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读目前的历史著作时，在每个事件中都可发现有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没有执行列宁的训令；在南部战线，托洛茨基违抗列宁的指示；在东部战线，托洛茨基的行动违反列宁的命令，诸如此类等等。首先，应该指出，列宁不能个人给我下指示，党内的关系不是那样。我们都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解决所有不同的意见。每当列宁和我有不同意见时（这种情况并不止一次），问题就自动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定。因此，严格说来，从来不发生我违反列宁指示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形式的一面。迫究到实质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问，对于这样的列宁是否有充分理由应该执行他的指示：他所任命的军事部领导人是一个只会犯错误和犯罪的人；所任命的国民经济领导人——李可夫是一个“自己供认”的资本主义复辟者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所任命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叛国者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党报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是未来的法西斯匪徒布哈林。
在斯大林时期的所有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鲁彻尔、布琼尼、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德宾科、费德拉、〔科克、普特纳、费尔德曼、阿尔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许多人〕等在我担任军事部领导人的时候，都一度被提升到军事负责职位，多半是在我视察前线和直接监督他们的军事工作的时候由我亲自提升的。因此无论我自己的领导工作多么差，在挑选最优秀的军事领袖这一点上显然是够好的，因为斯大林在千几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以及所有后来缔造我们的军队的人，最后都变成“叛国者”和“间谍”。但这并没有改变情况。保卫过革命和国家的是他们。如果在1933年，会发现红军是由斯大林而不是别人缔造的话，那么挑选了那么一批指挥员的责任就会由他来担负。御用的历史家要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并没有一些困难，但用了很直截了当的办法。他们把任命叛国者担任领导职位的责任全归于我，而把正是这些叛国者所取得的胜利的荣誉都无保留地归于斯大林。今天，由于斯大林自己编纂的一本历史，这种举世无双的历史分工，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了。
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压力，进行惩罚。行政机器中的所有这些活动完全适合斯大林的才能。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为一支军队，打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关于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例如，就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团前面出面；在这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是对自已的学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过的战线地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式的。
我记得在内战时，曾经问过当时同斯大林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雷布里亚科夫，为了节约部队力量，他是否可以无需斯大林的协助。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不，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施加压力，那不是我的专长。”这种“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列宁对斯大林那么器重的东西。国家机器“施加压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自信。
如果前线吸引斯大林的话，它也使他讨厌。军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的首脑。最初他只统率20个军中的一个军；后来他领导五六个战线中的一个战线。他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许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他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反战线领导人的命令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他违反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军队中，除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属关系的规定：那些具有某种指挥官或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记得曾对列宁说，斯大林不适当地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带入我们军队之中。〔十年以后〕，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的文章中〔毫无隐讳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规章，任何从属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
上下级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团军一级几乎总是对战线一级不满，战线一级总是对参谋部有意见，特别是在情况不十分顺利的时候。斯大林的特点，是他有系统地利用这种摩擦，使它们发展成为激烈的抗争。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进危险的冲突从而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使他们更依赖他。有两次，中央委员会直接下令把他从战线召回，但是每当形势有新的转折时，他又被派出去。尽管屡有机会，他在军队中并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挥下的军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对中央的斗争之中，以后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察里津集团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
斯大林在内战中起过什么作用也许下述事实最足以说明：在内战结束时他的个人威望毫无提高。当时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说出或写出这样的话：斯大林“拯救”了南部战线，他在东部战线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关于他拯救了察里津使它免于陷落。在有关内战的许多文件、回忆录和文集中，斯大林的名字不是根本未提就是同很多其他名字并提。而且，波兰战争给他的名誉沾上不可抹除的污点——至少在党内较熟悉情况的人士之中。他躲避参加反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究竟是因病还是有其他考虑，现在很难断定。无论如何，内战时，他在群众中是不出名和陌生的，就像他在十月革命中一样。
现在的历史家写说：“在1918－1920年那个困难时期，斯大林同志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战线，调到革命的最危险地点。”在1922年，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五年文集》，其中一篇关于“缔造红军”，一篇关于“在乌克兰的两年”都是谈到内战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一个字提到斯大林。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内战》的包括两卷的文集。它的内容是关于红军历史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当时还没有人有兴趣使这种文集带有倾向性。在这整个文集中，没有字提到斯大林。同年，即1923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共有400页的书，名为《苏维埃文化》，其中关于军队的部分，在《红军的缔造者》的标题下，印了许多张相片。这中间没有斯大林。在题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七年中的革命武装部队》的部分，斯大林的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然而，这部分的插图中不但有我的相片、布琼尼和布鲁彻尔的相片，甚至也有伏罗希洛夫的相片。其中提到的内战时期领导人，不但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宾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普特纳、沙兰戈维奇，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几乎他们后来全部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枪杀，其中〔只提〕两人——弗鲁姆金和谢·加米涅夫是在自然情况下死的〔无疑，这只是因为他们能在大清洗之前死去〕。关于弗鲁姆金死亡的情况，仍然罩着疑云。这本书中提到的人中，有内战中任波罗的海和里海舰队司令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1935年斯大林对外交使团进行清洗时，拒绝从他在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任所奉召回苏联。在写了一封控诉斯大林的公开信之后，他突然在神秘情况下死去，显然是被毒死的。〕
【伏罗希洛夫不动声色地争论说，“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或许是中央委员会中仅有的被从一条战线派往另一条战线的一人”。无疑地，“或许”这个字是伏罗希洛夫有意用来安慰自已的良心的，因为当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下述事实的：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和代表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比斯大林小，有些人还比他大得无法估量——其中有依·恩·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谢维奇、穆拉洛夫、罗森霍尔茨、奥尔忠尼启泽、伏龙芝、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尔津、古谢夫。他知道，所有这些人或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或作为战线领导机构的成员，集团军领导机构的成员，或者领导几个集团军和战线，有的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员（如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谢维奇），在各个战线上呆了整整三年，而斯大林在内战三年中在各战线的全部时间还不到一年。】
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似乎是根据档案中的某种证据，顺便提到斯大林一度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没有具体提到他是在哪一个时期参加这个最高军事机构的。在1928年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斯大林手里的时候，由三个作者编写的一篇专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十年》中说：
“1919年12月2日，古谢夫同志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在内战整个期间，斯大林、波德沃伊斯基、奥库洛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谢雷布里亚科夫都在不同时期被任命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由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在1924年编纂的一本共产党历史中，在肆意重复了关于斯大林“在内战时期主要时间在前线”的谎言之后，还说斯大林“从1920至1923年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列宁的《杂文》第二十卷（第九页）中，提到斯大林“从1920年起——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在1931年《真理报》红军节那一期中，出现了三个“未发表过”的文件——都是1920年的电报，其中一封电报是斯大林作为共和国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打给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日期是6月3日；第二封电报是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打给上述身份的斯大林的关于前线情况的例行报告，日期是6月25日；第三封电报是南部战线怀念伏龙芝打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报告对弗兰格尔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就是内战本身的结束，电报日期是11月15日。根据这些文件，也就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证据，似乎斯大林确实曾是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最少是从1920年6月3日至6月25日，三星期多一点，还没有过在那一年，那两个日期以前和以后的证据被引用来证明他是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没有呢？的确，军事部出版的收集有我的命令、文告、演说的五卷文集，不但被没收和毁坏，而且禁止提到它，更不要说引用它了。党的正式历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10月出版的一期就完全是内战的文件的这五卷写道：“在这些……卷册中，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家将可以找到大量十分宝贵的文件材料。”
但是在军事部的档案中，还存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速记记录。这个机构的记录极为精确并且保存得十分安全。为什么不援引这些材料来确证斯大林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实际时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这些会议的记录中，没有提到他出席，只有一两次他作为地方性问题的请求者时是例外。记录中从来没有提到他是委员会的实际委员，更不要说根本不存在的“主席团”了。然而，斯大林是在1920年春天被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那个机构的委员的。】
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的解释，就我所能记忆的，相当能说明斯大林的性格。在内战整个期间，我在每一次同斯大林的冲突中，总是设法使他处于一种必须明确的阐述对军事问题的意见的地位。我设法把他的愠怒情绪和暗中反对变为公开的反对，也就是让他公开参加一个军事领导机构。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支持我的军事政策。我在取得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同意后，终于使斯大林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已不记得是以什么借口。斯大林只好接受这个任命。但他找到了简单的对付办法：以工作过于繁忙为借口，他一次也没有参加〔那个最高军事机构的〕会议。
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政权的头12年中，既没有人提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领导”，甚至也没有人提到他“积极”参加内战。可是这很容易解释，简单的事实是：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军人知道事情真相和事件的过程。
【即使在1930年《真理报》在红军节出版的一期上，也还没有宣称斯大林是整个红军的主要组织者，而只说是红军骑兵部队的主要组织者。在那一天之前的八年，即1922年2月23日，《真理报》曾经在一篇关于内战的文章中发表过稍为不同的关于建成红军骑兵部队的说法：
*“马蒙托夫占领了柯兹洛夫和坦波夫一个时期，造成很大破坏。托洛茨基同志为了组织骑马的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无产者，骑上马！”受到热烈欢迎。到了10月19日，布琼尼的军队就在沃龙涅什指挥下对马蒙托夫进行打击。”
〔一直到〕1926年，不但是在我被免除军事部的职位之后，而且是在我已经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军事学院出版了一本历史研究著作《革命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其作者都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书中还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的‘无产者，骑上马！’的口号是完成组织红军的那一方面工作的激奋人心的口号。”
这里提到的“那一方面工作”就是指红军骑兵部队的缔造在1926年，还没有人提到斯大林是骑兵部队的组织者。
〔伏罗希洛夫坚持〕斯大林在组织骑兵部队方面的伟大作用。伏罗希洛夫写道：“这是把骑兵师联合为大到一个军的单一部队的第一次试验。斯大林预见到骑马的群众在内战中的威力。他透彻地了解他们在一次毁灭性军事行动中的极大重要性。但是以往没有人有过使用骑兵军团作战的独有的经验。科学著作中也没有写到它。因此，这种措施引起了惊奇或者直接反对，特别反对它的是托洛茨基。”〔伏罗希洛夫这样争辩，只是暴露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这种无知的程度只有他的回避事实的本领能超过。〕要点在于，是把两个师团和一个神枪手旅合并为一个特别骑兵军，还是把这三支部队交给一个战线的指挥官支配这样的问题，根本同是否认识到骑兵部队重要性无关。最重要的标准是关于指挥官的问题：布琼尼是否有能力统率这样多的骑兵？他是否有能力从担任战术任务提高到担任战略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熟谙和理解骑兵的优异的战线一级的指挥官，没有可靠的通信手段，那么成立一个特别骑兵军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过分集中骑兵总是可能减低骑兵部队的基本有利条件，即其机动性。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具有插曲性质，如果历史能重演，我还会再重申我的怀疑。〔可是，由于特殊情况是那样，〕我们的确成立了骑兵军。
〔实际上，〕创建红军骑兵部队的运动是我在1919年许多月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有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红军是由当时在动员农民的工人建成的。工人比农民优越的条件不但在于工人的总的文化水平，而且特别在于他们善于使用新技术的武器。这就使工人在军队中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至于骑兵，情况就很不一样。骑兵的故乡是俄罗斯的草原。最优秀的骑手是哥萨克人。其次是草原上拥有和熟悉马匹的富农的子弟们。骑兵部队是旧军队中最反动的部分，它比军队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久地支持沙皇政权。因此，建立一支骑兵部队就有双倍的困难。必须使工人习惯于马匹。必须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者实际骑上马背，即使只是担任政治委员或者基层的列兵。他们的任务是在骑兵部队的中队和团队中建立坚强和可靠的革命小组。这就是我的“无产者，骑上马！”口号的含意。全国各地，所有工业城市，都贴有这个口号。我跑遍全国各地，给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布置关于建立〔骑兵〕中队和〔骑兵〕团队的任务。我的一个秘书波兹南斯基亲自专门负责建立红军骑兵部队的工作——我应该补充说，他的这个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单单是骑上了马的无产者的这个工作就实际上使不健全的游击队转变为训练良好的骑兵部队，（并且使成立一支可靠的骑兵部队成为可能）。
苏维埃政权有三年在进行内战。全国的政府工作都由军事部决定。所有其他政府活动都从属于它。重要性仅次于它的是供应人民委员部。工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所有其他部门和机构经常缩小精简，有些甚至完全撤销。所有积极和英勇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以及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布尔什维克〕，多半时间都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或有时作为集团军军长，在前线度过。战争本身对于一个前几个月还在地下的革命政党，是一个训练政府纪律的严格学校。战争通过它的无情要求，从党内和国家机器中把渣滓淘汰出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在莫斯科：列宁是政治中心人物；斯维尔德洛夫不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甚至在那个职位还未正式设立之前〕；布哈林是《真理报》主席。季诺维也夫留在彼得格勒担任这个城市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适合于做军事工作。莫斯科的领导人加米涅夫数次被派到前线去，虽然他的天性也不是一个军人。拉谢维奇、斯米尔加、伊·尼·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等〔主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差不多都经常在前线。
即使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和其他许多战士在地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业绩，也会使我们谈得太远。他们之中任何人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斯大林差，好几个人在革命者所认为最宝贵的价值方面还比他强——政治上的鲜明性，英勇精神，作为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才能。只要回顾一下这一些就够了：当组织红军时，其他一些人被认为比斯大林更适合担任那个工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1918年3月生日设立，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波德沃伊斯基、斯克利扬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任委员；邦契－布鲁也维奇任秘书长；一些沙皇军队的军官为军事专家。到1916年9月2日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时，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瓦采齐斯任武装部队总命令，委员为伊凡·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克利扬斯基、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到1919年7月8日，当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精简人员时，它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斯克利扬斯基任副主席，李可夫、斯米尔加、古谢夫为委员，谢·米涅夫为总司令。像其他人一样，斯大林在军队中也有其地位，红军让他适当地发挥才能。违反事实的是，后来硬说斯大林在组织红军和领导内战中起过卓越的作用。】
军队是在炮火下建立的。建军方法是临时应付的居多，立即就在战斗中受到考验。为了解决每一个新的战斗问题，必须从无到有地组织新的团新的师。军队是由工人建立的在纷乱情况下以飞跃的速度壮大起来。工人动员农民和吸引旧军官参加他们的事业，并且把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不是容易的任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工业和运输完全瘫痪，没有后备物资，没有衣业经济，工业解体的整个过程一直在恶化中。在那种情况之下．自然淡不到实行强迫兵役和强迫动员的问题。至少暂时需要采取自愿办法。
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对于在战壕中打仗已感到厌烦，对于他们，革命就意味着从战争中解放出来。要动员他们再参加另一次战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动员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人更容易些，但是他们需要训练，而敌人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样做。同我们党有某种联系的、绝对可靠的我们自已的军官数目是不足道的。他们在军队中担任重大的政治任务，但是他们的军事眼光是近视的。当他们的知识不够用时，常常不明智地利用其革命和政治的权威，因而妨碍了建军的工作。党本身，由于是在九个月前刚刚从沙皂统治的地下状态走出来，几个月后又遭受临时政府的迫害，它在十月光辉胜利之后，难于适应还要面临内战的思想。总之，在创建红军的道路上堆积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有时似乎让争论消耗了一切精力。我们能不能创立一支军队？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问题。
在从反对旧国家的革命斗争过渡到创立新国家，从破坏沙皇军队过渡到创立红军的过程中，伴随着党的危机，或者应该说是一系列危机。每走一步，都有旧的思想方法和旧方式同新的任务发生冲突。党必须进行重新武装。由于军队是国家的所有组织中最必要的组织，以及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注意力的中心是保卫革命，很自然地党内的所有讨论冲突和分成派别都围绕在建军问题上。几乎在我们开始努力使分散的武装队伍变为一支由中央指挥的军队的时侯，就出现了反对派。党内和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终于都支持军事领导机构，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本身为它辩护。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人攻击和摇摆不定的情况。在内战激烈进行期间，党内也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即使在前线，在不公开的党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也常常不顾情面地攻击军事领导机构的政策。当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去迫害那些批评的人。在前线，处分是十分严格的——也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但是只处分未完成军事任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的力量比较软弱无力，因为我得到列宁的支持。一般说来每当列宁和我的意见一致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一致的），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总是支持我们，几乎都是一致支持。十月革命的经验已经在党的生活中成为有效验的一课。
可是，应该说，列宁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动摇过，并且好几次有严重的错误。我比他有利的条件在于，我不间断地到各个战线旅行，同非常多的人接触，从当地的农民、战争俘虏、逃兵，一直到前线最高级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这种各种各样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列宁从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所有的线又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根据多半来自党的高级机构的情报，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而军事问题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问题。没有人比列宁更能了解来自下面的个别呼声。但是这种声音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听得到。
1919年8月间，当我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的前线时，列宁就一个优秀党员提出的关于把总参谋部的全部军官都换为党员的建议征求我的意见，我尖锐地给他否定的答复。我在1918年8月23日从斯维亚日斯克用直通电报回答说：“的确，军官中有很多是叛徒。但是，当军队在铁路上移动的时候也有证据说明有人破坏，但并没有人建议用共产党员来换掉铁路上的工程师。我认为，拉林的建议一文不值。我们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以便对军官进行无情的甄别：一方面是集中营；另一方面是在东部战线的战斗。像拉林那样的灾难性的措施只不过是惊慌情绪的产物……前线的胜利将使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目前的甄选办法，并将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总参谋部人员。……那些最反对我们使用军官的人，不是惊慌失措的人，就是很不懂军事机器的工作的人，或者就是比破坏分子更坏的党的军事工作者。他们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他们的行径像暴君一样，他们自己什么也不做，而他们一失败，就把责任推到总参谋部人员身上。”
列宁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在那时，既有胜利，也有失败。胜利，就加强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信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增加背叛的人，在党内引起新的批评和反对的浪潮。1919年3月间，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关于某些红军指挥官叛变的消息的夜间会议上，列宁递给我一个条子：“我们是否应该撤掉所有专家并且任命拉谢维奇为总司令？”我了解，在那以前几天，反对军事部的政策的人，特别是斯大林，曾经向列宁施加特别大的压力，使他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在他的条子背后写下我的回答：“儿戏！”显然，我的生气的反驳给他深刻的印象。列宁欣赏明确的意见。第二天，我口袋里带着总参谋部的报告，走进克里姆林宫中的列宁办公室，问他：
“你知道我们军队有多少沙皇军队的军官？”
“不，我不知道”他答道，感到兴趣。
“大约多少？”
“我不知道。”他坚决拒绝猜测。
“不在3万以下！”这个数目实在使他诧异。我继续说：“如果算算他们之中的叛徒和逃兵的百分比，你就会发现这个百分比并不怎么大。在这期间，我们已经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正在不断成长壮大。”
几天以后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就他自己对军事政策问题的疑问算了一下账：“当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诉我……军官的数目多达几万人的时候，我就有了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敌人，如何强迫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建设共产主义，如何利用资本家用以反对我们的砖头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明确想法。……我们没有其他的砖头。”
书呆子气和死板公式同我们无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拼凑办法和试验以取得胜利。有的集体军的军长是旧军队的军士，参谋长是个将军。另一个集团军的军长是个旧将军，副军长是个游击队员。有一个师由一个旧军队的列兵统率，附近的一个师又由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统率。这样的“兼收并蓄主义”是环境迫使我们采取的。但是，占很大百分比的受过教育的军官对整个指挥水平起了十分良好的影响。我们的指挥官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第一流的军官。在1918年，红军的指挥官和行政干部中，76％是前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只有12.8％是新生的红色指挥官，他们当然职位都较低。到内战结束时，指挥员中就包括有：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有直接战斗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在内战期间从士兵中成长的；旧军队的军士和列兵；在短期的苏维埃军事学校受过训练的青年指挥员；最后是沙皇军队的骨干军官和战时军官。指挥员中有43％以上未受过军事教育，13％是旧军士，10％受过苏维埃军事学校的训练，34％是沙皇军队的军官。
一方面，在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中，有一些是认识到新时代的意义的进步分子（占很少数）；也有很多是懒惰无能力的人，他们参加红军只是因为无路可走；另一方面，活跃的反革命分子们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背叛我们。旧军队的军士是通过特别动员的办法招募来的，其中有若干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最出名的就是前骑兵上士谢明·布琼尼。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并不很可靠，因为在革命前，军士多半是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是逃兵，在反革命暴乱和白军中是活跃分子。每个指挥员都配备有一个政治委员，他一般是工人布尔什维克，有参加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指望培养一批可靠的军官。
当我在1919年12月领导军事部的时候，我说过：“政治委员的制度是为了起脚手架的作用……我们可以逐步拆除这个脚手架。”那时没有人预料在20年后政治委员的制度会再度复活，但是这一次是为了相反的目的。革命时代的政治委员是作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资产阶级的指挥员；后来的政治委员则是作为官僚阶层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士兵的军官。
〔1918年4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村、州、省、边区军事人民委员会集中化命令。〕在7月，我向第五届苏维埃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建立红军的计划）提出报告说，许多较低级的人民委员部还没有组织起来原因是缺乏能胜任的军事人员。我们的目标是把各军事－行政机构加以集中化，以便进行动员和成立正规军部队。每一个军区都由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由三名委员组成：党和政府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个军事专家。由于同时把相当大数量的军事专家派到前线去，派到州、省、边区和城市的军事人民委员会中去，我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自已摸索。我们组织了一个军事证书委员会。但是它并没有必要的材料从是否忠于新政权的观点，对旧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进行适当的评价。我们不能忘记，做这个工作是在1918年春天，也就是取得政权后几个月。行政机器是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中建立起来的，得到的援助是些偶然的助手的临时援助，多半是偶然的建议。的确，在那种情况下别无其他办法开展对军事专家的鉴定，对他们的最后选择等事宜是逐步进行的。
军官中，有很多人，也许还是大多数，并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十分反动的分子已经在一开始时就跑掉了，最猖狂的分子跑到外线去，当时外线正在建立白色战线。剩下的人犹豫不决，等待机会，不能抛下自己的家属，不知道自已的命运如何，由于惯性参加了红军的军事行政机构或者指挥系统。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进一步态度是由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决定的。英明的、精力充沛的、机灵的政治委员——这占少数——会立刻把军官争取过来，这些军官由于习惯势力看不起政治委员，但对于政治委员的坚决、大胆、政治见解明确感到惊异。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这种结合常常保持很久，而且以高度稳定性见称。如果政治委员无知而粗暴，虐待军事专家，不慎地在红军士兵面前使他们受怀疑，那么友谊根本谈不到，这些犹疑不决的军官最后还在内心里倾向新政权的敌人。
察里津由于其行政系统的无政府状态，游击习气，不尊重中央，缺乏管理秩序，对军事专家的挑衅性粗暴态度，其气氛当然不宜于争取军事专家的好感和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忠实仆人。自然，如果认为察里津可以无需军事专家，那就错了。每一个临时应付的指挥官都必需有一个懂得例行军事事务的军官。但是察里津所使用的那种专家是从军官的渣滓中招募来的——酒鬼或者是毫无人类尊严的人，毫无自豪感，愿意在新主人面前爬行，諂媚新主人，在任何问题上不表示反对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这就是我在察里津所看到的那种专家。伏罗希洛夫的参谋长就正是这种类型的专家。这个不重要的军官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提到过，我对他的命运毫无所知。他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沙皇军队的前上尉，爱酒如命。第十集团军军长完全同意他的参谋长的做法，从来不感到难为情。
为了培养最接近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官，特别去动员前沙皇军队的军士。他们之中多数人是在战争后期提升为军士的，因此他们的军事知识并不十分重要。然而，旧的军士，特别是炮兵和骑兵军士，对军事问题有十分好的理解，真正远比指挥他们的军官更有经验。这一批人中包括布琼尼、布鲁彻尔、德宾科240和其他些人在沙皇时代，这些人是从文化水平较高、较有教养、较习惯于指挥的人中招募来的。因此，这些军士几乎全是富农、小士绅、城市资产阶级、小官员、教师、会计等人的子弟，就不会使人惊异了。这一类军士高兴地接受了指挥职务，但是并不愿服从和容忍军官的更高的权威。
他们也同样不愿承认共产党的权威，不愿完全服从它的纪律并同情它的目标，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他们疯狂地反对定价收购谷物，更不要说向农民征用谷物了。这一类人中包括骑兵指挥官杜缅科241，察里津地区的军指挥官，布琼尼的顶头上司〔布琼尼当时是一个师长〕。杜缅科的天分比布琼尼高。但是他最终发动叛乱，杀害了他军中所有的共产党员，企图去参加邓尼金的部队。他被抓住处决了。布琼尼和接近他的指挥官们同样也经历过一段动摇时期。驻在察里津的属子布琼尼的一个旅的旅长反叛了，骑兵部队的许多人参加了绿林军。242前沙皇军队军官诺索维奇的叛变，由于他占据的是纯粹的行政职位，比杜缅科的叛变的危害性当然要小一些。但是军队中的反对派（斯大林派的温床）在前线是倚靠杜缅科型的分子的，因此这次兵变现在根本都不提了。243
不熟悉事件实际发展情况的读者和现在看不到档案材料的读者，很难想像事件被歪曲到什么程度。全世界现在都听到过保卫察里津，斯大林到彼尔姆前线巡视，以及所谓“工会讨论会”等这些插曲今天都成了历史事件山脉中的高峰。然而，这些所谓高峰都是人为地制造的。从档案的大量材料中，某些特殊的插曲被挑出来，并在其周围渲染了历史的戏剧效果。后来，御用历史家的作品在旧的夸张的基础上又加了新的夸张。在这些夸张上面，又不时加上了纯粹的虚构。总的结果就成为舞台艺术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根本没有一桩是符合文件的。外国的报刊，甚至有学识的历史家，也把这些谎言当做第一手材料。在有些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历史专家，他们知道关于察里津或“工会讨论会”的第三流细节，可是实际上对那些重要和有意义得多的事件却一无所知。在这种问题上进行伪造具有灾难的性质。〔然而，〕真是令人奇怪，关于斯大林在前线的活动以及内战时期他的总的活动的文件和真实材料又发表得多么少。
在内战年代表的记述材料中，关于察里津的故事是同斯大林名字毫无联系的许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后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说是十分短的时期，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绝对无必要多谈到他。奥尔忠尼启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他甚至曾用自杀来证明对斯大林的忠实，但他的纪念第十集团军的一篇文章中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宁，当时是察里津市长，后来成为第十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1925年写过一部名为《围城》的英雄主义的戏剧，其中在察里津事件上提到斯大林那么少，以至米宁最后成了“人民的敌人”。要使历史离开事实很远，斯大林才能上升到察里津史诗中一个英雄的地位。
好多年以来，总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在1918年春天，察里津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而斯大林被派到那里去扭转军事局势。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完全是一个给养问题。1918年5月2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当时负责供应工作的瞿鲁巴讨论了那时候普遍采用的向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和工业中心提供给养的紧急办法。会议结束时，列宁在给瞿鲁巴的信中写道：“今天立即用电话与托洛茨基联系，以使他明天能使一切工作开始。”在同一封信中，列宁通知瞿鲁巴说，人民委员会决定让供应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立即动身去库班，为了工业地区的利益去协调南方的给养供应工作。瞿鲁巴在答复中说：“斯大林同意去北高加索。派他去吧。他熟悉当地情况，施略普尼柯夫有他在一起会有用处的。”列宁表示同意：“派他们两人今天去。”在那以后几天中，关于斯大林和施略普尼柯夫又作出了若干决定。最后，有如列宁的《杂文》中所记录的：“斯大林作为俄罗斯南部给养工作的总负责人被派利北高加索和察里津。”并没有提到任何军事任务。
斯大林所遇到的情况同许多其他苏维埃官员所遇到的一样。同大批自员一样，他们是被派往各省去动员征收剩余谷物的。一到那边，他们就碰到白卫分子的反叛。于是他们的给养收集队就变为军事部队。教育、农业等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就这样被卷入边远地区的内战风暴，并且从一种意义来说，他们都被迫改行成为军人。列·加米涅夫是中央委员会中除季诺维也夫以外最不军人化的委员，他在1919年4月被派往乌克兰催促向莫斯科输送供应品的工作。他发现洛干斯克已被包围，整个顿河盆地面临着危险。而且在最近刚取得胜利的乌克兰情况越来越不利。就像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情况一样，加米涅夫在乌克兰被卷入军事行动。列宁打电报给加米涅夫说：“绝对有必要由你亲自……不但检查和催办各种事情，而且你自己应当率领援兵到洛干斯克和整个顿河盆地，因为否则灾难必将极大和极难挽救。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肃清顿河盆地，我们必将毁灭……”这就是列宁当时的习惯作风。这些话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加米涅夫在南部的军事领导。有许多次，这个非常不军人化的加米涅夫244在若干战线都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
在一切口头和印刷宣传手段被集权主义集中的情况下，是可能像对个人一样对一个城市制造假名誉的。现在，内战中许多英雄主义事迹已被遗忘。斯大林没有起过作用的城市很少被人记起，而察里津这个名字却被赋予神秘的意义。必须记住这一点：由于我们所处的中央位置以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成一大圆圈，我们就有可能沿着内线作用、把我们的战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根据其相对重要性来相继肃清各战场。在那灵活性极强的运动战中，国内不同地区都在某些重要时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来又失去这种重要性。可是，察里津的斗争绝没有达到有如下述一些斗争一样的重要性：喀山的斗争，从那里可打开进入莫斯科的道路；奥里奥尔的斗争，从那里经过土拉有捷径直达莫斯科；彼得格勒的斗争，失去它对它本身就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而且就可以从北面打开莫斯科的门户。还有，尽管近来的历史家断言察里津“是军事学院的孕育地，这个学院培养了其他许多战场的指挥干部，这些指挥官今天都成为军队的基层部队的领导人”，但是事实是，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军事领袖并不是从察里津来的。我并不是单单指一些中心人物，如斯克利扬斯基，他真正是红军中的加诺245；如伏龙芝，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后来任指挥红军之职；如图哈切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军队的改编者；如叶戈罗夫，后来担任参谋长；如雅基尔、乌波列维奇或科克等，而且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其他军队和其他战线上受到考验和训练的。他们对察里津，对它的无知而自满的态度，它的经常勒索，都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嘴里，“察里津分子”这个词就有贬责的意思。
1918年5月23日，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泽）打电报给列宁说：
“这里情况恶劣。我们需要坚决的措施……地方的同志太散漫。进行帮助的愿望都被认为是干涉当地事务。六火车的谷物准备好送往莫斯科，放在车站，但还没有送走……我再重复一句，我们需要的是最坚决的措施……”
斯大林在1918年6月到达察里津，带有一队赤卫队，两列装甲火车，而且还被授予全权，以便取得谷物输送给饥饿着的政治和工业中心。他到达后不久，几个哥萨克团就包围了察里津。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村庄已经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在库班草原上到处窜扰的〔白卫分子的〕“志愿军”已经壮大起来。北高加索（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惟一粮仓）的苏维埃军队在它们打击下损失很大。
斯大林原不应该留驻在察里津。他应该〔去组织输送粮食给莫斯科并且〕前往北高加索。但是他在到达察里津后一星期内，即在6月13日，就打电报给列宁说，察里津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因为有一队哥萨克人向离察里津约40俄里的一个地点发动突袭。”从斯大林6月13日的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原要他去诺沃罗西斯克，掌握与炸沉黑海舰队有关的关键性发展情况。至少在那以后两星期，仍然是规定他要去诺沃罗西斯克。1918年6月28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说：
*“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关于黑海舰队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将亲自来这里告诉你们，当时他是怎样为我们宁可凿沉舰队、也不让德国军队搭乘舰队船只去进攻诺沃罗西斯克而进行鼓动的……黑海舰队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人民委员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很快就要来莫斯科，他们将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246
〔可是，他不去北高加索，或者由于军事情况变化而改变计划，也不去诺沃罗西斯克，〕斯大林继续留在察里津，一直到这个城市在7月被白卫分子包围为止。
斯大林原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数以百万蒲式尔计的小麦运往莫斯科和其他中心而获得很大荣誉。然而，尽管他使用了残暴手段，他所能运出的也就是三只驳船的东西，有如他6月26日电报中所提到的。如果他曾经运出更多东西，那么一定会把其他有关电报发表，并且早就有人加以评论了。相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无意中承认了他在输送谷物方面的失败，最后一次承认是他在8月4日说：不能再期望从察里津得到给养。斯大林在不能兑现其向中央供应粮食的吹牛诺言之后就从“粮食战线”转到“军事战线”。他成为察里津和北高加索战线的独裁者。他作为党和政府授权的代表，取得了十分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制的权力。他有权在当地实行动员，征用财产，把工厂军事化，进行逮捕和审判，任免人员。斯大林采用高压手段来行使他的权力。一切努力都集中在防御任务上面。所有当地党和工人的组织都抓在他手里，并且还补充了新的力量。违法乱纪的游击队被控制利用了。全城的生活突然之间处于残酷无情的独裁的铁钳子之中。“大街上和十字路口都有红军巡逻队，”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写道，“在伏尔加河中间，停泊着一艘大驳船，它的黑色大肚皮耸立在水上，一个戴着褪色军帽的有气无力的官员斜视着那只船，并且不安地向岸上一些矮小的老妇人低声说：‘那……就是契卡！’但是那并不是契卡本身。那只不过是它的流动监狱，契卡是在市中心工作，设在军队总部旁边。它开足马力……在工作。它没有哪一天不是在最可靠和最受人尊敬的地点破获了各种阴谋。”
〔在7月7日，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约一个月，写信给列宁说（信上注有“匆匆赶往前线——只谈正事”字样）：〕
*“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247
*〔7月11日，斯大林又打电报给列宁说：〕
“问题由于这个事实而复杂化了：北高加索军区的参谋人员证明是完全不能适应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条件。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心理上不能对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因为这些参谋人员只懂如何画蓝图，如何提出改造的计划，他们对于战斗行动完全不关心……一般说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我认为在卡列金的战线被切断同给养点的联系、北方被切断同谷物地区的联系的时候，我没有权利对此漠不关心。我只要发现，将继续纠正这些和其他许多缺点；我正在采取若干措施，并将继续这样做，尽管我不得不把所有敌对的军官和指挥官免职，尽管有程序形式上的困难，必要时我将打破它。我要表明，我向所有最高机构担负一切责任。”
〔8月4日，斯大林从察里津写信“给列宁、托洛茨基和瞿鲁巴”：〕
“南方情况严重。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撤销了旧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命令在这以后才……举行了进攻……”248
那时，从全国各地收到了类似的函电，因为到处都混乱。令人惊奇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的字眼。军区是在4月建立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因此说成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还嫌过早。
由于军事情况，任何大规模提供给养的任务证明是无法解决的。斯大林在8月4日写道：“同南方，同南方产粮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而联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绝，或几乎隔绝了。”249斯大林解释军事情况极端恶化的原因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农民力量的变化，“他们在l0月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而现在却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从心底里仇恨粮食袭断、固定价格、征集和反投机斗争）”250；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军队的不良情况……他最后说：“总之，应当说，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复以前，对察里津区（在粮食方面）不能……指望。”251
斯大林担任前线所有军事部队的供应给养负责人的职务，是受到莫斯科的认可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曾经明确的派遣斯大林去那里“在驱逐所有叛逆分子之后，建立秩序，把所有部队统一为正规部队，建立适当的指挥部”。这个电报上还说明是列宁同意发出的。因此，可从电文判断，给予斯大林的这些权利，连我也是参加作出决定的。我们当时的共同的任务是使各省服从中央，建立纪律，使所有各种志愿军和游击队的部队都归属军队和战线领导。不幸，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活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当时我还不知道斯大林已要下定决心（被我的一封电报“忽视了”)，因为他从不敢把这件事报告中央。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没有以足够坚决的态度为反对地方自治、地方游击队以及地方人民的一般的不服从现象作斗争。我指责他对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过分宽待，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那种政策的实际唆使者。这从事后不久他自己的电报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所承认的话中看得很清楚。
斯大林在察里津停留了几个月。他秘密进行反对我的工作甚至当时这已经是他的主要活动了。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者伏罗希洛夫的公开反对。不过，斯大林的做法是准备好可以随时后退，不被牵连。列宁比我更了解斯大林，他显然已怀疑，察里津分子的顽固态度可以用斯大林的幕后活动来解释。我决定就在察里津本身解决问题。在同那里的指挥部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决定调回斯大林。这件事由斯维尔德洛夫进行调解而完成了，他亲自坐着专派的火车去把斯大林带回来。列宁希望把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他当然是正确的。
那时候，红军已经能在东部战线打一些大胜仗，差不多完全肃清了伏尔加河流域，是南方的情况仍然很坏，那里一切还是一片混乱，原因是命令没有执行。10月5日，我在科兹洛夫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南部战线的所有集团军和兵团统一由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旧将军〔西金和三个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美哈诺申和拉齐米尔〕。命令说：“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予以无条件立即执行。”这个命令威胁要对不服从命令者严惩不贷。然后我打电报给列宁说：“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调回。察里津战线尽管部队绰绰有余，情况还是不好。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没有能力指挥5万人的一个集团军。不过，如果他向南部军队指挥官西金提出报告，我将让他在察里津继续指挥第十集团军。迄今为止，察里津方面还没有向科兹洛夫方面送去战斗报告。我曾要求每日要报告侦察和作战情况两次。假如到明天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并在军令中公布这个事实。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令，斯大林和米宁在察里津期间，就只不过是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发动攻势，我们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很快就有秋季的泥泞，那里的道路步兵和骑兵都通不过。如没有察里津配合，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严重的行动。不能在外交谈判上浪费时间了。察里津必须服从，不然就得面对后果。我们拥有巨大优势的军队，但是上层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如果能得到的坚决明确的支持，我能在24小时内了结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
〔第二天，我又向列宁发去如下的直通电报：〕
*“我收到了下述电报：‘斯大林的第一一八号军事命令必须撤销。我已向南部战线司令西金发布充分的指示。斯大林的活动破坏我的一切计划……总司令瓦采齐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达尼舍夫斯基’。”
〔斯大林在10月下半月从察里津被调回。以下就是〕他在《真理报》（1913年10月30日）上所写的〔关于南部战线〕文：
*“敌人攻击最猛的地点是察里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敌人拿下察里津，切断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证达到他们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顿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建立起一条从顿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可以使南方和里海一带都归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苏维埃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52
〔这是斯大林在“供认”由干他的阴谋活动和不服从命令致使局势恶化而有罪吗？并不是，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察里津回莫斯科途中，〕谨慎地探问我的意图，并建议我同斯大林谈一次话。后来发现斯大林就在他所乘的火车里。
“您真的想把他们全部都免职吗？”斯大林用格外服从的口气问我。“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这些很好的孩子会毁掉革命的，革命不能等待他们长大懂事，”我回答他，“我所要的就是把察里津拉回到苏维埃俄罗斯。”
从那以后，每当我触动了他个人偏爱、友谊和虚荣心的痛处时，斯大林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那些被触碰了痛处的人都拉拢在一起。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因为这能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从那时起，察里津的首脑人物们就成为他的主要工具。列宁一病倒，斯大林就通过他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察里津反对分子都是些奇特的家伙。最讨厌军事专家的是伏罗希洛夫——近来历史家称之为“洛干斯克的锁匠”——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无耻的家伙，智力不十分高，但精明而不择手段。他根本不懂什么军事理论，但善于威吓，不惜利用天分比他高的下属的主意而无耻地说是自己的主意。他对军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认识在1921年充分表现出来。〕他无批判地附和某个无名的极左派分子，争论说，进攻性和攻势战术是“红军的阶级性”的产物，同时还引用1921年法国军事条例中的语句来作为有必要采取攻势的“证据”。
他的“忠实助手”是夏殿科〔第十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原来裁缝，后来的历史家们用这样的话使他不朽〕：“他皱着鹰一般的眉头，战斗的眼睛斜视着，在前线到处奔跑，心里燃烧着要作为克利姆253的忠实助手的热情。”
同样热心但与上述两人都不一样的，是谢尔盖·米宁。〔他是诗人和煽动家的奇怪混合体，全心全意为了事业，对所有沙皇军队的军官怀着盲目的畏惧。〕自从他作为青年学生参加1905年革命起，在察里津工人中很受欢迎，察里津以他为它的最主要最热情的演说家而自豪。他是这一批人中最诚实的一个，但或许也是最难理喻的。由于他坚持不妥协的态度，他在使察里津军事局势恶化方面热心地出了大力。〔他是斯大林的察里津阴谋计划中的无辜的工具，但也就成为更有效的工具，一到没有用处时就被抛在一边。〕
另外还有工程师鲁希莫维奇，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军事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这个共和国是革命初期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共和国之一。鲁希莫维奇给予伏罗希洛夫组织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命令。在负责供应工作岗位上，这个只有省的概念的〕鲁希莫维奇除想到第十集团军的需要之外，就想不到其他的需要。其他任何军队都没有它吞下那么多步枪和子弹，但在第一次被拒绝时就大叫大嚷莫斯科的专家们是卖国贼。〔他像军事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瓦列里·〕梅日拉乌克〔一样〕，后来上升到斯大林特权集团中的二等地位，又〔由于不明的原因而〕消失了。另外，还有兹洛巴、哈尔叶科、戈罗多维克、萨维茨基、帕尔霍缅柯和其他人，他们对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贡献都不比千千万万其他人更大，但只是由于他们早期在察里津同斯大林的关系而不至于完全默默无闻。
〔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后来写道：〕“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以傲慢和令人愤怒的态度发言。他对材料的巨大浪费大肆恶骂。……托洛茨基对解释不感兴趣……”我在11月1日从察里津打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
“第十集团军情况如下：这里部队很多，但没有有效的领导人。南部战线的参谋人员和瓦采齐斯倾向于赞成更换指挥官。我认为如给予伏罗希洛夫一批有经验的作战参谋人员才有可能保留他。他拒绝这种办法，我对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没有怀疑……惟一的严重障碍是米宁，他继续执行极端有害的政策。我全力坚持把他调职。勋章何时可以准备好？”
在视察察里津军队的所有单位之后，我在1918年11月5日的一项特别命令中，表扬了许多单位及其指挥官，同时也指出，这个军队中有些单位自称一个师，实际并没有那样的内容；“某些单位的政治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军事后备力量的配备并不经常从军事上的审慎态度出发”;“在某些情况下，指挥官不愿执行一项行动命令，而把它提交一个会议考虑……”以及类似情况。我的命令说：“作为公民，士兵们在空闲时间可以自由开会谈任何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执行军事命令。”
在访问了包括察里津在内的南部战线之后，我在1918年11月9日向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说：“并不是所有的苏维埃工作者都已经了解，我们的行政权已经集中，来自上级的所有命令是最后的决定……我们对这些还没有了解这种情况的苏维埃工作者将采取无情的态度；我们要把他们撤职，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用镇压的手段把他们拉出来。”这些话当时表面上是针对伏罗希洛夫的，但更大程度上目标是斯大林。斯大林当时也在代表大会上，他保持沉默。在政治局会上他也保持沉默。他不能公开为其行为辩护。这就使他更加怒气填膺。就是在这时期——从察里津调回来，怒气冲冲满心想报复——他写了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击我的威信，反对我也就是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在那篇文章中尽管斯大林充满着压在心头的怒气，他还是不得不写道：
“起义的所有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要塞能迅速地落入苏维埃一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能大胆推行，党主要并且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它已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一军营）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国防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为列宁、我、克拉辛、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取得列宁的同意后，我建议也把斯大林包括在内。列宁想使斯大林在被从察里津军队调回的问题上得到一些补偿，我则想给斯大林一个机会公开发表其批评和建议，而不致使军事部陷于毫无准备的情况。第一次会议是在12月l日白天举行的，一般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从列宁的笔记看来，在那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言六次，克拉辛九次，斯克利扬斯基九次，列宁八次。每个发言的人只准发言两分钟。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领导权，不但在重大问题上，而且在细节问题上，都完全集中在列宁的手里。分配给斯大林的任务是写一个关于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的提纲和一个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提纲。没有证据说明，两个提纲中的任务一个已经写出来。还有，为了推进工作，作出决定说，“由国防委员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各项命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适当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就具有国防委员会命令的效力”。但对斯大林而言，这整个决定就只不过是又一个头衔，而没有实际工作。
〔尽管作了这些让步，斯大林还是继续秘密地支持察里津的反对派，破坏军事部在那个地区贯彻命令和纪律的努力。在察里津，他的主要工具是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斯大林自己尽可能对列宁施加一切压力。因此我就有必要在12月14日从库尔斯克发出下述电报：〕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把奥库洛夫调职的问题不能根据这个问题本身来决定。对奥库洛夫的任务是为了同伏罗希洛夫抗衡，为了保证军事命令得以执行。在伏罗希洛夫破坏了一切关于妥协的努力之后，不可能再让他留任。察里津必须有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伏罗希洛夫必须去乌克兰。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随后伏罗希洛夫被调往乌克兰。第十集团军的战斗力迅速地不断加强。施略普尼柯夫不仅担任新指挥官，而且还接任军事委员会中斯大林的职位，事实证明他的效率高得多，察里津的军事局势很快就好转了。
在伏罗希洛夫被调职后几天，也就是在他自己被从察里津调职、被迫放弃极具吸引力的干涉军事事务这一事情发生后几个月，斯大林又得到机会去前线工作——这一次是几个星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托洛茨基背上插上一刀。这个事件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互致以下电报开始的：〕
(一)
*“密电致托洛茨基同志，发往库尔斯克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13日。
从彼尔姆附近传来十分惊人的消急。它处于危险之中。我怕我们已经把乌拉尔忘却了。是不是已经用足够的力量把援军派到彼尔姆和乌拉尔去了？拉谢维奇对季诺维也夫说，只有打过仗的部队才应该派去。
列宁”
（二）
*“致托洛茨基，发往柯兹洛夫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31日。
有几份从彼尔姆附近送来的党内报告提到了军队的极其严重的情况和酗酒的情形。现将这些报告寄给你。报告要求你到那一带去。我本想派斯大林去。我怕斯米尔加会对拉谢维奇过于软弱，而据说拉谢维奇本人就喝酒，无法恢复秩序。把你的意见用电报告诉我。
第六六八四七号。
列宁”
（三）
*“用直通电报以密码发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复第六六八四七号电。
沃龙涅什，1919年l月l日19时〔午后7时〕。
从第三集团军的作战报告看来，我的结论是集团军的领导机构已经完全不知所措，我曾经建议撤换指挥人员。这个决定被推迟了。现在我认为撤换是不能再予推迟的了。
你对派到那里去的那位同志的过分软困所表示的疑虑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同意把斯大林派去，并赋予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双重权力，以恢复秩序，清洗政治委员队伍，并严厉惩处犯了错误的人。新的司令员将在取得谢尔普霍夫的同意之后予以任命。我建议任命拉谢维奇为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那里我们还没有一个负责的党员干部，而这条战线可能很快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第九号。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这件事于是被提交中央委员会，它决定：〕
“委派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党的调查委员会，对彼尔姆的失陷以及乌拉尔战线最近的失利的原因进行调查，并就与上述事件有关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
〔这时第三集团军已经把彼尔姆放弃给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节节进击的部队，退守维亚得卡，形势岌岌可危。正当第三集团军据守维亚得卡抗击敌军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到了那里。1919年1月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抵达那里的当天，就打了个电报给列宁：〕254
*“调查已经开始。调查进行情况将随时报告。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第三集团军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急需。这就是第三集团军（原有3万多人）只剩下1.1万名左右筋疲力尽的残兵勉强抵挡着敌人的攻击。总司令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须严加审查。为挽救第三集团军残部和防止敌人迅速推进到维亚得卡（根据战线指挥人员和第三集团军指挥人员的一切情报，这种危险是完全实际的），绝对必须火速从俄罗斯至少调来三个完全可靠的团交由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我们坚请向有关军事机关催办此事。再说一遍：不采取这种措施，维亚得卡将蹈彼尔姆的覆辙。”255
〔l月1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国防委员报告说：〕
*“12万名配有刺刀和腰刀的可靠的战士已经开抵前线；次日又到了两个中队的骑兵。10号又派来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团（前此已经予以彻底审查过）。这些部队使我们有可能制止敌军的前进，提高第三集团军的士气并使我军向彼尔姆方向进击，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进行得很顺利。第三集团后方的苏维埃和党的机构正在进行彻底的清洗。在维亚得卡和各县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中已经开始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全部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正在按着新的路线加以改变。军事管制已经予以整顿和改组。州的肃反委员会已经清洗过并且配备了新的干部。”
〔经过调查之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导致灾难的原因是：〕
*“在敌军开始前进的时候，我军已经疲困不堪当时我军缺乏预备队；参谋部同第三集团军缺乏联系；司令员指挥不当；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前线的不可容忍地罪恶的处理方法，使及时支援第三集团军的可能性化为乌有；由于旧式的招募兵员的方法，从后方派去的增援部队不可靠；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党组织太不中用，后方极其不稳定。”
〔在这个报告中，几乎每一句话对托洛茨基都是一个打击。如果列宁、国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认真地看待这些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把他解除职务。然而，列宁很了解斯大林，他知道这件由斯大林及其同僚从维亚得卡打来的报告与其说是汇报情况不如说是互相攻讦——为了报复把他从察里津调回来，报复托洛茨基拒绝给他另一次在南方战线上一试身手的机会，而在那里他可以同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察里津保卫者汇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在乌克兰利用他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军长的职衔，继续与军事专家为敌，扰乱参谋部的工作并且干涉总司令部发出的指示。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使得自己在南方战线上变得如此不可容忍，以至托洛茨基不得不在1919年l月10日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莫斯科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曾经造成察里津前线我军完全崩溃的察里津政策在乌克兰是不能容许的……奥库洛夫即将启程赴莫斯科。我建议你和列宁同志对他关于伏罗希洛夫的工作所作的报告给以最大的重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的路线意味着破坏我们的一切工作。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正当斯大林在捷尔任斯基帮助下在维亚得卡纵容不法行为的时候，〕列宁却坚持我应该同斯大林求得妥协：
“斯大林非常希望到南方战线去工作…… 在把所有这些斯大林的意见通知你的时候，我请求你，列夫·达威多维奇，给予它们最深思熟虑的关注。并且回答我：首先，你是否同意让斯大林亲自向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是愿意向你汇报的；其次，你是否认为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排解以往的冲突并且设法一道共事，这一点是斯大林十分盼望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努力谋求同斯大林合作共事。”
列宁的信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坚持的影响下写的。斯大林为了取得同意、和解和继续在军事方面工作，甚至不惜表示暂时的、不诚恳的投降。前线吸引着他，因为在那里他第一次能够运用所有管理机器中最完善的一种，即军事机器，来进行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一个军事委员会、任何一个集团军、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主要角色。别人犹豫的时候，他作出决定。他能够发出命令，而每一项命令实际上都自然而然地得到执行——不像在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联席会议上那样他不得不躲在司令官的厨房里。
我在1月11日通过直通电报答复了列宁：
“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该作一种糟糕的妥协。事情的真像是，所有察里津的保卫者现在都已经聚集在哈尔科夫。从奥库洛夫的充满着实事求是的材料的报告以及政治委员们的报告中，你可以体会到察里津保卫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我认为斯大林对这种察里津倾向的赞助的态度是最危险的恶症，比任何军事专家的变节背叛都要恶劣。鲁希莫维奇只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的又一个别名而已。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再一次被察里津式的混乱压得喘不出气来，不过这一次不是遭到哥萨克而是遭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打击而已。鲁希莫维奇还不是惟一的。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把无知提高成为一种原则。伏罗希洛夫加上乌克兰的游击队加上老百姓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加上恶意宣传——这种现象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让他们把阿尔乔姆派去吧，但是不要派伏罗希洛夫或鲁希莫维奇……我再一次敦促仔细阅读奥库洛夫关于察里津我军的情况以及关于伏罗希洛夫如何在斯大林的配合下瓦解了这支军队的报告。”
与斯大林初期在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有关的材料没有公布过，原因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而且对他说来结局是相当悲惨的。可惜我不能依靠任何材料来补充我对于这件事的記憶，因为在我个人保存的档案中这件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官方的档案当然保存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在叶戈罗夫指挥的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斯大林和别尔津，这个人后来完全致力于军事工作并且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上起过显著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有一次在夜间——很遗憾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别尔津打直通电话问我，他是不是“非签署一项由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发出的作战命令不可”。根据条例看来，政治委员或者军事委员会的政治方面的成员在作战命令上签字只不过意味着这项命令没有任何隐藏的反革命的含意而已。至于命令的军事内容，那完全由司令员负责。在这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战线司令员只不过是把总司令的一项作战命令转一下手，把这份发给他指挥下的某集团军的命令转达给那个集团军并加以阐释而已。斯大林声称，叶戈罗夫的命令不能成立并且说他拒绝在上面签字。鉴于一个中央委员都拒绝签署这项命令，别尔津也就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然而，只经指挥人员签署的作战命令实际上是无效的。
斯大林提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这个命令呢？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一项次要的命令，其性质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什么理由也没有。他就是不愿意签字。他完全可以打直通电话向我解释他的理由，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打直通电话给列宁。根据同样的条例，战线司令员如果同斯大林的意见不一致的话，可以向总司令或者向我表明他自己的考虑。这样，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就会立即在政治局加以讨论，就会请总司令来提出补充说明，但是正如同在察里津一样，斯大林宁肯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我不愿意签字”。他宣布说，目的是向他的同僚和属下显示他的重要性。我回答别尔津说：“经过政治委员签署的总命令对你是具有约束力的。马上在上面签字，不然就把你提交军事法庭。”别尔津立即在战线司令员的命令上签了字。
问题被提交政治局。列宁不无尴尬地说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又当场出丑！”作出了把斯大林从南方战线召回来的决定。这是斯大林第二次严重失职。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有什么怨恨的情绪。相反地，他甚至说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他早已想提起大家注意总司令部与战线司令部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他说，虽然总司令的命令并没有包含什么有害的东西，但是事先并没有征求南方战线的意见，而这是不对的。据他说，他真正抗议的就是这一点。他对自已感到十分满意。我的印象是，他的野心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已经陷于自己一时兴起说的大话而不能自拔。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他正在尽一切可能掩饰自己的劣迹并且使别人相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有人建议，或许是根据列宁的指使提出的，把他调到西南战线上去。但是斯大林答复道：〕
*“l919年2月4日。
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
……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即使我去也不可能改变那里的局面……
斯大林”
〔在这件事以后的三四个月内，他收起了想到军事机构去工作的热望，同时又重新为《民族生活报》撰写文章了。
〔察里津保卫者虽然表面上被清除掉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事实上斯大林及其盟友只不过改换了他们进攻的战场和方法而已。这个新的战场就是党，而他们的方法也相应地作了调整。〕正如同在1912至1913年间对付调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对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一样。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面上与军事上的反对派毫无关系，却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
军事反对派由两个集团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被监禁与流放弄得衰弱不堪，无法在建设军队和国家的工作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岗位。他们用非常冷淡的眼光看待各种各样的暴发户——而这类人有不少高踞着负责的地位。但是在这部分反对派中也有许多先进工作者，重新充满着精力的战斗分子，他们眼见旧日的工程师、教师、教授，再度掌握着领导地位，归根到底，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并且不敢确信已经掌握权力的新的阶级能够主宰并控制广大的旧知识分子阶层。在革命从工业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初期，由工人、水手和过去的士兵组成了武装的战斗队，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战斗队经常要打些小仗。由于他们得到群众的同情，他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受到一定锻炼，他们的领导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权柄。在这些战斗队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关系。他们的战术具有游击战的性质，而对他们说来这也就足够了。但是被推翻了的阶级，在他们的外国保护人的援助下，开始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些装备精良、官员充足的军队开始发动攻势。习惯于轻易获胜的游击队马上就表现出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足够的侦察部门；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能力进行复杂的运动。因此——在不同时期，在国内的不同地区内——游击主义遇到了灾难。要把这些互不相干的战斗队包括进一个集中的建制里去是一件困难的任务。指挥员的军事作战能力不高，而且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旧军官，另一方面为了掩盖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他们对旧军官是敌视的。然而，一直到1918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坚持认为，我们能够依靠游击队来保卫自己而无须乎拥有一支集中的军队。“这等于对我们说”，我答复他们道：“我们可以依靠马车而不需要用铁路来进行运输。”
我军的战线逐渐趋向于联成一个圆圈，其周长足有8000多公里。敌人自己选择了这个方向，他们在外围建立了根据地，从国外取得援助，并且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中心地带。我军形势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占领着中心地带，并且沿着内线行动。一旦敌军选择了进攻的方向，我军就能选择反攻的方向。我们能够随时运动我们的部队并且把他们集结起来在最重要的方向进行突击。但是只有在指挥调动完全集中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挥这个有利条件。为了做到暂时牺牲某些较远的次要防线以保全较近的重要防线，我们必须使大家服从命令而不是讨价还价。这一切是简单已极，不需要再解释的了。其所以还有人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离心的倾向，而这是由于革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互相隔绝的村社的地方主义，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自然的独立精神所造成的一个证明是，最初不仅各州，就是各区里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其中还设有自己的国防人民委员。正规组织起来所显示的成就使得这些分散的队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自己作了改组，并且把他们自已以团和师的形式巩固起来。然而在精神和方法上他们仍然原封未动。一个师长自己没有自信，对团级干部们也就很随便。伏罗希洛夫身为军长，却很放纵他的师长们。但是尤其可恨的是他们对中央的态度，因为中央并不满足于表面上把这些游击部队改编为团和师的形式，而坚持向他们提出军事组织上的更为根本的要求。1919年l月，我在同游击队中斯大林的一个党羽进行的一场论点中，这样写道：
“在我军的一支部队当中，不久以前还有人把相当粗鄙而愚蠢地讥笑‘军事专家’的行为当做革命性的最高标志；那就是说讥笑所有上过军事学校的人；然而就是在这支部队中简直就没有进行过政治工作。这支部队对待党员政委的敌视态度比之对待专家的敌视态度可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究竟是谁在散布这种敌视的态度呢？那就是那些糟糕透顶的新的指挥官们——他们是些军事上的无知之徒、半瓶醋的游击队员、半心半意的党员干部，他们不希望有人在他们左右，不管他们是党员干部还是严肃的军事干部……他们死抓住自己的岗位不放，一听到学习军事就恨之人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以至于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结果干脆起来反抗苏维埃政府。”
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彼得格勒第二团主动放弃了他们据守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防线，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抢了一条汽船从喀山附近顺伏尔加河而下逃往下新城。我下命令截住了这条船并且把这些逃兵交由军法审处。团长和政委都被处以枪决。由于军事上的失职而枪毙共产党员，潘帖列也夫政委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关于这个事件党内有过许多流言蜚语。1918年12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不经审讯就把一些最优秀的同志枪决了”的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却显然指的是我。文章的作者叫做阿·卡缅斯基，此人本身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显然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令人不解的倒是，这么一篇含有如此可怕而严重的指控的文章竟然能在中央的机关报上刊登出来。报纸的主编是布哈林，他是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在军队中任用“将军们”。但是，特别是在当时，他是完全无力参与密谋的。经过调查我发现文章的作者，或者毋宁说是文章的签字人，阿·卡缅斯基，是第十军的一个军官，当时正处于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之下，这才揭开了谜底。毫无疑问，斯大林在暗中左右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这项指控所用的词句本身：那种厚颜无耻的所谓枪毙“最优秀”的同志，尤其是“不经审讯”的说法，由于他极其拙劣的捏造以及它本身的荒谬绝伦而令人吃惊。但是恰恰是这种夸大其词的指控暴露了斯大林——这个后来的莫斯科审判的组织者的真面目。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卡缅斯基和编辑部都受到了申斥，然而斯大林那只操纵的手却仍然没有暴露出来。
〔后来，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时候，还继续通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走卒对这个已经名誉扫地的故事加以利用。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正在前线，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不得不再度吁请中央委员会“就枪决潘帖列也夫的案件进行调查”，“因为”，按照中央委员会1919年4月18日会议记录的说法，“在代表大会上又提起了这个事件”。由于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请求经一致同意提交了组织局，而这里斯大林也在座（他身兼两个机构的委员）。组织局再一次一致同意〕委派了一个由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斯米尔加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全面调查这个问题。他们三人既是组织局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结论，当然是，潘帖列也夫是经过了审讯，并且并不是作为共产党和〔政委〕而是作为可恶的逃兵被枪毙的——〔按照统率潘帖列也夫那个团的军长斯拉文的说法〕，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团放弃了阵地，而是因为他同他的团一道放弃了阵地”。十年以后，这个事件又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中，在同一个《不经审讯枪决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题下发生的作用。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就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军在乌发附近受到白军猛烈的打击。我决定不顾大会的召开立即出发到东方战线去。在提出所有部队代表立即返回前线的建议之后，我就准备动身到乌发去。部分部队代表表示不满；他们到首都来就是为了得到几天休假，因而不愿念离开首都。有些人就造谣说我打算躲避有关军事方针的辩论。这个谎言使我感到惊讶．我在1919年3月16日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撤销要求部队代表立即重返前线的指示，把维护军事方针的事交给索柯里尼柯夫并即赴东线。尽管存在着十分强大的反对派，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军事方针这件事并没有能挡住我走冬以我看来前线的战局比在代表大会上搞竞选活动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因为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所认为惟一正确的方针凭它本身的价值就可以站得住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我事先提出的提纲并且指定索柯里尼柯夫作主要报告人。反对派的报告由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炮兵军官弗·姆·斯米尔诺夫来作斯米尔诺夫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坚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并且曾经主张用游击战来抵抗德国正规军。这种主张甚至一直到1919年还是他们的施政纲领的基础，虽然老实说，他们同时也已经有所收敛。不任用军事专家，不用正规的有条理的领导来代替临时拼凑的作法，是不可能建立一支集中而正规的军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头脑冷静一些下来以后，力图使他们旧日的观点与国家机器的发展以及正规军队的需要相适应。但是他们是在逐步退却，尽可能地将他们的老一套加以利用，并且用新的提法来掩饰他们实质上的游击倾向。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关主席团的组成的事件，事情虽然不大却很能说明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尽管这只是最初阶段的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令人伤脑筋的军事问题。列宁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是反对派幕后的首领。列宁已经同彼得格勒代表团就主席团的组成达成了协议。反对派提出了好几个补充的名额，其中不仅有反对派的人还有其他人。例如他们提出了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然而，布哈林、斯塔素娃、奥鲍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都拒绝接受提名，他们把已经就主席团的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当做是他们个人应该遵守的协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拒绝接受提名。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对派的立场。看来为了使他的党羽挤满代表大会并且在代表当中进行竞选运动，斯大林曾经下了一番苦功。列宁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避免使人难堪，他尽了一切努力使斯大林免受一场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能入选的考验。列宁通过一名代表提出了这个先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在主席团成员之外再提一些补充的候选人？”列宁没有费什么事就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否定的答复。斯大林遭到了失败，然而列宁尽了一切所能及的努力来使得这场失败不具有针对个人的、伤人感情的性质。按照今天官方的说法，斯大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了列宁在军事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在目前已经没有必要保守〔这类〕军事机密的时候，还不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世呢？
在1920年3月召开的乌克兰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报告人的姿态出现，形式上为我作辩护；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心腹大力来推翻他提出的报告。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要耍这种手腕是困难的，因为会议的程序全都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负责的军事干部的掌握之下。但是在骨子里，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在起着同乌克兰代表会议上一样的作用。他身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却要不是模棱两可地为官方的军事方针作辩护就是一言不发。但是他通过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伏罗希洛夫、鲁希维奇以及其他察里津保卫者这些反对派的急先锋——继续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破坏，其目的事实上倒不在于推翻军事方针而在于推翻它的主要报告人。他唆使这些代表对毫无保留地为军事人民委员部作辩护的索柯里尼柯夫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反对派的核心是察里津集团，而其中最出风头的是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他们就已经同斯大林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给他们指示并且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又把阴谋的矛头集中指向军事人民委员部。这就是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活动的梗概。
“一年以前”，索柯里尼柯夫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说，“在军队完全陷于瓦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军事组织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于是苏维埃政府乃采取了组织志愿兵的制度，这支志愿军当时起到了它的作用。现在，在回顾这个时期，如同回顾我们曾经经过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既考虑到它的积极的方面，也考虑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这个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参加进来了……但是，除了它的光明面之外，这个游击时期也还有着黑暗面，这个方面终于盖过了那些好的方面。最优秀的分子离开了，牺牲了，或者被俘……剩下来的是由最糟糕的分子构成的乌合之众……除了这些坏分子之外，又补充了一些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灾难性的崩溃而无处存身，因而不得不参加志愿军的人……在这些人之外，甚至于还补充了从旧军队复员下来的地痞流氓。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组织的游击时期中出现了种种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清算掉这种游击制度。到头来它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它使得互不相干的小股部队各自在不同的领袖之下集结起来。归根结底，这些小股部队不仅仅进行保卫苏维埃政府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斗争，而且进行明火执仗的盗匪行为。它们成了坚决支持冒险主义的游击队……”，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时期中”，索柯里尼柯夫继续说道，“国家……军队……的建设工作……在向前发展着……”。
“许多热烈的讨论”，索柯里尼柯夫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说道，“环绕着有关军事专家的问题展开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基本解决了。甚至于反对使用军事专家的人本身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在把游击队改组成正规部队的工作中使用了军事专家……由于这样我们使战线稳定了下来，因此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相反地，在没有使用军事专家的地方，我们耗费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于到了全部瓦解的地步……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所面对的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特殊问题。大家想必还记得，在关于请工程师到工厂里来工作，关于聘请过去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那些极左派的共产主义者是如何用他们的‘超共产主义式’的批评来讥笑我们的……他们说什么，把工程师找回到工厂来工作就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指挥机构复辟。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类似的批评，而这一次是有关建军的问题。有人对我们说，把旧军官找回到军队里来，我们就会恢复过去的军官阶层和旧的军队。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同这些指挥人员一道工作的还有政治委员，他们是苏维埃政府的代表。这些军事专家已经参加了一支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尽管有着数以万计的旧军事专家，已经在实践中表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
到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没有过去那样突出了。反对派已经不像一年以前那样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了。一年以前他们还公然说集中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他们主张用游击队代替集中的军队，并且反对利用飞机坦克等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这一次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术原则：他们声称军团、师甚至旅都是些装备过重的单位。他们建议把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全部缩编为一种特殊的包括各兵种的单位，每个单位的大小约相当于一个团。这实质上是略加掩饰的游击主义思想。极左派的游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辩护要更为公开一些。对于旧军官团的使用，特别是用在指挥岗位上，被说成是与忠于革命的军事原则不相容的行动。
工人政府的武装部队的实际组织工作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的。我们曾经想办法，特别是在初期，尽量利用旧军队遗留下来的经验、方法、知识和装备。我们凭借手头所有的人力和技术装备来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随时随地努力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委制度是保证无产阶级控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把新老指择人员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代表对这一点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再没有哪一个敢于在原则上反对这个军事方针的基础了。反对派于是转而批评一时的错误和过火的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悲惨的传闻来款待代表大会。
反对派的报告人斯米尔诺夫，针对着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有些人大概主张建立游击军队，而其他人则赞成正规军队”的话进行了直接的答辩。他指出，在有关使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没有就我们的军事方针的主导趋向发生分歧。”主要的分歧发生在有没有必要扩大政治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权，以便保证他们更多地参与军队的调动和有关作战问题的决定，从而削弱指挥人员的作用。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批评只接受了一半。大会决定继续全力招募旧的军事专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准备一个新的指挥部，并使之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绝对可靠的工具。这个决议和所有其他决议都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这个事实说明，反对派这时已经抛弃了大多数主要的成见。由于无力把自己的路线提出来与党的多数派的路线相对抗，他们只好同意总的结论。尽管如此，前一个时期的游击主义的某些影响，在整个1919年内，仍然显著存在，特别是在南方一带——如乌克兰、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地，在这些地区消灭游击倾向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位显赫的军事干部在1920年写道：“尽管有人在我们的军事方针在红军招募军事专家等等问题上掀起了这些烦扰、喧嚷和吵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确的，他用铁一般的手腕继续推行着既定的军事方针，对一切威胁毫不在乎……红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军事方针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直到今天，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还在坚持不懈地数说着关于我所任命的“将军们”阴谋叛国的陈词滥调。只要大家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0年以后几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挥人员都加上叛国的罪名而予以消灭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是特别愚蠢的了。还可以再指出一点，官方的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对派的副报告人弗·姆·斯米尔诺夫，这两个内战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
在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特别的军事会议，会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却从来没有发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参加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反对分子，有机会充分、自由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列宁在会上作了发言，有力地为军事方针辩护。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发言为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辩护？对这个问题很难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毫无疑问他在幕后进行了活动，唆使各反对分子反对军事人民委员。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的回忆看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会议的文件直到现在没有发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证据——斯大林不是根本没有发言，就是当时他的发言现在会使他感到太难堪了。〔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是〕为起草最后决议而特设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干了些什么勾当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惟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仆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提拔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
季诺维也夫，无疑在斯大林同意之下，曾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为“被侮辱的”伏罗希洛夫作辩护。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对他这种说法作了答复。我说：“我在对待他〔伏罗希洛夫〕的问题，．惟一应该负的罪责是我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竟有两三个月之久，通过协商、劝说和私下的说合来办事，而为了事业的利益，我早就应该作出坚决的组织上的决定。因为，到头来，在有关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间内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这当然有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计划协调起来〕，因为全国已经分成八个军区，下面统辖着46个州和344个区的军事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军事人民委员部在军事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场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说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现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军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没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