出比这两个人的命运更加截然相反的现象吗？洛克菲勒在托尔斯泰作为喀山大学学生以年轻人的贪婪品味和摸索着生活的那个岁数，已在竞争的旋涡里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十九岁时，托尔斯泰已不费多少气力从大学得到了各种知识，无忧无虑地躺在世袭领地柔软的草地上，而洛克菲勒已是他所创办的企业的领导人。在托尔斯泰当炮兵军官的那个年纪，洛克菲勒整天捧着帐簿。最后，到了成熟的年龄，那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因厌倦空虚的和无意义的生活想要自杀，而洛克菲勒在破产后东山再起，又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他们两人都获得了世界声誉，但是走的是多么不同的道路！

　　把托尔斯泰和洛克菲勒请到一起的想法，是属于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他有一篇就叫做《Disputation》[29]（《Zukunft》，第23期）的文章里让这两位分别来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里奇福德的老人进行辩论。

　　“……您谴责一切，”洛克菲勒在听了托尔斯泰的说教后说，“谴责教会、国家、财富、文化，谴责我们喜爱的、创造的、珍视的一切。您宣扬农夫的粗呢上衣、童贞和木犁。但是请看：那位想让全世界的人穿上禁欲主义的粗毛长服的萨伏那洛拉[30]被同时代人处以火刑，而您却被两个半球的居民敬若神明。难道您的命运不令人羡慕吗？

　　“……坐在您对面的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从地下开掘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铺设道路，使人们结合成为一体，建筑城市，建立秩序和实行劳动纪律，创办中小学和大学，——您瞧怎么着？他每时每刻都被钉在耻辱柱上，受人憎恨。每一个蛊惑人心的人，不管他叫罗斯福还是布赖恩[31]，都痛骂他的名字，污辱他的人格。我知道，您会说他们做得对。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击倒弱者和消灭无力的人？但是请告诉我：不这样做我如何能前进呢？归根结底世界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打算像您那样为上帝的图样承担责任，因为我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

　　“……您揭露战争的疯狂。这件事是很人道的，它能征服女性的心，它能带来荣誉。不仅如此，现在还用黄金为它发奖……用我从地下开采出来的黄金。”

　　“您是否想要说服我改变自己的观点？”托尔斯泰问道。

　　“不。做这件事我们俩都太老了。我只想看到那个否定人类全部历史、我们的所有成果和胜利以及以往各代人的血汗的人，听到他说的话。您夺去我们感情上所爱的一切，训示我们的是作为最高戒律的污秽和贫穷。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未来。因为上帝的意志就是如此——永远如此，不是这样吗？”

　　“是的，永远如此。因为上帝昭示戒律不像您签发您的期票一样以三个月或六个月为期。他的戒律可用于所有时代。他在制订戒律时是严厉的和不受限制的，既不管杀人凶手也不管奴隶贩卖者有何反应。”

　　“您的这些话搅乱不了我的思想。我要对您说：就让那个想必您那么相信的鬼东西为土布衬衫和黑麦面包而高兴吧。人希望得到更好的、更多的东西……上帝真正的意志是否在于此呢？他在第六天创造的有生命之物应当前进。它顶住不往前走怎么办？那时就应当用发号施令的鞭子和各种需求的马刺去驱赶它。它应当往前走。而您的宗教的含糊不清的纯理性主义，这个咒骂自己的父亲——理性——的杂种阻挡不住我们。现在崇拜您的人类一定会从您以及其他许多预言家的头上迈过去……”

　　这场占了十多页篇幅的辩论（以上仅只是一个粗略的提要)，正如您现在知道的那样，最后不是以托尔斯泰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以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这个德国资本主义报刊业的小洛克菲勒为提台词者的这场对话，能够有另一种结果吗？他这个有才能的、什么也干得出来的、撑开双肘为自己开路的善辩者，难道会不拜倒在自由竞争的法则面前吗？自由竞争之所以被奉若神明，是因为它保证了他的月刊有三万五千个订户和三十一万二千马克的年纯收入 ……哈尔登从来都是权力的奴仆，——起初在俾斯麦当政时，如今在比洛掌权的情况下——他难道真的会同情顺从和不反抗的说教吗？

　　这一切就是这样。然而仍需要承认：哈尔登给洛克菲勒的话增添了内在的说服力。在这两个生活在地球的两端和道德观念正好相反的人的辩论中，您的道德感情是倾向于托尔斯泰的。但是您的理智呢……需要牢牢地控制住，以免它不倾向于洛克菲勒。美国的亿万富翁，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德国辩护士，正确无误地确定了托尔斯泰的致命弱点：他的纯理性主义。谁谴责一切，谁就是替一切辩护。因为辩护只有与谴责在一起才有意义。“您抛弃一切：但是和人们在一起，死亡也不可怕，”洛克菲勒可以这样对托尔斯泰说。在托尔斯泰否定全部历史的基础上这位美国煤油大王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代表出现的。

　　只有站到洛克菲勒的立足点上才能战胜他。需要把它与文化分开。把文化接受过来，而把老洛克菲勒抛弃。应当向他指明，他不是进步的活的体现者，而是妨碍历史前进的累赘……

1909年1月30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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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评论》，柏林。—一译者注。

　　[2] 霍夫曼-法勒斯勒本（1798——1874），德国诗人。——译者注。

　　[3] 面包是我们各大学/唯一的万有。——译者注。

　　[4]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5] 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艺术理论家。——译者注。

　　[6]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译者注。

　　[7] 《一个心灵的发展史。1849—1871》。——译者注。

　　[8] 《新杂志》。——译者注。

　　[9]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记者，曾创办《未来》杂志。——译者注。

　　[10] 《未来》。——译者注。

　　[11] 《三月》。——译者注。

　　[12] 让娜·帕坎。—一译者注。

　　[13] 《蒂尔·厄伦史皮格尔》。——译者注。

　　[14] 基利安博士。——译者注。

　　[15] 英迪尔·托马。——译者注。

　　[16]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女。——译者注。

　　[17] 疑指《每日电讯报》事件和选举法改革损害了威廉二世的威望，导致他的“个人执攻”的结束而言。——译者注。

　　[18] 德文：内疚，悔恨。——译者注。

　　[19] 德文：《艺术守卫者》。——译者注。

　　[20] 德文：1909年2月1日。——译者注。

　　[21] 德文：下属。——译者注。

　　[22] 英文：《北美评论》。——译者注。

　　[23] 安德鲁·卡内基。——译者注。

　　[24]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25]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320），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译者注。

　　[26] 西奥多·罗斯福（1888——1919），美国第26届总统。——译者注。

　　[27] 西奥多的昵称。——译者注。

　　[28] 塔夫脱（1857——1930），美国第27届总统。——译者注。

　　[29] 《辩论》。——译者注。

　　[30]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传教士、改革家和殉教者。——译者注。

　　[31] 布赖恩（1860——1925），美国民主党和平民党的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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