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如此彻底地为争取国家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以致他们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取得了11月7日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易如反掌”——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团队起来保卫民主俄国，由于从前的警察部队已经分散，彼得格勒的克伦斯基政府实际上只有军校学生和非常没有经验的妇女营来抵抗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所指挥的武装工人、士兵和水兵。争夺占地球面积1/6的帝国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是在各省和两个都会在双方异常少的部队之间决定的。〕
〔文明的民主的西方已进入战争的第四年，它拒绝相信这个既成事实。在布尔什维克当权将近一周之后，克伦斯基真诚地对感到惊讶的世界肯定地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不复存在，甚至在彼得格勒也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胜利比在莫斯科和各省较为容易和较为稳固。驻在彼得格勒的哥萨克是“中立的”——像大本营和一切公开的反动分子一样，不向临时政府提供援助，保留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的权利。与此同时，克拉斯诺夫将军带着数目不详的军队向首都进军。银行、各个部和差不多一切公共行政机关的官员和职员都罢工了。孟什维克领导的铁路、电话、电报和邮政工人工会扬言要罢工以使一切交通运输事业停顿，除非胜利者同意成立各个社会党组成的、然而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个威胁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领导中产生了一个主要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危机。〕
起义以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右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坚持，立即与孟什维克和民粹派举行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被起义所推翻的政党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给它们一个多数，尤其是要从政府中除掉列宁和我，因为这两人是对十月“冒险”负责的人。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倾向于接受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11月l日（14日）举行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记录是这样说的：“有人建议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这个建议是要使我们党失去领导，我们不接受。”中央委员会谴责右派甚至愿意实际上把权力交出去，认为这是“苏维埃多数害怕利用自己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并不拒绝与其他党派分享他们的权力，但是只能在苏维埃有适当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分享。列宁宣布，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谈判只有作为掩饰军事行动的一种幌子才是有意义的。〔对列宁来说，谈判不是认真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引诱物。〕
我提出的关于终止同妥协派的谈判的动议获得通过。斯大林没有参加辩论。但是他投票支持多数。右派代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要求少数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这个最后通牒是由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签字的：列宁、我、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原由，一位中央委员布勃诺夫说：“在写了这个文件以后，他（列宁）把每一个中央委员个别地请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看看声明的全文，建议他们签字。”这个说法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正确地估计签名的次序的意义。列宁首先把最后通牒给我看了，在得到我的签名以后，又召进了其他人，首先是斯大林。情况总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文件不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们的签名大概会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前。
培斯特柯夫斯基叙述说，在十月的日子里，“有必要从中央委员会当中选出起义的领导。被选出的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让我们顺便指出，在把领导权委派给这三个人的时候，斯大林的合作者肯定地埋葬了列宁和我都不是其成员的那个实践“总部”。这次，在培斯特柯夫斯基的语词中有一点真实性。不是在起义的日子里，而是在起义在各个重要城市获胜以后然而是在建立任何稳定的政制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参谋部，以便能够在当地执行一切必要的决定。正如记录所说，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为了解决迫切的问题选出四人组成的一个常务局：“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这四个人受权决定一切非常事务，但是有义务召请当时在斯莫尔尼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作出决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由于他们有尖锐的不同意见，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说明了为什么它是由上述四个人组成的。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忙于在集会上讲话和解决冲突，很少在斯莫尔尼。这四个人实际上变成三个人了。
〔1918年2月19－20日晚上，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的人民委员会〕选出了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普罗相和卡列林〔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受权在人民委员会各次会议之间的时期内执行当前的一切工作。〔政府的这个执行委员会也是由这三个布尔什维克和两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但是没有理由想像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和决定一切重要的和特别是有争论的问题。为了作出有关各省起义的进程、关于克伦斯基进入彼得格勒的企图和对首都的粮食供应等不能推迟的实际决定，三人小组是必要的，这个三人小组至少在名义上只存在到政府转移到莫斯科为止。
伊雷马什维利抨击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后的政策，他写道：“三人小组充满了不能平息的复杂情绪，开始以不人道的残酷消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等等。伊雷马什维利把列宁、我和斯大林包括在三人小组中。可以有把握地说，伊雷马什维利只是在很久以后即在斯大林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以后才有这个三人小组的想法。但是，在伊雷马什维利的这些话中有一点真实性——或者至少近似真实性。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时，列宁的“我要与斯大林商量后给你一个答复”这句话一再被人引述。问题是，这样一个三人小组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虽然并不总是有斯大林参加。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同样提到了这个三人小组，虽然是以有点不同的语气和从不同的角度提到的：
“甚至列宁在那个时期都感到如此需要斯大林，在布列斯特的托洛茨基发来电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而斯大林又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就通知托洛茨基说：
‘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只是在三天以后，列宁就打电报说：‘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立即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
那个时期的最重要决定经常是由列宁在同我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的。但是在这一次，没有取得这样的一致意见，需要第三者。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加米涅夫并不总是在莫斯科。此外，他像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样，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鼓动工作。斯大林的时间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多，他可以不进行鼓动工作，不领导苏维埃及进行其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离开察里津以前，他通常执行“第三者”的任务。列宁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因此自然不单单以他自己的名义作出答复。一般地说，最近的书刊中常常提到的关于列宁指示、命令等等的说法，完全是根据斯大林主义体制加以类推而提出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指示只是由政洽局发出的，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在工作人员不全在的时候，只由三人小组发出，这三个人构成了五名政治局委员中的法定人数。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列宁就同样谨慎地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商量，在档案中可以找到提到这种磋商的每一个数目的记录。
但是，当时有许多关于“二人小组”的谈论。在内战期间，苏维埃“桂冠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写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二人小组”的诗。当时没有人谈到三人小组。无论如何，当时用这个名称的任何人都不会选择斯大林作为第三个人，而是选择斯维尔德洛夫，他是非常得人心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所有比较重要的法令都是由他签字的。我记得，有几次向他谈到我们的某些指示在各省没有充分的威信。有一次，斯维尔德洛夫说：“在地方上，他们只接受三个人的签字：伊里奇的，你的，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的。”〔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有真正了不起的组织才能和有很大的辛勤工作能力的人——远远超过斯大林〕列宁在192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人能像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个人同时兼顾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224
当我在5月初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我根本记不得斯大林的名字。我大概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在一些文章上的签字，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最初会晤的人是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我同他们进行了关于合并的谈判。不论是在苏维埃的会议上，还是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花费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的无数次会议上，我都没有碰到斯大林。在我到达后，由于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作，我立即与所有的领导人物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但是，甚至在二流中央委员，例如布勃诺夫、米柳亭、诺根等人当中，我也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合并以后，斯大林仍然是一个无名人物〕党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在预备国会的主席团中，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在应当派党的主要代表参加一再延期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是要以民主议会的方式决定俄国未来的政府——的时候，斯大林就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来定这些代表。记录表明，斯大林的话是：〕“同志们，我提出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同志作为参加立宪会议的候选人。”这些人就是以全党名义提出的五个人。让我们追述〔根据官方编的历史〕，只是在两星期以前，据说我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要求列宁出席法庭。
在以列宁为首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完整的名单中，斯大林的名字居第八位。25名被指定的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初步的正式候选人。这个名单是由三名中央委员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草拟的。列宁尖锐地抗议这个名单：名单上可疑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可靠的工作者太少了。
“完全不能容许的还有：从没有受到充分考验、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人（像尤·拉林）当中来的候选人的数目是不成比例的。由于把这样的候选人（他们实际上应该在党内工作好多年月）列在名单上，中央委员会就为野心家、为在立宪会议中谋求地位的人敞开了大门。必须对这个名单进行特别的审查和纠正……不言而喻，在区联派（他们在无产阶级工作中和指导我们党的方面是完全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当中，没有人会反对例如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在到达以后，立即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当中为合并而斗争；第三，在困难的七月事变的日子里，他证明完全称职，是革命无产阶级党的忠诚战士。很清楚，对于昨天才参加党的许多党员却不能这样说，而他们的名字却在名单上出现了……”
在这2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有13名后来受到斯大林的处罚，或者在死后受到谴责。
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者创造性的想像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阿利路也夫写道，“在十月以后，斯大林迁到斯莫尔尼，在那里住在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他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第一任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斯莫尔尼列宁的办公室举行的。在那里，一道没有油漆的板墙把女电话员和打字员所在的小房间隔开了。斯大林和我首先到达。我们从板墙后面听到了德宾科的很粗的声音。他在同芬兰通电话，谈话有一种温柔性。这位29岁的有黑胡须的水兵是个愉快的和自信的大汉，他最近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亲密。她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会六种外文，年纪快要46岁了。在党的某些人士中，毫无疑问对这一点有许多闲话。在这以前，我没有同斯大林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斯大林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高兴神情走到我跟前来，用肩膀指向隔壁，嗜嘻地笑着说：“是他跟柯伦泰在一起，跟柯伦泰在一起！”他的姿态和他的笑声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是极其庸俗的，特别是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地方。我记不得我是干脆没有说什么话，把我的眼睛转开呢，还是冷淡地答复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斯大林感到他犯了错误。他的面色改变了，他的黄色眼睛出现了我在维也纳225所看到的那种敌对精神。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试图同我就私人问题进行谈话。
1918年1月底，斯大林作为党的代表参加了几个外国左翼社会党代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召开左派国际主义者会议，它得出结论说，“国际社会党会议……应当在以下条件下召开：第一，各党和各组织一致同意采取为争取立即实现和平而对‘它们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第二，它们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时候，立宪会议被解散了。这是列宁倡议的，他还带头制定相应的办法。与此同时，发表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些历史性文件的全文中有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的修正。《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他们的修正大部分都没有原则性。”
在革命以后最初几年，斯大林所担任的职务以及他所执行的各种任务（主要是组织性的和外交性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就是当时大多数负责人员的情况。人人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忙于内战；例行任务通常是由最密切的助手承担的。斯大林被列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个成员。但是事实上，他同《真理报》差不多是毫无关系。他执行了民族委员部的比较有系统的工作，这种工作由于他经常到前线去而中断。苏维埃国家刚在形成，不容易以新的方式决定各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这种工作的一般指导（且不提倡议）完全是列宁负责的，列宁从最早时期以来就极为重视民族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土地问题。从他的秘书处的日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常接见各种民族代表团，发出关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的信件、询问和指示。所有比较主要的措施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次要的措施用电话同列宁商量。民族委员部只是在事务上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
关于这个委员部的工作的情况可以在1922年和1930年发表的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回忆录中找到。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20个月中，培斯特柯夫斯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助手。他是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后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参加过十月起义，在胜利以后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包括在1924－1926年担任苏联驻墨西哥公使的职务。他长期参加了一个反对派，但是设法及时悔过了。最近的悔过烙印出现在这个回忆录的第二版中，但是它并没有使这个回忆录失去新鲜性或吸引力。
他们的合作是培斯特柯夫斯基主动提出的，他敲各个门，请人们利用他的平凡才能，但是并没有人利用。
＊“‘斯大林同志，’我说，‘你是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是的。’
‘可是你有一个委员部吗？’
‘没有。’
‘好吧，我为你搞一个委员部。'
‘可以，可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呢？’
‘目前只需要一个委托书。’
这时，不愿意多费话的斯大林前往人民委员会的执行办公室，几分钟以后，拿回了一份委托书。”
在斯莫尔尼已经有人占据的一个房间里，培斯特柯夫斯基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靠墙放下，在墙上贴了一片纸，纸上写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此外又放上两张椅子。
*“‘斯大林同志’，我说，‘在我们名下一分钱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新政府还没有接管国家银行。
‘你需要很多钱吗？’斯大林问。
‘在开始时1000卢布就行了’
‘一小时以后再来吧。’
当我在一小时以后到来时，斯大林命我向托洛茨基借3000卢布。他有钱。他在前外交部中找到了钱。’我到托洛茨基那里给他一张3000卢布的正式收据。据我所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还没有把这笔钱归还托洛茨基同志。”
1917年11月9日（23日），从清晨两点到四点半〔斯大林在列宁旁边〕，当时以直达电报同总司令杜鹤宁将军进行谈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布关于立即开始同交战各国进行和谈的命令。在杜鹤宁拒绝以后，列宁下令把他撤职，并任命尼·瓦·克雷连柯为总司令。〔关于像这样的事件〕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斯大林成为列宁在战斗的革命行动中的领导机构中的副手。他负责监督顿河、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方的军事作战”。“副手”这两个字在这里是不适合的；比较正确的是说“技术助手”。由于对内战的进程的观察主要是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这个任务也由斯大林执行，因为他可以从他的工作中抽出比其他任何中央委员都多的时间。
斯大林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半技术性的和半政治性的。他是在执行指示。非常有趣的是，这是他在1917年11月17日（30日）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最初几次谈话之一，这次谈话是同乌克兰拉达的代表波尔什进行的。乌克兰拉达与克伦斯基政府相似，它得到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毫无疑问，它也得到上层资产阶级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盟友的支持。同时，乌克兰苏维埃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是直接反对拉达的。苏维埃和拉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后。波尔什以拉达的名义询问彼得格勒政府，它对于一般的民族问题和对于乌克兰的命运特别是它的内部政制的态度是什么。斯大林作了笼统的回答。斯大林说：“在乌克兰的政权，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应当属于全体工农兵代表，其中也包括拉达的组织。在这个方面，中央拉达和人民委员会有达成协议的广泛余地。”这恰恰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后所要求的联合，加米涅夫所进行的谈判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破裂的。
在基辅的直达电报室同乌克兰的部长波尔什在一起的，是布尔什维克谢尔盖·巴金斯基。巴金斯基也同样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他们是彼此控制的。巴金斯基代表苏维埃，他说，中央拉达认为不可能在当地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斯大林答复巴金斯基说，如果中央拉达拒绝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那么“就在没有拉达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这种代表大会”。他还说：“在地方上必须接受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不能够拒绝的惟一的革命命令，我们不了解乌克兰中央拉达怎么能反对一个不言自明之理。”
一刻钟以前斯大林宣布有可能把苏维埃同拉达的民主组织结合起来，他现在则宣布主张成立一个没有任何联合的苏维埃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之理。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呢？我们手头没有文件。但是，谈话有幕后的主持人，这是十分清楚的。在谈判期间，斯大林把电报纸条从斯莫尔尼的楼下送往在楼上的列宁。列宁在看到了斯大林关于把苏维埃同拉达的组织结合起来的建议以后，他不得不送给他一个严厉的条子。或许他甚至跑到楼下到电报室去以便把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没有争辩，在他的谈话的第二部分就发出了同他在第一部分中发出的指示完全相反的指示。
作为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被包括在俄国共产党参加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但是把他包括在内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斯大林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当1917年12月底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产生了芬兰工人阶级应当追随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列宁、我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能离开彼得格勒；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个时期不适合于担任在芬兰提出起义的任务。斯大林看来是一个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显然第一次会晤了唐纳。22年以后，斯大林在苏芬战争的前夕同唐纳进行了谈判。
培斯特柯夫斯基提到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密切的合作。“列宁甚至一天没有斯大林都不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斯莫尔尼的办公室是处在列宁的‘胳臂之下’。在一天当中，他要把斯大林叫出无数次，或者到我们办公室来把斯大林带走。斯大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他们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在我进入列宁的办公室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景。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俄国地图，地图前面放了两张椅子。伊里奇和斯大林站在椅子上，他们的手指在地图北部移动，我想是在芬兰部分。
“在晚上，当斯莫尔尼的动乱平息一点的时候，斯大林就到直达电报室，在那里呆几个小时。他进行了时间最长的谈判，不是同我们的军事领袖（安东诺夫、帕夫卢诺夫斯基、穆拉维约夫等人），就是同我们的敌人，同乌克兰拉达陆军部长波尔什进行。有的时候，当他有某种紧迫的事务而被叫出时，他就派我到电报室去。”这里提供的事实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但是解释是片面的。在那个时期，列宁非常需要斯大林，这是没有疑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直在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我的时间不是花在会议上面，就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主要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负责党的整个组织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肯定的任务。民族委员部，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占他的什么时间。因此他起了参谋长的作用，或者起了在列宁之下处理负责任务的一个人员的作用。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技术性的，虽然是非常负责的，列宁只能把这些任务委托给一个有经验的、对于斯莫尔尼的一切任务和事务非常了解的人。
〔甚至在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后，列宁继续遵守不发布个人命令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定。差不多三年以后，〕1920年9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从巴库通过直达电报要求列宁允许派遣一艘驱逐舰到恩捷里〔波斯〕的时候，列宁在电报上写道：“我要问问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实际上，在电报、信件和报告中有数不清的这样的话。列宁从不自行作出决定，总是问政治局。通常只有两三名政治局委员（有时只有两个）在莫斯科。从这些数以百计的关于询问政治局委员的批语中，只有写有“问斯大林”这种字样的批语被摘引出来，使人们认为，这些批语意味着列宁不问斯大林是不采取任何步骤的。
〔关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斯大林的编史学家实际上是休假了。〔他们有真正的文件可以引述来支持他们编造的神话，来自当时由托洛茨基负责的外交委员部档案中的文件。例如在1935年，一个名叫索凌的人写道：〕
*“托洛茨基在从布列斯特给列宁的信中提出了下列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不要签订兼并和约，也不要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复员军队。1月15日（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用直达电报同托洛茨基（他要求立即答复）进行的一次谈话中称托洛茨基的计划是‘可以争辩的’，要等到斯大林到达后再给予最后的答复，斯大林当时不在彼得格勒，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要同斯大林商量。我们引述这次谈话的全部记录：
1月15日〔2日〕——托洛茨基和列宁通过直达电报进行了下列的谈话：托洛茨基问列宁是否收到了通过一个拉脱维亚士兵送给他的一封信。托洛茨基一定要立即答复这封信。答复应当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字样表示出来。
‘这是列宁在打电报。我刚刚收到你的专函。斯大林不在这里，还没有能给他看这封信，你的计划在我看来是可以争辩的。不能等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特别会议后再作出最后决定吗？一俟斯大林回来，我就给他看这封信。
列宁’
‘我们将设法尽可能长久地推迟作出决定，等待你的通知。请设法快一点。拉达代表团正在执行一个明目张胆的背叛政策。在我看来，在中央委员会内考虑这个计划是不方便的，因为这可能在计划执行以前引起反应。
托洛茨基’
对托洛茨基的答复：‘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再答复你的问题。今天哈尔科夫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它向我保证说，基辅拉达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动身去看你。
列宁’
当l月18日（5日）的谈判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候，列·达·托洛茨基通过直达电报要求给予指示，并接连收到以下两个通知：
1‘致托洛茨基：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我们将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
2‘通知托洛茨基，要求他使谈判休会而到彼得格勒来。
列宁、斯大林’”
〔在1939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历史完全把事实颠倒了。它说：〕
*“1918年2月10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是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变式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训令。他声明说，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同时他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实行遣散军队。
这是骇人听闻的行为。德帝国主义者当时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徒的，无过于此了。”226
〔从同书第207页翻到第208页，我们找到了下面的叙述：〕
*“列宁称这个决议为‘奇谈与怪论’。
当时党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的真实原因。然而不久前审判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l938年初)已经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曾经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组织过反苏维埃政府的秘密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会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加以杀害，然后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新政府。”227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记录。有63个布尔什维克出席了1918年1月21日（8日）的会议，其中绝对过半数（32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的立场——既不主战也不主和——得到了l6票。列宁的立场——主张同德意志帝国媾和——得到了15票。党中央委员会三天后再次考虑了这个问题。1918年1月24日（l1日）的会议记录如下：〕
*“托洛茨基同志动议就下列方案进行表决：‘我们结束战争，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遣散军队。’方案付诸表决。9票赞成，7票反对。
列宁的建议也付诸表决：‘我们用一切方法拖延和约的签订’(12票赞成，1票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是否打算发出要求进行革命战争的号召？’(2票赞成，11票反对，1票弃权)；‘我们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遣散军队’(9票赞成，7票反对)。”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签订一项单独和约，他的论点是：“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228“不能依靠？”列宁立即驳斥了斯大林的支持：的确，西方的革命还未开始；“但是，如果我们由于这一点而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
第二天，l月25日（12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考虑了和平问题。会议以多数票决定提出“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这个方案供苏维埃代表大会考虑。
斯大林对这个方案持什么态度？在这次会议（这个方案在会上以9票对7票被接受）以后一星期，斯大林说了这样的话：
“1918年2月1日（l月19日）会议；斯大林同志：……‘使我们摆脱这个困难局面的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如果人们考虑到，在整个这一危急时期，党组织和苏维埃的绝大多数都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因而列宁的立场只能通过一次党和国家的革命（这当然是完全谈不上的）来贯彻，那么斯大林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当斯大林说我的立场是当时使党摆脱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时，他远不是错误的，只是承认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月10日〕参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的苏维埃代表团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拒绝签订兼并和约以及中止同四国同盟的战争的正式声明。〔两天后公布了〕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的命令：停止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遣散俄国军队。
〔列宁在一年后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
*“我们党怎么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个组织都不反对遣散军队的呢？我们是怎么回事——难道完全发疯了吗？完全不是这样。军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十月以前就说，军队不能作战，让它在前线再留几周都不行了。十月以后，凡是愿意正视事实，愿意看看不愉快的严酷现实，而不是隐藏起来或蒙上自己的眼睛、满足于发表自豪的言论的人，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根本没有军队。不可能依靠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快遣散军队。
这是俄罗斯国家机构的病态部分，它不再能承受战争的负担了。我们愈快遣散军队，就会愈快把它溶解在尚未处于病态的那些部分之中，国家就会愈快地准备应付它的新的困难任务。这就是我们在毫无异议而一致通过那个决议时的想法——从表面的事变看来是荒谬的那个决议：遣散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在说，保持军队是不实际的幻想。我们愈快遣散军队，整个社会机构就会愈快开始复原。这就是为什么‘德军不能进攻’这种革命词句，以及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革命词句即‘我们不能宣布战争状态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是极大的错误，是对事变作的过分的估计。但是假定德军进攻怎么办呢？‘不会，他们是不能够进攻的。’”
实际上，德军的进攻持续了14天，从2月18日到3月3日。2月18日，中央委员会整日讨论了如何对付已经开始的德军的进攻的问题。
在布列斯特谈判于2月10日破裂以及苏俄代表团公布了关于中止战争和拒绝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声明之后，“主战派”——主张进行极端兼并的一派——终于胜利。2月13日在汉堡由德皇威廉主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如下声明被接受了：“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和约这一点自然而然导致了休战的终结。”2月16日．德国军事司令部正式通知苏维埃政府，从2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中止同苏维埃共和国的休战，这就违反了所规定的协议：必须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七天发出关于休战中止的通知。
如何对付德军的进攻的问题，最初是在2月17日晚上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德方立即提出的关于为签订和约而举行新的谈判的建议以6票对5票遭到否决。另一方面，没有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而尼·伊·布哈林、格·伊·洛莫夫和阿·阿·越飞“拒绝就这样提出问题进行表决。”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进攻充分发动之前，在它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变得明显之前，暂不恢复和谈”。下面的决定被一致通过了（有3人没有投票）:“在德军的进攻成为事实而在德国和奥国还没有开始革命的发动时，我们就缔结和约。”
2月18日，在德军进攻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整日举行了会议，只有短暂的中断（一项记录表明，时间是“在晚上”，另外两项记录没有说明更确切的时间）。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发言赞成签订和约，我和尼·伊·布哈林发言反对，在这之后，“立即提出重开和谈的建议”，这一动议以7票对6票被否决了。在第二次或者说在晚上的会议上，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发言赞成重开和谈；乌里茨基和布哈林发言反对；我发言建议我们不重开谈判，但是要求德国人提出他们所制定的要求。在这之后，就下面的问题进行了表决：“我们是否应当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这项建议以7票（列宁、斯米尔加、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失、我、季诺维也夫）对5票（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1票弃权（斯塔索娃）获得通过。然后，决定立即起草关于这个已被接受的决定的确切声明，并草拟提交德国政府的信件的全文。列宁提出的关于电报所包含的内容的建议付诸表决。除2人弃权外，全都投票赞成指出和提到和约条件的苛刻性；赞成准备按旧条件签字，但表明并不拒绝接受更苛刻条件的，7人赞成，4人反对，2人弃权。草拟电报全文的任务交给了列宁和我。列宁立即草拟了电文，我作了小的修正。电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由人民委员会签署，2月19日发往柏林。
在2月2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投票反对利用协约国的帮助来对付德军的进攻。就军事和技术援助问题同盟国进行的谈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开始的。谈判由列宁和我继续进行，代表法方的是拉维涅将军、尼塞尔将军和雅克·沙杜尔上尉，代表美方的是雷蒙·罗宾斯上校。2月21日，关于德军的继续进攻，法国大使努朗打电报给我说：“你们在抵抗德军方面可以指望法国的军事和财政合作。”当然，德国军国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只是一个必须使敌视我们的某些力量失去作用从而拯救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克列孟梭宣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神圣战争。于是，我们被迫缔结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对概述德国和约条件的苏维埃电报的复电是在〔2月23日〕上午10时半在彼得格勒收到的。同2月10日提出的和约条件相比较，这些条件要苛刻得多。红军必须立即撤出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由德国警察加以占领；苏俄必须同资产阶级乌克兰政府和芬兰政府缔结和约，等等。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问题〔在同一天〕也予以讨论，最初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后来是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最后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全体会议上。
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发言赞成接受这些条件和签订和约。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发言反对。我说，“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一定能承担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但是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一致。由于缺乏这种一致，我不愿承担投票赞成战争的责任。”中央委员会以7票对4票（4票弃权）决定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为革命战争作准备，并（一致——3票弃权）决定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民进行民意测验，以便断定群众对缔结和约的态度。
在2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但是我们必须开始和谈。”列宁回答说：“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错了。必须在这些条件上签字。如果你不在这些条件上签字，那么你就将在三周内在苏维埃政府的死刑宣判书上签字。”〔记录又说：〕“乌里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斯大林的意见，他说，这些条件必须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但是进行谈判已不再可能了。”
了解当时情况的每个人——〔甚至像乌里茨基这样一个一贯极力主张同德意志帝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可清楚看见，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此番话的立场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早在2月28日，德国〔军队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进攻速度是特别快的。遏阻政策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但是）斯大林却〔在5天后〕在2月23日建议不签订和约，而……进行谈判。
斯大林在2月23日的会议上第二次发言，这次是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辩护。他还乘此机会纠正了他自己对国际革命问题的看法，〔因为〕列宁〔批评了他。斯大林说，〕“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革命，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绪以及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1918年1月24日（11日）〕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即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据斯大林说．是在今后几个月内〕，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这样，“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就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实质上，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斯大林没有采取过什么独立的立场。他犹豫不决，等待时间，哑口无言——并进行策划。“老头子一直在盼望和平”，他对我说，朝列宁的方向点点头，“但是他不会得到什么和平”。然后，大概他又走到列宁跟前，说了关于我的同样话。斯大林从不真正地公开表示意见。的确，没有人对他的看法或他的矛盾特别感兴趣。我确信，我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使我们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有可能为世界无产阶级所理解）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次要的考虑。他感兴趣的是“一国的和平”，正如后来他感兴趣的只是一国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进行决定性的投票时，他同列宁在一起。只是在几年以后，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他才不嫌麻烦地为自己拟定了关于布列斯特事件的某种类似“观点”的东西。〔可以把他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比较一下。列宁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之后，立即于3月8日举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
*“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格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当宣布战争状态巳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229
在整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诺维也夫。必须说明，只有季诺维也夫有勇气要求立即签订和约，他预言拖延谈判会更加真正地增加和约条件的苛刻性，以此来吓唬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签订这些条件会比较有利，但是列宁认为，拖延和谈是进行革命鼓动，国际革命任务在爱国考虑之上——在和约的领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对列宁来说，这是一个在国际革命斗争中争取喘息时期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国际革命是一个我们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错，后来他的确修正了这些话，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对其他人，但是实质上，在当时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样，国际革命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利用这个公式。
正是在这个危机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对斯大林来说是那么多的未知数。他对这种因素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感兴趣。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在进步的人们中间正在进行傲烈的辩论，辩论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举行谈判并准备缔结和约。有不少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霍亨索伦政府是在演一出喜剧，而在这出喜剧中暗示对方，结尾语是事先安排了的。革命斗争要求我们向工人们表明，我们不能采取别的行动，敌人正在轻易地击败我们，我们不得不签订和约。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德军的进攻是我们的最好证据，证明这项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德国的一项最后通牒是不够的；一项最后通牒可能同样是预演的一出戏的一部分。德军的真正调动，城市的被攻占，军用财产的被劫夺，则完全不同了。我们失掉大量财富，但是我们却赢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见的意义就在于此。
按照宪法，一个人民委员部是由主席230和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则由6个委员，有时甚至12个委员组成。指导一个部门是不容易的。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反对斯大林，经常使他们的人民委员处于少数。”这位悔过的作者赶忙补充说：“斯大林决定改造我们，并坚持不渝地这样做。在这方面，他表现了才能和智慧。”不幸，培斯特柯夫斯基并未详述问题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的确从中得知了关于斯大林结束他同委员会的矛盾的独出心裁的方式。培斯特柯夫斯基说，“他有时失去耐心，但是他在会议上从不显露出来。在这种场合，当我们在会议上进行的无休止讨论使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会突然消失，他是以特别的技巧这样做的，‘一眨眼的功夫’，他会从房间中消失，躲藏在斯莫尔尼的一个僻静处，后来是躲藏在克里姆林宫的僻静处。没有办法找到他。最初，我们常常等他。但是最后我们就休会，我独自留在我们的共同办公室里，耐心地等他回来，但是毫无用处。通常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斯大林。每当我回答说斯大林不见了，他总是对我说，‘立即去找他’。这是不容易的。为了寻找斯大林，我就要在斯莫尔尼和克里姆林宫的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他。有一次我在水兵沃龙佐夫同志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有一次在厨房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躺在一张长椅上吸烟斗，思考他的论点。”
由于党的最优秀力量进行军事工作或经济工作去了，民族委员部的委员会是由次要人物组成的。但是他们勤勉地搜集论点来对付斯大林的论点，向他提出他回答不上的问题。他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完全不足以进行强迫；他必须使别人信服或说服别人。斯大林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他生性自高自大，而他的才智又不够，两者之间的矛盾给他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他在自己的部门中并不享有威信。当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只是躲藏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们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在这位司令官的厨房里思考他的论点。更加可能的是，他是在护理他自己内心的创伤，并在盘算，如果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不敢反对他，该多么好。但是，在当时，他甚至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只是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全都默默地服从。
培斯特柯夫斯基关于在莫斯科（政府在第二年3月从彼得格勒迁到那里）寻找人民委员部部址的叙述同样是很有趣的。各部门之间展开了争夺商人的私有房屋的激烈斗争。民族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什么也没有。“我对斯大林施加了压力。”斯大林对谁施加了压力，我不知道。“不久以后，民族人民委员部拥有了几所私人房屋。中央办事处和白俄罗斯委员会设在波瓦尔斯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委员会设在尼基茨克，波兰委员会设在阿尔巴特，犹太委员会设在柏列契斯金卡，鞑靼委员会设在莫斯科河码头的某个地方。此外，斯大林和我的办公室设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现在要监视你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找一幢大房子，大家都集合在那里。’这个想法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几天后他对我说：‘我们分配到西伯利亚大旅馆，可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故意占去了。但是我们不退却。叫阿利路也娃用打字机把下面这句话打在几张纸上：‘本处为民族人民委员部占有’。带几枚图钉。”
阿利路也娃是斯大林未来的妻子，她是民族人民委员部的打字员。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带着这些有魔力的纸和图钉，乘汽车前往兹拉托乌斯特街。“天色已晚。这家旅馆的大门关闭了。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本房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占有．’斯大林把它撕下来，把我们的纸贴上去。斯大林说：‘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走进去。’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后门。由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电灯熄了。我们划了火柴照路。在第二层楼上，我们东歪西倒地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随便在一些门上贴上我们的通知。回去时，我们没有火柴了。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走到底层，差一点折断我们的脖子。我们终于设法摸索走到汽车那里。”
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才能设想一个政府成员在黑暗中闯入一幢为另一个政府部门所占有的房屋，撕下一些通知，把另一些通知贴上去。可以肯定地说，其他任何人民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不会想到做这样事情的。这里我们认识到巴库监狱时代的柯巴。斯大林一定知道，关于一所房屋这种可争辩的问题将在最后由人民委员会或在政治局中予以决定。在一开始就向其中的一个机关提出申请，原会简单些。显然斯大林有理由假定，在这场竞争中，不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决定，他企图使人民委员会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尝试失败了，这幢房屋拨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部231。斯大林心中又一次怀有对列宁的怨恨。
按照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叙述，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推理的：每一种民族压迫只是阶级压迫的一个表现。十月革命摧毁了阶级压迫的基础。因此，没有必要在俄国组织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地域应该完全从经济方面划分。“……反对列宁主义政策的情绪，虽然乍一看来似乎是奇怪的，在非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拉脱亚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中间特别强烈。在边界地区受到压迫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同地方民族主义党派进行的斗争中长大的，他们倾向于不仅拒绝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还拒绝进步的社会要求。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委员会由三个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组成。他们以他们的抽象的国际主义来对付被压迫民族的实际发展需要。实际上，这项政策支持了旧的俄罗斯化传统，它本身在内战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危险。”
成立民族人民委员部是为了把以前受压迫的俄罗斯各民族组织起来，办法是成立各个民族委员会——例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犹太、拉脱维亚和伊斯兰教民族（后来改名为鞑靼－巴什基里亚）、波兰等委员会——和高加索山区居民、德意志、吉尔吉斯、乌克兰、楚瓦什、爱沙尼亚、卡尔梅克、南部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为捷克战俘服务）、沃加克和科米等部门。委员部试图在苏维埃基础上组织各民族的教育工作。它出版了一份俄文周报《民族生活报》，并用各种民族语文出版了一些刊物。但是它主要致力于组织各民族共和国地区，从各民族本身中寻找必要的领导干部，一般地指导新组织的地域单位和照顾住在自己被分离的地域以外的少数民族。一些落后的民族第一次由于革命而要求过独立的民族生活。在他们看来，民族委员部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力。它为他们敞开了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过一种独立的生活的大门。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列宁的一个无法替换的助手。斯大林非常熟悉高加索土著人民的生活——只有一个土著人才能够这样熟悉。在他的血液中就有这种土著成分。他爱原始人民的社会，找到了同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不担心他们会在任何方面胜过他，因此他以民主、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列宁很珍视斯大林的这些为其他人所没有的特点，用一切办法试图在各种民族代表团面前提高斯大林的威信。“同斯大林谈谈吧。他清楚了解这个问题。”他了解情况。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吧。他几十次、几百次地重复这种推荐。有时，斯大林同各民族代表或者在他自己的委员会中发生严重冲突，在所有这种场合中，问题就被提到政治局。在那里，作出的一切决定总是有利于斯大林的。这一点使得他的威信在落后民族的统治集团面前、在高加索、在伏尔加河、在亚洲进一步提高了。新的少数民族官僚机构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堡垒。
1919年11月27日，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组织和东方人民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四人当选名誉委员：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大会的主席苏丹－加里也夫（后来结局不好的人物之一）建议大会欢迎斯大林，把他视为“燃烧着仇恨国际帝国主义的火焰的战士之一”。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丹－加里也夫关于总的政治革命的报告最后有着这样的致敬口号：“俄罗斯共产党万岁！党的领导人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万岁！”这一点特别说明了当时领导人的等级。甚至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这次东方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认为有必要把斯大林包括在党的领导人之列。
从革命的时候起直到民族人民委员部在1923年撤销时为止，斯大林一直是民族人民委员。民族人民委员部是由于成立了苏联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民族委员会撤销的。可以认为肯定证实的是，至少直到1919年5月为止，斯大林并不非常忙于民族委员部的事务。最初，《民族生活报》的社论并不是斯大林写的，后来，当这家刊物开始以大本出版时，斯大林开始一期接一期地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他的社论。但是斯大林写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而是逐年减少的。从1 920年到1921年，我们发现他只写了两三篇文章。1922年，一篇也没有。那时，斯大林完全去搞政治机器去了。
1922年，这家刊物的编辑部说：“在《民族生活报》出版之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起了积极作用。在那段时期里，他不仅写了社论，而且还常常写参考性评论，为党的生活栏写札记等等。”读到这些文章，我们又想起了梯弗里斯出版物的老编辑和1913年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
例如，在好几期中，他专门注意东方。这是列宁的指导思想在他的若干文章和演说中，他可能遵循这个思想。无疑，斯大林对东方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他本人就是一个东方人。他对西方生活和西方语言都不熟悉，如果说他在西方代表面前总是感到不知所措，那么在东方落后民族的代表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位人民委员就感到自己更有信心得多，并且是站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基本思想是列宁的思想。但是对列宁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前景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在1918年，占重要地位的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东方问题；战争就要结束了，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动乱，在德国、奥匈帝国和其他地方都有革命。例如，在1918年11月24日（即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发生时）的一期中刊载了斯大林的题为《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我们大家全都认为这些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当时斯大林写道，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232——换言之，斯大林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觉醒，不仅在俄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是重复列宁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重复这种思想时，不仅有分工，还有兴趣的划分。关于西方革命，斯大林完全无话可说。他不了解德国，不了解它的生活或语言其他人则以丰富得多的知识写有关德国的文章。斯大林集中力量于东方。
在1918年12月1日，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乌克兰在解放中》的文章。这是老一套的座谈会式的词藻。重复代替了其他办法：“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给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应得的打击。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揭穿他们的反动作用”233，等等令人作呕的话。在1918年12月22日同一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写道：“在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协助下，（乌克兰）苏维埃国家机器正在恢复中。乌克兰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以皮达可夫同志为首的……组成乌克兰政府的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是：皮达可夫、伏罗希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克维林、查东斯基和柯秋宾斯基。”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伏罗希夫还活着，成为元帅。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一次事故中死亡。所有其他的人不是被公开处决，就是毫无踪迹地不见了。这就是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命运。
2月23日，他发表了题为《两个阵营》的社论，他在社论中说：“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234尽管说了好些“浪潮”，这些说法都是陈词滥调，彼此互不协调。在所有这些话中，在平淡的含糊的官僚词藻之下，明显地有一种不真诚的语调。1919年3月9日，《民族生活报》发表了斯大林所写的题为《两年以来》的文章，文章表示了他的结论：“无产阶级的两年斗争经验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预言。”235在那些日子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还没有缩小到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其他所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型。所有的文章全都极端缺乏独创性的思想或吸引人的形式。这些文章在表面上是说教性质的，枯燥、冗长和虚假。
楚瓦什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0年4月举行，也就是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两年多之后举行的。名誉主席团仍是由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四人组成。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在描述代表大会开幕情况时指出，墙上挂着世界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那时还没有斯大林的画像，什么地方都不挂他的画像，谁都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挂他的一幅画像。而这次会议完全在斯大林自已的活动范围之内。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斯大林在巴库，在那里，他在庄严的苏维埃会议上讲话，作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的报告。在11月13日的达格斯坦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了达格斯坦的自治。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说，“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多次为雷鸣般的掌声和《国际歌》所打断，最后全场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11月17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的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亲自宣布“成立一个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236，并作了关于上述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1920年12月18日和21日之间，举行了第一届全俄自治共和国、边区、州代表会议。斯大林因病不能出席，卡敏斯基代表斯大林向会议祝贺。会议一致通过了向斯大林慰问的动议。但是那次东方人民大会的记录说：“……选出大会名誉主席：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选出名誉主席团成员……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又是居于末位！
在维也纳，斯大林在列宁指导下，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书，在西伯利亚他想独立地继续这个工作，但是列宁甚至认为不可能发表他的文章。在1917年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是我们时代民族压迫的主要因素。在1923年，他把具有悠久传统和压迫过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这些明显的错误，斯大林式的错误，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经指出，这是因为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概念。他根据一时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就像在鞋铺里按大小挑选鞋子一样从中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每遇到事件转折点，他总是那么容易自相矛盾起来。因此，即使在他专长的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也不能达到完整的概念。
他在1920年10月10日的《真理报》上写道：“承认脱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建议脱离。边疆地区的脱离将会损害中央俄罗斯的革命力量，中央俄罗斯鼓舞了西方和东方的解放运动。脱离出去的边疆地区必将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看一看脱离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芬兰等就够了，它们只保持着独立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变为协约国的无条件的附庸。回顾一下被德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乌克兰和受协约国蹂躏的阿塞拜疆的最近历史，就可以充分理解在当前国际条件下提出让一个边疆地区脱离的要求的反革命性质。”237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写道：革命浪潮“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被彻底击债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238
这就开始了外国干涉的浪潮和对边疆地区的占领，这些边疆地区的居民多数是非俄罗斯民族，他们必然憎恨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化的政策。在斯大林1920年11月8日在巴库作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结束语：“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困难是吓不倒我们的……”套用路德的某些话，俄罗斯可以说：“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者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239
*〔根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
“1918年春天，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为了就这个决定制订更具体的办法，5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乌拉尔边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鞑靼族和巴什基尔族的代表，以及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官员。
参加这个会议的乌拉尔边区的代表是西罗莫洛托夫和金图尔同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巴什基尔族共产党员沙米古洛夫同志。这三人都坚决反对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认为其性质是对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一种让步。受到这种意外的支持后，民族人民委员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我们这些‘左派’精神抖擞，决心坚持地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这样一来，主张成立共和国的人就处于少数。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只有鞑靼族共产党领导人奴尔－瓦希托夫和乌法鞑靼人的代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伊布拉吉莫夫。巴什基尔族共产党人沙米古洛夫表示反对成立这个共和国，认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不必要的让步。另一巴什基尔人马纳托夫的行动更坏些。他在会议上投票赞成成立共和国，不愿意‘同他的上级争吵’，但是在走廊中他却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因为据他说，巴什基尔人不愿意同鞑靼人在一个共和国中。
随后在会议期间斯大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并宣布，由于这个问题事先中央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应该投票赞成组织一个共和国。但是我们没有让步，并且对会议召开之前就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表示抗议。我们离开了那个小组会，拒绝再参加委员会的讨论。当时我们揶揄斯大林说：‘只有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一起’。为了这件事我们后来收到中央委员会的书面责备。”
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之后，群众中增长了对苏维埃政府的同情。这些巴什基尔群众的领导权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代表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部分。这个集团逐渐堕落为反苏活动的前哨据点，并同杜托夫和高尔察克建立了联系。可是，在巴什基尔自治权被高尔察克取消之后，扎克－瓦利多夫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同苏维埃政府开始谈判。1919年2月，在消灭高尔察克之后，巴什基尔政府投向苏维埃政府一边，并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尔斯克东部战线参谋总部巴什基尔政府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这个协议保证给予巴什基尔人民自治，条件是它的政治应建立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上，巴什基尔部队同红军公开共同行动反对白卫分子等。
1919年3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开始同巴什基尔代表团谈判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谈判的结果是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巴什基尔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缔结关于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洽的协定。在3月初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并且由于乌法附近的军事失利，我未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平静地留在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同巴什基尔代表团一直谈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尔的现代历史家几乎都不记得斯天林和这件事有关。〔下列两段摘录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菩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
（一）
*“俄罗斯同志和巴什基尔同志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彻底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在一个地方，以巴什基尔政府的名义逮捕了俄罗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义逮摘了巴什基尔人。托洛茨基的乌法之行和这个运动（1920年3月）恰巧发生在同时。巴什基尔官员再度开始同苏维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
（二）
*“同时，由于收到从巴什基尔来的消息，中央对巴什基尔问题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别权力来到乌法，召集我们到那里举行关于巴什基尔阿题的会议。从斯特里塔马克来代表巴什基尔人参加会议的有瓦利多夫、图赫瓦图林、拉哈马图文和卡斯普兰斯基；边区委员会代表和中央官员有杜德尼克、萨莫伊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乌法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埃尔秦。”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乌克兰的布尔什维主义力量是薄弱的。其原因要从那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中去找。各城市由于居民是大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只有少数是乌克兰人，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殖民地性质。在乌克兰产业工人中，相当大部分是大俄罗斯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对农村以及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发生兴趣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受到半讥讽的对待，这当然使他们愤慨并把他们推向沙文主义。城市中非乌克兰族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农村群众的生活并无一种血缘关系的感觉。在乌克兰城市中，他们是代表大俄罗斯的文化的，但他们之中大多数，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对大俄罗斯文化也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了乌克兰布尔什维主义的异族性质，恰好在应该使布尔什维主义深深扎根的时期缺乏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产生深刻的独立性、错综复杂的冲突和争吵以及经常的内部派别斗争。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其任务是经常注意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比其他人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较密切的关系早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并延续了好几年。在乌克兰，斯大林代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在某些党代表大会上，他又代表乌克兰的组织。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他以其实际领导人之的身份参加，由于这个乌克兰组织的生活大部分浪费在经常的争吵、冲突和搞派别之中，斯大林在这种气氛中就如鱼得水。
他在乌克兰的时期充满了失败，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一直完全没有透露。〔斯大林主义者所写的官方历史，被迫记录了在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的整个时期在乌克兰贯彻党的路线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但谨慎地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同这种流行病般的失败有关。这些历史不说：归根结底，“1919年初在乌克兰犯的关于农民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这个错误使那里的苏维埃政府垮台”，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适当地执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政策。列宁谴责这次错误说：“管理得良好的农田只有很小部分应该改变为苏维埃农场，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我们需要一种同我们在1917年和1918年好多月中所需要的那样的政策……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划出大的苏维埃农场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
〔斯大林在1920年3月20日出席第四届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并带有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明确决议。他在会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对，带头的是萨普罗诺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随者，这个派别已在前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的辩论中被击败了。这一次，这些反对者的所有论点事先都已知道，民放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提出了托洛茨基预先为他写好的反驳论点。托洛茨基写这些反驳论点是政治局委托的。可是，斯大林却在乌克兰会议上遭到了失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干涉，在乌克兰中央委员还不能实行它的坚持执行“民族自决”原则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届会议所选出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井且从乌克兰召回一批有严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的官员。1919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要点如下：〕
“鉴于乌克兰文化……许多世纪以来受到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的压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党员尽力协助消除对自由发展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一切障碍。由于许多世纪的压迫，在乌克兰落后部分群众中产生了民族主义倾向，鉴于这个事实，所有党员的任务是，对待这些群众要十分耐心谨慎，用同志式的态度向他们解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们……应该使劳动群众学习乌克兰语言，并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言的权利得到实际执行……使……乌克兰语言成为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武器。应当立即采取步骤保证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有足够的懂乌克兰语言的工作人员，并且所有工作人员将来都能说乌克兰话。”
这应当是十分容易为之辩护的决议。虽然一般说来，斯大林不是一个成功的辩论家，但考虑到当时的力量对比情况，他的失败还是使人惊异。很可能是，斯友林预先感到会议的气氛不利于阐述他的论点，就决定采取以败取胜的办法，通过居间人表明，他阐述这种论点并非出自自己的信念，而只是执行纪律。他想用这种办法一举两得——既取得乌克兰代表的同情，又可以把失败责任转嫁于我，因为我是那个决议的作者。这种阴谋正符合这种人的精神状态！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不但领导小小的格鲁吉亚的贫困农民，而且也渴望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取得“全俄罗斯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主要分子不把格鲁吉亚认为是一个民族故乡，而认为是一个“吉隆德省”，是上帝选择的向全国提供领袖的南方省份。但是这只有在还有希望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进行。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可能性明朗化之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就立即切断与俄罗斯妥协派的联系，而同格鲁吉亚本地的反动分子联合。到了苏维埃取得胜利，格鲁吉亚的主张单一的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人就一变而为分裂主义的热烈支持者。……
〔下列当时的文件对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提供了新的说明：〕
（一）
*“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奥尔忠尼启泽：
你的有所抱怨的信收到。你误解我的调查为不信任你，进行调查是我的责任。我希望在我们会面之前，你将放弃这种不适当的委曲语气。
第九十六号。
1920年4月3日
列宁”
（二）
*“罗斯托夫转巴库
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
（通过负责人员递交，递交情况应报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斯克利扬斯基。）
中央委员会命令你把格鲁吉亚领土上的所有部队撤到它的边境，并禁止侵入格鲁吉亚。在同梯弗里斯谈判后，显然与格鲁吉亚获致和平并非不可能。
立即报告关于叛乱者的一切最精确的事实。
这是政治局的命令
第00四／10九号
1920年5月5日
列宁、斯大林”
（三）
〔此信用的是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信纸，用打字机打的，日期为1921年2月17日。发自莫斯科，编号为第八六四号，上标“秘密、亲收”，收信人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信旁有两处批注——一为斯克利扬斯基写的：把此信呈交列宁；另一为列宁写的：把此信退还斯克利扬斯基。信的主要内容为：〕
“……由于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主动行动，我们面对着侵入格鲁吉亚的既成事实：红军已越过格鲁吉亚边境并与格鲁吉亚军队发生冲突……
总司令谢·加米涅夫
参谋部军事人民委员〔斯·〕达尼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彼·〕列别捷夫”
（四）
叶卡特林堡
秘密
*“莫斯科
斯克利扬斯基：
请就对格鲁吉亚进行军事行动问题写一简短备忘录，此次行动何时开始，何人下令等。我需要此备忘录提供中央全会之用。
第十六号
1921年2月21日
托洛茨基”
（五）
*（列宁所写：为一秘密文件的副本）
（由斯克利扬斯基同志打字，签名）
绝密
“中央委员会倾向于让第二集团军积极支持格鲁吉亚的起义和占领梯弗里斯，同时保持国际关系状态，条件是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认真考虑一切事实后，对胜利完全有把握。我们通知你们，由于运输问题，我们现在饿着肚子坐在这里，因此将不能给你们一节火车或一辆汽车。我们不得不从高加索取得谷物和油。我们要求立即通过直通电报答复，电报要由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斯米尔加、西金、特里弗诺夫、弗鲁姆金签署，在我们未复上述诸人的电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
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无日期〕
克列斯廷斯基、斯克利扬斯基”
（六）
“斯克利扬斯基同志，请立即在你亲自监督下把此件摄影，极端谨慎地译成密码，发给斯米尔加，并要他亲自站在直通电报机前，亲自译出密码〔把此事告诉总司令，但不把此件给他看。〕
斯大林自己会派奥尔忠尼启泽去。
因此，要加倍和千万倍小心。你要负全责
1921年2月14日
〔列宁同志亲笔〕
列宁”
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已无法支持下去。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然而，在实行苏维埃化的行动和方法上意见并不一致。我主张在格鲁吉亚内部进行一定准备时期的工作，以促进起义，然后再去援助。我认为，在同波兰达成和平并击败弗兰格尔之后，已没有来自格鲁吉亚的直接威胁，可以延期采取最后行动。奥尔忠尼启泽在斯大林支持下，坚持要红军立即开进格鲁吉亚，估计那里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列宁倾向于站在中央委员会中这两个格鲁吉亚籍委员一边。这个问题政治局是在1921年2月14日决定的，当时我在乌拉尔。
军事干涉进行得很成功，如果不算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的疯狂运动在内，并没有引起任何国际间纠纷。然而，为了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使用的那种方法在那以后数年中发生极大的影响。有些地区，劳动群众在革命前本来就在多数情况下支持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后来所遭受的困难和苦难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的部分。但在那些由红军实行苏维埃化的较落后地区就不是这样。在那里，劳动群众认为，增加的困难是外面强加的政权的结果。在格鲁吉亚，过早的苏维埃化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孟什维克分子的地位，并且导致1924年的广泛群众叛乱。斯大林自己承认，当时格鲁吉亚不得不“重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