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关于艺术的一场谈话
维也纳。Herrengasse[1]。岑特拉利咖啡馆。Silvesterabend[2]。各个大厅都拥挤不堪。灯光，喧哗声，女人的帽子，筋疲力尽的侍役，混合饮料和格罗格酒[3]。Prosit Neujahr[4]。
几位议员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玩“杜洛克”[5]。望着这些人，有谁能想到国家生活准则的重担就压在他们的肩膀上呢。他们每天晚上都玩纸牌，即使在新年将临之际也没有感到有打破惯例的理由……旁边不远处是一群和袒胸露臂的女人在一起的庸俗低级报刊的记者。没有喝干的酒杯，轮流说出的俏皮话和女人有节奏的感激的笑声。人进人出，熙熙攘攘。Prosit Neujahr！大家都想尽力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也就是地球又大了三百六十五天……
在一个不喷水的喷水池附近的角落里，坐着几个人：有一名德国医生、一名俄国记者、一名侨居国外的俄国七十年代人[6]、一名匈牙利女画家和一名俄国女音乐家。他们已经坐了整整一个小时了，谈话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话题掠过土耳其议会，在墨西拿[7]的遗迹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再转了两三个弯子，最后停留在绘画上。他们相互询问对俄国画家画展的印象。
“我的天啊！”医生朝着俄国交谈者们喊叫道。“你们展出的是些什么东西呀，先生们？近几年来，你们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奇怪的国家里有那么多的感受，——不由你们来革新艺术，又能由谁呢？我承认，我是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Karlsplatz[8]的这座荒唐的建筑物里的。可是怎么样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正是我们每年在我们这儿，在分离派[9]这儿所见到那些东西，——只是数量小一些，还有，请原谅，质量更差一些。在你们整个的画展上没有任何你们自己的东西，也许只有比利宾的几幅不大重要的画是个例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完全同意！”侨居国外的俄国七十年代人对医生的话表示赞同。“据报纸来看，眼下我们那里不仅在自由派的会议上对‘民族原则’作简要介绍，而且在颓废派的所有小酒馆里也在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而结果呢，是比市场中等质量还要低的极其国际化的产品……作为目的本身的色调运用，内容空洞的印象派，并且还很幼稚，缺乏信仰，因为一切都是外来的。妙极了！印象派和从风格上有所模拟的作品的故乡是巴黎：不仅我们俄国人，还有你们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从法国人的暗示中吸取养分。可是，印象派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在艺术中占据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它在那里几乎没有流行起来。而在bei Berlin[10]的不值一提的夏洛滕堡，您现在却不得不穿过一扇模仿的门才能走进最下等的啤酒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德国人的审美水平、艺术传统和形式方面的保守思想要比法国人低得多和少得多。他们那里的阻力也要小一些。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俄国人却简直是在受任意摆弄。很久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俄国的知识分子：‘我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就是一个法国人，和古老的希腊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希腊人，因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并最多地为俄国服务。’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注定弄错了，就像我们所有的那些独特发展论者们[11]一样。他想像中的那种万能的个性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无个性而已。其实，当整个旧的生活方式发生动摇并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了……知识分子显示自己的民族特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呜呼！——它简直像是一块歪歪斜斜写满外国文字的石板……您知道，我在国外住了三十年，一直在从局外观察俄国的知识界。这就是我的极其坚定的结论：来得太晚啦，我的妈哟！知识界不会形成民族特征的——无论在任何方面也不会的。”
在说后面这番话时，老侨民不用德语而改用俄语。
“比如说，司徒卢威[12]现在就吹起斯拉夫主义的号角，”他转身对记者说道。“可是稍微仔细看看就会明白：他在盲目地摹仿德国的民族自由党人；全部的区别仅仅在于，把哥特字母[13]换成了基立尔字母[14]……伯努瓦[15]要求不要把彼得堡的cabaret称作cabaret和Ueberbrettl[16]，而要用一个绝妙的俄语旧词балаган[17]来称呼它，他还保证说，值得进行这种民族性的改革，那样一来音乐也就不一样了……”
记者点头称是。女音乐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想说点什么似的，不过还是忍住了。医生吸了一口他的弗吉尼亚烟，无所表示地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没有听懂话的意思。
“这次画展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甚至在廖里赫[18]和他的斯拉夫初期艺术品上面，民族性也像是一个硬纸做成的假面具，从这个面具下面不难发现颓废派和世界主义者的真面目。别的人吗，就更不值得一提啦！……”
“不过在这次画展上，”医生说道。“可以说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你们的知识界的一个民族特点：它精神上极端的虚弱。对于我这个精神病医生来说，这是取之不尽的资料。我惊讶而又专注地站在许多幅绘画的前面。单是阿尼斯菲尔德和他的那尊蓝色雕像就够人受的啦！何况还有亚库洛夫、米利奥季等先生们……一个普通人定会耸耸肩膀说：‘这个人调配了一大桶青颜料，用它涂抹出一个巨大的无头雕像。他的用意何在呢？显而易见：épater le bourgeois[19]，把我一下打倒在地啦！’这可是无稽之谈。我并不是你们的阿斯菲尔德的艺术创作的崇拜者，可是我要说：他滥用青颜料的原因不要从他的凶狠的愿望中去找，而要从他的不正常的视神经中去找。他就是这样看东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他拥有崇拜者，那就是说他的病是有代表性的。谁晓得：也许在这种不正常里面存在着美学新发现的源泉呢？认为我们的视力好像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种偏见；它会通过选择适当的不正常现象的方法来取得发展的。全部的问题只是在于，这种视神经的不正常是处于我们心物进化的大路上呢，还是在它的旁边？”
“对不起，大夫，”匈牙利女人提出反对说。“您把艺术批评简单归结为神经病理学了！”
“窃以为，对双方都有利。”医生回答道。“就拿印象派来说吧：在一些人那里，是令人惊奇的，有时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色彩调配；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同样令人惊奇的色彩单调。您知道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吗？色盲，色彩上的睁眼瞎！请不要讥讽地摇头……是的，这个问题较少被人阐述；可是在我亲自进行研究的各种情况下，我总是发现作为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感受的源泉的视力或听力上的器质性的或官能性的不正常。其实，任何艺术的发展——请注意这点——往往总是沿着巩固和综合个别运气好的不正常现象的道路上前进的。”
“就是说，大夫，您和我们的眼睛也患有色盲症啦？”
“既然相应的运用色彩的方法博得了我们的好评，那就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不必害怕这样的话：发展的潮流抓住不正常现象并把它认作公共的财产，那它就会成为一种规范。”
“也许这一切是对的，”记者首先作出反应。“只不过您的理论也像产生颓废主义色调的公式的化学一样，同样解释不了多少绘画的进展。您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避而不答：为什么偏偏在现在这个时候感受有色的表面的‘印象主义的’方法占了上风呢？或者用您的话说，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不正常现象得到了巩固呢？答案必须到社会的环境中，到历史发展的条件中去寻找；必须到社会的结构中，而不是到眼睛的结构中去寻找。在这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无论是印象主义的鲜艳的色彩对比，还是它的色调上的贫血症，一旦超出大城市的文化之外，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对于这种绘画来说，咖啡馆、卡巴莱酒吧间、雪茄烟的烟雾，还有依靠扼杀一切色彩的电灯光把黑夜变作白天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乡下人是看不懂这种艺术的！……您会说他任何东西也看不懂的吧？就算是这样吧。那我们举一个有学问的人，举一个天才的乡下人——我们的托尔斯泰的例子。我不知道他的眼睛的构造，可是我知道他的灵魂的构造——所以我可以说，他对这种艺术是会不屑一顾的……假如您能确凿地向我证明，俄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中枢有着某种严重的缺陷，或者证明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不正常，那么这也不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使我明白什么东西的，比如说色情的唯美主义的突然发生，安德列耶夫的创作，甚至还有阿尼斯菲尔德和亚库洛夫之流的创作。抓知识分子需要不抓耳朵，——尽管他们的耳朵大概也不妨可以去抓！——需要抓的是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灵是社会性的，受到历史命运的制约……甚至我们做梦也从社会环境里吸取内容：鞋匠梦见鞋楦，刽子手呢，梦见绞索。更何况诗歌和绘画的‘梦’呢！……”
两种观点发生了冲突：心理生物学派的观点和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每一派都想要取胜，而不愿服输。争论最终必然要变得徒劳无益，而且还要不欢而散。同往常一样，妇女们凭借自己内心的智慧最早明白了这一点，她们几乎没有参与争论——几乎也同往常一样。
“您去参观美术展览了吗？”女音乐家问记者道。
“没有！如果不是出于工作上的迫切要求我是不会去的。”
“为什么呢？”
“不管怎么看，参观艺术展览反正是一种可怕的苦差事。在这种审美享受的方式里面，有一种可怕的、下流的资本主义的野蛮行为。每一幅画本身都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美学矛盾，”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着说道。“更何况整个展览呢……您对此不同意吗？那么就拿风景画来说吧——这是些什么东西呢？是大自然的一个断片，被任意切割下来，装入画框，再挂到墙上。大自然、油画、画框和墙壁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完全机械式的：绘画不可能是无限的，传统和实际的理解力为它确立了四角形的形式；为了使它不至于变形和卷曲，它才被装进框子里；为了使它不至于放在地板上，才往墙上钉钉子，钉子上系上绳子，绳子上挂上画；随后，当满墙都挂满画的时候——有时候挂上两到三行，就称之为绘画陈列馆或美术展览。而我们却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风景画、风俗画、画框、绳子和钉子——一下子全都吸收进来……”
“嗬，这像是托尔斯泰的歌剧批评啦……”
“您究竟想做什么呢？”女画家问道。“废除绘画？还是仅仅想废除画展？还是废除钉子和绳子？”
“全都不是……我和托尔斯泰的纯理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不过是想让绘画摆脱自己一家独尊的地位，恢复与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有机联系，它一度和它们隔绝了。它和它们隔绝并不是由于过失，绝不是的！它从那个时候起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和有益的游览，征服了风景画，成了本质上易于变化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画种，技术上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现在，当它拥有了这些才能之后，它该回到自己的母亲、即建筑艺术的怀抱中去了……我希望绘画不是用绳子，而是用它的艺术涵义同墙壁、同圆形屋顶、同建筑物的用途、同房间的性质联系起来……而不是像衣架上的帽子那样挂在那里。绘画陈列馆，这些色彩和美的集中营只能是日常的无色彩和不美的一种畸形的补充。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初看起来十分粗野的比喻，可我是无意中想到它的。我们的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集中营：一座集聚着爱抚的大厦。被爱情压得喘不上气来的人们有时就跑到那里去，并掏钱买入场券，——就像我们被色彩和形式所困时跑到画展上一样，去度过集中的爱情的时刻，集中的美的时刻。绘画、雕像——时代的特征、风格、色彩、构思、情绪——的这种畸形的聚集只有我们这个灰色立方形房屋、工厂的烟尘和黑色圆柱体的可诅咒的时代才能创造出来。如果说我们大街上的柏油路面上能长出花草来，如果说热带的鸟类能落在我们房屋的铁制阳台上，如果说碧绿色的海浪能拍打着我们的窗口，如果说太阳晚上不是隐没到盖恩格罗斯的招牌后面，而沉落到大海里的话，那么绘画陈列馆就是不可能的了……我并不是在号召倒退，不是的。在柏油马路上无论是花草还是鸟——这一切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的。我们也不会放弃文明社会的柏油马路，托尔斯泰曾无望地要求过这一点。不过，我们还剩下另一种可能：为未来的伟大的综合性的美而奋斗……我们已经消磨掉了原来丰富的色彩和形式，目的是为了用一种新的、‘人造的’——我深信是无比完美的家西来取代它们。不过，这种新的美目前暂时还不存在；它分散在绘画作品的局部、碎片和暗示中。我坚持这样的观点：装进涂有金粉的木框里面的大自然的片断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拙劣的代用品而已。”
“哦，对不起……您的思想是不是有些主观臆断呢？您否定现有的东西，——您是在哪里见到新艺术因素的，也就是您所说的这些作品的局部和暗示的？”
“随处可见！什么是印象派？它是‘独立的’也就是挂在墙上的绘画的最新成就。从方法上说，印象派也是一种镶嵌艺术，只不过并不使用彩色的石块，而是使用有颜色的点和线。由于废除轮廓线并把颜料分解成组成部分，新艺术给独立的绘画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绘画开辟了通往建筑艺术的道路。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正是被新技术推上装饰画的道路的印象派画家的名字：您比我更了解他们。就是那些阿尼斯菲尔德们、米利奥季们、克雷莫夫们：要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思念着装饰的目标和建筑艺术的绝对命令。例如绿色的‘夜景’。例如‘史前的景观’……这不是画，就像哥特式教堂的窗户的玻璃碎片不是画一样。这不过是一块画布，艺术家在上面尝试着做色彩的各种组合而已；这是圆形屋顶，可能也是窗帘的一种样式……您一定会说，这些艺术家并不是楷模。我表示同意。可是特纳（Turner）[20]这个名字是叫得很响的、得到公认的吧。几个月前，我在伦敦，在Tate galleryr[21]曾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他的作品。他的《夜晚的星》、他的《滑铁卢》就不是绘画，而是一堆被一种神秘的光照亮的极其柔和的颜料。没有线条。所有的物体都处在金黄色的雾气之中。特纳对绘画很少抱有实用的态度，他一直在等待和寻找优美的建筑框子。就我的极端的见解来看，特纳是独立的绘画的破坏者，就像瓦格纳[22]是‘绝对’音乐的破坏者一样……”
“妙极了，”医生说道，他悠闲地吸着弗吉尼亚烟，仿佛已经预先尝到了他即将给予的打击的快乐似的。“可是您知道吗——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已经查明了，——特纳的眼睛散光，对他来说线条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些上了颜色的面……瞧，又是作为艺术个性的基础的视力不正常！”
“这与我不相干，大夫……在我眼前的是画家特纳，于是我就欣赏他的画。就是说，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某种超出特纳和他的疾病之外的东西。某种超出个人的、社会性的东西。某种社会审美联系。”
“您本人不是个……眼睛散光的人吧？”
“好像……不是。”
“请原谅，我对此并不相信。明天请到我那儿去一下，我要检查您的视力。”
大家笑了起来。医生报了一箭之仇，于是本来已经倒向一边的谈话又恢复了平衡。
“在我的朋友的话中有许多怪论，”老侨民微笑着说道。“不过，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可以谅解的。可是，他的基本思想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未来的综合艺术！美并不锁在特别的机关里，而是深深进入到我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当中。大自然、建筑艺术和绘画的卓越结合。这就像斯巴达人那样的新的西西提亚[23]，不过却是在充满各种技术奇迹的条件下举办的。音乐如同思维和行动的伴奏。某种活动场所的热闹景象如同艺术，如同高级的创作……
“……可是，先生们，综合的美只有在综合的社会真实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人应当成为自己的历史命运的集体锻工。这样他才能够把劳动的主要重担甩到金属奴隶的背上，掌握自己心灵中的无意识情感，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创造用以表现合作、爱情、兄弟情谊、社会利益的新的优美的雕塑形式……人需要空闲时间，有‘偷懒的权利’！
“……先生们！让我们为这位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天才的未来懒汉干杯！Prosit Neujahr，我的朋友们！”
旧历1908年12月30日
[1] 德文：绅士巷。——译者注。
[2] 德文：除夕夜。——译者注。
[3] 格罗格酒，用罗姆酒、白兰地加糖和热水制成的烈性酒。——译者注。
[4] 德文：为新年干杯！——译者注。
[5] 一种纸牌游戏。——译者注。
[6] 七十年代人，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进步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译者注。
[7] 墨西拿，意大利西西里岛港市。——译者注。
[8] 德文：卡尔广场。——译者注。
[9] 分离派，慕尼黑（1892）、维也纳（1897）、柏林（1899）的美术家团体。——译者注。
[10] 德文：柏林附近。——译者注。
[11] 独特发展论者，指民粹派提出的认为俄国历史发展具有独特性的学说的信徒。——译者注。
[12] 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译者注。
[13] 哥特字母，公元4世纪为记录哥特语言创制的文字。——译者注。
[14] 基立尔字母，古斯拉夫字母之一种，系俄文字母的基础。——译者注。
[15] 伯努瓦（1813——1898），俄国建筑师。善于仿效历史风格。——译者注。
[16] 德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译者注。
[17] 俄文原文为集市或娱乐场所临时搭起的戏台之意。——译者注。
[18] 廖里赫（1874——1947），俄国画家和舞台艺术家。——译者注。
[19] 法文：敲断资产者的腿。——译者注。
[20] 特纳（1775——1850），英国画家。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译者注。
[21] 英文：塔特美术馆。——译者注。
[22]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23] 古代斯巴达人的露天的公共午宴，每人都吃同样的简单食物。——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