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小牛犊与文化
先生们，我们要创立一种文化！……这事怎么做呢？你们不知道？我本人也不知道……可是，正如六十年前谢德林笔下的将军祖巴托夫所说的，“终于到了，到了我们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啦！……总有一天我们会和欧洲并驾齐驱的”……
无与伦比的将军！——他未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他大大地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可是，如果他能活到现在，那么他就会看到，他当年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如今已成百倍地发了芽。可以说，所有最新的俄国政论作品都成了将军思念“文化”的强大回声。文化这个词出现在每个报纸栏目上的时间，如果不是更多，那么至少也有一年了。文化具有伟大的意义！文化具有绝对的意义！文化具有宗教上的意义！
司徒卢威先生为了文化要人们不做那些扮演反对派的琐事，而要人们为向左派发起猛攻而联合起来。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在散发着起码常识气味的空气中显然并未感到丝毫的窘困，并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全部名誉替文化的崇高价值作保。伊兹哥也夫和加利奇先生在争取文化的权利的斗争中成功地相互补充。伊兹哥也夫解释说，如果不是某些知识分子肮脏的嫉妒心理的话，我们这儿的冻土带上早就长出罗马的黄瓜啦……而费多尔·索洛古勃，正如人们所写的那样，甚至还编了一部“戏”，戏的质量的确很差，然而却极其明显地反映了不成体统的不文明现象：不换洗衬衣，用手巴掌梳理头发，把脸叫作嘴脸，——还有那个侍从官热安多么招人喜欢呀，他和妻子热安娜拥抱不是没有用意的，而是为了遵守文化的一切形式和仪式。
将军夫人祖巴托娃这样说道：“Hélas！nous sommes encore si peu habitués de jouir des bienfaits de la civilisation！”……（“可惜呀，我们还很少养成利用文明的恩赐的习惯！……”）
在我们这里，一个宫廷侍臣竟在命名日晚宴上咬破了市长的肚子。瞧，在这样的独特行为里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东西呢？在我们这里，喝得醉醺醺的绍姆波洛夫先生敢在排戏的时候对西米阿斯太太有同样的举动……在我们这里的本应长出罗马的黄瓜的冻土带上，饥肠辘辘的流放者们在猎捕监视他们的警察……怎么能够不和那位将军大人一道呼吁：“终于到了，到了我们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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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的高尚的，然而有些空洞的怀念，一度也曾占据过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心，此人是斯捷潘奇科沃村的独裁者。也许您还记得，在这位老爷的家里有一个叫法拉莱的小伙子，他与索洛古勃笔下的万卡—克柳奇尼克是堂兄弟。肤色黝黑的粗野之人法拉莱甚至把他的野蛮带到了梦里，每夜总是不断地梦见……一只白色的小牛犊。福马·福米奇怒不可遏。“难道你这个没教养的家伙、不文明的东西不能梦见点儿别的什么好事吗？”他用大致如此的话对法拉莱说道。“比如说梦见一个花园，里面有几个女子在和她们的爱慕者们就着果酱喝茶，玩纸牌……”可是，法拉莱积习难改。尽管在他面前展现着所有的文化前景，他还是固执地躺在生满虱子的皮袄上睡大觉，还是梦见……白色的小牛犊。
岁月在流逝，法拉莱在成长，他梦见的白色牛犊也在成长，而且按照自然规律长成了一头公牛。于是终于有一次，躺下睡觉时手里非拿绳子不可的法拉莱似乎就要套住那头公牛，开始过很好的生活——这足以叫侍从官热安羡慕得要死。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文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要抓住那头公牛的犄角（1905年！）。可是，公牛把头一摇，闪开了。法拉莱郁闷地连发一阵鼾声，可是梦里的景象丝毫没有改变。刚刚在花园里就着果酱喝过茶的那些有教养的女子和她们的爱慕者们大惑不解，开始相互询问起来：问题果真取决于牛犊吗？白色的小牛犊会不是某种征兆呢？或许，这是头超验的牛犊，它摇尾巴，是否只是在崇高的神秘主义意义上这样做的，是否要把我们从这里诱向另一个世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洞若观火地问道：“法拉列尤什科[1]，你说说，在梦中看见的是什么？”可是，法拉莱此时恰巧应当梦见11月9日法令[2]的良好效果，他由于自己的不文明甚至失去了愉快的幻想力，连连发出神秘的鼾声。M·恩格尔哈特得意洋洋地从新装的大门下面欢呼：“你们的法拉莱，他是个大笨蛋！”伊兹哥也夫先生则声称：“要彻底杜绝政治上的妄想，法拉莱的生路就在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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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时代最坏不过的地方也许就是它使得愚蠢在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当历史发展的曲线呈上升状态时，社会思想便显得比较敏锐、大胆和聪慧。它学会了在顷刻间分清主次，并学会了用眼睛估量现实的比例。它善于迅速地捕捉事实和同样迅速地用一条概括的线把它们串联起来。诚然，它在这种时候往往会走上所谓的“极端”；比如它会说：没有议会的保证，出生的崎形儿会占很大的百分比；或者还会说：没有强制性的隔离，奎宁便要失去自己的疗效。不过，从实质说，它走极端甚至也是对的。
而当政治曲线呈下降状况时，社会思想中的愚蠢便会称王称霸。不错，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听到作为很快过去的事件的回声的那些概括性说法的只言片语：“在没有真正的保证的情况下”……——“造成对马海战[3]失败的制度”。可是，这些说法的内在含义已不复存在，那种政治概括的极重要的才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问题都孤单单地摆在那里，仿佛森林砍伐后留下的树桩似的。愚蠢变得厚颜无耻，呲着蛀牙，嘲笑任何要进行认真概括的尝试。
它感觉到自己还有用武之地，于是便开始施展自己的看家本领。首先从“性问题”入手。它把爪子伸进生理学、美学和精神病学，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弄得臭气熏天后，躲向一边。它攻击对外政策，并将拯救塞尔维亚的委任状授予斯塔霍维奇[4]和马克拉柯夫[5]。它转向妇女问题，并做出决议，要制止男人身上的兽性。一切都无法办到。可是，它显然并未丧失自信，甚至还向世界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纲领：俄国需要文化。出现了没有思想的思想一致。《工商报》援引司徒卢威的话，加利奇援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伊兹哥也夫援引《俄国旧事》杂志，梅列日科夫斯基接引魔鬼的话，《俄罗斯》大讲自己的良心。大家全都需要文化。
可以马上想到，社会思想在厌倦了自身的支离破碎之后，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的概括方法，找到了自己的行动公式。然而，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文化”作为一个口号，如果不是一块可以向上面倾倒一切而不能从中汲取什么的很大的空地，那又是什么呢？……还有：这种空洞的公式难道不是一个征兆吗？如果说虚伪是恶习对美德的一种迁就，那么对“文化”的呼唤是不是愚蠢对正在重新产生的概括的需要的一种顺应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作肯定的回答。
1909年1月29日
[1] 法拉莱的爱称。——译者注。
[2] 1906年11月9月法令使一些农户摆脱村社控制，得到土地所有权。
[3] 对马岛，位于朝鲜海峡。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击败于此，史称“对马海战”。——译者注。
[4] 斯塔霍维奇（1861——1923），俄国地主，十月党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5] 马克拉柯夫（1871——1918），1912年至1915年任俄国内务大臣。——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