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
一 有文化的自私自利者
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命运非常耐人寻味。他早就在发布预言了：无论是在艺术性的散文和诗歌中，还是在神学文章和文艺短评中，他都在固执地发布预言。可是，他未被人们发现，而且人们同样是固执地没有发现他，这一点理应令他大吃一惊的，因为后者的固执绝非故意做作的。只是到了革命前的最后几年，他才被人们发现，当时整个俄国生活被一根大棒从上到下搅和了，结果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以前从未发现的东西，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昨天还不存在的问题，原先觉得无可怀疑的事物变成了不可解的谜，——于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新的宗教意识”引起了反响，至少引起了小组的兴趣，因为它答应为某些高度敏感的彼得堡人找到排解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精神苦闷的办法。可是，暴风雨来了，重大事件并不单单通过神秘主义的头脑，预言消失了，或者被淹没了。神秘主义一时像是被扫帚扫除了一样。只是到了革命的浪潮向后涌退，并在许多人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种要在极其短暂的期限内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神经质的、淫荡的愿望的时候，梅列日科夫斯基才重又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是在比以前更大的范围内。在这个消灭一切的时期，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从小组的隐居中走出来，与世人交往，甚至开始从《言论报》的讲经台上发布预言，——顺便说明，如果约·格森先生和米留可夫先生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预言恰逢其时的话，那么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而如今呢，征兆又一次出现了变化：对拯救灵魂的说教的需求极大地减少了，预言栏连同足球栏一道从《言论报》上消失了，气量狭窄的政治魔鬼重又成为天之骄子。有鉴于此，不得不承认，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出版自己的论文集的时候，给自己总结一下经验是最及时不过的了；令人担心的只有一点，那便是论文集会一拖再拖，以后各卷的出版也会晚上加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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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从相对的意义上，不是从转义上，更不是从嘲讽的意义上谈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预言。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是那种扩展的、模糊不清的意义上的神秘论者，这个字眼近年来开始在这种意义上在出版物中使用，常用来说明性爱的神秘主义，说明国家的神秘主义个性，甚至似乎还说明按行计算的稿酬的神秘主义。不，诚如契诃夫在一封信中所形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信仰是明确的，是有教益的”。他认为，——这便是他的出发点，——“没有上帝的生和没有复活的死不仅使得每个人，而且也把整个人类变成了苟且偷生之辈”。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称作启示的宗教。他在等待着一种可以完全调和灵与肉、旧约与新约的未来的约书。他号召通过历史的基督教走向三位一体的宗教信仰。“恰恰是三位一体的信条才能把历史的基督教与启示基督教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他解释说：“上帝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其它两位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整个三位一体可以用以下象征性的数字来表示：333。如果对着魔镜重复一遍，333便增加一倍，成了666。”不论这种数学组合本身多么令人生疑（我们绝不提倡把它编入小学的算术习题课本），它还是雄辩地证明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信仰是有教益的，是明确的”。我不打算多讲新的启示教义，因为由于缺乏经验，在那里可能要晕头转向的，现只引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例子。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用使徒保罗[1]书信的风格写成的《公开信》中对别尔嘉也夫说道：“您以为魔鬼问题对我来说是解决不了的。您错了：对我来说，这一问题已彻底解决了。”
“魔鬼问题”，单是这么两个词的组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在这位彻底解决了魔鬼问题的思想家的认真而严肃的态度面前，讽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向如此。说俏皮话，这绝不是他的特点。他信仰中的所有“问题”——永生、魔鬼，还有333和666——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来的。有一次，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高声邀请别嘉也夫当他的合伙预言者，——这大概叫那位卖俏的哲学浪子吃惊不小。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并未被失败所压倒，他还在我们的非启示宗教的时代的混乱中款款而行，仿佛“—个浑身黑色”……穿着黑色常礼服的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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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穿的不是僧侣长袍，而是常礼服，并且还是极出色的法国式样的常札服，这就证明，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是绝不会放弃尘世间的享受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等待未来约书期间，不仅食素，而且也吃荤。荤食甚至更受喜爱。
他的神秘主义并非迫不及待的，并非十分急切的。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在活动帐篷里，恰恰相反，他的爱好是固定的，他非常想在这里，在地球上仔仔细细地观察一番。他甚至从基督教早期的自我感觉及其对末日来临的急不可耐的等待中发现了“一种巨大的谎言，或者确切地说，一种巨大的缺陷”。在现世的死亡前的心绪中是无法生存的。自从第一批信徒相信“末日近在咫尺”时起，数千年过去了，还会再过去数千年的，还会的。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这种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第二次降世的缓慢进程中，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自有其独特的“动人之处”。永恒的真理不应排挤时间的真理，对永恒的渴望不应妨碍我们过舒适的生活。这便是“新的宗教意识”的本质所在。
亚·勃洛克先生责备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说我们不懂得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我们看不出他的心灵已撕裂成两部分：他追求新的生活，同时他又热爱文化。他不是像我们那样，以一种有所希图的、世俗的爱来爱文化，而是像艺术家，像堂吉诃德那样去爱。
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十分迷恋文化，这是对的。可为什么还要扯上堂吉诃德呢？堂吉诃德的爱情不仅仅是狂热的，而且是想象中的，甚至在想象中也是毫无指望的：这是对历史所判决的东西的爱，是维护无法捍卫的东西的争斗。可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热爱”的多少世纪以来积累的财富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呢？
不过，确实存在着一种对文化的积极而热情的态度，但绝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态度：这种态度存在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中间，存在于觉醒了的群众中间，眼下摆在他们面前的还只是开辟通往文化的道路的问题。可是，这样的爱并不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份内的事：他无需证明和实现自己对文化的权利，——他要做的只是以一种平静而满足的占有的爱去爱文化而已。古希腊的经典作品，教堂的神父，法国的色情文学——他使用这一切就像使用怀表或手绢那样自然。文化——从房间里舒适的设备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的艺术珍品——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害怕失去的珍宝，也不是一种他想达到的理想，而是已提供给他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按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是“氛围”）就是单调乏味、小市民习气、心满意足的小市民习气，就是愚昧无知。那么，到哪里寻求把改良的文化幼苗从愚昧无知的泥坑里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呢？于是，神秘主义前来相救。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它那里得到了一种对文化的超文化赞同，一种保证：他可以在汲取文化养料的同时，完成一项崇高的事业，主要的是不至于单纯成为腐烂的行尸走肉，哪怕是文明的行尸走肉也罢。文化与永恒，乃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两大基础。永恒是对由文化所提出的道德期票的最优待的延期付款。在顺应文化矛盾和自身的特点的同时，除开其余的一切之外，永恒还保证在文化之外得到极其诱人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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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只不过是一个早期的文化个人主义者，一个在与这种人相敌对的历史环境中的过早出现的西欧式的自私自利者，因为在我们这里依然洋溢着集体主义的情感和情绪。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争取自我保存的斗争中与所有人断绝了往来，并在自己的内心里为自己修筑了一座自己个人的殿堂。我就是文化，我就是永恒——这便是他的中心主题，他的唯一的主题。在俄国大多数具有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神秘主义者当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一个本地的神秘主义者寂寂一身，不与他人来往。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和其他实利主义者按照他们的政治同情从左向右移动，变成了半神秘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在捍卫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斗争中把政治同情从右移向了左，他从尊崇专制政体转而追求一种基督教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张实行与政权无关的神权政治，其原因并不在于寻找人的关系的真理，而只不过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肯定——全面的自我肯定——的需要，其目的也还是为了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完全安顿好，为了不再为任何事情操心。革命的时代在他的个人主义的硬壳上弄出了一道裂缝，并告诉他，世界不光有“我”和文化，还有第三种因素：群众，——于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放群众进入自己的内室，不过，仅仅让他们刚刚跨进门槛而已，而且还不是真实的人民群众，而是他为自己日常使用而凭空臆造出来的、“世界上最具启示的”人民群众。理想的基督教团体不过是人世间圣徒们千年的启示王国的改头换面罢了，实际上并不要求承担任何义务。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不无伤感地抱怨说：“几乎不可能为神权政治的行动找到第一个现实的地点。”虽然如此，他也未对自己的人间理想进行任何修正，因为对他来说，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要推翻这个不公正的世界，而在于要以神秘主义的观点解释它。既然“魔鬼问题”已经得到最终解决，那又何必因社会行动无法进行而不安呢！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伊凡·卡拉马佐夫[2]不同，后者对上帝还是同意接受的，但他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充满了无辜的牺牲品和受苦的孩子的世界，并恭恭敬敬地，其实是无礼地退还掉自己的门票，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则时刻准备着接受这个世界，不论它有波别多诺斯采夫这种人，还是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有一个条件：要给他把这个世界用神秘主义的盐水腌一下，以使它不腐烂变质。
这位早期的欧洲式的自私自利者，就这样始终以身穿合身的黑色常礼服的异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的环境中。“在俄国，人们不喜欢我，责骂我，”梅列日科夫斯基抱怨道。“在国外，人们爱戴我，称赞我；但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都同样不理解我的东西。”在这番真实的怨言中有那么一点虚伪的自我安慰。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国外受到称赞，其实是屡次受到称赞，这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他在那里受到爱戴，那就完全错了。欧洲人，而且仅仅是罗曼语系的欧洲人，他们不过是赞扬《列奥纳多》[3]的作者是一个熟知欧洲，至少是熟知欧洲文化的外壳的作家，是野蛮人中的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至于他在西方的思想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性，那是根本谈不上的。而在他的由于国内局势紧张而颤抖的祖国，人们不喜欢他，不称赞他，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他的所有变化中总能发现同一个神秘论者和旁观者、一个外来人、一个自私自利的外国人的影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图在各种不同的地方躲避自己的孤独，可是总不成功。在他交往最多的主教那里，他找到了一种官气十足的沾沾自喜，一种绝非神秘主义的墨守成规，人们对他说：“不要发火，不要想入非非，我们指向哪里，您就站到哪里！我们这儿的一切都是预见好了的。”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他遇到的仅仅是怀疑主义的友善：“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自己还是能够自我拯救的，您到群众中试试看吧：在那儿我们会支持您反对左派的”……最后，在左派那里，也就是在知识分子那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未深入探察过他们的心灵），他找到了“真正的信教的苦修者和苦行者”，但是——可惜得很！——却是为人类而受苦的苦行者和不信上帝的苦修者。
由于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外人的缘故，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无所建树，在自己的社会结论上也不固执己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随和、谦让和虚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起先祝福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国家观念，然后祝福“灰色马”……一面宣布资产阶级为魔鬼的女儿，一面出色地占据了《言论报》的通俗文艺栏。一面抨击国家是魔鬼的诱惑，一面和司徒卢威义结成同盟，宣扬国家原则的宗教意义。在拉别尔嘉也夫入伙的时候，并不询问他对人类未来的历史命运的看法，而仅仅问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否相信“在本丢·彼拉多[4]面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人耶稣不仅仅是人，而且也是上帝”……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也说：“这是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也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丧失的唯一的东西了。”在这番自白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倒是说出了全部真情。在文化的基础与神秘主义的圆顶之间，也就是本应当安放“关于拯救社会的真理”的地方，有一片毫不掩饰的空白，这片空白是他永远也无力填补上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因为就其整个本性而言，他并不是个社会活动家，而是个孤僻的自私自利者。
二 引文中的魔鬼
那么，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秘主义就是无可怀疑的啦？那已经“彻底获得的”（除了脚下的毋庸置疑的文化基础外）唯一的东西，那头上的启示的圆顶，它真是用神秘主义的纯金铸造的实在之物吗？
可是，这位身着最时髦的常礼服的20世纪的文化自私自利者又是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弄到这种真正的神秘主义的呢？他装得下它吗？他需要它吗？……不要把手指往神秘主义的嘴里送，因为它像一头法老梦见的瘦牛[5]一样，偏执而又贪食，它能够把整个文化，连同其所有舒适的、可爱的和美好的成就一口吞得一干二净，——如果他不知道这—切的话，那他便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坐享其成者（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最文雅的意义）。须知神秘主义从人世间飞快地奔向僧侣生活和禁欲主义，——这便是它的实际愿望。因而永生需要有合理的限度，否则，按罗扎诺夫的说法，世界会因此而霉烂发臭的。永恒的真理和时间的真理极其需要保持均衡……永恒到时候会来的，但我们不妨暂且从它那里切下一千年（一个瞬间而已！），再切下一千年，——它并不会有所减少，而对我们地球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
那么，请问，如果把永恒兑换成瞬间，它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具有巨大的价值吗？要知道这和以下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商人在酒馆里叫人炸一只价值一百卢布的夜莺，当夜莺炸好后，他却不要全份儿，只让人切下十戈比的一块给他。
难道我们的这位神秘主义者真的把永恒全部引入了自己的个人生活，难道真的用永恒来确定自己生命的节律吗？完全不是，他毫不客气地到历史的小摊上把它换成了时间的零钱。而后，也像我们这些罪人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时间累积在一起，于是向我们夸口，说他为自己切下的仅仅是永恒的一小份儿，至于他积存了多少永恒的这种小份儿，那可是不可胜数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一种他惯用的形象说法：“虚假的镜深，真实的镜面。”他谈论俄国无神论时这样说，在评断魔鬼对也这样说。他对待无神论的态度正确与否，我们不打算详加讨论，可是要想弄清楚他描述魔鬼的准确程度如何，却是颇为棘手的。不过，我觉得，他用他的那两句话能最好地说明他自己。要知道，他的全部新的宗教意识恰如在一个镜面上一样，缺乏血肉之感，仅仅是些轮廓，是某种东西的投影，是赤裸裸的公式，只是别人的宗教信仰的一种影子，只是人所不知的深度的一种镜子般的反映……
他彻底信教吗？既然嘴上说，那便意味着是信的。不过，他并不需要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别人。他的脸上总有一副惊慌不安的表情，可是并未让任何人感到惊慌不安。他富有非凡的对偶，可是这些东西并未蛊惑他人，并未潜入意识，也未让人过目难忘。他说话的语气里总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味道，可是他并未洞察什么。他缺乏的东西并不多：那便是真正的激情。他的心胸不算宽阔。他是个自私自利者。他是个极其冷漠的、工于心计的、善搞平衡的人，是个左顾右盼、前思后想、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看的人。与启示的预想相比，他更精于俗世的预想。就其天性来说，他不是个神秘主义者，而且也不是个实在论者：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与此同时，——他的整个命运可以担保这点，——他身上存在着对神秘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不可遏止的需要，对神秘莫测的热情、兴奋、激情的需要。他害怕自己的头脑清醒，怕得胆战心惊，——他的全部神秘主义不过是对自己身上的自我的一种顽强的、不知疲倦的克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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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深奥之处”——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多神教的“深奥”，反正都一样，因为两者同样难以理解——而与自己的头脑清醒作斗争，是贯穿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创作的一个基本矛盾。在这一主观矛盾面前，客观矛盾在他的意识中退缩不前，并自我作践得叫人难以辨认：它介乎实在论与神秘主义、科学规律与宗教信条、灵魂的自我筑造与社会的建设之间，介乎被征服的人类与征服一切的人类之间。所有这些由历史发展所引起的矛盾与内心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的他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所给予他的仅仅是一种用作文学的对偶的材料而已。
他在同自己的清醒作斗争时带有寄生性地和肤浅地运用了这些矛盾，并以为是在调和它们。由于不能具有那种使得儿子反对父亲和弟弟反对哥哥的伟大的历史原则的激情，他便把自己的那种使一切变得毫无个性的精神阳萎冒充为综合法。
从这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勇气，他凭着这种勇气接受了双方的那些极端的结论。新的宗教意识把“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宗教信条、所有的圣礼、所有的启示”都收为义子，同时也把整个文化及其精华、科学收为了义子。接受与万有引力定律和不可入性定律相悖的传说，接受把欧几里得的全部智慧以及人类过去和未来建筑在这一智慧基础上的所有成就掀翻在地的传说。可是怎样接受呢？让它们变作最严谨的综合吗？（它在哪里，它的迹象又在哪里呢？）或者干脆就在未成熟的矛盾上表示和解，并把它发展成为胆怯的妥协？
老卡拉马佐夫[6]说：“我是准备相信地狱的，只是不要有天花板才好……真的，如果没有天花板，自然也就不会有吊钩。如果没有吊钩的话，那么一切别的东西自然就不要管它啦”……梅列日科夫斯基打算用什么方法和怎样克服这种生活中的伏尔泰主义，克服现代生活的唯理论形式的反映呢？用“粗野的行为”吓唬一下吗？少了点儿：要是吊钩都恐吓不住，用嘴说说自然就更不管用啦。要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次打击呢。
第二次、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自然科学方面。其实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这一领域能提出什么呢？他准备怎样、用什么方法和自然科学算帐呢？
第三次已经是完全无法承受的考验来自历史的、进化的或辩证的方法方面，这种方法体现现代智力水平的实质本身。地上有什么，地下有什么，——它在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都看得一清二楚。它逐渐地把那些未经开垦过的领域清除干净，从中挤走属于神话的东西，并展示出一幅从原子到变形虫，再从变形虫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发展图。在揭示相信奇迹的现象是在生物发展的哪一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和以什么形式产生的，以及它经历了哪些变化的同时，它把自有其心理根源的“奇迹”置于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进而将它破除掉。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早期的基督教徒即便看过教会史教程也通不过考试，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么请问：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本人对原始宗教科学史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他能否当真让自己去参加这种考试呢？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是否与它们算清了总帐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是多余的。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中连一丁点儿历史主义方法的影子都感觉不到。他以一个死啃书本的人的那种固执的目光短浅把自己的最主观的和最现代的愿望放入了与历史根源脱节的旧文本中。他在世界历史上看到的不是已经挣脱了自己的动物祖先的锁链并按既定计划使土地从属于自己的集体的人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活动布景，上面的庄严威武的事件时而被冥冥中的力量的直接干预所控制。
这时候科学到哪里了呢？文化与神秘主义的和解又到哪里去了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灵魂，即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实际上被取消了。可是，文化减去使其显得崇高的科学思想，剩下的便只有舒适二字了。不是橡树，而仅仅是橡实。这位自私自利者，这位极其清醒的人可以把现代舒适生活的金黄色橡实与古老的传说中的橡树“高度调和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值得多此一举，抛出“新的宗教意识”吗？
当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最亲密的庇护人阿辽沙·卡拉马佐夫[7]恭恭敬敬地评论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说“古老的、永久不变的东西因而就是好的东西”的时候，您定会感到，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躲到他的可怜的、无个性的阿辽沙的背后，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他是一口也咽不下去的：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所看到的是真正的深刻性和真正的矛盾。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则在开辟人类精神的新时代的同时，极其认真地答应要吃掉这种仪式上的整张发面煎饼，——还以为他是在以一种伟大的英勇行为使天地和解呢，……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纵然梅列日科夫斯基深知圣徒们的千年王国行将结束，已经到了宇宙世界毁灭的前夕；纵然他解决了、而且还是彻底解决了魔鬼问题；纵然他答应连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毕竟不是一团面啊！）也对付得了，——可是呢，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非但未能调和实在论和神秘主义的客观矛盾，而且连自身的内心平衡也丝毫没有达到。他自己承认说：“宁可当一个逗人笑的小丑，也不作一个现代的预言家。”此时此刻他偏偏想起逗人笑的小丑，莫非是天意的安排不成？
那个魔鬼为参加一位彼得堡太太的外交式晚会而相应地装扮一番：穿上燕尾服，结白色领结，戴手套，——并以这身装束在零下一百五十度的星际空间飞翔，结果得了很厉害的风湿病，不得不用霍夫麦芽浸膏来治疗（既如此装扮了，那就自食其果吧！）——恰恰是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这个患有风湿病的魔鬼才完全决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寻找自己臆想的综合时达到的水平，坦率地说也就是逗笑小丑的水平。为精神展现出了永生和星际空间的太空，——没有任何达不到的东西！——而为临时性的化身展现的则是物质文明的麦芽浸膏……我们最初推想，似乎已经找到了魔鬼的精确公式的文明的欧洲人遭到致命的讥讽，原来这是毫无根据的。无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多么不具备海涅式的说辛辣俏皮话的本领，——这种俏皮话同时也在消除地狱和麦芽浸膏之间的界限，只是从另一头开始，——但他恰恰在自己的这个薄弱方面更敏感，更害怕伏尔泰主义的毒药，在自己的荒唐的（滑稽的）使命面前更胆怯，尽管他貌似英勇无畏。
我们可以援引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一个不祥的预言为例，他在发表于《言论报》的短文《彼得堡将成为废墟》中说，涅瓦河上的彼得堡城简直就要毁灭了。这是什么：炫耀智慧吗？可是有谁会这样……炫耀呢？是讽刺吗？讽刺谁呢？是神秘主义的暴行吗？穿着这身巴黎常礼服施暴吗？梅列日科夫斯基解释说：“我大概是得了寒热病了，要是我说的话像呓语，请不要感到吃惊。”就是说，既然他为了说得缓和些推说得了寒热病，那么他的预言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了。不过，请让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二十四。二十四条引文！请费心检验一下：在预言家的一篇短文里竟有两打引文：有引自《彼得堡古习》的，有引自莱蒙托夫的作品的，当然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引自工厂里的流行歌谣的，有拉季舍夫的，当然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安季奥赫·康捷米尔[8]的，有伊万·阿克萨科夫[9]，当然也有启示录的，等等。请问，有谁会这样发布预言，尤其还处于半谵妄状态中？他胡诌两行，从架上取下一本书，抄一段引文，然后又胡诌一番。作四五行预言，又取下一本书，摘几句诗，然后又陷入预言的寒热病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一向总是这样：就像在一条碎石路上走路一样，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不定被哪块尖石扎破脚的危险，而更糟糕的是，你很快就会失去了解这条艰难的道路真的通向何方的任何希望。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引经据典使得他的文章像是由任意截取的诗歌和散文的片断组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大杂烩，其中夹杂着他自己的也像是拼凑成的引文的模糊想法和模糊暗示，这种引证癖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诚然，引文有时是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用来进行说服或证明。它可以用以遣怀或起到修饰作用。甚至还可以表示作者的谦恭，如果他想中断自己的叙述，退居一旁，以便发表下一个更重要的议论的话。
引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却起不到证明的作用，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证明什么。这也不是修饰，因为很难设想还有比它更有辱于文学趣味的艺术手法了。这也不是谦恭，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分青红皂白，碰到谁便引用谁的话，而且几乎总是以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尊敬态度对待作者，往往只为了一个谐音，便硬摘下两三个词，摘下一整行。起初这种手法作为一种非常俗气的东西让人感到吃惊，如果可以这样对我们的这位十分欧化的作家说的话，让人感到吃惊的恰恰是他的不文明。极度缺乏分寸感和偏爱道具效果，说明了这位文明的parvenu（暴发户）的特点，他的衣着太过于华丽，以致显得不那么comme il faut（适度），而在文学上呢，则太过于讲求“华美”，以至于不能引起完整的审美感受。有的时候，这种对语言的外表华丽的不加选择的贪求完全能令人想起用鸵鸟的羽毛、穿在鼻孔上的环和啤酒瓶子的碎片装饰自己的野人来。不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位极文明和极有教养的作家那里，对趣味的这种暴虐行为应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它果然有这样的原因。
如果不害怕被过于粗浅地理解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文学手法反映出问心有愧：首先是无法克制怀疑和讽刺的“神秘主义的”软弱，其次是最怕清晰和朴素的创作力衰竭。哪里缺乏思想的力量，哪里便有文学花招前来补救。而引文，就是他使用的工具。梅列日科夫斯基下决心向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产儿们出示自己的启示的预言，这份勇气不过是其好看的一面；而在这种勇气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对自己的清醒的内心恐惧。谁被激情所支配，谁便不会害怕落入可笑的境地，谁便会直接发布预言，不拿寒热病来夸耀，便会直接预告世界末日的降临，不在引文的后面躲躲闪闪。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精神怯懦要远比他使用漂亮词藻的勇气深沉和有内容得多，而且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他的装出来的勇敢实际上是听从他的怯懦的调遣的。
如果从引文转向它们的作者，那么便可以进一步发现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躲避。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直都有自己的“同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莱蒙托夫、赫尔岑等许多人。他最害怕直接面对自己。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所下的定义相反，他的同路人绝非“永久性的”，——不然的话，他走路时总要与别人成群结队了。如果换成这样的说法，“同路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那就比较确切了。他时而附和这个，时而附和那个，仿佛一个忠实而可靠的学生、一个热爱导师的学生一样，伴随着他们，拾他们的牙慧，学他们的动作。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这些假想的“同路人”的遭遇，完全像绝大部分是假想的引文的遭遇一样，他们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掩蔽物，他拿他们，如同在战场上拿尸体一样，来遮蔽敌人的射击。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贪婪的自私自利者的话，那他永远也不敢对自己的导师们施行如此肆无忌惮的摧残和如此残忍的活体心理解剖。在他那里，无论是古代的伟人，还是现代的伟人，往往只是些受人指定的律师：上帝的律师或魔鬼的律师。他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平衡术将他们分成两伙，并赋予他们这样的使命，让他们去说出他以自己的名义和用自己的语言无法说出的东西。
因此，我们才敢于认为，唯一可以诱惑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真正的鬼怪必定是个主管引文的魔鬼，或者确切地说，是个主管引文的十四品小鬼。唉，这些不可靠的引文呀！它们以自己的漂亮的服饰引诱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向他许诺，说能堵上他的“新意识”的所有漏洞并使他的思想具有最明显和最有利的形式。可是，后来当事情完了，引文像干枯的树叶被扫成一堆之后，小鬼却站在树叶堆的尖上伸出舌头说道：“这算什么呢：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还想当预言家！”
1911年5月19—22日
[1] 保罗，耶稣的门徒之一。原名扫罗，皈依耶稣后改名保罗。——译者注。
[2] 伊凡·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人公之一。——译者注。
[3] 《列奥纳多》，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又名《复活的诸神》，梅列日科夫斯基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1895——1905）的第二部。——译者注。
[4] 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相传耶稣即由他判决处死。——译者注。
[5] 典出《圣经·创世纪》。——译者注。
[6] 老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即前面所提到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之父。——译者注。
[7] 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伊凡·卡拉马佐夫之弟。——译者注。
[8] 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诗人。——译者注。
[9] 阿克萨科夫（1823——1886），俄国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