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前夜
第一章 在第一次革命与战争之间（1908—1914）
我们时间上的祖国
“我热爱我的世纪，因为它是我在时间上所拥有的祖国。”我热爱我的世纪，还因为它使我得以在空间上大大拓展我的祖国的疆域。
“Vaterlandslose Cesellen（没有祖国的人！），”德国皇帝在谈到他的那些不为伟大民族的铁蹄而陶醉的同胞们[1]时这么说道。就算是这样吧。就让他们失去那个由宰相、狱吏和牧师所代表的官方祖国吧。可是这些失去祖国的人却是真正幸福的：因为他们将要得到的是一个世界！
我热爱我的时间上的祖国——这个在暴风雨中诞生的20世纪。它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版图是整个世界。然而它的先驱者们却拥挤在历史外的沙漠中的那些微小的绿洲上。
18世纪的大革命是大约两千五百万法国人的事情。拉斐德[2]被冠以两个半球的公民的称号，阿纳哈尔西斯·克劳茨[3]则以人类的代表自居。这是一种天真的、近乎幼稚的自欺欺人。这两位生活在不知铁路和电报为何物的18世纪的可怜的野蛮人，对于世界和人类能知道多少东西呢？拉斐德是个法国人，为争取年轻的美国人的独立而战斗过，令人景仰的阿纳哈尔西斯则是位德国男爵，出席过法国的国民公会[4]，——于是在他们的那些想象力有限的同时代人眼里，这两位“世界主义者”俨然把世界统一在自己身上了。当时人们对幅员辽阔的俄国知道多少呢？对整个亚洲大陆和非洲又知道多少呢？这不过是几个用以掩盖历史空白的地理名词而已。不论是18世纪，还是19世纪，对全世界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只是到了现在，我们看起来才刚刚站在它的入口处。
在韦伯[5]或施洛塞尔[6]那里，“世界历史”是一部不甚高明的编写本，其中缺乏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整个人类的统一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倒是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可是——可惜得很！——这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现实的人类在里面是不见半点踪迹的。当然，这是历史本身的过错，无须对历史学家们加以责难。是历史造就了几个封闭的世界——欧洲、亚洲、非洲……——并长期拒绝与人类的大多数进行任何交往。甚至那些不满足于编纂交战年表并想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的历史学家们，最终所涉及的也只是少数几个民族的英杰。人民群众被拒之于历史的大门之外。历史是贵族式的，一如那些创造历史的阶级一样。
我们的时代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感到遗憾！——就在于它首次为世界历史奠定了基础。它在我们的眼前把人类这个概念从人文学的凭空想象变成了历史的现实。
历史活动的舞台无限宽广，而地球则小得可怜。铁路的钢轨和电报的网线给整个地球罩上了一张人工编织的网，使它看起来极像一个教学用的地球仪。
世界在资本侵入以前是一个农村。可是资本来到了，它被坏了农村的温床——这些民族的愚昧的养成所，并用人肉和人脑把城市里石头箱子似的建筑物塞得满满的。它排除一切障碍，使地球上的人们在肉体上彼此接近起来，进而在其物质交往的基础上着手其精神同化的工作。它彻底搅乱了旧的文化，并且毫不留情地将那些被视作已完全定型的民族特征——保守与懒惰——溶化到自己的市场世界主义中去。
还在上世纪中叶，海涅便坚信：我们在学术著作纲要和小啤酒馆里见到的那种对各民族的一成不变的老式评述不会再带来益处，而只会引起迷误。由思想深沉的心理学家们在观察了在瑞士的饭店里吃份儿饭的英国游客之后对装模作样、讲究礼节而又过于拘泥的英国人所作的公式化的评述是值得回味的：它能给我们说明17世纪的革命、宪章运动或者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英勇的狂热行为中的多少东西啊！是的，不久以前似乎还可以感觉到，东方各民族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自己的民族典型。它就在我们的面前，通过莱蒙托夫的诗句的雕塑艺术表现出来：
看哪，酣睡的格鲁吉亚人
在那金铃木阴凉处
把葡萄美酒的泡沫洒上
缀满花纹的灯笼裤；
德黑兰躺在珍珠泉旁
绣花的靠背软椅中，
脑袋歪在烟管的烟雾里
在那里昏沉地打盹。
看，在那耶路撒冷的山麓
有个死去了的国家，
它没有声音，它一动也不动，
上帝早已烧死了它；
远处，永远不知阴影的
那条黄色的尼罗河
正在冲洗帝王的陵墓的
一层层火热的石座；
这里可以望得到的国家
在沉睡着贪求安乐……
瞧，真是奇事一桩，那些似乎已经彻底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古老的数千年文明现在又从历史的昏睡中苏醒过来，正拿着自己的卧榻行走……
不久以前，我们曾见过这些“酣睡的格鲁吉亚人”……他们已经向我们表明（在1905年），他们的“灯笼裤”上洒的不止是葡萄酒。他们还让我们相信，不能只凭莱蒙托夫的富有灵感的诗句，而要靠高加索总督办公厅搜集到的人类文献来了解新格鲁吉亚的面貌……
而黄色尼罗河国家呢？它目前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按英国的方式办当地的工业。可惜从它的金字塔顶部看到的不是四千年的历史，而是一亿英镑的国债。
德黑兰已经不在打盹，而是在勇猛地反抗。它打着西方宪法的旗帜关闭了自己的东方市场。它上街游行示威，在斗争，在争取国会……于是国会里震耳欲聋的吵嚷淹没了珍珠喷泉的哗哗喷水声。德黑兰已不在打盹了！
岛国日本在我们的眼前从默默无闻中崛起，以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大陆面前，就像它的老师岛国英国当年出现在欧洲大陆面前一样。它以给雅利安人的惨痛的教训标明了自己的历史行动，这一教训在整个亚洲像一圈圈扩散的水纹一样产生了影响。远东的僵硬的平衡被无可挽回地打破了。眼下日本正在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钢牙毫无阻碍地把不幸的朝鲜嚼得粉碎……
可是，与为了资本主义的兴盛而十分卖劲地消除其自身的神圣的独特性和顽固的等级制度的两个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相比，日本又算得了什么呢？
二十万英国人借助于官僚专制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两亿六千万印度人。可是，这个民族的似乎已经完全衰竭的历史力量却在新的几代人中间复活了。印度的工业正在为印度的革命坚定地扫清道路。就连加尔各答的马车夫也通过罢工的方式表示他们对印度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蓬勃的政治运动的声援。
在中国发生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它的计有三至四亿人口的农民——这是个停滞、守旧而又充满着“中国习气”的困苦阶层——数千年的基础不稳了。每年都有数十万、数百万的穷人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坐着火龙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并在那里经受资本主义文化之火的冶炼。数世纪以来一直像是死气沉沉的巨大村庄的古老的中国城市变成了新的工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政治斗争的中心。自从俄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报刊迅速繁荣起来，它不仅用满大令[7]的语言同富有阶级讲话，而且也用大众语言同大众讲话。
反对暴虐的满清王朝的共和运动在发展壮大。这事发生在中国——在神圣的汗[8]、太阳之子和月亮的兄弟的国家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处于一场大变动的前夜。比如说，福音教派传教士团的机关刊物就曾这样写道：“革命已经把大门敲得咚咚作响啦。”
“东方正在燃烧着新的霞光。”东方所进行的政治变革解放了它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其结果或许能使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大陆上来。
上世纪初期，英国是欧洲的工厂。到上世纪末，欧洲成了世界的工厂。现在，遭受美国和德国工业排挤的英国则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只钱箱。而且，整个欧洲也许很快会在亚洲的工业面前后退，亚洲正在摆脱“衰老”恢复青春，并准备把富有而衰老下去的欧洲变成自己的钱庄。
这并非一种遥远的、模糊的远景。原来需要数世纪才能完成的变革，现在只需数十年甚至数年的时间便可实现了。历史变得脚步匆忙了，——比我们的思想脚步要匆忙得多。
***
当亚洲的野蛮向资本主义的野蛮转变的时候，北美洲正在准备成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舞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祖国那样，在19世纪的一百年内有了如此惊人的发展。
自由的民主国家在用起义的方式获得独立之后，却在以后数十年的长时间里成了世界发展的最为保守的因素。当欧洲经济或欧洲政治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之下累得疲惫不堪的时候，美国便前来救助它们了。它不仅吸收了过剩的商品和资本，而且还为欧洲的陷入贫困的农夫、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失业的无产者——这些能引发不满和酝酿革命的因素——提供了栖身之所。这个拥有尚未开垦的原野和取之不尽的财富的国家成了自由农场主的国度和欧洲资本主义的避雷针。然而，它本身也成了其使命的牺牲品，——从—个“自由的民主国家”沦为摩根[9]、洛克菲勒[10]、范德比尔特[11]、哈里曼[12]和卡内基[13]五头专政的脚下踏板。19世纪中叶，美国的国民总财富估价为一百亿美元，1890年为六百五十亿美元，而1900年则达到了一千零六十亿美元。六十年前的时候，每个家庭平均收入仅为一千二百美元，本世纪初则平均为五千美元。国家的财产极大地增加了！可是它并不归国家所有。早在内战时期，美国的财富分配得还比较均等。1854年，年轻的民主国家的百万富翁不超过五十个，他们的财产占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一。1890年，我们已知道美国有三万一千一百个百万富翁，他们的手里集中了百分之五十六的国家财富。而现在呢，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九的国家财富。巴黎一家十足的资产阶级杂志《Censeur》[14]不得不承认说：“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预言通过生产集中到少数大企业那里，通过资本高度集中到人数正在日益减少的那些人们手里的方式在美国完全实现了。”自由农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托拉斯和严重失业的国家。在六百万农场主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沦为没有土地的承租人，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的土地则被抵押出去。城市的中间阶层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了资本主义集中所产生的利维坦[15]——拥有二十五亿美元资本的钢铁托拉斯。它使整个工业听命于自己。它领有煤矿、铁路、运河、铁矿区、铁矿石加工厂、机械厂和机器制造厂、远洋船队、金矿、银矿、铜矿、新闻记者的笔杆子、学者的大脑、法官的良心、立法者的表决权……社会的对立紧张到了极点，平衡状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固。
经济学家们曾经表示相信，托拉斯定会彻底消除工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贫困，——结果经济学家们这次又错了：托拉斯的无限的统治权并未能预先防止十月破产（1907年）的发生，这次破产先在纽约交易所爆发，而后蔓延到工业界。目前，失业人数已达到四百五十万人，而且这支饥饿的和不安定的失业大军的人数与日俱增。每一个善于从其总的联系上评价这种现象的人都会明白，发生在这个对比强烈的国家里的深刻的工业危机必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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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古老的欧洲上来吧。自普法战争结束和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它—直享受着“和平”与“秩序”。这就是说，欧洲外交竭尽全力在欧洲均势的钢丝上保持平衡，而潜在的内战——在政治情绪异常激昂的条件下——在此期间并未燃成革命的烈火。可是，在这四十年间，社会的发展以残酷而无意识的方式挖掉了“和平”与“秩序”的墙脚。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变成了准备动武的市场之争。欧洲用其世代劳动所积攒的财富使整个世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刀，并在空荡荡的广阔水面上筑起了一座座浮动堡垒——装甲战舰。军国主义一面欢度疯狂的沙巴什[16]，一面不断地引起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随后又用不断增多的大炮和装甲战舰来“预防”它们。在近东和远东，在非洲的北部和南部，到处都可看到欧洲各国之间的尖锐磨擦。战争的幽灵一刻也没有从政治的舞台上消失。
欧洲的所有民族都从内部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即贫困与穷奢极侈，劳动与游手好闲。我们看到，在英国这个典型的政治妥协的国家里，这一过程表现得多么清楚。强大的工党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不久，自由党和保守党便在政治上捐弃前嫌，定下共同的行动纲领：保护现存的一切东西。自由党人罗斯伯里勋爵[17]不久前说道：“宁肯和保守党人共处，也不和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从他那方面说，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德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统治阶级——从普鲁士的粗野的地主到南方的小市民民主主义者——各政党缔结反对工党的联盟，在工党和各种反动势力之间已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了。
在法国，以伟大的倒阁能手“雅各宾派分子”克列孟梭[18]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执掌了国家政权，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完好无损地保存这架镇压工人群众的机器而已。到处都充满了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公开的社会冲突的危险随处可见。易燃物堆积如山。如果商业和工业危机——现在以北美洲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加入其行列——大规模蔓延开去，那么我们便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世界历史在不远的将来将为我们掀开新的、充满戏剧性的一页。
***
反动派先生们以为，心理是最富破坏性的一种因素，因为思想是坏东西！再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心理是一种十分保守的要素。它习性懒惰，喜爱陈规陋习的催眠术。戈杜诺夫说：“习俗中有着强大的力量，习惯是人们的鞭子或绳索。”（《伊凡雷帝之死》[19]）假如没有那些造反的事实的话，思想的因循守旧倒真的不失为秩序的最好保障呢。
不过，造反的事实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的懒惰的思想时至今日仍拒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它把这种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浅当作高度的头脑清醒。多么可怜啊！到头来，它总是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道：“只看得见自己鼻子尖儿前一点点地方的求实精神比极其荒诞的幻想还要危险，因为它是盲目的……”
反动派先生们总是犯错误。假若我们的集体命运果真仅仅取决于我们思想的英勇，那么我们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尼布甲尼撒国王[20]的朝代里以草为食呢。不是思想使我们直立行走，不是它把我们聚集在村社、城市和国家里，不是它把长官们领入他们的神圣的办公厅，也不是它——而且可以添加一句——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
重大的事件——那些像石柱一样用来标示历史道路的转折的事件——是由于多种原因交错的结果而造成的。而这些原因往往在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它们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此。
我们不制造事件。我们至多也不过是能预见到它们而已。
当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旋风在东方刮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愕然地把目光投向那里。可是，当这些事件像母腹中的婴儿一样在社会的内部默默萌动的时候，有多少人相信过它们会发生呢？
现在，重大而严酷的事件正在整个“文明”人类的社会深处紧张地颤动。如果有谁试图弄清楚这些事件的整个面貌并试图给它们命名的话，那么这个人定会被官方的贤哲们戴上幻想家的帽子。他们把思想在日常生活的垃圾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才气吹捧为政治上的求实精神。
1908年4月12日
[1] 即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1914年完全改邪归正了。
[2] 拉斐德（1757——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3] 克劳茨（1755——1794），法国政冶活动家，——译者注。
[4] 国民公会，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译者注。
[5] 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6] 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7] 满大令，葡萄牙人对满清高级宫员的称呼。——译者注。
[8] 神圣的汗，源自蒙古语“大汗”，在俄国16至17世纪的文献中用来称呼中国皇帝。——译者注
[9] 摩根（1867——1943），美国锒行家和金融家。——译者注。
[10] 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译者注。
[11] 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译者注
[12] 哈里曼（1848——1909），美国金融家和铁路大王。——译者注，
[13] 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企业家。——译者注。
[14] 《检查官》。——译者注。
[15] 利维坦，圣经神话中的大海怪，转意为巨大的怪物。——译者注。
[16] 沙巴什，中世纪迷信传说中的巫婆夜间舞会。——译者注。
[17] 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主持过自由党内阁。——译者注。
[18] 克列孟梭（1841——1929），1906年至1909年为法国总理。——译者注。
[19] 《伊凡雷帝之死》（1866）是俄国小说家、诗人兼剧作家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历史剧三部曲的第一部。——译者注。
[20] 即尼布甲尼撒二世（？——前562），新巴比伦王国国王。——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