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
（1939年7月15日）
1939年6月9日，工农社会党的报纸发表了马索·皮维尔的文章《工农社会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我怀着真实的兴趣，拜读了那篇文章。我原本还以为，皮维尔终于要对那些导致他与第四国际不和的分歧，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了。可惜刚刚读了头几行，我就大失所望。皮维尔根本不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阶级政治的领域。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批评仍没有超出心理学、道德与礼节的层面。皮维尔显然是在回避对工人运动的各种关键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我将耐心地分析皮维尔的文章，对每一个纲领性的要点——甚至是概念上的细微差别——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一点。
“对领导权的要求”
皮维尔愿意同“托洛茨基主义”合作，但是后者必须放弃对“领导权”（hegemony）的要求，并走上“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的道路。把合作同“对领导权的要求”如此对立起来，已经足够让人产生怀疑了。各种不同的派别要想共存于一个党内，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各个派别都相信，说服其它派别、向其它派别学习是有可能的。每当出现分歧的时候，每个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派别，都会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才是党内民主的机制。要想在一个民主的政党内部树立“领导权”，除了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外，还能有别的方法吗？说到底，在工农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上，难道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没有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吗？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吗？难道他们在党内的“领导权”不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确立的吗？这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吗？皮维尔的辩解，暴露出他把自己那个派别的“领导权”当成了金科玉律，其它派别要想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坏了规矩，就是在犯罪，说得更吓人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那到底什么才是民主？
“派别手段”
皮维尔先是宣称“领导权”就是他对党的个人垄断，随后便要求托洛茨基派“停止使用派别手段”。这个要求居然出自一个反复强调他的组织的民主性质的政治家笔下（而且还多次重复了这个要求），实在是匪夷所思。什么是派别（faction）？就是由党内的一批思想最为接近的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的、没有具体规定的集团，它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全党相信它的观点是正确的[1]。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党内部，也会由于新的阶层开始受到自己的影响、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形势的急剧转折、领导层的错误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从铁板一块的观点来看，派别斗争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危害都远远小于禁止一切派别而造成的危害。当然，在缺乏足够的原则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个人的野心、企图升官发财等原因而尝试建立派别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政党内部特别常见。在所有此类事例中，党的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动用警察手段）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让他们在全党面前名声扫地。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对党的深切忠诚，这样一来，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短暂争执，都不会动摇党的团结。派别的存在，天生就会造成摩擦，会消耗人们的精力，但这就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能干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会尽量把派别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经受住了集体经验的考验的正确政策；要用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派；要逐渐加强领导层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别，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使斗争染上虚伪的和有害的性质。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
建立“组织”
皮维尔随即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建立由外界指使的组织”。他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见他的思想是何等的混乱。皮维尔自己肯定认为，在工会内部建立组织，争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是每个工农社会党党员的义务。由于遭到了茹奥集团、斯大林的间谍和国家警察的攻击，这些组织不得不改头换面，秘密活动。我相信，工农社会党作为一个政党，仍在通过“从外界指使”的方式，领导着这些组织。工农社会党如果放弃了这种在工会、布鲁姆的党和斯大林的党内开展工作的方法，它就等于放弃了争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也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发生！既然如此，那双方的做法还不都是一样？皮维尔把布尔什维克开展“组织”活动的办法说成洪水猛兽，不过是用来吓唬自己，吓唬全党，这根本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不过，也许问题完全与这些无关，而只跟工农社会党内的“托洛茨基派”组织有关呢？如果是这样，那这无非是在再次指控我们搞派别活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我们建立组织，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开的政治合作，以及两个流派之间的平等、公开的思想斗争。假如用官僚镇压来代替思想斗争，那我敢断言：“托洛茨基派”不但有权利使用建立秘密组织的方法，更有这么做的义务。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非常时期就要使用非常手段！）[2]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秘密组织的责任，应当完全由极权官僚来承担。
“由外界指使”
“由外界指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皮维尔还是没有举出任何人、任何情况、任何事例来说明（显然是为了不违反礼节）。不过我们可以猜出他的意思是说“由托洛茨基指挥”。有许多人由于拿不出可靠的论据，最后只能作出这样的含沙射影。但是“指挥”这个词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斯大林官僚阶层利用权力和金钱进行指挥。布鲁姆的机关通过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指挥。托洛茨基派既没有钱，也没有格伯乌[3]，跟资产阶级更没有关系。他们怎么能“指挥”得动别人呢？关键在于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人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含沙射影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由外界指使”这个说法都是令人不快的。这是在暗示党外有人在发号施令吗？还是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又犯了什么罪呢？难道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建议都成了罪过吗？当革命党内发生严肃的斗争时，一定会在国际上引发反响。某个流派的代表肯定会向其它国家的同一流派求助。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这是罪过吗？恰恰相反，这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应该向“托洛茨基派”学习，而不是去痛骂他们！
“同志式的”语气的一个范例
皮维尔接下来又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高压（？）、腐化（？）、或系统地进行诋毁等手段……”。“高压手段”是什么意思呀？党的机关掌握在皮维尔手里，皮维尔肯定非常熟悉通过机关施压的手段。反对派除了自己的主张之外，什么都没有。难道皮维尔想连思想上的施压都加以禁止吗？“腐化”这个词，在政治语言中专指：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等等。我认为第四国际是最不可能发生这种罪行的组织。然后就剩“系统地进行诋毁”了。经验表明：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越是模糊，他经受的批评越少，他就会更容易把尖锐的争论当成是对他的“诋毁”。过于敏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作为党的领袖，皮维尔本应树立起“开诚布公地合作”的榜样，但他却指责别人“腐化”。希望皮维尔能放下他的笔，这样他才能有机会改正错误。
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派别
皮维尔否认反对派有权争取党内多数人的支持（“领导权”），并因此禁止了派别——也就是践踏了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原则——然后他又鲁莽地把工农社会党的民主，同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对立了起来。这样的对立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各个思想流派与派别组织自由斗争的历史。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时期，曾发生过支持抵制选举派与反对抵制选举派的斗争；曾有过“召回派”、最高纲领派、调和派、“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者；曾经为了十月起义的问题分成对立的两派；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有过“左派共产主义者”；围绕着要不要建立正式的军事政策也发生过派别对立；等等等等。假如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要求他“停止使用派别手段”。列宁的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耐心而诚挚地对待反对派。
当然，在形势万分危急的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了派别[4]。对于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可以进行讨论。无论如何，后续的发展已经证明：禁止派别活动，是党的堕落的起点之一。官僚把“派别”的概念说得跟洪水猛兽一般可怕，是为了扼杀党，不让党思考，甚至不让党呼吸。于是，极权统治建立起来了，它杀害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皮维尔嘴上总是不离民主和批评的自由，而青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他本来应该向青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学习，可他却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故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那里已被摧残殆尽）那里学来了官僚式的对派别的恐惧，这岂不令人莫名惊诧吗？
行动中的纪律
派别斗争可以用行动中的纪律来加以弥补。党不是社交俱乐部，而是战斗团体。如果皮维尔能指出“托洛茨基派”在行动中违反了纪律，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论据。但皮维尔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指控，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皮维尔的派别
由于皮维尔自己完全掌握着“领导权”，并完全控制着他自己的派别，还能召开自己的秘密会议（比如说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时候）等原因，“停止使用派别手段”的要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唯一的区别在于：“托洛茨基主义”要打击右派，而皮维尔要打击左派。
第四国际与派别
皮维尔完全罔顾现实，把第四国际的制度说成是一种铁板一块、盲目服从的体制。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第四国际从未禁止过派别，也根本不打算禁止派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当中都有派别存在。围绕着各个派别的主张，论战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派别有存在的权利。当出现反对派的时候，仅仅因为这个反对派处于少数地位，便指责它使用“派别”手段，而不去同它讨论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内民主的立场来看，这种做法是极其可耻的。假如各方的分歧十分严重，那么使用派别手段就是正确的。假如分歧并不严重，那么对方的声誉就会下降。迄今为止，派别斗争都只会引发原则立场上的更进一步的融合或分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如果不算极权体制的话。
用具体问题来进行验证
举个例子：在打入工农社会党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派”中间的“铁板一块”和“盲目服从”是最少的。我们的法国同志为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他们分裂了。我本人对这件事怎么看呢？老实说——我犹豫了。几个月以前我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对这件事态度非常消极。可是，法国支部里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他们并没有顾忌这么多，在鲁[5]同志率领下，他们参加了工农社会党。我相信他们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法国支部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明显暴露出了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与宗派主义立场。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居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饱受追捕迫害的极左派，真是令人惊讶。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第四国际在同宗派主义斗争，并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分裂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但也仅仅只是插曲。如果工农社会党能沿着革命的方向继续演化（我们衷心希望它能这么做），它就会把“托洛茨基派”中的异议部分给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如果工农社会党在资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斯大林派的压力下，将“托洛茨基派”开除的话，那么团结将会在工农社会党之外重建起来。
“领袖党”
皮维尔将他关于党的观念概括为：“领袖党（leader-party），就是一种为了所谓的（？）革命行动，而进行密谋活动的、集中化的参谋部，比起这种领袖党，我们更喜欢这样的党：它会向真正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并会尽可能地创造机遇，使革命先锋队能够直接接触到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中最广泛的阶层。”皮维尔总是摆脱不了抽象的概念与模糊不清的公式，这次也不例外。他说的“领袖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老布尔什维克党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讲清楚呢？怎么能用含沙射影来教育工人呢？更何况这都没影射到点子上。在党内民主这方面，史上还没有哪个党能做得跟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彻底；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民主的独特之处，便是它对接近群众表现出的高度关注、大胆无畏与灵活机动。皮维尔只能许诺“同最广泛的阶层”建立联系；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在行动中把成百上千万的群众团结了起来，并率领他们赢得了胜利。顺便问一句，皮维尔对“密谋活动”如此轻蔑，他所谓的“密谋活动”究竟是指什么呢？难道是指十月起义的准备活动？果真如此，那他就只是在重复自由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经讲了几十年的老话。
只有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建成革命党
组织观念当然不具备独立的性质。但是，纲领与策略上的立场，只有通过组织的观念，才能得到彻底的表达。有一批革命玩票者曾在巴黎办过一份叫《群众》（Masses）的杂志，对这类人而言，所谓组织问题，就是要保住他们对这家小小的杂志的“领导权”，并使他们免遭不同意见的批评——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完全为了选举任务服务的。迄今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找到适当的组织形式。想用陈腔滥调来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另外的革命经验来撑腰，这样做是轻率的、无耻的，而且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工人！
罗莎·卢森堡
为了给自己的组织观点（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观点）寻找论据，皮维尔自然要引用卢森堡的话。但这对我们毫无影响。罗莎自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她的组织观点，却是她的整个立场中最差的部分，因为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她在理论和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错误。罗莎没能在德国建成一个革命党或革命派别，这是导致1918—191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瓦尔特·赫尔德[6]在《我们的话》[7]上发表的文章）。至于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党[8]，它在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不得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自己进行了改组。这些历史事实，要比她说过什么话更为重要！
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在190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我们的政治任务》[9]，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提出了很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苏瓦林[10]在他那本斯大林传记中，曾怀着同情引用过那本小册子里的话）。但是，后来的一切经验都向我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对的，而罗莎·卢森堡和我是错的。马索·皮维尔抬出了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用来反对1939年的“托洛茨基主义”。可是，从1904年到现在，光是俄国就已经发生了三次革命。在这三十五年里，我们就真的一点东西都没学到吗？
为了更好地推销他的民主精神，皮维尔保证他“会用自由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集权的方法”。对于这句自大而又暧昧的话，只要苦笑便好。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公式，难道不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吗？难道不就是要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吗？可是皮维尔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普鲁东主义者或巴库宁主义者。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集权”，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专政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独裁专制”，换句话说，尽管同属于专政体制，但它们并不一样。如果皮维尔的意思是说，他要力争成立苏维埃，以苏维埃作为专政的机关，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内部民主，那他的意思，跟“托洛茨基派”从1923年起就在奋力争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皮维尔要想让自己的承诺更有可信度，就不应该用列昂·布鲁姆和保尔·弗尔的方式来践踏党内民主，不应该否认少数派拥有最合法的权利，不应该禁止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不应该把“领导权”当成是他自己的派别的禁脔；相反，他应该建立起一种民主制度，哪怕这种制度的民主程度只有沙皇统治下的非法时期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十分之一。只要他不肯这么做，他对于不知何时会到来的“自由”的承诺就一文不值。这个承诺，有点像是世间一切苦难都能在死后获得补偿的承诺。
这就是皮维尔的组织观点。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消灭党内民主，并用官僚集中制来取代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用机关来压服思想。我们现在应该看出来：无论是在学说、纲领还是政治活动等方面，事情都不会好转。
一个单方面的要求
前面讲过，皮维尔要求我们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我们原则上准备接受这个要求。遗憾的是，皮维尔自己已经大张旗鼓地违反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就同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决裂了，这比工农社会党还要早二十五年。可是皮维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开诚布公”。在漫长的斗争中，在无数人殉难后，展示出了它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性的托洛茨基派，必须义不容辞地信任皮维尔；然而皮维尔却根本没有信任托洛茨基派的义务。皮维尔的规矩是：信任右派——威胁和压制左派。但这正是列昂·布鲁姆的规矩，只不过偏了几度而已。
与社会爱国主义决裂
合作必须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前提。对于工农社会党同列昂·布鲁姆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决裂一事，我们的法国同志是非常重视的；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参加工农社会党了。但是，如果把这件事，说成只要同已经堕落的党决裂，就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在决裂之后，还要提出革命的纲领，并正确地判断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然而工农社会党的领导层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绝非偶然。它还远远没有彻底剪断自己同母体之间的脐带。
共济会
不幸的是，工农社会党的领袖并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决裂，因为他们并没有同共济会——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贮藏库——决裂。有一天我收到了皮埃尔·贝伊（Pierre Bailly）的小册子《共济会确实是一个威胁》，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作者没有理睬所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废话（这些东西毫无价值，因为共济会在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对科学和哲学做出过半点贡献），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阶级立场出发，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了共济会自己的文件之后，他无可辩驳地指出：共济会的作用就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效劳，为它们四处腐蚀人心[12]。
与其它所有派别和团体相比，我们的同志是最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怎样分析复杂问题的，贝伊的这本小册子，正好为这个事实提供了绝佳的证据。尼科利奇（Nikolitch）的小册子虽然空洞无物，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却印刷得非常精美；而贝伊这篇严谨的作品却是用油印机印的；就连这件小事，也都足以体现出中派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社会地位。
社会爱国主义
不，皮维尔根本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及其变种——社会和平主义——决裂，否则他就不会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麦克斯顿结盟，来反对我们了。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麦克斯顿的帝国主义和平主义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芬纳·布洛奎要比麦克斯顿稍微左一点。但是，独立工党的全部经历表明，每到关键时刻，麦克斯顿就会以辞职相要挟，而芬纳·布洛奎就会立刻向麦克斯顿匍匐下跪。有人会对这件事视而不见。但视而不见并不能改变事实。还是让皮维尔去向工人解释他同麦克斯顿相勾结、反对第四国际的原因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13]。”
斯内夫利特
皮维尔跟斯内夫利特携手并进，而在过去几年里，斯内夫利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老天保佑！——不去触怒荷兰政府，保住他那个宗派主义工会组织的政府补助金。我们曾多次要求斯内夫利特的党拿出一个政纲来，要求他作为议员，要提出战斗的口号，要求他按照革命精神在群众中进行鼓动。斯内夫利特系统地闪烁其词，不肯跟保守的荷兰政府决裂。至于这个民主派分子在同青年同志争论时使用的“语气”，还是不提为妙。当第四国际终于召开会议，讨论荷兰支部的问题时，斯内夫利特退出了我们的组织，然后他自然就开始抱怨我们糟糕的“方法”。毫无疑问，皮维尔的方法要好得多：他对斯内夫利特的政治投降保持沉默，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在各种下流的诽谤面前，皮维尔竭力维护安德列乌·宁的个人形象，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贵的。但他却把宁的政治活动给吹捧成革命者的楷模，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说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当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宁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14]，而这个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无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工人委员会[15]。这个目标实现后，宁就被资产阶级政府扫地出门。此后，宁的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反而还想重新钻进资产阶级政府。难道皮维尔敢否认这一切吗？关键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事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应该按照这个事实来评价：每到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会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而不应该用宁的发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话来评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最大的罪过。
皮维尔不但没有无情揭露这种致命的政策，反而为了给这种政策辩护，而翻印了库尔特·兰道[16]的所有旧文章。兰道跟宁一样，都是被格伯乌杀害的。但是，尽管他们都是被斯大林的刽子手杀害的殉难者，尽管他们理应获得最强烈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告诉工人真相的义务。兰道跟宁一样，代表着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们不是列宁的门徒，而是马尔托夫的门徒。兰道支持了宁的错误，而没有支持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他就像维克托·塞尔日[17]、斯内夫利特和皮维尔本人一样，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有一个左翼反对派正在开始成长（何塞·雷布尔[18]和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批评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而皮维尔却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尔金[19]之流。不，皮维尔虽然同布鲁姆决裂了，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实际成果”
皮维尔傲慢无礼地宣称：托洛茨基主义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使他改变观点。但在现在这个全面反动的时期，一个革命党怎样才能成为群众运动呢？目前，由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公开破产，形势已经开始变得对革命派有利起来。工农社会党从布鲁姆的党分裂出来，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征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很早就开始了斗争。皮维尔只要用批判的态度来想一想，就会明白：如果没有“托洛茨基派”的长期准备工作，他很有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跟布鲁姆决裂。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整个工农社会党只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副产品。难道皮维尔会以为这个“实际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吗？
反动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警察，给每个左倾的流派都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归根结底，这个事实表明全世界反动势力正在全力镇压第四国际。格伯乌豢养了一大群特务，他们的用处就是刺探情报、陷害无辜与暗杀，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冲突与分裂也是他们的任务。我们所遭受的迫害之重，史上没有一个革命流派能与我们相比。反动势力非常清楚，第四国际对它们构成了何等的威胁。只是在第四国际的无情批判与宣传之下，中派主义者才开始振作起来，左翼中派主义者才同右翼中派主义者决裂，而右翼中派主义者又同公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划清了界限。皮维尔在几年前曾正确地指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明显的反动信号。遗憾的是，现在反动势力正在把他拉过去。
第四国际的内部力量
布兰德勒、洛夫斯东[20]等人的国际组织[21]，以前看似要比我们组织强大许多倍，如今它已被彻底打垮。瓦尔赫尔、挪威工党和皮维尔本人组成的联盟已经瓦解。伦敦局已经变成了一个鬼魂。然而第四国际却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不断成长起来，它已在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支部，并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格伯乌的恐怖（它就是杀害克莱门特的凶手[22]！）——召开了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纲领。皮维尔不如列举一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刊物，在理论水平上能与《新国际》、《钥匙》[23]、《我们的话》和第四国际的其它机关刊物相比的。
所有被伦敦局或类似的组织吸引过去的左派团体，都代表着来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碎片，它们没有共同的纲领，只会死抱着老一套不放，都患有不治的痼疾。正在不断进步的第四国际是由新鲜而活泼的分子组成的，把这些分子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以过去的全部经验为基础而制定的，它不断地经受考验，并磨炼得越来越准确。在干部的选拔上，第四国际有一些远远胜过第三国际的优势。这些优势，正是由于反动时期艰难的斗争条件而产生的。第三国际能很快成立的原因，正是因为许多“左派”见到革命胜利了，就欣然向革命靠拢的缘故。第四国际是在失败与迫害的接连打击下成立的。在这种条件下，思想纽带被锻造得极其牢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在草创时期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一个革命玩票者的批评标准
维克托·塞尔日说：“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国际，不是你想要，就能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是何其自大，而又何其空洞！衡量一个国际的尺子，说不定就放在塞尔日的口袋里，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像量裤子一样量国际。我想问一句：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国范围内的党，是因为“想要”就能建立的吗？比方说，工农社会党是否符合塞尔日的标准？用如此肤浅的标准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只会暴露出：在他们看来，国际就是一个庄严、壮丽的机构，还得带点神殿的性质。等到这栋宏伟的建筑建好（谁来建造？如何建造？）之后，他们才会走进它的拱门。我们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看来，国际就跟一国党一样，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须造出这件工具，再加以改进和磨砺。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不会坐等别人来帮我们做这项工作。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都来参加这项工作——马上、立刻，一个小时都不能浪费。当第四国际在诸位文人、革命玩票者和怀疑论者先生眼里都已经“名副其实”的时候，选择追随第四国际就不那么困难了。到时某位维克托·塞尔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会写一本书，（满怀激情、热泪盈眶地！）证明第四国际最美好、最英勇的岁月，就是它在虚弱无力的情况下，依然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怀疑论者在内的无数敌人发动了斗争的那个时期。
我们的美国支部
皮维尔不该妄下断言！工农社会党还远远不是群众党，它甚至还没有得到过让它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测试自己的反抗能力的机会。与之相反，我们有好几个支部不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还进入了群众斗争的竞技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都是一个宣传性小团体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我们眼前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的一个活跃因素。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战斗争，是由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领导的。科林神父[24]，法西斯煽动家头目之一，最近不得不在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美国支部，以及它的建设工人自卫队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参加了工会的重要工作，它办有一份非常优秀的双周报，一份严肃的月刊，一份青年报纸（每两月出一期），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其它支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在比利时
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几乎完全由无产者组成，在上次大选中赢得了约7000张选票。在目前的反动与沙文主义的背景下，我们获得的每一张选票，都顶得上改良主义政党所获得的一百张选票。皮维尔不该草率做出结论的！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在弗雷尼当选时发表的宣言，应该让皮维尔好好读一读[25]。可惜啊！皮维尔没有同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联系，反而去倾听那些已经破产的宗派主义者的声音。难道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在一起就能开辟出一条通往群众的康庄大道吗？
来自西贡的声音
（印度支那）西贡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给我写信，报告了今年四月三十日的殖民地议会选举的情况：“尽管斯大林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联盟，我们仍然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由于一个叫‘十月’的中派主义组织在前几个月里一直在进行含糊暧昧的宣传，搅乱选民的脑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我们堂而皇之地打出了第四国际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这封信还写道：“我们不仅认识到了第四国际的纲领的重要意义，也认识到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反对反帝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及其它徒有其表的游行委员会（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26]之流）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比以前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来自西贡的革命工人的声音，绝对要比伦敦局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所有声音都要重要得多。被压迫国家的先进工人，正在向被迫害的国际集结。他们从自己的斗争经验出发，已经理解了我们的纲领，他们还将学会如何发扬这个纲领。这封信表明，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至1928年间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为西贡的先进工人所掌握，这是非常宝贵而重要的。只有思想上的延续，才能创造出革命的传统，没有革命的传统，政党就会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来摇去。
在英国和法国
在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由于工人官僚直接受益于殖民所得的超额利润，所以他们要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工人官僚都更为强大、更为保守，因此革命群众会发现自己很难抬起头来。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第四国际支部发展得特别缓慢的原因。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者能否在这面背信弃义之墙上打出重大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农社会党的演化。但是，无论这方面的结果如何，总的发展过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当英法两国受压迫最重的阶层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在半路上停下来，而是会采纳那个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做出了回答的纲领。
“教条”
皮维尔不愿或不能理解：我们无敌的力量，源自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与坚定性。皮维尔写道：“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只有那些把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各项原则，当作教条（？）来对待，从而不加讨论地（？）加以接受的成员，才能获得托洛茨基的允许，系统地引用这些原则。而我们关于党的概念则完全不同。”在各种可疑的影响下，皮维尔企图把第四国际的运动变成一个人的运动：“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托洛茨基的允许……”皮维尔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左翼反对派在成立之初，就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在非法时期经受过锻炼的革命者、内战时期的英雄、青年一代最优秀的代表——成百上千的模范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无论参加哪一个党，都会给这个党增添光彩。成千上万的“托洛茨基派”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了。难道这都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允许”或不允许吗？这种胡言乱语应该留给布兰德勒、瓦尔赫尔、洛夫斯东、斯内夫利特和其他玩世不恭之徒……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教条”上来吧。
在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上，后来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最直接地参与了各项决策的制定，在这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都会发生分歧。而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急剧转向机会主义的政策。尽管我们并没有抛弃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传统，但我们只把头四次代表大会当成是自己的起点，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这四次代表大会而止步不前。我们观察、研究、探讨、批判，提出口号，然后迈步前进。我们在过去十五年里出版的各种理论刊物、内部公报、大量的纲领性文件和小册子，我都可以拿来做证据。或许我们的反对者也出过重要的著作，却被我们忽略了，不知皮维尔能否略举一二？或许皮维尔本人和他的伙伴曾对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有过批评意见，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呢？那这些批评意见都藏到哪里去了呢？
皮维尔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接受（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规章与多数派的决议，并且必须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这个要求本身是合理的，可这难道就等于说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规章什么的都是“教条”吗？还是说，只有头四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决议才是“教条”？
虚伪的把戏
皮维尔的理由是：经典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一些特点、特征和缺点，遭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利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找出来，再把它们给剔除掉。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毫无生命力的理由。斯大林主义根本没有在形式上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糟糕的特征。自我牺牲是革命者的一项伟大的品质。莫斯科审判中的一些被告人肯定是受到了自我牺牲精神的引导：为了“保卫苏联”，必须牺牲他们的生命，甚至名誉。难道说必须灌输利己主义，用它来代替自我牺牲精神吗？也许有人会回答说：“必须培养批判性的洞察力”。可这已是陈腔滥调。布尔什维克在自我批评方面，丝毫不亚于后来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但是客观的历史条件要比主观条件更为有力。在一个遭到孤立的落后国家里，新官僚在骑到革命阶级头上、并扼制住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的时候，它必然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式与传统，并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出来的各种优秀品质与方法，但它把完全相反的社会内容给偷换了进去。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各种不平等的因素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而官僚阶层却利用这个观点，来为自己私党的特权辩护。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官僚却滥用了这个观点，难道就因为它被滥用了，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抛弃这个观点吗？
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贯穿于整个历史，它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置换与变貌的过程。这就是基督教、新教与民主主义的命运。这也正是共济会的命运。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侵蚀了道德，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对，他们企图用理想化的行会组织“兄弟会”来恢复道德，共济会便应运而生了。后来，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共济会变成了大资产阶级控制、操纵小资产阶级，使之为自己所用的工具。要谈原则，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脱离阶级基础。
皮维尔跟在维克托·塞尔日等人的屁股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出的批评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唯物主义的分析给偷换成了虚伪的把戏。
争取科学思想的领导权
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预见到党必须在关键时刻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他会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在准备时期所肩负的责任，并会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分析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概念、每一种倾向。在这方面，革命者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外科医生不能满足于解剖学的常识，还必须认真了解各种骨头、肌肉、神经、肌腱及其连接方式，这样他在做手术时才会分毫不差。如果有人建议科学的概念与公式不必精益求精；如果有人建议力学、生理学或化学的法则不应该拥有“领导权”，而应该向其它观点（不论有多少错误）妥协，那么这种建议一定会遭到建筑师、内科医生与化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这正是皮维尔的立场。皮维尔不但没有深入研究导致纲领性分歧的缘由，反而一再重复任何流派都“不能自命完全正确”的陈词滥调。所以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类格言不能让任何一个先进工人学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培养不出勇气与责任感，只能造成冷漠与软弱。第四国际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斗争——力争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产生的革命激情，与追寻真理的斗争中所产生的求知激情是密不可分的。
是要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要孟什维克主义？
在皮维尔看来，我们是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代表，而他则是批判性思维的提倡者。事实上，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只是在照搬孟什维克那些老掉牙的套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他原创的。但是，孟什维克主义也接受过考验，而且是重大的考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赢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在发现自己遭到孤立后，没能承受住敌对的历史力量的压力。换句话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现：要用它自己来替代国际工人阶级，这超出了它的能力。孟什维克主义正好相反，除了跪地投降和背信弃义之外，它没有对革命作出任何贡献。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困惑混乱与虚弱无力，在它的化身——马尔托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参加斗争的各种基本势力仍未改变。问题不在于选择“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工农社会党，而在于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孟什维克主义。我们已经做好了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出发、向前迈进的准备。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第四国际的纲领
皮维尔在1939年6月发现，必须回到“头四次代表大会”，可我们都已经走出大老远了。就在去年秋天，我们已经召开了国际大会，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通过了过渡要求的纲领。皮维尔是否了解了这个纲领呢？他对这个纲领是怎么看的呢？对于任何批评，我们都十分欢迎。你们用什么“语气”都可以，但请务必触及到问题核心！
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来自外界的”具体建议：立即开始讨论，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纲领，并专门发行一份刊物，就这个问题进行国际讨论。我建议，以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这次讨论的基础。不过，如果有人能提出另外的草案，我们第四国际自然也愿意将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建议，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或许会接受吧？果真如此，那将是一大进步！
我已经仔仔细细地分析了皮维尔的文章，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分析过于冗长繁杂。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语气”还是过于尖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的解释，要比伴以威胁与暗讽的暧昧模糊的外交辞令，更能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如果马索·皮维尔和达尼埃尔·盖郎都能够认真考虑这一点，我将会很欣慰。空洞的旧套话不应该再唱下去了。必须对新国际的纲领和战略进行严肃而真诚的探讨。
本文发表于1939年10月的《新国际》第5卷，第10期，第295—302页。托洛茨基将本文的一份副本寄给了工农社会党的刊物《三六年六月》（Juin 36）的编辑委员会，随信寄去的还有下面这封日期为1939年7月23日的信；这封信是由拉塞尔·布洛克（Russell Block）根据达尼埃尔·盖郎的《人民阵线—错失革命》一书翻译成英文的（达尼埃尔·盖郎，《人民阵线—错失革命》〔Front Populaire, Révolution Manquée〕，第2版，巴黎，马斯佩洛〔Maspero〕，1970年）。
亲爱的同志们：
当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报纸《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没有发表——或没有立即发表——维克托·塞尔日的无数更正之一的时候，你们的刊物认为应当就“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发表一些评论；换句话说，它指责一家工人报纸作出了不应有的行为。我并不认为这个指责是正当的。
当然，任何一家诚实的报纸，都有责任纠正自己确实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当这个错误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的时候。但是任何一家刊物，都不应该开设专栏，大肆传播已经被它判定为错误的观点。维克托·塞尔日只是在以“更正”为借口，详细解释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看，这些观点都已经给他惹出了太多的麻烦。
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会遭到许多敌人和对手的攻击。如果它们全都要在工人报纸上开专栏，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话，工人就没有新闻可看了。维克托·塞尔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支持他的刊物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但是，如果你们对于工人刊物的道德观念，能够得到你们自己的认真对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把我对皮维尔那篇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的反驳给发表出来。我的答复写得很长，因为比起搅乱一个问题，把被搅乱的问题给重新整理清楚要困难得多。不过，既然道德义务不能用专栏的版面来衡量，那么文章的长度自然也不应该成为障碍。这篇长文可以分成几期连载，这主要是因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仍在继续。
为了着重强调我有权要求发表自己的反驳，我必须指出：维克托·塞尔日是在为纯粹个人的、反复无常的思想进行辩护，而我则不同，我是在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进行辩护，这个国际组织具有革命的传统、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并且在苏联境内已经有数千人殉难。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1] 尽管faction一般指的是成员较为固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自己的纪律的“派别组织”（又译“派系”），但作者在这里说的派别，其实是指比较松散、仅仅是由在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上持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思想流派”，而这种“思想流派”在英语中一般用tendency表示，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中译者注
[2] 这句话直译为“战争期间就要使用战争手段”，引申为“战争中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之意。——中译者注
[3] 格伯乌（ГПУ）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缩写，它是斯大林的主要特务机关，1923年由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来。——中译者注
[4] 俄共（布）十大禁止的只是“派别组织”（faction），但没有禁止“思想流派”（tendency）。——中译者注
[5] 让·鲁（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6] 瓦尔特·赫尔德（Walter Held，1910年12月26日——1942年10月28日），本名海因茨·埃佩（Heinz Epe），生于雷姆沙伊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大学期间参加了共产主义大学生协会（Kostrufa）和德国共产党，1932年10月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不久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支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成为德国流亡托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纳粹德国占领挪威后逃往瑞典，1941年他在试图经过苏联领土逃往美国途中被苏联特务逮捕，1942年10月28日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7] 《我们的话》（Unser Wort）是德国托派的报纸。——中译者注
[8] 指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等人共同创立的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中译者注
[9] 这本小册子的中文版（仅有摘录）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408.htm ——中译者注
[10]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11] 这里的“自由派”，原文为libertarian，请勿同liberal混淆。南欧与拉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标榜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并把马克思主义者叫作“集权派”（authoritarian)，所以左翼范围内的libertarian，往往指无政府主义者，或各种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译者注
[12]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必须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共济会曾发挥过不同的政治作用。但我们这里讲的是当代法国，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主都正在腐朽；当代的法国共济会发挥着完全反动的作用。——原注
[13] 原文直译为：“你先告诉我，你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中译者注
[14]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安德列乌·宁于1936年9月26日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担任司法委员，12月16日被赶出自治政府。——中译者注
[15]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出现了普遍的双重政权现象，工人纷纷成立各种委员会，控制了城市，而原有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这些委员会名称并不统一，一般统称为工人委员会，它们构成了工人政权的雏形。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革命党，这些工人委员会没能得到正确的领导，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它们的权力逐步被资产阶级政权夺回，随后它们就被资产阶级政权逐步解散或收编了。——中译者注
[16] 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17]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8] 茹塞普·雷布尔·卡布雷（Josep Rebull Cabré，1906—1999），生于塔拉戈纳。1915年在哥哥达尼埃尔（Daniel Rebull Cabré，1889—1958）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运动。1927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参与成立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反击叛军的战斗。击退叛军后，担任《邮报》（El Correo）编辑，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社”（Editorial Marxista）的编辑。1937年五月事件发生时被捕，获释后转入地下，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9]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0] 杰伊·洛夫斯东（Jay 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可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21] 指国际右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22] 1938年7月13日，就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亲密助手、大会组织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1908—1938）在巴黎惨遭斯大林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3] 《钥匙》（Clave）是一份西班牙语的托派月刊，1938年10月在墨西哥由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阿道尔佛·萨莫拉（Adolfo Zamora）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Octavio Fernández）创办。这份杂志的创办曾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大力支持。——中译者注
[24] 查尔斯·爱德华·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1891年10月25日——1979年10月27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父母是爱尔兰移民。大学毕业后开始传教，二十年代中期前往底特律，1926年开始通过WJR电台传道。他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罗斯福，但在罗斯福宣布“新政”后转而反对罗斯福，并鼓吹法西斯主义。——中译者注
[25] 1938年，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 Socialiste Revolutionnaire，PSR）政治书记瓦尔特·多日（Walter Dauge，1907—1944）在他的故乡弗雷尼（Flénu）的市政选举中当选为市长，但由于他坚持革命立场，未能获得王国政府的任命。——中译者注
[26] 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Mouvement 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两位作家在1932年发起的国际反战运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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