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杂志的命运
一
我们的杂志会重新出现生机吗？永远不会。于是，我想，那些期待杂志重现生机，期待杂志的复活会成为社会生活活跃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征兆的人们，是大错特错了。我以为恰恰相反。某些近年来无疑很出色的老杂志的复兴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在这些杂志周围聚集了一些老的思想派别的从战斗前沿阵地上退却下来的、政治上丧失了信心的残余分子。而社会积极性的高涨（这种高涨是无法否认的，如果不否认事实并到该去寻找的地方寻找这些事实的话）正在挖大型杂志上（应当完全彻底地这样认为）我们原有的那种功绩斐然的、幸而已成历史陈迹的政论的墙脚。我说幸而二字，是因为这里面表现出了我们政治上的进步。
我们的杂志是产生思潮的实验室，各种思潮是从这里获得了自身的社会运动的。这当然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可是，在这一历史事实的后面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运动本身的极小的社会性质。我根本不想对前人的工作表现出一个后人的忘恩负义，并且清楚地知道，后人之所以看得更远、更清晰，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缘故。不过，在评价过去的时候，历史的广度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大型”杂志的统治构成一个时代，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正在自己中间创造历史。地下深处的社会进程像鼹鼠一样，工作得慢极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就在于他们能预见到未来鼹鼠所走的道路，在想象中把这种道路引向历史的空间，并在预想的路线上构筑自己的“纲领”。可是，这种纲领实质上所表示的是什么呢？是知识分子理论上适应缓慢爬行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形式——仅此而已。在预测未来的发展道路时，知识分子分裂成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民粹派兼古典派和杂志上的自由派，民粹派的追随者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思想更替如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周期一样，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知识分子致力于预测，致力于对未来的理论估价，其原因在于缺乏表现力的、一闪而过的现时既没有为从事广泛的政治工作提供借口，也没有为进行可靠地辨识社会方向提供依据。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而言，杂志是从思想上把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的最适合的工具，它以自己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从文学政论批评开始，贯穿于它的所有部分：长篇小说、伊索式的讽刺作品、自然科学通俗读物、书评和抒情诗——补偿了知识分子所缺乏的那种客观的、包含在社会性本身之中的能起联结作用的东西。教义的界线代替了政治和阶级的集团的界沟。
自然，概念的运用要作准确的规定。当我们把“大型杂志”作为一种社会文学类型来谈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并非单纯地指那些登载有批评家的批评文章、诗人押韵的诗句、教授讲述自然科学新学派的文章的定期刊物，——不，我们所指的是作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核心、作为某种遗训的神龛的杂志，一句话，指的是我们俄罗斯的大型杂志。只要对我们这种杂志的上述社会根源稍作想象，便足以确定它的历史寿命。俄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降临说灭亡之日，便是俄罗斯杂志终结之时。
知识分子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替代者，——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替代发展的现实进程，以自己的思想派别替代社会力量的斗争。在这种必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工作中，杂志为知识分子充当了行动纲领、政治书籍和政治组织。可是，随着替代作用的客观理由——即社会集团完全形成，“自在”阶级变成了“自为”阶级，知识分子在形成自己的政党的同时，也分散到这些政党之中——的消失，俄国杂志的独特的献身者的作用便告消失；它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单纯的“定期刊物”。
90年代是老的英雄的杂志的最后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暂时使老形式充满了新的生气。《新言论》杂志是用语言激励人心的最后一份杂志。
自从新世纪一开始，大型杂志便随着政治浪潮的来临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被清楚地勾画出行动纲领的政治报纸所取代。国外出现了《火星报》、《解放》和《革命俄国报》。沿这些路线进一步展开活动的是一些真正接近生活的集团，不错，它们出自同一知识分子群，可是并不把自己关闭在这个圈子里，而是寻找着通向外面、通向各个居民层、通向新的阶级的出路……这些集团是围绕着政治报纸形成的（“火星报派”，“解放杂志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实，是迈向政治上成熟的一大步，——这是向立宪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直接过渡。
在这条道路上，已不可能有停顿，也不可能有倒退。各阶级的政治自决既然已经开始，便不会再开倒车。所以，俄罗斯杂志的精神领导权很难得到恢复，如同知识分子像使徒一样传播思想的时代很难重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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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也许会说，报纸不过是把思想的资本兑换成政治零用钱罢了，——而这种资本又是从何处得到补充的呢？杂志是否真的会又一次成为积累思想财富的工具呢？
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一种误解，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包含着一种历史时代错乱现象。我们的指导性的杂志向精神生活投进了有重大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指推动科学前进而言，而是指每次都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用来辨识社会方向的公式而言。方向改变了，杂志也跟着改变。可是，恰恰是对这种功能的历史需要不会得到恢复。与小组的思想生活不同，阶级的政治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周期性的思想蜕变——理论保护层的完全更新——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固有的需要。既然这些政党需要的是定形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需这样的思想，有些政党对它却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杂志不管怎样也不再是满足这种思想需要的万能形式了。
在谈论由我们的老杂志所创造的思想财富时，对此需要作很好的解释。我们的杂志并未创造出足以在后来成为人类思想的基本财富的新理论。它们仅仅在或好或坏地利用和普及欧洲的理论——社会哲学的、自然历史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这些理论并非在俄国杂志上，而是在西欧的书刊上创造出来的。老的杂志——在其思想的范围内——仍然是定期的百科全书。对这种百科全书的需要，是由我们的思想文化的“客观的和主观的”贫乏所引起的，甚至是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水平低下所引起的，是由我们的学术书籍贫乏，专业杂志、科普作品、丛书、通俗讲演的缺少等因素所引起的。杂志根据需要不仅提供“观点”、评价方法，而且还提供宇宙观的全部内容。杂志的这种由于需要而产生的万能的教育性质，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复杂化正在逐渐消失。
当代西方，我们再重复一次，不存在大型杂志的思想领导权问题。那里的杂志是多种多样的：文学的，科学的，社会学的，可是其中没有丝毫社会预言之类的东西。科学、哲学和艺术上的“新成就”在书籍、专门出版物、讲坛和展览会上得到宣扬。政治上的新成就则在报纸、政治论坛和民众会议上得到宣扬。因此社会生活自然也变得不那么贫乏了。
是的，我们这里的大型万能杂志的传统还十分牢固。这些传统会被我们的某些老杂志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些杂志同时又会变成新的杂志，——然而，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无法挽回杂志以往的社会意义，恢复它的带命令口吻的、救世主式的政论——恢复这种介乎政治和神启之间的东西。
二
社会运动的高涨给予大型杂志以致命的打击。不应当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十分富于表现力的、可以再好不过地纳入这种解释的范围的事实。在不几年前，当社会晴雨表的水银柱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当《言论报》成了彼得堡唯一的持反对派立场的报纸，而首都的“民主”报刊往《现代言论报》的两戈比的范围内也由这家《言论报》代表的时候——正是在这几年里，我们的杂志感到力量重又增加，召集起了一度惊慌失措的读者，虽然——这是不容置疑——决没有集中起自己的惊慌失措的思想。恰恰相反，彼得堡的报纸的自发势力——尽管现代的薛西斯[1]们竭力用他们幼稚的树条抽打它——变幻出政治彩虹的各种颜色的时候，我们的杂志便立即衰败了，只得相信，它们在反动年代所经历的并非第二个春天，而是——呜呼！——晴和的初秋。让我们试着逐个查看一下，大型杂志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为了对问题做出的这样或那样的论断能站得住脚，这样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是多余的。
先从《欧洲通报》杂志开始吧。这是一份大家都认为是可敬的杂志，它的确完全是“可敬的”。可是，它眼下在我们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究竟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老的《欧洲通报》杂志是温和的、没有固定纲领的、带有民粹派色彩的自由派的机关刊物。在它的左边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欧洲通报》杂志不仅对自由主义阶层，而且也对俄国“社会”进行最起码的公民的法律教育：因为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超乎发展的自然阶段之上的，所以，在实践中不仅有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份《欧洲通报》杂志那里学习有关国家组织的基本知识。司徒卢威在《解放》杂志上为庆祝康·康·阿尔先也夫[2]诞辰而写的文章中说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欧洲通报》杂志的内政评论中受到教益。”阿尔先也夫至今仍保持着这样一种技能，他运用这种技能——在他的温和自由主义宇宙观的范围之内——几十年来曾多次阐述过俄国当局的实际做法。不过，《欧洲通报》杂志已不再是各政党的培训学校，因为这些政党已从预备班毕业了。《欧洲通报》杂志实际上成了政治发展的旁观者。这使它有可能保持足够宽宏的“容忍态度”，因而温和之极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与急进分子，甚至与社会主义者在这家杂志内和睦相处。勃兰克先生[3]与斯洛尼姆斯基先生[4]——此人时至今日仍不放过辱骂马克思和他的岳母的机会——并肩作战，以十分恭敬的语句转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在我们的各党派争吵不休的动荡时代，这样的容忍态度带有某种安抚的味道。然而——可惜！——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容忍态度。其实，有谁会像读自己的杂志一样地阅读《欧洲通报》杂志呢？有谁会依照《欧洲通报》杂志来树立自己的宇宙观呢？还有，有谁会依照《欧洲通报》杂志去了解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呢？没有任何人。
俄国自由主义的另一份月刊是《俄国思想》杂志。从本质上看，这是唯一的一份并非简单地受思想惰性的无意识力量支配，而是的确希望创造“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以保守的宗教哲学为基础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大型杂志。可是，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思想》杂志与实际的、政治的、党派的自由主义，与立宪民主党发生了冲突。如果把米留可夫先生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底并为它提供出哲学上的根据，那么便会得出一种十分近似于司徒卢威所“综合”的那样的东西。可是，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司徒卢威的杂志在政治上不被米留可夫先生的党所接受。立宪民主党在没有明确的远景和独立的政治观念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生存下来，从纯粹公文式地“提出”民主法案过渡到召开秘密的爱国主义会议，它不仅不对“综合的”自圆其说感兴趣，而且恰恰相反，它对任何把自己的政治活动提高成系统并为其找出哲学根据的企图都抱有深深的敌意。司徒卢威的著作作为一种从政治上败坏他的政党的名誉的教条，不可能不被米留可夫先生注意到。米留可夫的党的政治活动不但不需要老式的大型杂志，而且不得不躲避它。如果从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无定形然而进步的、不负责任地容忍的《欧洲通报》杂志是一种可敬而又落伍的无用之物的话，那么从这同一角度来看，不容异见而带进攻性的、无目的地向前冒进的《俄国思想》杂志便是一种有害的多余的东西了。
《现代世界》杂志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的范围之中。可是，与《新言论》杂志（1897）相比却又有多么大的区别啊！这份杂志上的马克思主义曾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曾经作过广大知识分子的战斗动员。杂志成了这一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因素。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假如《现代世界》杂志消失了的话，那么便会减少一份“正派”杂志，减少一宗文化事业，不过，社会力量的组合中却不会失落任何一个环节。《现代世界》杂志的读者们并不以全部的精神来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而那些关注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现代世界》杂志的读者，即使是，那也多半是作为客人出现的。
《俄国财富》杂志的情况——虽然有某些必不可少的变化——同样如此。《俄国财富》杂志在从前作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形式完整的学说的代言人的时代，——当这一学说的政治矛盾暴露出来之后，杂志的右翼分出去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左翼则成了左翼民粹派，——便已不再是独立的思想引力中心，而变成了拥有某些优点和某部分读者的月刊了。
主要的情况是这样的：四份最老的俄国杂志变成了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刊物；问题不仅仅在于它们不是相应政党的半官方刊物，而且根本不进入这些政党的思想体系，问题还在于根本就不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这样一些读者——杂志可以以他们的名义说话，或者说，这些读者感到自己应对这些杂志负责。存在的不过是一般的读者：这样的读者眼下非常之多，完全能满足因循怠惰的老杂志的需要。
是的，我们没有提到像《我们的曙光》杂志、《启蒙》杂志、《斗争》杂志这样的新型社会主义杂志。可是，这些刊物并不能归入大型杂志的行列，原因很简单：它们篇幅不大。它们也不可能成为大型杂志，因为它们的读者没有工夫阅读大块头文章。它们不希望起万能的作用，反而与万能的思想进行斗争。它们与非常明确的思想政治集团发生联系，它们的作用是政治辅助性的。这种刊物的样式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如德国的《Neue Zeit》[5]，奥地利的《Kampf》[6]等等。
至于《箴言》杂志，则兼有老式和新式这两种杂志的特点，——形式变化不定。它下一步究竟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只好等着瞧了。
《同时代人》杂志好像试图在极短的期限内独自走完俄国杂志史的整个历程：它占用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称，一个古典大型杂志[7]的名称，并且努力不懈地往这一外壳里换上自己的东西，显然它想证明，那份古老的俄国杂志的确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
现在，如果以大型杂志上的评论文章的思想深度来衡量社会活动高涨的程度，那便意味着使用的是一种最不可靠的、最不适应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其实，这里有一条更为简便和更为可靠的途径：只要看一看国内发生的事情便行了。工厂检查员的报告，每天报刊上的社会政治新闻，公众代表大会的记录——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这里，还应当加上杜马和它的内部改组。无须争论，不论第四届杜马的音乐家们如何落座，马赛曲他们是不会演奏的[8]。不过，就是农夫的喀马林歌曲的曲调他们演奏起来也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在所有的党派划分和杜马内党团的分裂的基础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适应国家政治生活中行将到来的转变的需要。杜马中十月党人的分裂自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可是，杜马外面逐渐酝酿成的某种大的变化却使得十月党人出现了分裂。那种支撑着第三届杜马得意洋洋的反动势力的平衡不复存在了。新的“平衡”还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而通往新的平衡的道路却是复杂而又遥远的。在一种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与另一种尚未建立的平衡之间，是一个社会生活不断活跃起来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在大型杂志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当然很可惜。可是，这种情况所证明的并非社会生活不活跃，而是大型杂志不积极。
1914年3月16—19日
[1] 薛西斯（？——前465），波斯国王，曾率军远征希腊。——译者注。
[2] 阿尔先也夫（1837——1919），自由派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欧洲通报》杂志主持内政评论栏。——译者注。
[3] 勃兰克（1866年生，卒年不详），政论家。——译者注。
[4] 斯洛尼姆斯基（1850——1918），政论家。——译者注。
[5] 《新时代》。——译者注。
[6] 《斗争》。——译者注。
[7] 指19世纪俄国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又译《现代人》，创办人为普希金，后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论坛。——译者注。
[8] 在1917年，他们即使没有被迫演奏，那也得耐心地聆听。——作者注，192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